張碩陽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02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飛抵拉薩，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活動，並強調「政治穩定、社會秩序、民族團結與宗教和順」是治藏關鍵；王滬寧、蔡奇等高層同機隨行。國務院新聞辦會前預告，慶典主軸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日與翌日，包含路透、AP與多家外媒報導此一罕見高規格訪藏，並回顧2015年50週年與2021年習首次赴藏的政治意義。北京宣稱近年在脫貧、基礎建設與社會治理上有「歷史性成就」，並持續推動「宗教中國化」。但國際人權團體長期指陳，北京以法律與行政命令收編寺院管理、干預活佛轉世與僧職任免，並透過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深化同化。2023年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指稱，約有一百萬名藏族兒童被迫進入國家寄宿體系、與家庭與語言割離。2025年7月，達賴喇嘛提出接班構想後，國際特赦與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再度警告北京「干預轉世」將加劇壓制宗教自由。換言之，在「自治區」的歡慶話術下，中共對宗教與思想的實質控制仍在擴張。虛偽的法治：依法行政反成侵蝕宗教之擋箭牌據北京的說法，黨對西藏的治理旨在「民族團結、宗教和順、現代化建設」。推動「宗教中國化」與強化寺院管理，被定位為防範分裂、暴恐與境外勢力「以教亂藏」的必要措施；依法行政（如《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可使宗教活動「有章可循」，並與扶貧、安居與交通建設相互支撐。但實際上，上述法規實為「以法控教」，將宗教團體納入黨政體系並要求效忠；2007年《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與官方扶植的「班禪喇嘛」體系，意在奪取藏傳佛教最高精神權威的傳承權；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切斷兒童與母語、家族與宗教生活的連結，構成對宗教與文化身分的系統性侵蝕。慶典與控制：當「宗教和順」話語成為治理工具拉薩的慶典不是單純回顧，而是一次「合法性演示」：在最高領導人親臨與大內宣鋪陳下，「治藏必先穩藏」被重新包裝為發展與和諧的必要條件。當官方把「宗教和順」置於政治安定的框架，宗教便不再是受憲法保障的信仰自由，而被功能化為社會穩定的附屬工具。自上而下推動的「宗教中國化」，把寺院管理、僧職任免與教義詮釋，納入黨—政—群三位一體體制；宗教場域被制度性要求「服膺國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在此架構下，寺院不再主要回應信眾的宗教需求，而被動承接維穩與統戰任務；宗教自由的「內涵」被改寫為行政可控的「正常宗教活動」。這既違背國際人權法對宗教自由的本義，也削弱宗教社群透過自我治理維持信仰傳承的能力。法規的鐵籠：從《宗教事務條例》到《活佛轉世》制度2017年修訂、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要求宗教團體全面納管、活動需登記、資金需申報，為「以法控教」奠基。2021年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更要求教職人員「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人員名冊與考核機制，實質將僧尼編入可監管的行政體系。爭議最大的，是2007年《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俗稱「國辦5號令」）：轉世認定須經政府核准且「原則上」應在中國境內出生，等同否定宗教社群自我傳承的權能。1995年北京另立「官方班禪」、並在近年高調安排與最高領導人會晤、宣誓效忠，外界合理推斷其政治目的之一，是為未來達賴喇嘛傳承預作布局。此舉既挑戰藏傳佛教內部法統，也刻意模糊「國家—宗教」權力邊界。教育同化的隱性利刃：寄宿學校與語言政策宗教控制並非只在寺院內發生，也透過教育制度外溢至下一代的思想與語言。聯合國人權專家在2023年指出，約一百萬藏族兒童被安置於寄宿學校體系，與家庭與母語割離；2024—2025年間，人權觀察等機構記錄多起關閉民間藏語學校、限制宗教／語言教學的案例。這些學校以普通話為主要授課語言、政治教育為核心課程，宗教符號與實踐被排除或污名化。當宗教傳統無法在家庭與社群中自然傳承，寺院又被嚴控課誦與收徒，宗教生活的「社會生態」被拆解為可管理的片段。長期而言，這種以學校為樞紐的同化策略，比單純打壓更具持久效果，因為它在制度上重塑了認同與語言的習得路徑。互聯網與寺院之外：數位專政如何延伸到宗教領域除了實體空間的管理，北京亦藉由細密的數位監理，把宗教討論與傳播鎖入平台。2022年上路的《互聯網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發佈宗教內容須持許可證、不得進行「渲染」與對未成年人「宗教誘導」；宗教直播、講法、線上課程都成為行政許可對象。這使流亡社群或寺院之外的宗教資訊交流更困難，也為未來關鍵時刻（如達賴喇嘛圓寂與轉世訊息）建立了「話語閘門」。當實體寺院與線上空間同步受控，「宗教自由」被重塑為只在國家認可的窗口、以國家認可的語言、傳播國家認可的教義。下一個戰場：達賴喇嘛傳承與國際回應的考題2025年7月，達賴喇嘛就傳承安排拋出原則，明確否定北京的「國家審批權」。國際特赦與美國宗教自由機構隨即強調，不得干預宗教繼承。北京則以官方班禪的政治亮相，維持「我方擁有宗教人事主導權」的訊號。達賴喇嘛傳承之爭，關乎的不只是個別宗教領袖的人選，更是「宗教權威由信眾社群產生，還是由國家授權」的根本選擇。若國際社會在此時噤聲，等同默認「以主權之名干預宗教自由」的先例；反之，若能就宗教繼承、宗教場所自治與兒童權利提出可驗證、可追蹤的要求，則能把價值主張轉化為具體約束。結語六十年的「自治」慶典，映照的是宗教自由的退場。當中共把「宗教和順」鎖進政治安定的框架，再以法規、寄宿學校與數位監理層層加碼，西藏人的信仰、語言與家庭生活被制度性拆解——寺院成行政附庸、轉世需政府核准、講法得平台許可，宗教的內在自主被一寸寸收繳。對自由社會而言，這不是宗教內政，而是對普世人權的系統性侵蝕。在此政治與宗教議題上，清楚支持宗教社群自我決定、反對任何國家對轉世的政治介入。唯有當國際社會把「宗教自由」視為檢視中國治理西藏的核心指標，而非慶典中的裝飾詞，拉薩的鐘聲才可能從宣示權力，回到召喚良知。

2025年8月1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雲南安寧出席瀾滄江—湄公河外長會後，宣稱依據《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等二戰文件，日本戰後已將臺灣「歸還中國」。隔日，我國外交部長林佳龍公開反駁，強調戰後的《舊金山和約》（1951）與《中日和約》（1952）從未將臺灣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各自存在。王毅的說法延續北京一貫敘事，但與戰後正式條約文本不符。《舊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原與要求，未指定受讓方。《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1971）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並未處理臺灣主權歸屬。美國長期政策亦未就臺灣主權採取立場，核心關切在於臺海和平與現狀維持。上述史實與法理構成駁斥北京敘事的基礎。惡意曲解史實與國際法支持北京主張者常引用《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與日本受降事實，認為臺灣「戰後即已回歸中國」，並將聯大2758號決議視為國際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主權的背書；在此框架下，任何主張臺灣主權或國際參與的論述，都被定性為「分裂中國」。不過，實際上《開羅宣言》屬政治宣示而非法律拘束之條約，《舊金山和約》亦未指定臺灣受讓方；《中日和約》承接前述安排，等同確認「日本已放棄、但未移轉予中共」。2758號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不涉及臺灣主權；美國公開文件與學術研究長年記載美方「不對主權採取立場／視臺灣地位為未定」的政策。北京將上述文件延伸解讀為對其統一主張之授權，屬惡意曲解史實與國際法。宣言不是條約：從《開羅／波茲坦》到《舊金山／中日和約》首先須分清「宣言」與「條約」在國際法上的位階。《開羅宣言》（1943）是政治性戰時宣示，《波茲坦公告》（1945）重申其原則，但兩者並非戰後安排主權歸屬的正式條約。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是《舊金山和約》（1951）：第二條（b）僅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與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原與要求」，並未指明移轉給任何特定國家。其後，《中日和約》（又稱《臺北和約》，1952）在第二條重申日本依《舊金山和約》放棄臺澎權利之事實，同樣沒有將主權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即，並不存在北京口中的「已歸還」。因此，北京若以《開羅／波茲坦》推導「主權完成移轉」，忽略了戰後真正生效的條約文本與國際法程序，屬以宣言凌駕條約的錯置。被濫用的2758號決議：代表權≠主權再者，北京經常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主張「國際社會已承認臺灣屬中國」，但決議的文本與會議記錄顯示，2758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決議並未提及「臺灣」二字，更未授權北京代表或治理臺灣。近年各路研究與政策文件亦反覆澄清此點，美國國會推進之《臺灣國際團結法》（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更在條文中明確闡述：2758僅涉及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涉及臺灣主權與在聯合國體系的代表權。將2758延伸為對「臺灣屬中」的國際背書，是對文本與決議範圍的扭曲。現實與原則：未由中共統治的事實、自決與美方政策自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在任何一天統治或行政管轄臺灣，這一政治現實與戰後條約安排相互印證。美國對臺政策長期重點在於維護臺海和平與現狀，並未對臺灣最終主權歸屬採取立場；國會研究處（CRS）文獻明確寫道：華府「不承認北京對臺主權、亦不承認臺灣為主權國家」，將臺灣地位視為「未定」，主張在尊重臺灣民意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決定。此外，國際社會評估「臺灣是否一國」，亦並非由北京片面敘事決定，而是綜合條約文本、實際有效治理、人民自決意志與各國利益權衡的結果。當北京以軍事與認知戰壓迫臺灣，並以法律戰擴張敘事邊界時，澄清「條約與現實」之區別，正是反制錯誤敘事的關鍵。臺灣的主權敘事：以法理與民主實踐對接國際社會面對北京新版「史實話術」，我方對外敘事宜牢牢錨定兩個支點：其一是「條約文本—宣言之區分」，其二是「民主自決—有效統治」之現實。外交部近日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是臺灣唯一合法政府，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此一主張建立在《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與聯大2758號決議的正確解讀上，亦反映了臺灣長期穩定的民主治理與對國際責任的承擔。對外，臺灣應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在多邊場合駁斥北京對2758的誤用；對內，則需加強史實教育與國際法素養，避免被「三個八十年」等口號牽引。唯有把條約與事實說清楚，臺灣的主權敘事才不致被惡意話術帶風向。結語北京試圖以「開羅—波茲坦—受降—2758」的線性敘事，導出「臺灣已交中國」的結論；但一旦回到具有法律效力的戰後正式條約與決議文本，這套敘事即告失效。《舊金山和約》明確只有「日本放棄」，沒有「移轉予中共」；《中日和約》承接其上位安排，亦未將主權交給北京；2758號決議更僅處理「中國代表權」，未涉臺灣主權。歷史與法律都不支持「臺灣屬中」的命題。作為民主社會，我們不僅要在論證上嚴謹，更要在對外話語上堅定：臺灣的未來由臺灣人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決定。當國內共識與國際連結同步強化，臺灣的主權地位就不會因話術而動搖，而能在理性與法理上持續站穩。

今年是適逢紀念二戰與抗戰勝利80週年。對多數國家而言，這是悼念戰火犧牲、思索和平代價的時刻；但對中共而言，這卻是一場早已佈局的敘事戰役。北京當局正藉「抗戰勝利80週年」、「臺灣光復80週年」等節點，系統性建構一套虛構歷史，試圖將自身塑造成「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英雄，並藉此為其對臺主張注入「歷史正當性」。面對這場以歷史為包裝的認知作戰，臺灣社會必須正面迎擊，還原事實、捍衛主權，才能不被誤導、不被吞噬。抗日戰爭期間，真正撐起正面戰場的，是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根據西方主流學術界研究，國軍在八年抗戰中發動超過20場大型會戰，正面交戰次數遠超中共部隊。戰事中，國軍死傷超過320萬人，涵蓋了幾乎整個中國戰區的主要軍事行動。而中共八路軍與新四軍，雖自稱游擊中堅，實則作戰規模極其有限，更常見的是避戰保力、專注敵後擴張。更令人震驚的是，來自日本的檔案顯示，中共不僅在抗戰中未能貢獻主力，甚至曾與敵方進行情報與戰略接觸。日本外務省資料與岩井英一等情報官回憶錄揭示，中共曾向日方提供國民政府軍事情報，並討論在某些戰區尋求局部停火以便夾擊國軍。日本學者遠藤譽所整理之史料，雖有部分推論尚存學術討論空間，但其中「情報交易」與「接觸交涉」的記載已無法迴避。這些事實，無情戳破中共自詡的「民族大義」面具，顯示其更關注政黨利益，而非國族存亡。而當中共忙於保存實力、拓張地盤，甚至暗通敵軍之際，許多臺灣人卻選擇投身真正的抗戰前線。據《臺灣抗日叢書》與國史館資料，像李友邦、丘念台這樣的臺籍志士，不惜奔赴中國大陸組織「臺灣義勇隊」，參與正面戰場的浴血奮戰。他們的選擇不僅彰顯臺灣人民在抗戰中的角色，更證明臺灣具有自主的歷史選擇與國族認同。我們不需也不應被納入中共虛構的「共同抗戰」框架——我們的歷史，我們自己書寫與詮釋。今天的中共，將歷史敘事化為統戰利器。舉辦論壇、邀請退將、推送「民族復興」短影音，其目的無他，就是將臺灣人民逐步拉入其定義下的「一中框架」之中。根據 GTI、調查局等研究指出，中共正透過歷史記憶操作，塑造臺灣「根屬中國」的集體印象，進而削弱民眾對主權、自由的堅持。因此，在終戰八十週年之際，臺灣社會不應只是低頭獻花，而應抬頭思索：我們紀念的是什麼？是歷史真相，還是被操弄的神話？最好的紀念方式，莫過於深化歷史教育、普及戰爭事實，並強化全民的認知防衛能力。唯有認清歷史的全貌，我們才能看清中共話術背後的政治動機，守護來之不易的民主體制與主權地位。歷史從來不是靜止的回憶，而是現實中不斷被爭奪的戰場。臺灣，不能也不該在這場戰場上缺席。

第十三屆「海峽青年薈」近日於福州盛大舉行，吸引逾千名兩岸青年參與，其中臺灣青年人數高達650人。從活動規模到內容設計，無不展現出對臺青的高度「關懷」與「機會」：福州市同步發表「青年發展型城市」第二批政策，涵蓋創業補貼、婚戀服務、文旅資源等生活面向，並聯合北京、重慶等17個城市啟動青年共建合作，聲勢浩大。然而，值得警覺的是，此活動並非一般民間交流，而是由國台辦、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福建省人民政府等中共核心黨政機關聯合主辦的「國家級統戰項目」。從主場地點選在對臺工作前沿陣地的福建福州，到主辦機構涵蓋統戰系統、共青團系統與地方政府，顯示這場「交流」早已脫離單純人際互動的層次，而是自上而下、有部署、有目標的系統工程。若再觀察活動中一以貫之的主旋律，「融合發展」「民族復興」「同根同源」等政治語言，不難看出其真實目的：這是一場以「青年發展」為名，行「政治收編」之實的品牌化統戰行動，臺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必須看清其溫情包裝下的政治議程，避免一步步被拉入對岸所設計的認知陷阱。中共對臺統戰手法早已從單點「誘餌」升級為系統化的「融合陷阱」。以福州市所提「青年發展型城市」為例，其所謂的福利措施表面誘人，實則是將臺青個人生涯規劃與中共政治框架深度綑綁。從創業輔導到婚戀媒合，從交通補助到就業平台，這些看似貼心的安排，其實是引導臺青主動進入中共所設計的統戰生態系。更甚者，「17城共建」的跨省市合作網絡，實際上是一套能長期追蹤、分層管理並潛移默化影響臺青的「服務-監控」體系，一旦進入，便難以輕易脫離。這種「以惠促融」的策略，實質上正是「溫水煮青蛙」的經典展演。不僅行動策略層層設計，中共的統戰話術更隱含深層認知操弄。本屆活動以「傳承中華文化，赓續血脈親情」為主軸，頻繁使用「兩岸一家親」、「堂堂正正中國人」等語彙，實則是透過文化與血緣情感進行情感勒索，企圖將「認同中華文化」與「接受中共統治」強行劃上等號。更令人憂心的是，活動話語中強調「兩岸和平要靠青年維護」、「投身中國式現代化是時代機遇」，看似鼓舞人心，實則偷換概念，把和平的責任單方面加諸臺灣青年，並暗示「接受統一」是唯一可行的和平路徑。這類話語陷阱一旦被社會廣泛接受，將大幅削弱臺灣人民對中共本質的認知與警覺。長遠來看，這樣的統戰工程不僅影響個人選擇，更將侵蝕國家安全根基。若臺灣社會普遍接受「經濟依賴即可避戰」的論述，將逐步喪失對主權與制度價值的堅持。一旦部分進入統戰生態系的青年返臺後，基於「親身經驗」而為中共政策辯護，更可能產生「二次擴散效應」，從同儕到社區，形成一股無形而持續的內部侵蝕力。而當這類「在地協力者」日益增長，中共對臺的分化策略便能更順利地從輿論轉向選票，最終動搖我國對民主自由的集體共識。面對這場披著「和平交流」外衣的政治收編行動，我們不能天真。臺灣青年當然可以追求發展機會，但必須保持清醒，不能在糖衣中吞下毒藥。政府應更積極揭露中共統戰操作模式，並強化相關國安法規；學校與社會也應普及識讀教育，協助青年辨識政治包裝背後的意圖。我們呼籲全體國人，尤其是年輕世代，思考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要的是自主發展的未來，還是被設計好的統戰劇本？臺灣的前途，應由我們自己決定，而非任由對岸以情感話術與利益交換牽著走。我們歡迎真正的善意交流，但對於任何意圖侵蝕我國主權與價值的政治圖謀，我們必須堅決說不。

當一名十四歲少女被拖進偏僻巷弄，遭受同齡人輪番掌摑、辱罵、逼跪長達四小時；當施暴者面對鏡頭狂妄地說出「進派出所好多次了，從來沒事」這句話。那不只是校園暴力的悲劇，而是整個體制冷血旁觀、默許施惡的真相。這是2025年7月發生在中國四川江油的事件。施暴影片在社群平台廣為流傳，引發網民震怒，但江油公安的第一份通報卻只輕描淡寫地說是「輕微傷」，甚至不明說是否立案。數千名市民憤而聚集，要求嚴懲施暴者與重新鑑定，換來的卻是防暴警察、人牆與催淚噴霧。最終被追責的不是打人的人，而是說出真相、要求正義的人民。江油事件揭露了什麼？這起事件不過是無數中國社會病灶的一次外溢，它之所以引爆，是因為這樣的劇本太熟悉了。從唐山打人案、河南儲戶維權、貴州轉運巴士翻覆，到今天的江油霸凌，中共政權一次又一次向世人證明，這個體制最優先維護的不是正義，不是人民，而是政權自身的穩定與面子。當我們回顧江油事件的應對過程，會發現其中並非單一失誤，而是一種早已成型、且不斷複製的中共治理邏輯。在這個體制下，「穩定」始終被放在最優先的位置，甚至高於真相本身。當社會出現問題，第一個反應往往不是處理問題本身，而是設法掩蓋與壓制。重點不是施暴者是否該被處罰，而是影片為何流出、輿情為何升溫、民眾為何聚集。問題若未爆發尚可壓住，若已爆發，則盡快「控溫」為要。關鍵字限流、網路刪帖、現場驅離，這才是體制的優先順序。在這樣的思維下，維穩凌駕人命，已成為慣性反應。只要不是體制認可的「自己人」，你的身分就無法轉化為保護傘。你可以是被霸凌的學生、被打的女子、或是靜靜舉牌的抗議者，結果都是一樣：你的權利可以被忽視，你的處境可以被犧牲，只要你影響了政權的「穩定指標」。而法治，在這個體系中也失去了其本應具有的正義本質。它不是保障人民權益的基石，而是統治者手中可彎可轉的工具。法律條文被當作迴避責任的藉口——未滿十四歲可以免責，有家庭背景便可輕判，處分標準不依證據與原則，而視乎對象是誰、背後是誰。江油事件之所以令人刺痛，正是因為它把這一切赤裸呈現：原來在中國，最不安全的不是那些違法亂紀之人，而是那些既無靠山又無話語權的普通人。那些遵守規則、依賴制度的人，在這樣的體制下最終只能發現，規則與制度從未真正為他們而存在。對臺灣人來說，這不是「八卦」，是預警當有人在臺灣提出所謂「兩岸一家親」、「制度融合共贏」的口號時，我們該問：是要融合什麼？是要讓我們的孩子也活在一個施暴者可以拍片羞辱同學卻「沒事」，而受害者只能在「輕微傷」的公告中被消音的社會嗎？試問，如果江油事件發生在「統一」之後的臺灣，我們還能在媒體上看到真相嗎？人民還能上街抗議嗎？會不會我們也只能像江油市民一樣，在深夜被帶走、在網路上被噤聲？中共的統治模式不是傳說，它就在現實中一再發生。一旦失去民主制度的保障，我們連爭取公道的機會都沒有——不是不願意爭取，而是根本不能爭取。統一的代價，就是噤聲的開始這不是危言聳聽。江油的現場告訴我們，中共體制無法給出正義，更遑論保障人民的尊嚴與安全。當臺灣社會中仍有人對「和平協議」與「融合發展」抱持幻想時，更該正視這個體制的本質。所謂「和平統一」，前提是我們要放棄新聞自由、言論空間與公民社會——然後將這些交給一個連一場校園霸凌都能徹底掩蓋、連一聲人民的吶喊都能迅速噤聲的政權去管理。江油少女的傷痕，不只是她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中共體制對人性與正義的背叛。這樣的體制，不值得我們嚮往，更不值得我們被統一。結語：我們必須記住這個名字－－江油因為它代表著一個可能的未來－－一旦我們放棄防線、相信「中國會對臺灣不一樣」，下一個被拉進小巷裡羞辱的，不只是某個孩子，而可能是整個臺灣社會。江油的悲劇，不該讓我們同情，而該讓我們清醒。清醒地拒絕對中共政權的幻想，清醒地守住民主自由的防線，清醒地說出：我們不要變成他們。 

近年來，隨著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擴張與頻繁侵擾，印太地區的安全格局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在這樣嚴峻的背景下，一個長期被低估的雙邊關係正悄然加深，那就是菲律賓與台灣之間日益緊密的安全合作。這不僅是兩國因應共同威脅的務實之舉，更向世界展示了區域夥伴團結應對挑戰的決心，對台灣而言，其正面意義不言而喻。中國南海擴張下的區域共識菲律賓與台灣的地理位置唇齒相依，南海這條戰略海運航道，既是兩國共同的生命線，也成了中國灰色地帶行動的競技場。中國船隻在菲律賓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數量顯著增加，伴隨而來的網路攻擊、間諜活動與其他安全威脅也日益活躍。這些情勢迫使馬尼拉政府重新檢視其對台政策。菲律賓國防部長泰奧多羅（Gilbert Teodoro）明確指出：「如果有人說台灣的安全問題跟我們菲律賓無關，那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他強調，中國在菲律賓周邊的任何軍事部署都「極度令人關切」，並直言菲律賓與台灣的命運已日益交織在一起，利益與安全無法輕易切割。菲律賓軍事專家更認為，維持台灣現狀符合菲律賓的國家利益，因為「台灣是我們抵擋中國擴張主義的緩衝區」。此外，在台約有15萬名菲律賓勞工，若台海有事需緊急撤離；加上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存在，若美國介入台海戰事，菲律賓也難以置身事外。這些都促使菲律賓政府意識到，與台灣加強合作，是其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 。更重要的是，菲律賓的經驗顯示，過去任何安撫北京的嘗試都沒有成功過，對中國妥協最終「絕無好下場」。從政策鬆綁到實質交流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的擴張，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已鬆綁對台政策，解除數十年來菲律賓政府人員與台灣官員接觸的限制，並鼓勵更多互動。儘管菲律賓官方宣稱此舉旨在促進觀光與投資，但官員私下坦承這也為雙邊安全合作鋪路。兩國合作的實際內容包括：深化戰略交流與安全合作：菲律賓派遣學者參與與台灣高階將領的閉門安全論壇，深入了解台灣的安全戰略思維。更有台灣政府顧問透露，台灣軍方人員已參與菲律賓主導的兵棋推演規劃，顯示雙邊安全合作已超越外界所見，許多防務項目均在低調推進中。巴士海峽聯合巡邏：台灣與菲律賓的海巡單位已在兩國管轄區之間的巴士海峽進行聯合巡邏。觀摩聯合軍事演習：台灣海軍與海軍陸戰隊官員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了由美菲日三方聯手舉行的「KAMANDAG」（卡曼達格）聯合演習規劃與實況觀察。該演習地點距離台灣南端僅約200公里（不到130英里），期間更進行反艦飛彈發射訓練。儘管菲律賓軍方表示演習不針對任何國家，但國防分析專家指出，這些演習很明顯是為了在台灣遭到入侵時，對抗中共艦艇。高層官員互訪：近期兩位菲律賓高層官員與一名前官員訪問台灣，並與賴清德總統會面，儘管此舉引發菲律賓外交爭議，但也預示著兩國互動短期內恐將更頻繁。此外，美國在菲律賓巴拉望島資助興建快艇維修基地和升級無人水面載具（USV）設施，雖然直接強化菲律賓的海上實力，但也間接提升了區域內對中國威脅的聯合應對能力，有利於台灣的周邊安全環境。台灣加速融入區域安全體系這波台菲安全合作的深化，對台灣有著多重積極意義：打破外交孤立：儘管菲律賓仍奉行「一中政策」，但其對台政策的重大轉變，以及與台灣在軍事層面的實質互動，代表著台灣在印太地區不再是孤單的存在。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便形容，兩國關係已從「靠得很近的陌生人，現在開始對彼此微笑了」。提升區域安全穩定：透過情報交流、聯合巡邏與軍演觀摩，台灣與菲律賓共同加強了對中國擴張行為的嚇阻與應對能力，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力量。強化台灣在區域衝突中的戰略地位：菲律賓已將台海安全視為自身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菲律賓國防部長泰奧多羅甚至支持日本的主張，應將東海、朝鮮半島與南海，視為單一緊密相連的戰場。這意味著一旦台海爆發衝突，菲律賓作為美國的盟友，可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對台灣的防衛是重要的助力。國際能見度與戰略價值提升：台灣軍事人員受邀參與他國軍演規劃與實況觀察，以及台灣軍事戰略思維被他國深入了解，都體現了台灣在區域安全事務中的戰略重要性與合作價值日益獲得肯定。面對中國的步步進逼，台灣從未退縮。此次台菲安全合作的深化，是台灣擺脫過往外交困境、主動與區域夥伴建立安全連結的里程碑。這不僅展現了台灣務實外交的彈性與成果，也讓台灣民眾看到，在維護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台灣並非孤軍奮戰。我們與區域內的盟友和夥伴攜手，共同捍衛著這片廣闊而珍貴的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7月15日，日本防衛省發表了2025年版的《防衛白皮書》。這份每年更新的國防報告，主要是總結過去一年的區域軍事動向、外部威脅評估，以及日本未來的防衛政策方向。不過，這次白皮書的措辭異常強烈，首次將中國列為「史上最大戰略挑戰」，並直言「中國可能正在準備武力統一台灣」，對台海穩定與區域安全投下震撼彈。那麼，這份白皮書到底說了什麼？對台灣又有什麼重要意涵呢？中國軍事動作頻繁白皮書指出，中國近年來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像「真的在準備打仗」。根據國防部的數據，2024年中共軍機進入台灣周邊空域已經超過3,000架次，比2021年暴增三倍。而在海上，中國艦艇也不斷出現，2024年一整年大約有2,500艘次出沒於台灣周邊，比前一年還多出600艘。除了常態性的軍機擾台、軍艦巡航，白皮書也點出中國自2022年起多次在台灣周邊進行大規模軍演，尤其是在美國高層訪台後的時機點。日本政府認為，這些軍演不只是恫嚇，還可能是在為「全面侵台」預作演練，並提到中國可能會選擇在美國還沒決定是否出兵介入前，就先發制人。台灣穩定與日本安全緊密相連這次白皮書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日本把台海穩定提升為與自身安全息息相關的「生存危機」。簡單來說，日本不再把台灣問題當成遠方的區域衝突，而是直接牽動日本生存的關鍵問題。這個轉變非常重要。因為根據日本的安全法規，一旦出現「生存危機事態」，自衛隊就可以出動協助美軍進行防衛行動。如果日本將台海衝突視為自己的生存危機，未來若台灣發生戰爭，日本可能不會再只是旁觀者。在不確定的美中局勢中，台灣要未雨綢繆白皮書也提到，美國對台政策雖然一向口頭支持，但川普政府第二任期至今尚未公布正式的安全政策方向，對台灣會不會堅定出手、會以什麼方式支援，目前仍有許多不確定性。白皮書也提到，美國國防部近期希望日本明確台海衝突中應扮演的角色，顯示日美正在為可能的突發狀況做準備。對台灣來說，這是一個重要訊號：我們不能只依賴口頭承諾，而應該主動規劃與各國的實質合作關係，從情報共享、後勤支援、到戰時應變協調，都應該及早規劃。日本國防全面升級　台灣可望受惠面對中國威脅，日本正在加速推動軍力現代化，包括部署可以攻擊遠程目標的飛彈系統、建構多衛星情報網絡，以及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將陸海空三軍的指揮體系整合起來。雖然日本法律上仍有所限制，但這些改革會讓日本有更強的「嚇阻力」，不只能保護自己，也會對區域安全產生正面影響。對台灣來說，這也代表我們不再孤軍奮戰，而是可以思考如何與日本在情報、監測、電磁戰等層面加強合作，建構更堅實的安全網。中國照例抗議　但日方態度明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對日本白皮書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並批評日本炒作「中國威脅論」，敦促日方「停止靠渲染『周邊緊張局勢』和涉華議題為自身強軍擴武尋找藉口」。不過，這套說法這顯示中國持續試圖將臺灣問題「內政化」，且已經很難讓其他國家信服。事實擺在眼前：中國軍機侵犯日本領空、中國航母逼近日本領海、台灣周邊軍演不斷升級，這些都不是「內政」，而是實打實的軍事行動。因此，日本防衛白皮書的內容亦明確表明其不接受中共論點，並將臺灣的穩定視為區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結語：風險升高，也是合作契機這份白皮書給了我們三個提醒：1.台海已經不再是「台灣的事」，而是國際安全的核心問題之一。2.日本的立場正快速轉向戰略主動，未來可能是重要的安全夥伴。3.我們不能只等別人幫忙，而是要主動建立聯防架構與多邊合作網絡。面對不確定的國際局勢，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警覺，更是準備。台灣必須抓住這個轉變中的時機，加強自我防衛，也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把外部支持化為實際力量。

近來「漢光41號」演習進入高強度實兵階段，多起軍用車輛意外事故接連發生，引起社會關注。從南部旗山輕型戰術輪車自撞護欄、官兵受傷送醫，到北部桃園勇虎戰車不慎擦撞休旅車，雖無重大傷亡，卻使輿論不免出現對國軍專業能力的質疑。然而，若從演訓本質與現場壓力來看，這些事件不僅非屬常態，更彰顯出國軍在面對高度實戰任務壓力下的誠實回應與改進意志。擦撞不是「不專業」，而是高度任務壓力下的小失誤軍事演訓不同於日常交通駕駛。此次漢光演習動員大規模兵力與裝備，不僅須日以繼夜調動戰力，更須貼近戰場實況進行協同演練。多數車輛體積龐大、視野受限，操作難度遠高於民用車，加之路況不一、地形複雜、人力緊繃，些許擦撞與意外，實屬極端壓力下的偶發情況。值得一提的是，國軍對每一起事故都迅速處置、誠實面對，不僅立即啟動醫療後送與責任釐清機制，更公開事故細節與後續改進方向，展現出高度負責任態度。這正說明，國軍並未逃避檢討，而是將演訓風險視為進步養分，讓每一次小錯誤，成為下一次作戰更穩健的基石。給予空間，就是給予安全演訓期間軍車上路調動，意味著國軍正在為保衛國家進行準備。民眾若能在車陣中多一分體諒、讓一步車距，不僅是對官兵安全的保障，更是對國軍任務的最大支持。畢竟，這些軍車不是為了搶快，而是為了保家衛國而疾行。也提醒所有駕駛人，遇到軍車時務必保持安全距離、避免突然變換車道，並尊重演訓優先權。軍民同路，若彼此體諒與配合，將可大幅減少誤判與事故風險，確保整體行動安全順暢。向默默承擔風險的官兵致敬演訓不是表演，更不是表象和平下的消遣，而是為了萬一發生戰事所作的真實準備。面對中共持續升高的軍事壓力，國軍日以繼夜推動實戰化訓練，是為了在必要時刻，能保護我們的城市與家人。這些在烈日下操演、深夜中調動的軍人，每一步都是冒著風險、肩負國安重任而行。當我們在新聞畫面中看到官兵滿臉血、從軍車中被抬出時，除了驚訝與憂心，更應該給予掌聲與鼓勵。他們不是不夠專業，而是在盡忠職守時，付出了更多你我看不見的代價。結語：捍衛和平的路，需要全體國人的理解與同行國軍不怕演訓中的擦撞，怕的是在真正戰時無法有效應戰。每一次訓練，都是為了未來少一分犧牲；每一次車陣中的理解與禮讓，都是給國軍最實質的支持。願我們在軍民同路的每個十字路口，都選擇放慢腳步、讓出一點空間。因為，那正是我們對和平最大的堅持。

當中共國台辦跳出來大喊「備戰謀獨」，不是因為我們真的要獨立，而是他們怕我們不肯跪。他們要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個乖乖不反抗、隨時聽命被統一的台灣。只要我們展現一點抵抗意志，就被打成「挑釁」；只要不跪下，就被說成「謀獨」。荒謬至此，無需再忍。台灣有軍隊，是國際公認的正當行為。全世界沒有一個正常社會會主動放棄國防、請求敵人寬容。我們的備戰是對中共每天派軍機騷擾、飛彈試射、認知作戰的理性回應。中共卻試圖顛倒黑白，把「有防衛」說成「想開戰」，這是語言霸凌，也是政治詐術。「備戰」是戰略，絕非情緒反應。我們不是好戰，而是早已看清：和平不是靠對方施捨，而是靠自己守住。說白一點，我們練兵演習不是想開幹，而是讓對方知道——你動手，就付代價。中共怕的，不是我們喊獨立，而是我們有能力不被吃下去。更荒謬的是，中共連我們腦袋裡的念頭都想控管。他創造這些名詞——「倚美謀獨」、「以武謀獨」、「備戰謀獨」——就像在寫一本語言操控的戰爭手冊，用話語先打場「輿論戰」，再名正言順地對台灣出手。這不只是一場傳統對抗，而是「編劇式入侵」：先定義你，再消滅你。這是一場屬於21世紀的戰爭，子彈可能晚點來，但話術先殺人。中共要的不是你口頭放棄「台獨」，而是從制度、軍事到意識全部崩潰，把台灣變成一座自廢武功的島嶼，最後再拿一張紙告訴世界：「看，他們都不反抗了。」我們要警覺，這不是一場靠嘴巴打的鬥爭。當我們對中共軍機來襲習以為常、對「祖國統一」的口號感到麻木，就是他們正在贏的一刻。反之，當我們能有意識地認清「備戰不是挑釁，是自保」、「國防不是謀獨，是活路」，那才是對這場輿論戰的真正勝利。說到底，備戰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讓戰爭永遠不必來。我們準備的不是戰場，而是底線。中共想用語言讓我們把武器丟了、把尊嚴丟了、把國家丟了，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台灣不再是任人塑形的柔泥，我們是有骨頭的島嶼。

AI競爭的新局，資安隱憂大增近來，中國AI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憑藉低成本與高效能迅速崛起，挑戰現有AI巨頭。然而，這款大語言模型（LLM）並非技術上的純粹進步，而是中共當局另一項可能滲透全球的科技工具。事實上，DeepSeek不僅在資安測試中漏洞百出，無法阻擋惡意攻擊，更可能成為中共監控與資訊審查的延伸手段，對各國資安與資訊自由構成嚴重威脅。形同虛設的資安防護，DeepSeek淪為駭客天堂美國資安公司Adversa的測試顯示，DeepSeek無法通過任何一項防護機制，輕易洩漏機密資訊，甚至可被誘導提供炸彈製作、駭入政府資料庫等非法內容。這不僅暴露了其安全架構的極端脆弱性，更顯示這款AI系統已成為駭客與犯罪組織的新武器。當其他國際AI公司如OpenAI、Google等不斷加強內容安全與風險管控時，DeepSeek卻毫無防禦能力，讓有心人士能以極低成本獲取危險資訊，為全球資安埋下巨大隱患。個資蒐集與言論審查，DeepSeek背後的中共陰影更值得警惕的是，DeepSeek不僅技術上存在重大漏洞，更徹底符合中共數位極權的運作邏輯。根據隱私政策，該系統蒐集的數據皆儲存在中國境內，受中共政府監管，並且內建內容審查機制，針對敏感話題刻意規避回應或輸出官方立場。這意味著任何使用DeepSeek的個人或企業，其數據皆可能成為中共監控與思想滲透的工具。若國際企業或研究機構貿然使用這類AI技術，無異於主動向中共交出核心資訊與數據主權。全球掀禁令潮，臺灣應堅守資安底線基於上述嚴峻風險，多國政府已開始採取行動，美國海軍、義大利政府、歐盟隱私監管機構、韓國與法國等皆對DeepSeek提出警告或限制措施。我國數位發展部亦明令禁止公務機關使用，並呼籲各關鍵基礎產業避免接觸此類高風險產品。然而，單純禁止使用並不足夠，臺灣應積極投入自主AI技術的研發，確保國家數據安全，同時也應制定更嚴格的資安法規，嚴防中共藉由AI技術滲透臺灣的產業與社會。警惕科技滲透，防範中共數位戰爭DeepSeek的出現，不只是技術發展的競爭，而是一場涉及國家安全的數位戰爭。中共正以AI技術為掩飾，加強全球監控與資訊操控，企圖滲透更多國家機構與企業。我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必須提高警覺，拒絕使用來自中國的高風險AI技術，並加快發展本土生成式AI，以確保國家資安與數據主權不受威脅。

在農曆新年即將來臨之際，中國農民工跳樓討薪事件頻傳，映射出該國經濟困境和社會治理的深層問題。從四川宜賓到河南鄭州、陝西西安，各地農民工以爬上樓頂威脅跳樓的方式，企圖索回長期被拖欠的薪資。這些極端行為不僅是個別事件，而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具體展現。農民工的絕境與中國經濟的潰敗隨著房地產市場崩跌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惡化，建築業成為欠薪問題的重災區。許多農民工兩年甚至更久未能按時領取薪水，基本生活陷入困頓。他們不僅是建設高樓大廈的基石，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底層支撐者，卻在年關將至時淪為最脆弱的一群。欠薪問題不僅限於建築業，連公立醫院、公共交通公司等各行業的基層員工也難逃拖欠薪資的命運。極端討薪行為：絕望中的呼喊農民工跳樓討薪的行為顯示，當和平的請求被無視，他們只能以生命作為談判籌碼。由於拉橫幅或圍堵欠薪單位往往迅速遭驅離，故而採取威脅跳樓之方式，迫使警方和相關部門出面干預。然而，這種「被迫聽見」的聲音背後，凸顯國家治理的嚴重缺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壓制問題。中共當局一方面聲稱要打擊惡意欠薪，但同時卻將跳樓等行為定性為「非法討薪」，強調維穩重於解決勞工問題的本質。此種治理方式，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大撒幣」與內外矛盾的擴大諷刺的是，當內部勞工為血汗錢聲嘶力竭時，中國卻宣布對非洲提供45億元無償軍事援助，協助培訓警察和軍事人才。這樣的「大撒幣」行為不僅引發國內民怨，更暴露出中共對內外政策的雙重標準：對內壓制、對外收買。無償軍援固然可以提升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但在國內民眾無法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基層民生凋敝的背景下，此舉無異於火上加油，加劇國內民眾內心的不平衡感。此外，中國以「不干涉內政」為幌子，輸出極權治理模式，既損害他國利益，也加深國內外的批評聲浪。結語欠薪問題不僅僅是個別企業或地方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和體制性缺陷的結果。若中國政府無法從結構上解決勞工權益保障和地方財政管理問題，任由經濟和社會矛盾繼續惡化，終將釀成更大規模的危機。當內部的呼聲成為沉默的回音，中共所謂的「偉大復興」也只會是一場空談。

近期臺灣海底電纜遭喀麥隆籍貨輪「SHUNXIN39」拖斷，引發國安層面的高度警戒。這艘實際由中資企業「香港捷陽貿易有限公司」營運的貨輪，事發後未接受全面調查，便駛向韓國釜山。我國政府已請求韓國協助，期望釐清事發真相。然而，背後的「灰色地帶」行動卻耐人尋味，甚至可能與中共的戰略布局相關。首先，海底電纜對現代通信至關重要，其連接臺灣與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華電信雖在事故發生後迅速啟動備援，但問題不僅僅是一次偶發的設備損壞，而是涉及中共對臺灣的情報戰與壓迫行動。過去數年，類似事件層出不窮，但多數未能徹底查明肇事源頭。這次，「SHUNXIN39」的船籍與行為，與其說是巧合，更像是精心策劃。再者，根據我國國安官員的追蹤數據，「SHUNXIN39」不僅在事故發生地拖錨，其航行模式也顯示高度異常。這類行為與俄羅斯「影子艦隊」相似，具備低調但高效執行特殊任務的特徵。這艘老舊貨輪本身鮮少從事商業活動，卻頻繁出現在我國北海岸，若非針對性任務，恐難以解釋其動機。我國面對的「灰色地帶」行動，實際上是中共在軍事行動之外，不達戰爭門檻卻同樣具破壞性的策略。從共軍軍演到漁船干擾，再到如今的海纜損壞，這些行動旨在削弱臺灣的戰略自信與國際連結。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可能藉由操控這類事故，測試臺灣的應變能力與國際反應，甚至為未來更大規模的封鎖或入侵預作準備。這類事件不僅僅是單純的交通事故，更有國安疑慮。我國政府應嚴格排查可疑船隻的進入範圍，並與國際夥伴深化合作，共同追查中共在區域內的「混合戰」行動。中共的壓迫無所不在，從軍事威脅到經濟滲透，從外交打壓到情報戰爭，無一不在試圖瓦解臺灣的生存基礎。面對這樣的挑釁，我國不能僅僅被動防守，更應該主動出擊，揭露中共的行徑，凝聚國內外力量，向世界宣示我們捍衛自由與主權的決心！

中共近期要求對經濟學者及金融從業人員的公開言論進行嚴格審查，並強調「正確把握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此舉反映出其對經濟真相的恐懼與無力應對挑戰的現實。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叢生，然而中共選擇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透過壓制批評聲音來維持虛假的穩定，這無疑是掩耳盜鈴。 中共對經濟危機的無能為力 中國經濟面臨多重困境：內需疲弱、地方債務飆升、房地產市場危機難解。然而，中共的政策未能有效化解這些問題，反而因結構性缺陷而束手無策。在此背景下，像高善文、付鵬等經濟學者直言不諱地揭示經濟增長數據的水分及結構性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但這些言論並未促使中共正視問題，反而成為當局的整肅對象。 此種行為暴露出中共治理思維的核心：只重視表面穩定，不願意承認問題，更不願意接受批評。這種思維或許能在短期內壓制輿論，但長期而言，只會使問題更加積重難返，甚至引發更大的危機。 言論管控的惡果：市場扭曲與民間不滿 中共對經濟學者的言論管控，不僅會削弱學術自由，也將對市場效率與信任基礎造成嚴重損害。金融市場本質上依賴資訊透明與多元意見來形成健康的預期，當真實數據與獨立分析被掩蓋時，投資者將基於錯誤訊息做出判斷，市場扭曲的風險勢必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封殺批評聲音不會消滅問題，只會將民間的不滿情緒推向地下。當真相被壓制，謠言和不信任將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共此舉不僅暴露其對治理能力缺乏信心，更證明其對人民智慧的徹底輕視。 短視行為如何傷害國家利益 中共選擇用管控輿論來掩蓋其政策失敗，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賭局。當政策制定不再基於真實的經濟數據，而是基於迎合政治需要的「正確輿論」，治理效率將進一步下降。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市場機制的逐步引入與相對的資訊透明，然而中共如今的行為正背離這一基本常識。 國際投資者已對中國市場日益失去信心，這不僅是因經濟基礎問題，更是因中共在透明度與法治上的持續倒退。當中共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唱衰中國」的聲音，而非反思自身政策，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可能進一步孤立中國於國際社會。 真相是唯一的出路 中共對經濟學者的言論封殺，表面上是為了穩定，但本質上是掩蓋其治理失敗的證據。當局應清醒認識到，真正的穩定來自於真相與改革，而非愚民政策。若中共繼續選擇壓制真相，只會讓中國經濟陷入更深的泥潭，最終為其短視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雙城論壇，作為台北與上海之間的年度城市交流平台，自2010年首次舉辦以來，一直在兩岸關係的敏感時刻扮演著微妙的角色。2024年的雙城論壇於台北登場，主題聚焦「智慧治理、永續未來」，看似著重城市建設的合作，然而在兩岸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這場論壇的本質及其潛在風險，值得社會更深入的檢視與思考。雙城論壇的背景與現況雙城論壇原本旨在透過城市層級的交流，推動台北與上海在經濟、文化及城市治理等領域的合作。然而，隨著兩岸情勢變化，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意圖越來越清晰，論壇的性質逐漸超越單純的市政交流，帶有統戰滲透的意味。2024年論壇期間，上海副市長華源率團訪台，而台北市長蔣萬安以「雙城好、兩岸好」為基調，強調城市交流的重要性。然而，這樣的論述背後，中共藉由「城市交流」包裝統戰目的的可能性不容忽視。陸委會的審慎決定：守住底線的必要之舉本次論壇前夕，上海市台辦主任及9名中國媒體記者未獲准入台，引發部分輿論質疑政府封殺新聞自由。然而，陸委會已明確指出，這項決定基於「關聯性、必要性、專業性」的審查標準，並非刻意封堵交流，而是考量中國媒體與官方機構往往具有宣傳及統戰任務，需對來台人員進行謹慎把關。我們必須理解，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透過「城市交流」滲透台灣社會，拉攏地方政治人物，試圖模糊兩岸的主權界線，進而影響民眾認知，製造統一的氛圍。此時，政府嚴守國安底線，合理篩選來台人員，是維護國家主權與社會穩定的必要舉措。這並非拒絕兩岸交流，而是確保交流的對等性與正當性。雙城論壇的潛在風險與挑戰一方面，雙城論壇的「不對等性」長期存在。過去多次論壇，台北市長親自赴上海參加，而上海方僅派出副市長級別官員，顯示雙方交流層級並不對等。此外，論壇簽署的多項合作備忘錄，落實程度有限，成果往往淪為形式。這種虛有其表的合作，反而被中國用作宣傳材料，營造「兩岸一家親」的政治氛圍，進一步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中國透過論壇釋放統戰言論，利用輿論影響台灣社會。例如，中方官員常在論壇場合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立場，而台方代表為維持交流，往往顯得被動甚至迴避回應，這使得台灣在國際及國內輿論上陷入「接受統一」的誤解。此外，中共透過經濟利益的綁架，推動兩岸城市合作，進一步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若放任此情況持續，台灣的經濟自主性及政治主權將面臨更大挑戰。支持理性交流，堅守民主價值兩岸交流無可厚非，城市間的經濟及文化合作，若能建立在平等、尊重且互惠的基礎上，自然值得鼓勵。然而，當中國透過雙城論壇這樣的平台進行統戰滲透，甚至試圖削弱台灣的國際主權時，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政府的審慎把關，是為了守住台灣的民主與自由，防止中共以「交流」為名行「統戰」之實。作為民主社會的一員，我們應支持這樣的立場，並要求雙城論壇的主辦方堅守原則，確保任何形式的交流，都不應損害台灣的國家尊嚴與安全。最後，唯有在對等與尊重的基礎上進行交流，才能真正造福兩岸民眾。若雙城論壇淪為政治操作的工具，其所帶來的將不僅是台灣的短期風險，更將是民主價值的長期損害。守護主權，理性交流，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與共識。

近日，共軍於浙江及福建以東空域開設7處空域保留區，涵蓋範圍包括東海、台海、南海及西太平洋，有認為係在為「聯合利劍-2024C」軍演做準備。此舉不僅在地緣政治上升高區域緊張，更直接威脅台灣及周邊國家的和平穩定。然而，面對中共日益頻繁且高調的軍事挑釁，國防部及國安相關單位以冷靜、專業與精準的應對，充分展現政府守護國土的決心與能力。主動揭露情報，掌握輿論主動權相較過去，台灣政府此次在情報掌握與發布上展現主動性。國防部於第一時間揭露共軍的動態，避免社會因資訊不明而陷入不安，凸顯國防部在國土防衛情報上的專業與掌控力。這樣的快速反應不僅有助於提高全民警覺，亦向國際社會表明台灣已經做好準備，能夠隨時應對威脅。軍演擴大規模，台灣以全方位應變回應解放軍此次軍事行動可能涵蓋第一島鏈及西太平洋，規模之大在近年來少見。面對這樣的挑釁，台灣國防部迅速啟動應變中心，整合陸、海、空三軍資源，展現高效的協調能力。尤其在本島重要設施的防護部署方面，例如於桃園國際機場周邊的裝甲車部署，模擬重要設施可能遭受襲擊的情境，展現危機處理的專業水準。灰色地帶戰術下的智慧反制除典型軍事行動外，解放軍近期更頻繁利用海警船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挑釁，意圖透過灰色地帶行動，施壓台灣並擾亂區域秩序。面對此一複雜且模糊的威脅，台灣海巡署與國軍的協同應對值得稱讚。從強化海域巡邏到對海警船的即時反制行動，台灣展現不卑不亢的智慧應對，既不落入中共的陷阱，也有效維護自身權益與國際法秩序。結語：堅定信念，迎向未來過此次應對行動，可以看出我國政府，特別是國防部及國安單位在危機中展現出的敏銳洞察力與高效反應能力，並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堅定且可靠的信號，鞏固台灣作為區域穩定力量的形象。當前，台灣面臨的挑戰仍然巨大，但危機也是展現實力的契機。國防部此次的專業應對，展現在軍事壓力下的成熟與從容。未來，台灣必須繼續強化自身國防力量，深化國際合作，並以全社會的團結與信心，迎接各種挑戰。和平必須建立在堅實的防衛能力之上，而台灣有能力，也有信心守護這片土地與自由價值。

最近，我國一位家長提到，他和正在上高中的孩子聊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卻發現孩子完全不知情，令家長感到難以置信，再度引發了對「108課綱」是否過度「去中國化」的質疑。而中共國台辦試圖炒作此一議題，發言人朱鳳蓮表示，這個事件顯示台灣正在推行「毒課綱」，使得台灣青少年逐漸失去中華文化根基，並希望台灣同胞能到大禹的故鄉瞭解「大禹治水」的故事。暫且不談該言論充滿「兩岸一家親」的論述，完全忽略兩岸在經過長時間的分治後，已經形成的政治、文化、體制和思想上的隔離。在最近中國南方多省洪水不斷的情況下，國台辦居然還能炒作台灣麗與教育中是否有「大禹治水」的議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據報導，中國南方多省近期遭遇暴雨成災，已造成數十位百姓的死亡，以及嚴重的財產損失，並且洪患依然持續，長江中下游的水位可能全面超過警戒線。此外，近年來中國洪災頻繁，例如去年8月北京洪水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一再顯示習近平的治水能力明顯不如所謂「大禹」，但中共官方卻大力宣揚習近平的治水理論，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再者，「大禹治水」是否真的與歷史事實相符，本身就具有極大的爭議，而中共卻如此推崇一位古神話人物，完全無視現代科技進步，現代治水方針和技術與古代有著巨大差異，卻口口聲聲宣揚「中國式現代化」。這也難怪中共官方對連年洪災無能為力，也印證學「大禹治水」的故事實際上毫無用武之地，正如網友所言：「學大禹治水不如教八田與一的土木工法。」無論如何，中共官方一直試圖藉由扭曲歷史、詆毀我國教育方針等方式，對台灣進行文化統戰，但是其自身施政成效卻讓人嗤之以鼻。在炒作「大禹治水」的同時，中共內部的洪災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這使得他們試圖用歷史進行文化統戰，對台灣人來說毫無說服力可言，難怪國台辦長期被中國網友譏諷為「毫無作用」。

旅居海外的知名中國媒體人王志安日前來台觀光，在觀光期間從事採訪報導，並參與網路脫口秀節目錄製。我國移民署認為王志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因此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廢止其入境許可，並管制5年不得來台觀光。針對移民署的決定，王志安本人及許多網友（尤其是王志安的粉絲）指責移民署是因為王志安公開發表批評執政當局的言論，所以才將其封殺，進而批評我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跟中國共產黨沒什麼兩樣。但若是以正確的法律概念來檢視整個事件，其實移民署並沒有違背依法行政原則，也沒有限制言論自由。原因在於，上述許可辦法具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6條第1項的授權，而條例第15條第3款就已經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不得在臺灣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且許可辦法第16條第1項第6款更是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若是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的情形，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同條第3項第1款則規定，此種情形應自廢止許可之翌日，於五年期間內不予許可其申請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本次王志安在來台期間拍攝影片、前往大選造勢現場及於參與節目錄製，怎麼看都不僅只是觀光活動。因此，不管王志安是否收取「賀瓏夜夜秀」通告費，都已經是「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移民署當然要依法廢止入境許可。至於網友所謂「選擇性執法」的質疑，其實是在主張「不法平等」，在法律上毫無意義。簡單來講，憲法和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則，都會強調是合法的平等，而不是違法的平等。一個常見的例子是，當民眾超速或闖紅燈時，不能因為其他人違規但沒有被警察開罰單，就要求警察也不能對自己開罰單。再來，有些人會提到，樂樂法利同樣也上節目，但卻沒有被「處理」，顯然是因為政治操作。但事實上，由於我國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存在，對岸民眾本來就不能跟其他國籍之外國人相提並論，且根本沒有人確定樂樂法利拿的是不是只是觀光簽證。從這點來看，再加上上述「不法之平等」的法理，根本不構成主張不應限制王志安入境的理由。最後，若王志安對此感到不滿，也可以透過行政救濟程序來解決。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擁有完備的司法救濟程序，包括訴願、行政訴訟及憲法法庭的違憲審查制度，皆提供了人民主張權利的途徑。因此，王志安無需在X平台（即改名後的推特）上發表情緒性言論，甚至指責我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毫無區別。這次事件只顯示出對民主法治國家的不足了解，甚至在批評我們政府之前未先深入瞭解，而這些言行使他多年來經營的和諧、客觀、理性的形象開始瓦解，未來他的發言可信度都得要大打折扣，十分令人惋惜。

近期，中國商務部再度調整《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早收清單，並探討進一步中止有關農漁產品、機械、汽車零配件及紡織品等產品的關稅減讓措施。這項消息再度引起兩岸經濟議題的熱烈討論，並讓許多人擔心失去中國市場將導致臺灣產業和經濟衰退。有人主張應積極回應中國的要求，例如承認九二共識，以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儘管在這種思考模式中存在底層的政治邏輯，如兩岸一家親和促進統一的觀念，但本文在此暫且不提。就純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主張通常是基於中國市場的龐大規模、經濟實力及兩岸文化語言互通易於貿易交流等。支持者認為，兩岸經濟的相互開放不僅能讓台灣在對中貿易中受益，還可以實現兩岸共同繁榮，大幅改善台灣民生。然而，這樣的主張與中國實施對台經濟統戰時的慣用手法相一致。中國官方經常使用類似的口徑，強調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向好，對台合作優勢明顯，希望台灣積極參與擴大交流合作，以實現共同繁榮。類似的論述實際上也常被中國用於推動「一帶一路」的外宣活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兩岸經濟融合是否能為台灣帶來前所未見的繁榮？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為了促成兩岸合作而承認九二共識，未來可能會演變成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經濟基本上被用作帶動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工具，因此香港在英治時期建立的金融體制和司法體制在短短20年內遭受剝奪，最終面臨經濟衰退的困境。此外，「一帶一路」的失敗及宏都拉斯白蝦產業的慘淡現況，都可以看出即使兩岸未統一，兩岸經濟合作也難以為台灣帶來真正的繁榮。更何況，在半導體產業日益重要的時代，我們不能確定是我國需要中國，還是中國需要我國。考慮到中國政府的政治因素，台灣無需進一步尋求兩岸經濟融合，而是應該逐步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堅守原則，方能保衛台灣未來的繁榮。

信評機構穆迪日前宣布下調中國的評級展望至負面，並公告表示評級展望下調，旨在反映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和公共部門將需要為地方和國有企業提供更多金融支持，為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帶來下滑風險。若觀察今年內之中國施政，可以發現習當局不斷以加大貸款力度之方式，期望能以此提振疫後委靡的經濟景況，更以不斷補助之方式扶持各項產業，並不惜耗費鉅資加速航太及交通建設，企圖營造中國經濟復甦情況良好的繁華外貌。不過，且不論依中國腐敗的政治現況，究竟有多少錢能夠實際下達真正需要的人或單位手上，光是不斷撒錢的施政方式就十分值得質疑。首先，中共一向譴責國際上的保護主義，卻一直大力補助重點產業，事實上也是保護主義的一種，很難不讓人懷疑其根本不理會世界貿易組織所訂下的準則。蓋自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此種補助手法會對自由貿易產生嚴重的扭曲，且中國也早已時常被批評透過補助之方式，使產品能低價傾銷至各國，例如今年10月歐盟就宣布要對中國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其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底批准第四季增發國債1兆元人民幣，今年赤字率預料將從3%提高到3.8%左右，不斷加發國債的模式也顯示出中國政府財政愈加吃緊。習當局慣用且只會用的撒錢施政，但顯見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否則不會採取提高赤字率此種「最後手段」，導致財政風險不斷提高。更何況，中國今年多次受到天災尤其是水災的影響，為了區域重建中央經費所費不貲，但即便是如此，還是有諸多民眾表示領不到補償金，此事顯示中國在習慣撒錢施政後，資金運用效率顯然已變得十分糟糕。最後，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7月時取消外資在中共經營資產管理公司的限制，也代表在中國中央不斷要求銀行加大放貸力度，甚至不惜降低審核標準的情況下，已經造成難以回收的不良貸款會持續增長，只能寄望於依賴外資奧援才能妥善解決，長此以往，中國的銀行將面臨嚴峻的經營難題。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已過於習慣於撒錢施政，再加上不斷透過內宣讚揚中共中央的「偉大政績」，極易使各級政府及官員養成「反正中央會出手」的腐敗思維，舉國上下都產生一種「中國是一個可以由獨裁者精細調控的機器」的錯誤想像，對中國內政將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也導致中央政策根本無法在地方確切落實，最嚴重的結果將可能是舉國衰敗，受苦的還是中國人民。

今年10月時中共全國人大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法》（以下簡稱「愛教法」），並訂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由於我國亦遭點名納入，勢必會對我國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雖當時新聞上常有相關報導，但關於法案內容的描述均稍嫌不足，因此，本文希望能透過完整介紹該法內容，引導讀者真正瞭解法案到底規定了什麼，以及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看待。《愛國主義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及意圖中共制定《愛教法》的目的首先當然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但其背後的意圖究竟為何，值得深究。綜合各方意見與法案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對內而言，透過強化意識形態的方式，煽動人民愛國情緒來攻擊其他國家，藉此轉移內部矛盾，化解人民近來對政府的不滿。對外而言，透過愛國及愛黨教育來進行思想動員，培養大量小粉紅自動為中共進行統戰宣傳。對港、澳而言，試圖拆解過往發生的民主運動，使「一國兩制」崩解，「一國一制」成為政治現實。對我國而言，透過將我國人民區分為「台獨分子」及「台灣同胞」，對前者文攻武嚇，對後者則極力拉攏，分別實施軟、硬兩手來讓我國社會產生分化，將「台灣同胞」之權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綁定，營造「台獨分子」分裂行徑將有害於「台灣同胞」權益的形象。《愛國主義教育法》的重要內容《愛教法》首先規範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教育內容，除了常見的黨國及社會主義思想之外，更特別強調民族主義、統一思想、國防及國家安全，並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要求各類學科、教材、教學方式、校園文化建設、學校各類主題活動及校外參觀活動中，都必須融入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其次，《愛教法》更要求民間社會主動實行愛國主義教育，課予諸如家長、企業或事業單位、職業或社會團體、傳統媒體及網路服務提供者等相關職責，例如企業須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職業訓練，職業或社會團體須將愛國主義精神直接寫入章程，新興或傳統媒體則須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題材製作傳播內容。此外，同時訂定第39條規定，來處罰沒有履行愛國主義教育責任的單位或個人。最後，《愛教法》將愛國主義教育施行範圍擴及至港、澳、台。《愛教法》第23條明文提及，將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一國兩制」實踐教育，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增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對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職責的認識，堅決反對「台獨」以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增進海外僑胞愛國情懷。《愛國主義教育法》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實際上，中共並非在立了《愛教法》之後才要開始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而是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就已經開始大力推行，並於1994年系統性地發布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此後，中共不斷「完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並在集大成之後，2019年時中共國務院印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下簡稱「新綱要」），而《愛教法》的內容大多都出自於《新綱要》，只是將其內容法條化、具體化、新增強制條款、調整適用範圍並使其更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已。也因為如此，從現實層面來看，《愛教法》的問世與施行，所造成的政治及社會影響並不會十分巨大，但需要注意《愛教法》與《新綱要》之間的細微差異，以下幾點值得特別關注。強化對人權的限制《愛教法》特別以強制的方式要求家長、企業或事業單位、職業或社會團體、傳統媒體、網路服務提供者主動實行愛國主義教育，依受規範者性質的不同，將侵害人民、社會團體或組織之一般行為自由、營業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及言論自由。此等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並明確表態支持愛國主義思想，甚至負有義務去讓其他人產生愛國主義思想的法規，已嚴重侵犯相關民眾的不表意自由。如此一來，人民就必須為愛國主義教育傷神耗力，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值得提及的是，中共《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及結社自由，雖亦在第52條規定，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但所謂「維護」在字義上僅指維持現有狀態，並無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的意思。此外，中共於1998年簽署《公政公約》，負有促進人權及自由價值的義務，《公政公約》第18、19條規定，人人有思想、信念、保持意見不受干預及發表自由之權，且此等權利除出於國家安全及公序良俗之「必要」外，不得限制之。因此，《愛教法》的上述做法已經違反了中共《憲法》及《公政公約》。對台統戰更具針對性首先，《新綱要》是將我國與港、澳及海外僑胞作相同處理，但《愛教法》卻對我國設立特別的規範，針對性明顯加強。《愛教法》第23條對我國以第2項規範：「國家加強對推進祖國統一方針政策的宣傳教育，增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對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神聖職責的認識，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其實是將愛國主義教育中針對我國的部分，除了再次強調國族觀點外，尤其注重習近平於去年中共20大報告中所言：「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藉此來分化我國社會，以達成統戰目的。提高「小粉紅」數量及活動頻率前已述及，本法可稱為中共遂行「全球大統戰」之集大成之作。綜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問題專家Kathy Huang及我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洪敬富的看法，由於本法執法範圍擴及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僑胞，因此，在海外以激進方式宣揚「中國」式社會主義思想的小粉紅，將會因本法通過而成為「愛國主義樣板」，形同獲得一項法律工具，從而更有底氣地為統戰採取激烈行動，長此以往，全球華裔均可能成為中共統戰宣傳之自動化工具，必然將導致「小粉紅」數量及活動頻率急遽上升。危害「中國」內部政策的理性討論由於洗腦教育及小粉紅的激烈對外，將導致呼籲黨國積極變革的「理性愛國之聲」遭到壓制，進而使「中國」內部無法理性討論政策及施政之合理性。尤其是《愛教法》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並明確表態支持愛國主義思想，將使「中國」言論環境成為一言堂，導致理性評論中共官方施政並提出檢討之言論銷聲匿跡，長此以往，將不可避免地讓中共官方施政及政策擬定產生盲點。民族主義高漲並造成反效果我國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研究員黃奕維提出，中共強化民族自信的方式，一向是透過強調外在敵人的暴行等「國恥恨」式民族主義，藉此使人民忽略執政者的錯誤，但若是過於強調這種愛國主義導致民智失控，將形成巨大輿論壓力，倒逼中共官方不得不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法以維護其統治正當性，最終於國際社會上漸無妥協的空間。箝制在陸台人思想本法除可作為日後懲罰在陸台人的依據外，更嚴重的是，如台商子女等未成年人若於對岸生活求學，將自小被迫接受「愛國主義」課程，恐使統戰思想根深柢固；此外，未來中共所舉行之兩岸交流活動中，我國青年赴陸參訪將頻繁地被安排接觸「紅色景點」。因此，雖中共對我國並無管轄之權，但本法對我國人民並非毫無影響。港、澳「一國兩制」實質崩解《愛教法》在事涉港、澳層面最受熱議的議題是，本法是否將會在港、澳施行的問題。以香港為例，相關人士不斷強調本法將不會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亦無在地立法之必要，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琼卻大力建議港府採取具體措施落實。與之相互配合的，是香港特首李家超於今年10月25日發布的施政報告指出，港府將因應《愛教法》的通過，設立統籌小組在香港推行相關工作。本來，在「一國兩制」的固有架構下，中共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除非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中，否則並無在港實施的效力，但《愛教法》卻刻意締造即便未納入附件三，亦無在地化立法（例如港區國安法），中共法律仍實際在港施行的先例，顯示出即便《愛教法》仍在文本上強調「一國兩制」，但一切都只是話術及騙局，中共已經開始試著拆解「一國兩制」，欲使「一國一制」成為政治現實。結語與建議：我國的反統戰宣傳思維由於《愛教法》針對我國國情設立特別之法條，力求對我統戰工作能更具針對性，且法條的強制性不僅禁止人民不得從事特定行為，更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將使中共箝制在陸台人思想的力度大增，故我國須謹慎應對。不過，如前所述，《愛教法》的通過雖然會成為中共統戰宣傳的一大利器，但亦有其副作用存在──傾全國之力實行愛國主義教育，勢必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過度耗費人民精力，並使行政成本大幅增加，從資源分配的角度觀之，整體而言並不利於國家發展。此外，由於法案內容大多與舊有的《新綱要》近似，因此對政治及社會的影響並不會十分巨大，但愛國主義教育的立法化，反而可以落人口實，成為我國反統戰宣傳的一大利器。舉例而言，自本法之立法歷程可以看出，中共試圖使「一國一制」逐漸成為政治現實，但我國即便是統派人士，亦不希望失去原有的自由生活而遭獨裁政體統治，其之所以會支持統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一國兩制」抱有幻想，才會受到中共經濟實力、國力等因素的吸引。因此，本法的經驗正可作為戳破統派人士對「一國兩制」所抱持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使其認清「一國兩制」不過是騙取我國被吞併的糖衣毒藥而已。實際上，我國只要堅持推廣民主自由憲政的優越性，相關統戰宣傳並不致使我國淪陷。反倒是中共為愛國主義教育大規模立法，給予我國大量反統戰宣傳的資本，因為只要在熟悉本法過後，對法規內容有疑義的部分逐一給予適切的批評與回擊，以正面論述接連攻破中共的統戰宣傳，尤其是可以特別強調中共能夠為了維護政權，公然訂定違反中共《憲法》的法律，甚至違反所簽署聯合國公約中強調的普世價值。如此一來，即可以凸顯我國民主憲政的優越性，增進國人對政府的信任，並減損中共在國際上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