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碩陽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AI競爭的新局，資安隱憂大增近來，中國AI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憑藉低成本與高效能迅速崛起，挑戰現有AI巨頭。然而，這款大語言模型（LLM）並非技術上的純粹進步，而是中共當局另一項可能滲透全球的科技工具。事實上，DeepSeek不僅在資安測試中漏洞百出，無法阻擋惡意攻擊，更可能成為中共監控與資訊審查的延伸手段，對各國資安與資訊自由構成嚴重威脅。形同虛設的資安防護，DeepSeek淪為駭客天堂美國資安公司Adversa的測試顯示，DeepSeek無法通過任何一項防護機制，輕易洩漏機密資訊，甚至可被誘導提供炸彈製作、駭入政府資料庫等非法內容。這不僅暴露了其安全架構的極端脆弱性，更顯示這款AI系統已成為駭客與犯罪組織的新武器。當其他國際AI公司如OpenAI、Google等不斷加強內容安全與風險管控時，DeepSeek卻毫無防禦能力，讓有心人士能以極低成本獲取危險資訊，為全球資安埋下巨大隱患。個資蒐集與言論審查，DeepSeek背後的中共陰影更值得警惕的是，DeepSeek不僅技術上存在重大漏洞，更徹底符合中共數位極權的運作邏輯。根據隱私政策，該系統蒐集的數據皆儲存在中國境內，受中共政府監管，並且內建內容審查機制，針對敏感話題刻意規避回應或輸出官方立場。這意味著任何使用DeepSeek的個人或企業，其數據皆可能成為中共監控與思想滲透的工具。若國際企業或研究機構貿然使用這類AI技術，無異於主動向中共交出核心資訊與數據主權。全球掀禁令潮，臺灣應堅守資安底線基於上述嚴峻風險，多國政府已開始採取行動，美國海軍、義大利政府、歐盟隱私監管機構、韓國與法國等皆對DeepSeek提出警告或限制措施。我國數位發展部亦明令禁止公務機關使用，並呼籲各關鍵基礎產業避免接觸此類高風險產品。然而，單純禁止使用並不足夠，臺灣應積極投入自主AI技術的研發，確保國家數據安全，同時也應制定更嚴格的資安法規，嚴防中共藉由AI技術滲透臺灣的產業與社會。警惕科技滲透，防範中共數位戰爭DeepSeek的出現，不只是技術發展的競爭，而是一場涉及國家安全的數位戰爭。中共正以AI技術為掩飾，加強全球監控與資訊操控，企圖滲透更多國家機構與企業。我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必須提高警覺，拒絕使用來自中國的高風險AI技術，並加快發展本土生成式AI，以確保國家資安與數據主權不受威脅。

在農曆新年即將來臨之際，中國農民工跳樓討薪事件頻傳，映射出該國經濟困境和社會治理的深層問題。從四川宜賓到河南鄭州、陝西西安，各地農民工以爬上樓頂威脅跳樓的方式，企圖索回長期被拖欠的薪資。這些極端行為不僅是個別事件，而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具體展現。農民工的絕境與中國經濟的潰敗隨著房地產市場崩跌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惡化，建築業成為欠薪問題的重災區。許多農民工兩年甚至更久未能按時領取薪水，基本生活陷入困頓。他們不僅是建設高樓大廈的基石，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底層支撐者，卻在年關將至時淪為最脆弱的一群。欠薪問題不僅限於建築業，連公立醫院、公共交通公司等各行業的基層員工也難逃拖欠薪資的命運。極端討薪行為：絕望中的呼喊農民工跳樓討薪的行為顯示，當和平的請求被無視，他們只能以生命作為談判籌碼。由於拉橫幅或圍堵欠薪單位往往迅速遭驅離，故而採取威脅跳樓之方式，迫使警方和相關部門出面干預。然而，這種「被迫聽見」的聲音背後，凸顯國家治理的嚴重缺失——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壓制問題。中共當局一方面聲稱要打擊惡意欠薪，但同時卻將跳樓等行為定性為「非法討薪」，強調維穩重於解決勞工問題的本質。此種治理方式，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大撒幣」與內外矛盾的擴大諷刺的是，當內部勞工為血汗錢聲嘶力竭時，中國卻宣布對非洲提供45億元無償軍事援助，協助培訓警察和軍事人才。這樣的「大撒幣」行為不僅引發國內民怨，更暴露出中共對內外政策的雙重標準：對內壓制、對外收買。無償軍援固然可以提升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但在國內民眾無法享受經濟發展成果、基層民生凋敝的背景下，此舉無異於火上加油，加劇國內民眾內心的不平衡感。此外，中國以「不干涉內政」為幌子，輸出極權治理模式，既損害他國利益，也加深國內外的批評聲浪。結語欠薪問題不僅僅是個別企業或地方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和體制性缺陷的結果。若中國政府無法從結構上解決勞工權益保障和地方財政管理問題，任由經濟和社會矛盾繼續惡化，終將釀成更大規模的危機。當內部的呼聲成為沉默的回音，中共所謂的「偉大復興」也只會是一場空談。

近期臺灣海底電纜遭喀麥隆籍貨輪「SHUNXIN39」拖斷，引發國安層面的高度警戒。這艘實際由中資企業「香港捷陽貿易有限公司」營運的貨輪，事發後未接受全面調查，便駛向韓國釜山。我國政府已請求韓國協助，期望釐清事發真相。然而，背後的「灰色地帶」行動卻耐人尋味，甚至可能與中共的戰略布局相關。首先，海底電纜對現代通信至關重要，其連接臺灣與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華電信雖在事故發生後迅速啟動備援，但問題不僅僅是一次偶發的設備損壞，而是涉及中共對臺灣的情報戰與壓迫行動。過去數年，類似事件層出不窮，但多數未能徹底查明肇事源頭。這次，「SHUNXIN39」的船籍與行為，與其說是巧合，更像是精心策劃。再者，根據我國國安官員的追蹤數據，「SHUNXIN39」不僅在事故發生地拖錨，其航行模式也顯示高度異常。這類行為與俄羅斯「影子艦隊」相似，具備低調但高效執行特殊任務的特徵。這艘老舊貨輪本身鮮少從事商業活動，卻頻繁出現在我國北海岸，若非針對性任務，恐難以解釋其動機。我國面對的「灰色地帶」行動，實際上是中共在軍事行動之外，不達戰爭門檻卻同樣具破壞性的策略。從共軍軍演到漁船干擾，再到如今的海纜損壞，這些行動旨在削弱臺灣的戰略自信與國際連結。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可能藉由操控這類事故，測試臺灣的應變能力與國際反應，甚至為未來更大規模的封鎖或入侵預作準備。這類事件不僅僅是單純的交通事故，更有國安疑慮。我國政府應嚴格排查可疑船隻的進入範圍，並與國際夥伴深化合作，共同追查中共在區域內的「混合戰」行動。中共的壓迫無所不在，從軍事威脅到經濟滲透，從外交打壓到情報戰爭，無一不在試圖瓦解臺灣的生存基礎。面對這樣的挑釁，我國不能僅僅被動防守，更應該主動出擊，揭露中共的行徑，凝聚國內外力量，向世界宣示我們捍衛自由與主權的決心！

中共近期要求對經濟學者及金融從業人員的公開言論進行嚴格審查，並強調「正確把握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此舉反映出其對經濟真相的恐懼與無力應對挑戰的現實。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叢生，然而中共選擇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透過壓制批評聲音來維持虛假的穩定，這無疑是掩耳盜鈴。 中共對經濟危機的無能為力 中國經濟面臨多重困境：內需疲弱、地方債務飆升、房地產市場危機難解。然而，中共的政策未能有效化解這些問題，反而因結構性缺陷而束手無策。在此背景下，像高善文、付鵬等經濟學者直言不諱地揭示經濟增長數據的水分及結構性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但這些言論並未促使中共正視問題，反而成為當局的整肅對象。 此種行為暴露出中共治理思維的核心：只重視表面穩定，不願意承認問題，更不願意接受批評。這種思維或許能在短期內壓制輿論，但長期而言，只會使問題更加積重難返，甚至引發更大的危機。 言論管控的惡果：市場扭曲與民間不滿 中共對經濟學者的言論管控，不僅會削弱學術自由，也將對市場效率與信任基礎造成嚴重損害。金融市場本質上依賴資訊透明與多元意見來形成健康的預期，當真實數據與獨立分析被掩蓋時，投資者將基於錯誤訊息做出判斷，市場扭曲的風險勢必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封殺批評聲音不會消滅問題，只會將民間的不滿情緒推向地下。當真相被壓制，謠言和不信任將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共此舉不僅暴露其對治理能力缺乏信心，更證明其對人民智慧的徹底輕視。 短視行為如何傷害國家利益 中共選擇用管控輿論來掩蓋其政策失敗，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賭局。當政策制定不再基於真實的經濟數據，而是基於迎合政治需要的「正確輿論」，治理效率將進一步下降。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市場機制的逐步引入與相對的資訊透明，然而中共如今的行為正背離這一基本常識。 國際投資者已對中國市場日益失去信心，這不僅是因經濟基礎問題，更是因中共在透明度與法治上的持續倒退。當中共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唱衰中國」的聲音，而非反思自身政策，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可能進一步孤立中國於國際社會。 真相是唯一的出路 中共對經濟學者的言論封殺，表面上是為了穩定，但本質上是掩蓋其治理失敗的證據。當局應清醒認識到，真正的穩定來自於真相與改革，而非愚民政策。若中共繼續選擇壓制真相，只會讓中國經濟陷入更深的泥潭，最終為其短視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雙城論壇，作為台北與上海之間的年度城市交流平台，自2010年首次舉辦以來，一直在兩岸關係的敏感時刻扮演著微妙的角色。2024年的雙城論壇於台北登場，主題聚焦「智慧治理、永續未來」，看似著重城市建設的合作，然而在兩岸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這場論壇的本質及其潛在風險，值得社會更深入的檢視與思考。雙城論壇的背景與現況雙城論壇原本旨在透過城市層級的交流，推動台北與上海在經濟、文化及城市治理等領域的合作。然而，隨著兩岸情勢變化，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意圖越來越清晰，論壇的性質逐漸超越單純的市政交流，帶有統戰滲透的意味。2024年論壇期間，上海副市長華源率團訪台，而台北市長蔣萬安以「雙城好、兩岸好」為基調，強調城市交流的重要性。然而，這樣的論述背後，中共藉由「城市交流」包裝統戰目的的可能性不容忽視。陸委會的審慎決定：守住底線的必要之舉本次論壇前夕，上海市台辦主任及9名中國媒體記者未獲准入台，引發部分輿論質疑政府封殺新聞自由。然而，陸委會已明確指出，這項決定基於「關聯性、必要性、專業性」的審查標準，並非刻意封堵交流，而是考量中國媒體與官方機構往往具有宣傳及統戰任務，需對來台人員進行謹慎把關。我們必須理解，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透過「城市交流」滲透台灣社會，拉攏地方政治人物，試圖模糊兩岸的主權界線，進而影響民眾認知，製造統一的氛圍。此時，政府嚴守國安底線，合理篩選來台人員，是維護國家主權與社會穩定的必要舉措。這並非拒絕兩岸交流，而是確保交流的對等性與正當性。雙城論壇的潛在風險與挑戰一方面，雙城論壇的「不對等性」長期存在。過去多次論壇，台北市長親自赴上海參加，而上海方僅派出副市長級別官員，顯示雙方交流層級並不對等。此外，論壇簽署的多項合作備忘錄，落實程度有限，成果往往淪為形式。這種虛有其表的合作，反而被中國用作宣傳材料，營造「兩岸一家親」的政治氛圍，進一步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中國透過論壇釋放統戰言論，利用輿論影響台灣社會。例如，中方官員常在論壇場合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立場，而台方代表為維持交流，往往顯得被動甚至迴避回應，這使得台灣在國際及國內輿論上陷入「接受統一」的誤解。此外，中共透過經濟利益的綁架，推動兩岸城市合作，進一步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若放任此情況持續，台灣的經濟自主性及政治主權將面臨更大挑戰。支持理性交流，堅守民主價值兩岸交流無可厚非，城市間的經濟及文化合作，若能建立在平等、尊重且互惠的基礎上，自然值得鼓勵。然而，當中國透過雙城論壇這樣的平台進行統戰滲透，甚至試圖削弱台灣的國際主權時，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政府的審慎把關，是為了守住台灣的民主與自由，防止中共以「交流」為名行「統戰」之實。作為民主社會的一員，我們應支持這樣的立場，並要求雙城論壇的主辦方堅守原則，確保任何形式的交流，都不應損害台灣的國家尊嚴與安全。最後，唯有在對等與尊重的基礎上進行交流，才能真正造福兩岸民眾。若雙城論壇淪為政治操作的工具，其所帶來的將不僅是台灣的短期風險，更將是民主價值的長期損害。守護主權，理性交流，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與共識。

近日，共軍於浙江及福建以東空域開設7處空域保留區，涵蓋範圍包括東海、台海、南海及西太平洋，有認為係在為「聯合利劍-2024C」軍演做準備。此舉不僅在地緣政治上升高區域緊張，更直接威脅台灣及周邊國家的和平穩定。然而，面對中共日益頻繁且高調的軍事挑釁，國防部及國安相關單位以冷靜、專業與精準的應對，充分展現政府守護國土的決心與能力。主動揭露情報，掌握輿論主動權相較過去，台灣政府此次在情報掌握與發布上展現主動性。國防部於第一時間揭露共軍的動態，避免社會因資訊不明而陷入不安，凸顯國防部在國土防衛情報上的專業與掌控力。這樣的快速反應不僅有助於提高全民警覺，亦向國際社會表明台灣已經做好準備，能夠隨時應對威脅。軍演擴大規模，台灣以全方位應變回應解放軍此次軍事行動可能涵蓋第一島鏈及西太平洋，規模之大在近年來少見。面對這樣的挑釁，台灣國防部迅速啟動應變中心，整合陸、海、空三軍資源，展現高效的協調能力。尤其在本島重要設施的防護部署方面，例如於桃園國際機場周邊的裝甲車部署，模擬重要設施可能遭受襲擊的情境，展現危機處理的專業水準。灰色地帶戰術下的智慧反制除典型軍事行動外，解放軍近期更頻繁利用海警船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挑釁，意圖透過灰色地帶行動，施壓台灣並擾亂區域秩序。面對此一複雜且模糊的威脅，台灣海巡署與國軍的協同應對值得稱讚。從強化海域巡邏到對海警船的即時反制行動，台灣展現不卑不亢的智慧應對，既不落入中共的陷阱，也有效維護自身權益與國際法秩序。結語：堅定信念，迎向未來過此次應對行動，可以看出我國政府，特別是國防部及國安單位在危機中展現出的敏銳洞察力與高效反應能力，並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堅定且可靠的信號，鞏固台灣作為區域穩定力量的形象。當前，台灣面臨的挑戰仍然巨大，但危機也是展現實力的契機。國防部此次的專業應對，展現在軍事壓力下的成熟與從容。未來，台灣必須繼續強化自身國防力量，深化國際合作，並以全社會的團結與信心，迎接各種挑戰。和平必須建立在堅實的防衛能力之上，而台灣有能力，也有信心守護這片土地與自由價值。

最近，我國一位家長提到，他和正在上高中的孩子聊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卻發現孩子完全不知情，令家長感到難以置信，再度引發了對「108課綱」是否過度「去中國化」的質疑。而中共國台辦試圖炒作此一議題，發言人朱鳳蓮表示，這個事件顯示台灣正在推行「毒課綱」，使得台灣青少年逐漸失去中華文化根基，並希望台灣同胞能到大禹的故鄉瞭解「大禹治水」的故事。暫且不談該言論充滿「兩岸一家親」的論述，完全忽略兩岸在經過長時間的分治後，已經形成的政治、文化、體制和思想上的隔離。在最近中國南方多省洪水不斷的情況下，國台辦居然還能炒作台灣麗與教育中是否有「大禹治水」的議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據報導，中國南方多省近期遭遇暴雨成災，已造成數十位百姓的死亡，以及嚴重的財產損失，並且洪患依然持續，長江中下游的水位可能全面超過警戒線。此外，近年來中國洪災頻繁，例如去年8月北京洪水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一再顯示習近平的治水能力明顯不如所謂「大禹」，但中共官方卻大力宣揚習近平的治水理論，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再者，「大禹治水」是否真的與歷史事實相符，本身就具有極大的爭議，而中共卻如此推崇一位古神話人物，完全無視現代科技進步，現代治水方針和技術與古代有著巨大差異，卻口口聲聲宣揚「中國式現代化」。這也難怪中共官方對連年洪災無能為力，也印證學「大禹治水」的故事實際上毫無用武之地，正如網友所言：「學大禹治水不如教八田與一的土木工法。」無論如何，中共官方一直試圖藉由扭曲歷史、詆毀我國教育方針等方式，對台灣進行文化統戰，但是其自身施政成效卻讓人嗤之以鼻。在炒作「大禹治水」的同時，中共內部的洪災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這使得他們試圖用歷史進行文化統戰，對台灣人來說毫無說服力可言，難怪國台辦長期被中國網友譏諷為「毫無作用」。

旅居海外的知名中國媒體人王志安日前來台觀光，在觀光期間從事採訪報導，並參與網路脫口秀節目錄製。我國移民署認為王志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因此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廢止其入境許可，並管制5年不得來台觀光。針對移民署的決定，王志安本人及許多網友（尤其是王志安的粉絲）指責移民署是因為王志安公開發表批評執政當局的言論，所以才將其封殺，進而批評我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跟中國共產黨沒什麼兩樣。但若是以正確的法律概念來檢視整個事件，其實移民署並沒有違背依法行政原則，也沒有限制言論自由。原因在於，上述許可辦法具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6條第1項的授權，而條例第15條第3款就已經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不得在臺灣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且許可辦法第16條第1項第6款更是明文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若是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的情形，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同條第3項第1款則規定，此種情形應自廢止許可之翌日，於五年期間內不予許可其申請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本次王志安在來台期間拍攝影片、前往大選造勢現場及於參與節目錄製，怎麼看都不僅只是觀光活動。因此，不管王志安是否收取「賀瓏夜夜秀」通告費，都已經是「與許可目的不符的活動」，移民署當然要依法廢止入境許可。至於網友所謂「選擇性執法」的質疑，其實是在主張「不法平等」，在法律上毫無意義。簡單來講，憲法和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則，都會強調是合法的平等，而不是違法的平等。一個常見的例子是，當民眾超速或闖紅燈時，不能因為其他人違規但沒有被警察開罰單，就要求警察也不能對自己開罰單。再來，有些人會提到，樂樂法利同樣也上節目，但卻沒有被「處理」，顯然是因為政治操作。但事實上，由於我國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存在，對岸民眾本來就不能跟其他國籍之外國人相提並論，且根本沒有人確定樂樂法利拿的是不是只是觀光簽證。從這點來看，再加上上述「不法之平等」的法理，根本不構成主張不應限制王志安入境的理由。最後，若王志安對此感到不滿，也可以透過行政救濟程序來解決。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擁有完備的司法救濟程序，包括訴願、行政訴訟及憲法法庭的違憲審查制度，皆提供了人民主張權利的途徑。因此，王志安無需在X平台（即改名後的推特）上發表情緒性言論，甚至指責我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毫無區別。這次事件只顯示出對民主法治國家的不足了解，甚至在批評我們政府之前未先深入瞭解，而這些言行使他多年來經營的和諧、客觀、理性的形象開始瓦解，未來他的發言可信度都得要大打折扣，十分令人惋惜。

近期，中國商務部再度調整《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早收清單，並探討進一步中止有關農漁產品、機械、汽車零配件及紡織品等產品的關稅減讓措施。這項消息再度引起兩岸經濟議題的熱烈討論，並讓許多人擔心失去中國市場將導致臺灣產業和經濟衰退。有人主張應積極回應中國的要求，例如承認九二共識，以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儘管在這種思考模式中存在底層的政治邏輯，如兩岸一家親和促進統一的觀念，但本文在此暫且不提。就純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主張通常是基於中國市場的龐大規模、經濟實力及兩岸文化語言互通易於貿易交流等。支持者認為，兩岸經濟的相互開放不僅能讓台灣在對中貿易中受益，還可以實現兩岸共同繁榮，大幅改善台灣民生。然而，這樣的主張與中國實施對台經濟統戰時的慣用手法相一致。中國官方經常使用類似的口徑，強調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向好，對台合作優勢明顯，希望台灣積極參與擴大交流合作，以實現共同繁榮。類似的論述實際上也常被中國用於推動「一帶一路」的外宣活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兩岸經濟融合是否能為台灣帶來前所未見的繁榮？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為了促成兩岸合作而承認九二共識，未來可能會演變成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經濟基本上被用作帶動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工具，因此香港在英治時期建立的金融體制和司法體制在短短20年內遭受剝奪，最終面臨經濟衰退的困境。此外，「一帶一路」的失敗及宏都拉斯白蝦產業的慘淡現況，都可以看出即使兩岸未統一，兩岸經濟合作也難以為台灣帶來真正的繁榮。更何況，在半導體產業日益重要的時代，我們不能確定是我國需要中國，還是中國需要我國。考慮到中國政府的政治因素，台灣無需進一步尋求兩岸經濟融合，而是應該逐步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堅守原則，方能保衛台灣未來的繁榮。

信評機構穆迪日前宣布下調中國的評級展望至負面，並公告表示評級展望下調，旨在反映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和公共部門將需要為地方和國有企業提供更多金融支持，為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帶來下滑風險。若觀察今年內之中國施政，可以發現習當局不斷以加大貸款力度之方式，期望能以此提振疫後委靡的經濟景況，更以不斷補助之方式扶持各項產業，並不惜耗費鉅資加速航太及交通建設，企圖營造中國經濟復甦情況良好的繁華外貌。不過，且不論依中國腐敗的政治現況，究竟有多少錢能夠實際下達真正需要的人或單位手上，光是不斷撒錢的施政方式就十分值得質疑。首先，中共一向譴責國際上的保護主義，卻一直大力補助重點產業，事實上也是保護主義的一種，很難不讓人懷疑其根本不理會世界貿易組織所訂下的準則。蓋自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此種補助手法會對自由貿易產生嚴重的扭曲，且中國也早已時常被批評透過補助之方式，使產品能低價傾銷至各國，例如今年10月歐盟就宣布要對中國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其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底批准第四季增發國債1兆元人民幣，今年赤字率預料將從3%提高到3.8%左右，不斷加發國債的模式也顯示出中國政府財政愈加吃緊。習當局慣用且只會用的撒錢施政，但顯見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否則不會採取提高赤字率此種「最後手段」，導致財政風險不斷提高。更何況，中國今年多次受到天災尤其是水災的影響，為了區域重建中央經費所費不貲，但即便是如此，還是有諸多民眾表示領不到補償金，此事顯示中國在習慣撒錢施政後，資金運用效率顯然已變得十分糟糕。最後，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7月時取消外資在中共經營資產管理公司的限制，也代表在中國中央不斷要求銀行加大放貸力度，甚至不惜降低審核標準的情況下，已經造成難以回收的不良貸款會持續增長，只能寄望於依賴外資奧援才能妥善解決，長此以往，中國的銀行將面臨嚴峻的經營難題。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已過於習慣於撒錢施政，再加上不斷透過內宣讚揚中共中央的「偉大政績」，極易使各級政府及官員養成「反正中央會出手」的腐敗思維，舉國上下都產生一種「中國是一個可以由獨裁者精細調控的機器」的錯誤想像，對中國內政將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也導致中央政策根本無法在地方確切落實，最嚴重的結果將可能是舉國衰敗，受苦的還是中國人民。

今年10月時中共全國人大通過《愛國主義教育法》（以下簡稱「愛教法」），並訂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由於我國亦遭點名納入，勢必會對我國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雖當時新聞上常有相關報導，但關於法案內容的描述均稍嫌不足，因此，本文希望能透過完整介紹該法內容，引導讀者真正瞭解法案到底規定了什麼，以及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看待。《愛國主義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及意圖中共制定《愛教法》的目的首先當然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但其背後的意圖究竟為何，值得深究。綜合各方意見與法案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對內而言，透過強化意識形態的方式，煽動人民愛國情緒來攻擊其他國家，藉此轉移內部矛盾，化解人民近來對政府的不滿。對外而言，透過愛國及愛黨教育來進行思想動員，培養大量小粉紅自動為中共進行統戰宣傳。對港、澳而言，試圖拆解過往發生的民主運動，使「一國兩制」崩解，「一國一制」成為政治現實。對我國而言，透過將我國人民區分為「台獨分子」及「台灣同胞」，對前者文攻武嚇，對後者則極力拉攏，分別實施軟、硬兩手來讓我國社會產生分化，將「台灣同胞」之權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綁定，營造「台獨分子」分裂行徑將有害於「台灣同胞」權益的形象。《愛國主義教育法》的重要內容《愛教法》首先規範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教育內容，除了常見的黨國及社會主義思想之外，更特別強調民族主義、統一思想、國防及國家安全，並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要求各類學科、教材、教學方式、校園文化建設、學校各類主題活動及校外參觀活動中，都必須融入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其次，《愛教法》更要求民間社會主動實行愛國主義教育，課予諸如家長、企業或事業單位、職業或社會團體、傳統媒體及網路服務提供者等相關職責，例如企業須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職業訓練，職業或社會團體須將愛國主義精神直接寫入章程，新興或傳統媒體則須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題材製作傳播內容。此外，同時訂定第39條規定，來處罰沒有履行愛國主義教育責任的單位或個人。最後，《愛教法》將愛國主義教育施行範圍擴及至港、澳、台。《愛教法》第23條明文提及，將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一國兩制」實踐教育，增強港、澳同胞的愛國精神，增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對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職責的認識，堅決反對「台獨」以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增進海外僑胞愛國情懷。《愛國主義教育法》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實際上，中共並非在立了《愛教法》之後才要開始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而是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就已經開始大力推行，並於1994年系統性地發布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此後，中共不斷「完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並在集大成之後，2019年時中共國務院印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以下簡稱「新綱要」），而《愛教法》的內容大多都出自於《新綱要》，只是將其內容法條化、具體化、新增強制條款、調整適用範圍並使其更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已。也因為如此，從現實層面來看，《愛教法》的問世與施行，所造成的政治及社會影響並不會十分巨大，但需要注意《愛教法》與《新綱要》之間的細微差異，以下幾點值得特別關注。強化對人權的限制《愛教法》特別以強制的方式要求家長、企業或事業單位、職業或社會團體、傳統媒體、網路服務提供者主動實行愛國主義教育，依受規範者性質的不同，將侵害人民、社會團體或組織之一般行為自由、營業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及言論自由。此等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並明確表態支持愛國主義思想，甚至負有義務去讓其他人產生愛國主義思想的法規，已嚴重侵犯相關民眾的不表意自由。如此一來，人民就必須為愛國主義教育傷神耗力，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值得提及的是，中共《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及結社自由，雖亦在第52條規定，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但所謂「維護」在字義上僅指維持現有狀態，並無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的意思。此外，中共於1998年簽署《公政公約》，負有促進人權及自由價值的義務，《公政公約》第18、19條規定，人人有思想、信念、保持意見不受干預及發表自由之權，且此等權利除出於國家安全及公序良俗之「必要」外，不得限制之。因此，《愛教法》的上述做法已經違反了中共《憲法》及《公政公約》。對台統戰更具針對性首先，《新綱要》是將我國與港、澳及海外僑胞作相同處理，但《愛教法》卻對我國設立特別的規範，針對性明顯加強。《愛教法》第23條對我國以第2項規範：「國家加強對推進祖國統一方針政策的宣傳教育，增強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對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神聖職責的認識，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其實是將愛國主義教育中針對我國的部分，除了再次強調國族觀點外，尤其注重習近平於去年中共20大報告中所言：「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藉此來分化我國社會，以達成統戰目的。提高「小粉紅」數量及活動頻率前已述及，本法可稱為中共遂行「全球大統戰」之集大成之作。綜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問題專家Kathy Huang及我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洪敬富的看法，由於本法執法範圍擴及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僑胞，因此，在海外以激進方式宣揚「中國」式社會主義思想的小粉紅，將會因本法通過而成為「愛國主義樣板」，形同獲得一項法律工具，從而更有底氣地為統戰採取激烈行動，長此以往，全球華裔均可能成為中共統戰宣傳之自動化工具，必然將導致「小粉紅」數量及活動頻率急遽上升。危害「中國」內部政策的理性討論由於洗腦教育及小粉紅的激烈對外，將導致呼籲黨國積極變革的「理性愛國之聲」遭到壓制，進而使「中國」內部無法理性討論政策及施政之合理性。尤其是《愛教法》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並明確表態支持愛國主義思想，將使「中國」言論環境成為一言堂，導致理性評論中共官方施政並提出檢討之言論銷聲匿跡，長此以往，將不可避免地讓中共官方施政及政策擬定產生盲點。民族主義高漲並造成反效果我國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研究員黃奕維提出，中共強化民族自信的方式，一向是透過強調外在敵人的暴行等「國恥恨」式民族主義，藉此使人民忽略執政者的錯誤，但若是過於強調這種愛國主義導致民智失控，將形成巨大輿論壓力，倒逼中共官方不得不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法以維護其統治正當性，最終於國際社會上漸無妥協的空間。箝制在陸台人思想本法除可作為日後懲罰在陸台人的依據外，更嚴重的是，如台商子女等未成年人若於對岸生活求學，將自小被迫接受「愛國主義」課程，恐使統戰思想根深柢固；此外，未來中共所舉行之兩岸交流活動中，我國青年赴陸參訪將頻繁地被安排接觸「紅色景點」。因此，雖中共對我國並無管轄之權，但本法對我國人民並非毫無影響。港、澳「一國兩制」實質崩解《愛教法》在事涉港、澳層面最受熱議的議題是，本法是否將會在港、澳施行的問題。以香港為例，相關人士不斷強調本法將不會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亦無在地立法之必要，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琼卻大力建議港府採取具體措施落實。與之相互配合的，是香港特首李家超於今年10月25日發布的施政報告指出，港府將因應《愛教法》的通過，設立統籌小組在香港推行相關工作。本來，在「一國兩制」的固有架構下，中共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除非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中，否則並無在港實施的效力，但《愛教法》卻刻意締造即便未納入附件三，亦無在地化立法（例如港區國安法），中共法律仍實際在港施行的先例，顯示出即便《愛教法》仍在文本上強調「一國兩制」，但一切都只是話術及騙局，中共已經開始試著拆解「一國兩制」，欲使「一國一制」成為政治現實。結語與建議：我國的反統戰宣傳思維由於《愛教法》針對我國國情設立特別之法條，力求對我統戰工作能更具針對性，且法條的強制性不僅禁止人民不得從事特定行為，更強制人民積極採取行動去促進國家統一及民族團結，將使中共箝制在陸台人思想的力度大增，故我國須謹慎應對。不過，如前所述，《愛教法》的通過雖然會成為中共統戰宣傳的一大利器，但亦有其副作用存在──傾全國之力實行愛國主義教育，勢必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過度耗費人民精力，並使行政成本大幅增加，從資源分配的角度觀之，整體而言並不利於國家發展。此外，由於法案內容大多與舊有的《新綱要》近似，因此對政治及社會的影響並不會十分巨大，但愛國主義教育的立法化，反而可以落人口實，成為我國反統戰宣傳的一大利器。舉例而言，自本法之立法歷程可以看出，中共試圖使「一國一制」逐漸成為政治現實，但我國即便是統派人士，亦不希望失去原有的自由生活而遭獨裁政體統治，其之所以會支持統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一國兩制」抱有幻想，才會受到中共經濟實力、國力等因素的吸引。因此，本法的經驗正可作為戳破統派人士對「一國兩制」所抱持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使其認清「一國兩制」不過是騙取我國被吞併的糖衣毒藥而已。實際上，我國只要堅持推廣民主自由憲政的優越性，相關統戰宣傳並不致使我國淪陷。反倒是中共為愛國主義教育大規模立法，給予我國大量反統戰宣傳的資本，因為只要在熟悉本法過後，對法規內容有疑義的部分逐一給予適切的批評與回擊，以正面論述接連攻破中共的統戰宣傳，尤其是可以特別強調中共能夠為了維護政權，公然訂定違反中共《憲法》的法律，甚至違反所簽署聯合國公約中強調的普世價值。如此一來，即可以凸顯我國民主憲政的優越性，增進國人對政府的信任，並減損中共在國際上的信譽。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日前接受知名播客佛里德曼專訪時指出，中國尚未統一台灣全因美國阻撓，因此只要隨著中國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增長，中國終將會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其用以論證中國將持續成長至美國無法阻撓其統一的依據，在於其認為中國聰明人及勤奮者的數量遠多於美國，建築物比美國更令人印象深刻，以及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此外，其並稱中國一直聚焦於國內事務，且自歷史來看，中國並沒有會入侵他國的傾向，十分值得讚賞。雖然馬斯克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有一個正確之處，即「統一台灣是中國的官方政策」，且「從中國的立場看，他們100%會統一」，但再怎麼說這些目前為止也不過只是政策與立場，要遂行的難度相當高。更重要的是，其用以論據中國遲早會成長至美國無法阻撓其統一的依據，大多為馬斯克主觀的看法，或許與實際情況大相逕庭。首先，中國的人口基數巨大，且不論勤奮與否的問題，或許「聰明人」確實數量驚人，但底層人民的數量也同樣龐大，上個月才驚傳過世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就曾經說過，中國有6億人活在貧窮線下，月薪不足千元人民幣。此外，據港媒及中共官媒的報導，2021年時中國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約莫為15%，美國則是在2019年就已經有35%的人口取得學士「學位」。其次，建築物令人印象深刻，從馬斯克作為一位西方人來看，當然是具有異國風味的中式建築更讓他印象深刻。更甚者，中國有大量建築是由中共政府動用國力集中建造，更有大量建商屬於國企或背後有國家資本，這樣的現象是否值得馬斯克的高度評價？相信大家都可以從近期中共房地產市場低迷的情況中得到答案。其三，就歷史而言，1979年數十萬解放軍就曾以「教訓越南」之名越過與中越邊境線，據估計雙方都有「25,000多人死亡，30,000多人受傷」；1962年也曾經向印度發動一場歷時一個月的邊境戰爭；更不要說古代歷史中，中國本身就是侵略不斷，例如唐朝時對朝鮮半島、元朝對日本都曾主動入侵。即使就現在來看，中國艦隊在南海上的行動，從敵對國家的立場來看，本身就帶有侵略性質。最後，若中國真的一直聚焦於國內事務，那怎麼會不停地對以阿戰爭發表意見？怎麼會推動金磚國家增員？怎麼會花大錢發展一帶一路？怎麼會訂定《對外關係法》？以上種種，都顯示出中國在國際上極具企圖心。若細看馬斯克所言，其實與中國對外統戰與外宣的說詞高度一致，例如就侵略一事，中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今年就曾表示：「中國從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也從不搞代理人戰爭，從不在全球搞軍事行動，不以武力威脅其他國家。」很顯然，馬斯克很可能是因為商業利益才選擇不斷讚揚中國，畢竟中國不僅是特斯拉的重要生產地，也是重要的市場，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生產的汽車，約佔特斯拉全球銷量的50%。因此，馬斯克會提出如此多的「中國謬論」，也就不令人意外。

美國眾議院於10月3日表決通過罷免共和黨籍議長麥卡錫，他也成為了美國史上首位遭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因多次的挺台舉措而被視為友台象徵，同時亦為美國持續軍援烏克蘭的重要推手；而美國是否持續援助烏克蘭，更被視為若未來台海若發生衝突時，美國是否會馳援台灣的指標。因此，當如此立場的議長遭到罷免時，大量「美議院不再挺台」的聲音紛至沓來，更有知名人士藉此事件發揮，稱「與總統蔡英文見過面的2個議長都下台了」，所謂「疑美論」或「棄台論」被炒作至高峰；但實際上，麥卡錫遭到罷免一事，根本非關美議院是否挺台，更不會對美國對台政策產生負面影響。如此斷言的根據，除麥卡錫受罷免主因在美國財政，本質上屬於美國國內議題外，更是因為近年來友台法案、政策的通過與實施並非僅由一方所決定，而是無論民主黨、共和黨、保守派或自由派都支持──單就近期的《台灣國際團結法案》而言，提案者為匡希恆（John Curtis）、貝拉（Ami Bera）、夏伯特（Steve Chabot）、席瑞斯（Albio Sires）、康納利（Gerald Connolly）和迪亞茲-巴拉特（Mario Diaz-Balart），黨籍可謂民主黨及共和黨參半；此外，即使把視線拉離議會，就行政權而言，無論是拜登（民主黨）或前總統川普（共和黨），都支持「抗中保台」。由此可知，所謂「美議院不再挺台」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甚至可以說是特定親中族群見獵心喜的刻意操作。至於前述知名人士所稱「與總統蔡英文見過面的2個議長都下台了」，正好與中國境內開始流傳的「麥卡錫係因政治立場過於親台而遭罷免」之論述相互呼應，都屬於扭曲事實的玄學範疇；對此，筆者猶記得在今年6月日本第8師團長坂本雄一因直升機失事亡故時，對岸媒體就曾經不斷渲染其係因鼓吹「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遭受天譴，如此看來此種玄學式的操作手法已經是中共的慣用伎倆，惡劣至極。總而言之，美國無論行政權或立法權，都是跨黨派地對台灣表達，原因不僅僅是美中對抗，更重要的是我國具有民主自由的政府體制，可以作為對抗獨裁體制的重要成員。在此前提之下，美國挺台就成為必然的結果，不管麥卡錫本身如何而遭罷免，或無論未來美國眾議院由誰擔任議長，都不會改變台美關係日益友好的事實。至於那些扭曲事實的玄學、唯恐天下不亂的流言蜚語，不去理會它便是。

9月21日，中共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辦的2023年國際議員友好交流論壇在廣東深圳舉行，並以「共同實現永續發展」為主題。而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肖捷於出席開幕式時表示：「中國…願同各國一道，落實好全球發展倡議，…公平惠及各國人民。」甚至大言不慚地說：「中國發展過程全程民主，人大代表制度是…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這些話，對比中共政體的實情，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本來，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透過分權及放權，共產黨對人大的干預降低，使之於反映民意、監督行政與司法上開始發揮了正向作用，因此，依照當時的發展歷程，中國原來是有機會擺脫獨裁者困境的。殊不知，在2003年後，中國重回由黨中央總攬全局的老路子，後續更是直接廢了人大對於行政的監督權，連可以讓人民直接發聲的管道都被由行政權所掌控的信訪體制取代。尤其是在習近平走馬上任後，不僅在共產黨內一手遮天，也推動超級國家主席制並依賴特別委員會治國，愈加強調舉國上下均須服從黨的領導，導致在中共形成黨職遠比政府職更有權責的詭異景象；而人大在黨的淫威壟罩之下，各級選舉制度名存實亡，竟成為阻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共產黨爪牙。自此，人大已完全坐實外國施以的「橡皮圖章」之名，與民主代議政治的真諦背道而馳。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肖捷竟還有臉面說出「人大代表制度是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這樣冠冕堂皇的話，該論壇甚至設立「永續發展與民主法治建設」及「永續發展與基本人權」的論壇主題。不禁讓人問一句：沒有民主法治建設及基本人權的國家，要如何帶領各國議員討論這些議題？也正因如此，由中共所舉辦的國際議員友好交流論壇，永遠只能侷限「中共同盟」的小圈子裡，永遠只能用「發展中國家」的名義自娛自樂。從參加者只有阿爾及利亞、阿根廷、巴基斯坦、巴拿馬籍俄羅斯等17個國家或地區的近30名現議員或前議員，卻未見任何施行民主體制的代表性國家，就可以知道其所謂「國際」議員友好之名是多麼的可笑。

福島核災迄今已12年餘，這段漫長的時間，為了防止反應爐發生更大災難，日本必須持續注水冷卻，產生大量高濃度核污染水，至今已累積逾130萬噸，逼近儲存槽容量極限，迫於現況，日本政府決定以十年期的計畫，將核廢水在經過海水稀釋百倍以上後排入大海。針對日本政府排放核廢水的決定，國際上反應最為劇烈的非中國莫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公開表示，日本推動核污染水排海，乃向全世界轉嫁核污染風險，是極度自私且不負責任的行為。中國甚至透過官媒大肆進行輿論攻擊，一天之內可以產出數十篇相關「報導」，且其中不乏情緒性的強烈措辭。不過，即便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決定確實頗有爭議，也輪不到中國政府來譴責，因為中國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首先，中國沿海水域有著世界上最為繁忙的國際海運線路及大城市，也大規模地設置了工業區，造成嚴重的工業、農業污染及城市污水排放，更在沿海傾倒了大量塑料垃圾。再者，中國對海洋的污染並不限於沿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遠洋漁業及海運業國家，其遠洋漁業在各海域進行大規模捕撈，除對當地生態造成負面影響外，其數量龐大的漁船及海運貨輪，更在航行間將自身廢棄物直接拋入海中，包括船員生活垃圾、網子、繩索、浮標、浮筒、桶子及條板箱等。此外，中國的空氣污染時常影響鄰國的情況已經人盡皆知（日本更是直接受害者！），水污染也對跨國河流和水域造成了跨境影響，沿海多如牛毛的核電廠也向大海排放了較日本多出數倍的放射性物質。對於這些，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在國際上道過歉，卻在此次事件中不停地對日本口誅筆伐，以及禁止輸入日本水產。更甚者，在我國政府未對日本表達反對立場時，中國開啟了對我國的認知作戰──創建「受日本核污水影響最大的省份」標籤且將所謂台灣「省」列在第一位、抹黑我國會將所謂「核食」轉運進中國、譴責我國「台獨份子」是日本的幫兇…等，都是共產黨進行大量政治操作的痕跡，卻對自身造成的污染問題三緘其口，刻意隱瞞了中國自身才是最沒有資格譴責日本排放核廢水的國家這項事實。

中國國務院於7月21日審議通過《關於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期能藉此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及推動城市發展。所謂「城中村」係指在都市化過程中，雖失去農地卻仍實行村莊制度之地區，與光鮮亮麗的都市相較，通常有髒亂、居民較為貧困及治安不佳等問題，有時會被戲稱為「貧民窟」或「城市的毒瘤」；而城中村改造，若與我國制度相比擬，性質上可以看成是較為蠻橫的「市地重劃」同時再加上「都市更新」。自一方面而言，城中村改造旨在提升都市環境和居住條件，促進都市永續發展，並可以刺激都市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提高群眾對房地產市場的信心，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有利於提升房地產市場活性。因此，在中國景氣低迷、房市緊張的狀況下，可想而知中國國務院再次大力推動城中村改造之意圖為何。但自另一方面而言，在中國房地產企業債務問題嚴重的情況下，推動城中村改造所面臨的風險亦同樣巨大。首先，由於城中村改造需要大量資金，在房地產市場低迷且債務問題時，房地產企業可能難以承擔大規模的城中村改造項目，這可能導致項目難以推進或無法完成；其次，由於景氣低迷，購房和投資需求將同步下降，即便改造後的房地產較具吸引力，但價格也會隨之上漲，因此很可能無法改善供需失衡的問題。而房地產若是賣不出去，投入的資金自然就無法回收，也就可能導致房契債務問題更加嚴重。此外，城中村改造勢必伴隨著拆遷問題，而在中共執政下，政府和開發商的訊息相當不透明，導致原住戶對於改造計畫、補償標準等方面有資訊不對稱之情形產生，讓政府對於被拆遷戶提供之補償不足以滿足其實際需要的情形時有所聞，導致被拆遷居民的權益受損，更有可能造成原居民和新居民間之社會隔離與衝突，並加劇社會之不平等。更何況，城中村通常聚集大量外來人口，住戶多為租客而非房產所有權人；從過往的經驗來看，在改造後租金上漲的情形下，常導致原居民無法負擔新的居住成本，被迫搬離原居地。中國政府顯然有意識到上述問題存在，故此次提出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參與，並宣稱將納入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但實際上，城中村改造並非新鮮事，而是中國年年都在做的事，拿一直都在推行的事務來說要促進房市，即使此次中國中央給予較多關注，但怎麼想都不可能發揮成效。且上述擴大債務風險的問題也早已浮現，繼中國恆大集團之後，中國最大民營開發商「碧桂園」也在8月7日傳出2筆美債跳票的訊息。再者，中國政府與國企財政吃緊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真還拿得出大筆資金擴大推動城中村改造？綜上所述，此次中國推動城中村改造顯然救不了中國房市。在推行過程中犧牲了大量社會底層，卻換不回房市的振興，不禁令人悲從中來。

近年來，中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議題鬧得沸沸揚揚，其箇中緣由大抵不能逸脫於中國的經濟下行。而失業率攀升所代表的，可不只是大量失業人口失去收入來源，更是中國整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即使仍保有工作也僅僅是能混口飯吃，根本無從妄想所謂的勞動權益。何以見得中國整體勞動環境不佳？實際上，這幾天在中國社群平台，興起了一個熱門的主題標籤──「離職時我把工資告訴了同事」，內容多在訴說勞工被公司要求不得與其他員工談論工資問題，卻在某些契機下發現自己的工資被不合理地壓低。此一主題標籤能引起大量中國網民迴響，就顯示出中國企業盛行所謂「薪酬保密制」（或稱「保密工資制」，中國多簡稱「密薪制」），造成勞動市場中工作報酬極度不透明的情形。薪酬保密制在景氣狀況不佳時，除了可以讓企業維持薪酬談判的優勢地位外，更能以此降低員工對薪酬的期望，從而達成節省人事成本的目標──白話來說，就是方便用於壓榨勞工。因此，即使在極度注重個人隱私的美國，也大規模地禁止企業實行薪酬保密政策。當然，薪酬保密制度也有其優點存在，但大多只為方便企業管理，而對勞工較不友善，甚至長遠來看其實不利於公司發展。且要讓此一制度合理運行，尚須以國家有健全的勞務市場使人才流動順暢為前提，但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中國，顯然不符合這項前提。因此，可以推定中國企業盛行薪酬保密制，實質上就是為了透過削減人事成本，以面對景氣的每況愈下。中國勞工通訊（CLB）日前一項調查指出，2023年前5個月中國工人罷工情的形達到近七年新高；路透社更報導，中國出口大幅下滑，致工廠關閉、刪減工資及資遣勞工的情形已成常態，也佐證了中國整體勞動環境不佳。此外，中國近年來雖在「口頭上」大力推動女性權益保障，但中國企業盛行薪酬保密制，其實非常不利於實踐性別工作平等的理念。由於薪酬保密制限制了員工之間關於薪酬的訊息流通，使得勞工難以掌握同事或同行的合理薪資水準，剝奪勞工瞭解、比較及對公司談判的能力，將損及薪資分配的公平性。而在父權體制及各種群體地位不對等的社會結構下，這種不公平對女性和少數群體成員的影響特別大。根據IWPR（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的研究，在薪酬透明度高的環境中，性別薪酬差異明顯有所下降。中國在2023年兩會所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未來將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導向、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習近平更強調要促進「高質量就業」；但就現實來看，中國整體勞動環境的走向顯然與其目標背道而馳。而中企盛行薪酬保密制，在景氣不佳和失業率高漲的社會背景下，將對勞工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並加劇社會不平等。職是之故，中國政府勢必需要考慮建立透明的薪酬制度，方能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和公正性，推動整體就業環境的永續發展。此外，透明的薪酬制度不僅可以促進企業間的公平競爭，也能夠激發人才的流動和創新，並提高勞工的生產力及士氣，增強社會穩定，進而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發展。因此，在政策上推行透明的薪酬制度，或許不失為中國面對經濟問題的解方之一。

中共財政困難早已不是新聞，或許中央財政情形勉強還能撐得下去，但地方政府的財政情形確實不容樂觀。中共財政部公布的《關於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指出，今年財政赤字規模和新增專項債券比去年增加 6,600 億元，因此要求積極改善支出結構，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希望能遏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加。但無論如何節流，想要維持政府正常運轉本就不可能大幅度削減開支，加上中共房地市場交易量大跌又讓地方政府收入嚴重縮水，當然只能在其他地方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而在中共獨裁體制下永遠是百姓的錢最好撈，因此各地開始祭出各式各樣的政策，想方設法與民爭利。近期在微博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農村宅基地收費方案」就是一個例子，本來依照農村的傳統觀念，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宅院及土地屬於祖業，但在「共產」體制下，一切都變了調。各地方政府開始引用中共《民法》的規定，稱「宅基地不是祖業，而是集體資產」，且為了落實農地農用、恢復耕田（正巧中共中央今年特別重視糧食安全，推行了一系列如農管或退林還耕的強硬政策），進而主張無論一家人在原生土地上生活了多久，都應該「有償使用」，因此開始設立條件對宅基地收費。想當然耳，此舉引發民眾大量反彈，甚至有網民稱此為「一個打著法律旗號的強盜宣言」。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所謂「宅基地」指的可不是建物占地面積而已，而是連沒有建物的院子占地面積都要計入；有中國網友就指出，若依照相關收費標準，每年農村每戶家庭可能會多出數百至上千人民幣的支出，而中國農民收入普遍較為低落，甚至可能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更有網友痛罵，政府遲遲不敢徵收房產稅而放任有錢人囤房、炒房（依筆者看法，顯然是因為將導致一蹶不振的房市再度跌入深淵），明顯是「老太太吃柿子，淨撿軟的捏」。事實上，中共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事蹟還不只這一樁，中共最厲害的就是將任何能夠賺取大筆利益的行業變成「政府特權」，例如鄱陽湖盛行採砂，砂石是九江市眾所周知的暴利行業，而大量採砂破壞了魚類等水生生物的生存環境，導致水質和生物棲息地退化，但九江市政府想的卻不是全面禁止採砂活動，而是以生態保育為名全面接管這個行業，並透過發放開採配額、許可證等管制手段，讓「國有」的九江贛鄱砂業集團，全盤接手鄱陽砂的開採和銷售。而中共利用「配額制」來賺取大量利益的行為，還有出版業的「書號總量管制」，不僅只讓國家持股的出版社有資格申請書號（藉此控制言論），申請書號以及書籍送審也都需要支付給地方與中央政府大量行政規費，民間出版業者更只能透過承擔大量成本的方式來與這些有國家背景的出版社合作，才能出版書籍。中共此種處處要與民爭利的做法，在過去經濟狀況良好的時代或許還行得通，但在疫情後經濟慘澹且失業率高漲的今日，將會把基層人民的保命錢一點一點地蠶食殆盡。在習近平當政下，中共自詡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卻不停地在弱勢族群身上「薅羊毛」，怎麼看都覺得十分諷刺。 

　　宏都拉斯日前宣布與我國斷交，轉與中國建交，並聲明承認「一中原則」且認為中共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中共政府自然是藉此大肆宣傳，大言不慚地說宏國此舉乃「順應大勢、合乎民心」，甚至說我國對宏國「獅子大開口」的指控是在「潑髒水」，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難免讓人措手不及。但這還不算結束，由於台宏兩國斷交，將可能影響領有我國獎學金的在台宏國學生，中共外交部隨即見縫插針，派出發言人毛寧表示，只要宏國學生有意，中共將全面接收。　　中共將這一切營造成中、宏兩國皆大歡喜，只有台灣「獨自哀嘆」甚至「惱羞成怒」的形象，但事實反而是這樣的做法一次讓三個國家的人民都不開心。首先，我國人民自不必多說，除對中共蓄意打壓明顯不滿外，也譴責宏國不斷向我國所求的貪心行徑。　　其次，就宏國人民而言，即如同我國外交部長所言，多年來我國裨益宏國的國計民生，並協助整體國家發展，合作計畫範圍涵蓋醫衛、教育、職訓、能源、基建、經貿及婦女賦權等領域，甚至賑濟宏國風災水患。由此可知，我國與宏國的交流，靠的不僅只是金錢外交，更是在當地民間長期深耕，並與當地居民建立良善關係，為宏國帶來軟、硬體層面的雙重成長。因此，宏國第一副總統就批評，與中國建交將帶來嚴重後果，並使宏國陷入貧困；宏國最大的在野黨也痛批，卡蕬楚此舉是在「出賣主權給中國」。　　其三，就中國人民而言，由於中共內部近年來不斷出現民生與財政的問題，例如房地產泡沫、醫保改革、限縮天然氣補助及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等事件，早已引發民眾相當程度的不滿；此前中共對台灣學生所提供的優惠措施，使台灣高中畢業生可憑學測成績報考中國的大學，也引爆了中國人民不小的憤怒。因此，這次中共當局再次為政治利益而「大撒幣」，以及外交部對宏國在台學生「全面接收」的說法，毫不意外地再次點燃中國民眾心中不平衡之火。在微博上，認為「只考慮搞好國際關係，卻忽略了內在安穩」或是「又來了一群『洋大爺』」的言論並不在少數。　　綜上所述，宏都拉斯與中共建交可說是一舉激怒三個國家的人民。而實際上，與中共建交是否真可為宏國帶來正面經濟效益，也頗讓人懷疑，尤其是近期不斷有中共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外交的質疑，且不少與我國斷交而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在獲得中共金援後，經濟依然毫無起色。這樣的情形，更體現了我國與各邦交國合作計畫的難能可貴之處──不僅是為短期利益投入金援，而是在各方面提供長期的發展方案，同時為邦交國提升軟實力與硬實力。反觀中共近年來明明內政問題不斷，卻仍不放棄「大撒幣」的外交政策，甚至還有中共媒體敢厚顏無恥地指責我國是「慣於施展『金錢外交』伎倆的老手」，怎麼看都覺得十分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