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川普的經濟政策恐導致廣場協議的泡沫經濟歷史重現
川普的經濟政策恐導致廣場協議的泡沫經濟歷史重現 傅馨儀律師 在當今貿易局勢日益緊張的國際環境下,美國前總統川普透過關稅戰策略,使其經濟政策成為全球焦點。其倡議的海湖莊園政策構想,結構上與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高度相似,企圖以關稅施壓他國使美元走弱,以促進美國產品出口競爭力與製造業回流,增加貿易順差。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類策略儘管具有短期效益,長期卻可能導致資金泡沫與全球經濟停滯。本文將從經濟歷史回顧、政策效應與潛在風險等面向,探討台灣的因應之道。廣場協議的經濟歷史回顧 國際經濟史上,1985年美國與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五國財政部長及央行總裁於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廣場協議」,希望透過協調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貶值,以縮減美國的貿易逆差。此協議日後對日本造成深遠影響,日圓相對於美元大幅升值後,大量資金流向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引發日本內部資產價格過度膨脹,最終導致房地產與股市經濟泡沫。當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今日川普推動類似的策略,以關稅施壓貿易夥伴,迫使各國讓步、使美元貶值。從歷史角度為鑒,川普的關稅戰略可能會重演廣場協議的歷史,再度種下全球經濟動盪的因子,並引發報復性關稅,也加劇全球供應鏈斷裂風險。經濟效果的兩面性 川普關稅戰略短期內或許有助於提升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並吸引部分企業將製造回流美國,但長期而言,其潛在風險不可忽視。首先,美元貶值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導致通貨膨脹壓力上升,抑制消費者購買力。其次,當代全球迎向科技產業的高階製程與供應鏈協作,已非昔日的傳統製造,單以關稅措施未必能夠讓製造業順利回流美國。若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選擇建立區域合作機制因應(如CPTPP),美國企業恐面臨更高營運成本與市場排擠風險。台灣的經驗與警示 回顧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台灣亦曾因美國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的貿易調查,被迫開放金融市場、取消出口補貼與實施匯率自由化政策。新台幣大幅升值後外資迅速湧入,導致股市與房市飆升,出現「台灣錢淹腳目」的泡沫景象。然而,在資金大退潮、貿易順差縮減時,泡沫即刻破裂,造成股市與房市雙重重挫,此與之後發生的日本泡沫經濟相似。若川普再次利用類似策略對台灣施壓,歷史重演的風險不容忽視。 鑒於歷史經驗及面對潛在風險,關稅戰爭下一步可能就是匯率的貨幣戰爭。台灣應採取三項應對策略:一、積極與美國協商,爭取關稅豁免與友善貿易條件,降低貿易衝擊。二、強化金融穩定政策,健全資本流動監管,防止資金過度集中於股市或房地產市場,抑制泡沫經濟擴張,提升抗壓韌性。三、遵守國際經濟法秩序並積極加入多邊經濟合作,WTO的多邊貿易制度本意即是為防止世界貿易陷入雙邊主義與報復性關稅的惡性循環。台灣與其他自由開放經濟體應共同推進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強化公平、透明與可預測的國際經濟法制度之重要性,以確保經濟長期穩定。 不知是否因為川普曾經以天價購買過紐約的廣場飯店,因此欲以海湖莊園政策再現廣場協議。其經濟政策雖可能是以重振美國經濟為出發點,但若以關稅戰與美元貶值導向為核心,則未必能成功達到目的。又全球經濟失衡,反而可能重演資產泡沫與經濟停滯的歷史困境。台灣作為自由民主的開放經濟體國家,應以歷史為鑑,審慎潛在風險,鞏固國內經濟基礎,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以確保在全球經濟變局下能穩健並持續經濟發展。 (作者傅馨儀,執業律師,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經濟法博士後期研究)
留言0喜歡1投書4月7日言論自由日談台灣面對關稅困境的韌性與因應之道
4月7日言論自由日談台灣面對關稅困境的韌性與因應之道 傅馨儀律師 4月7日言論自由日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紀念日。鄭南榕先生因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自焚方式抗議,他的堅持提醒我們,自由與尊嚴從來都不是天賦的,而是面對壓力與挑戰時持續奮戰的成果。台灣人面對挑戰時的韌性與智慧,正如這一天所象徵的精神--即使風暴近逼,我們依然昂首前行--。 當前台灣面臨挑戰,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箝制,還有來自於國際經濟秩序的劇烈變化。本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拋出高額關稅政策,對台灣課徵高達32%的關稅,市場擔憂再現通膨壓力與股市熊市的大幅震盪。川普的關稅政策固然對我國外銷企業形成鉅大壓力,但此非台灣獨有的問題,像是越南、日本、中國等亞洲大國亦遭課以高額關稅。顯示這波美國關稅浪潮,是川普以他個人逕自解讀的「美國優先」路線,藉保護本國企業為由,企圖重塑美國在地的供應鏈。然而,高額關稅是否真能如川普預期般重振美國經濟?全球諸多經濟學者持保留態度,甚至已明確表示反對。從經濟歷史以觀,過度保護主義往往導致全球通貨膨脹、供應鏈中斷、消費成本上升,最終反噬本國經濟。非但無法如川普預期可再現麥金利時期(1897-1901年)美國黃金時代,反倒可能再度引發胡佛時期(1929-1933年)美國失業率驟升的經濟大蕭條。1930年美國實施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對兩萬多項進口商品加徵重稅,結果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導致貿易量急遽萎縮,惡化成為經濟大蕭條。福特汽車創辦人亨利·福特也曾直言該政策是「愚蠢的經濟政策」,堪為今日的警惕。 在當前全球邁入地緣政治與經濟重塑的新時代,台灣必須突破對少數大國市場的依賴,積極尋求出口市場與經貿策略的多元化,方能鞏固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近20年來,台灣歷經亞洲金融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國人憑藉穩健的商業腳步與民間創造力,最終回穩經濟,展現出強大的社會應變韌性。在此2025年AI科技革命新時代,台灣面對的國際貿易與關稅挑戰應可從以下三個面向為積極因應:一、外交政策方面,應持續深化與美國及世界各國與區域經濟的經貿合作與對話,推動雙邊貿易、租稅協議與投資保障協定,以爭取關稅豁免或有利條件,避免我國企業遭受不對等待遇。二、經貿結構層面,應積極拓展全球各地深具潛力的國際新興市場,提升市場多元性,降低對少數市場的依賴,增加抗風險能力。三、產業升級領域,加速投資並強化高附加價值產業,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生技醫療、推進並育成新創事業等,提升台灣的全球競爭力與產業不可替代性。 雖然川普提出的關稅政策已造成國際經濟局勢動盪不安,彷彿投下足以摧毀全球經濟的核彈,但遭逢困境的同時,也是台灣得以再次向世界展現我國彈性制度與全球經濟佈局智慧的時刻。我們有信心,在民主制度、法治基礎與自由經濟架構下,台灣能夠積極應對變局,因應全球的變遷與挑戰,在全球經濟與科技市場中穩健前行。 (傅馨儀為執業律師,國際經濟法博士後期課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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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召開首次院際協調之所見所思 傅馨儀律師 依據憲法第44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該條憲法規定我們簡稱為「院際協調/國政會商」,賴清德總統本於此憲法職權,於2025年2月10日下午啟動台灣首次總統及五院的院際協調會議。有關總統召開院際協調會議是否洽當?司法院代理院長出席是否得宜?院際協調是否虛晃一招只是為了四打一?等爭議紛紜,筆者就以上爭議點提出看法如下。一、總統應否介入院際間的紛爭?有意見認為依照我國憲政慣例,院際間之職權紛爭應由大法官依照憲政司法釐清,總統不應介入協調等云云。筆者認為此說並不洽當,既然憲法第44條明文規定總統有權得召開會商解決院與院間之爭執,該憲法條文並非僅是總統的權利而已,總統有其政治責任。如我們所知,去年有諸多修法議題在各政黨間爭議不斷,包含國會權限範圍擴大是否恰當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影響人民司法救濟權的「憲法訴訟法」、攸關人民福祉及國家施政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等幾乎每一項重大立法,朝野政黨間都存在嚴重歧見,根本已無法順暢溝通為國會職權之行使,倘若總統只有提出憲法訴訟而不為任何政治作為,反而會讓人民感到過於消極怯弱,因此賴清德總統願意擔負起政治責任召開國政會商,不論實際成效為何,身為政治領導者勇於任事,此舉應值得讚許。二、司法院代理院長謝銘洋出席會議是否允當?有意見認為司法院應秉持司法中立、超然獨立原則,不適合參加院際協調會議等云云,筆者對此意見亦有不同看法。司法中立原則是指個案判斷應該超然獨立,不受任何干涉或影響。但我們都知道現在憲法法庭因為大法官人數不足而被架空,且去年底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是否有癱瘓憲法訴訟案件也存在巨大爭議。司法院原本是公親,現在變成事主,且司法院也是五院之一,依照前述憲法規定,總統召開院際協調本應邀請司法院。又憲法訴訟案件為合議審判案件,非院長一人決定,且代理院長出席院際協調並非針對個案為討論,出席會議可謂合宜。三、院際協調只是為了四打一?似乎多數人僅將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單位為二分法的對立化。其實立法院朝野均有席次,行政、司法、監察、考試各院亦各司其職,既然要協調,臆測誰打誰,誰與誰連盟或對立並無必要。期許總統與五院均應秉持誠信與善意的溝通態度,互相放下私自的立場與成見,共同攜手帶領台灣走向正確且人民安康豐碩的道路。 (傅馨儀,為執業律師,國際經濟法學博士後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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