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東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政治掃黑，點燃綠島暴動   以50年白色恐怖時期，羈押在綠島政治犯故事為背景的台視8點檔連續劇《台灣百合》，目前(2004年12月)正熱烈上演，收視率逐漸上飆，其實，與《台灣百合》思想犯故事頗不相符的另一個綠島故事一「一清專案」管訓流氓事件，自1984年11月實施，1987年發生「綠島暴動事件」，造成八人死亡，迄今(2004年)已歷經20年(至2016年，剛好30周年)，而當年的管訓大哥，目前許多人雖各擁一片天，但也有不少人早已作古歸西，或流亡海外，望斷鄉關。(本文轉載自2004年12月27日—29日《台灣日報》) 備註：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權園區)，正推出「汪希苓特區」復舊展，前情報局長汪希苓因江南案入獄，且與一清專案有關，特貼出本文。 本文是根據當時服役綠島，且是事件爆發前後在現場紀錄、撰寫報告的軍官訪問，以及他個人的筆記回憶，如同現場重現。綠島除了關押政治犯之外，這批一清專案的歷史，也應成為台灣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本事： 綠島從日治時代就設有監獄，戰後因228事件及白色恐怖年代，國民政府又在島上廣建更多的監獄，匪俘、政治犯、重刑犯、流氓、慣竊等各類受刑人在這個小島上來來去去，從未間歇。 過去島上一片荒蕪，所以當事時設在綠島，職司管理匪俘和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隸屬警備總部前身一保安司令部)，就要求受刑人參與興建綠島的公路和其他地方公共建設。於當時並無現代化的車輛、機械輔助，受刑人築路構工全憑雙手，不少人因此而受傷，甚至死亡。其次，綠島位處偏遠，孤懸海外，交通不便情況下，受刑人若有急病，可能因延誤送醫而在島上死亡。當然，在過去人權觀念不彰，受刑人被凌虐的事例屢見不鮮，更多的人因而含冤以歿。 然而，「一清專案」的施行，則始於竹聯幫涉入「江南案」而起，終於「綠島暴動事件」，雖然日後仍有所謂「二清專案」，但在「綠島暴動事件」之後，1992年，郝柏村內閣以號稱「治安內閣」的作風，進行「二清」，則是較單純的流氓掃黑政策，許多一清管訓大哥，如楊登魁等人再度入籠，也有不少大哥，如羅福助等聞風紛紛逃至海外避難。   政府縱容 竹聯幫坐大 可以這麼說，一清掃黑，基本土與政治因素有相當大關聯，1970年代末期，黨外勢力崛起，國民黨政府情報單位害怕全台各地角頭與當時新興的本土黨外勢力結合，所以就掌握外省子弟普遍「忠黨愛國」的思想，吸收竹聯幫「總霸子」,綽號「旱鴨子」陳啟禮為旗下情治人員，希望在默許竹聯幫擴大為全國性幫派後，能向情治單位隨時提供地方幫派的動態，使得竹聯幫在台灣幫派發展史上，成為一個異數，直到今天，不少竹聯幫眾仍以「忠黨愛國」自詡，320總統大選之後，由竹聯幫前「虎堂」堂主，綽號「楞子」朱家訓、前虎鳳隊長王蘭夫婦所率領一連串抗議事件，即以此自居。   傳統上，台灣地方角頭幫派，因歷史悠久，大多是本省人憑藉地緣之便，在家鄉所建立的地域行小組織；而外省的黑道份子如果未能融入這類以本省人為主角頭幫派，其活動範圍大概就僅止於眷村附近。但成立於1950年代中期的竹聯幫，發跡於台北縣雙和地區，其成員是以外省子弟為主，在幾經與各幫派械鬥，彼此勢力消長後，竹聯幫逐漸掌握大台北地區主要的特種營業場所，號稱「天下第一大-幫」。竹聯幫崛起的原因與領導訓階層的素質有關，該幫許多領導人物皆出身良好的家庭，本身也擁有大專學歷，如前述「總執法」、「軍師」等人且是陸軍官校正期班畢業,所以在幫派組織經營上頗具成效。這個台灣有史以來最大且最有組織的幫派，全盛時期有近萬名徒眾。 不過，讓竹聯幫坐大的主因是政府的刻意縱容。情治單位不希望旱鴨子擴大竹聯幫為全國性的幫派，還要竹聯幫成立美國及香港分部，以便能擔負起情報收集，甚至為政府「執法鋤奸」工作，而這項計畫則因「江南案」的爆發而全面曝光。   一清專案 剷除竹聯勢力 「旱鴨子」奉情報局之命，前往美國刺殺作家劉宜良，事後在發覺情報局似乎有將他殺人滅口的意圖時，他以預錄的自白錄音帶將所有經過公布，結果造成情報局長下台入獄，也讓蔣經國兒子蔣孝武因而遠調新加坡。同時，政府也藉著一清專案的實施，急欲一舉剷除竹聯幫業已坐大的勢力。 奉命前往香港發展組織的竹聯幫堂主「老鼠」說，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 曾被羈押在綠島的「老鼠」咬牙切齒地說：「在香港替中華民國政府發展組織，共匪視我們為敵人，港府把我們看成罪犯，回到台灣，政府又把我們當成流氓！」「一個幫裡的兄弟，全家都是忠黨愛國，被抓了以後，他的父親看到起訴書上有『叛亂』兩個字，結果當場氣死！」 有趣的是，20多年之後，這群當年被國民黨政府耍弄的「忠黨愛國」幫眾，仍然是國民黨等泛藍人士死忠的支持者，依然在各種泛藍的抗爭事件中，扮演衝鋒角色，真是歷史的嘲諷。   暴動背景： 嚴格來說，「綠島暴動」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集體性行為，包括本島台東的岩灣、泰源、東成三個職訓總隊所轄的管訓監獄，以及綠島指揮部所管轄的三個職訓大隊等四處監獄集體暴動，不過，率先暴動的岩灣、泰源、東成的監獄並未鬧出人命，反而是最後暴動的綠島第12大隊、第3中隊造成8倏人命事件，因而震驚全國。   暴動過程 至仍是謎： 綠島暴動事件，最後僅將被認定是縱火主角，新竹風飛幫的黃庭欽判刑15年(及另外兩人則判刑較輕)，以及綠島指揮部上校指揮官張寶成調回警備總部，而平息此一事件，但是，當時的鎮壓過程與事件經過，至今仍是個謎。 綠島暴動主因前面所述，被稱為黑色叢林的管訓監獄一「職訓隊」，專門管理被宣告執行「保安處分」以及「矯正處分」的受刑人。職訓隊隸屬警備總部，全台共有四個職訓總隊：職訓一總隊在台北坪林，職訓二總隊、三總隊、四總隊則分別在台東的岩灣、泰源以及東成，至於綠島則因為警備總部必須兼管全島的防務，所以直接設置一個比職訓總隊更高層級的單位一綠島指揮部。 不過，綠島指揮部跟其他職訓總隊一樣，下轄三個職訓隊，分別是第11大隊、第12大隊以及專門接收新隊員的新生大隊。如果以軍中部隊規模來看，職訓大隊即是等同於營級單位,中隊則是相當於連級單位，在少校中隊長的率領下，一個中隊大約有六個職業軍官，五到八名義務役士官兵，再加上四到六名由總部對外招考的輔導員。 就隊員而言，保安處分的對象就是俗稱的慣竊，矯正處分則是針對流氓而設。眾所皆知：綠島專關押重刑犯，所以綠島職訓隊的保安隊員，除了法院所裁定的保安處分外(最高可長達七年)，大部分皆必須在執行是項處分完畢後，再移送一般的司法監獄執行極長的本刑(從5年到25年不等，視涉案多寡、輕重而定)。由於出獄遙不可及，因此保安隊員普遍生活消極、漫無日標。 綠島的矯正處分隊員則多屬1984年一清專案中，由全國各警局所取締的流氓，過去矯正處分是以甲、乙、丙、丁劃分，其刑期分別是四、三、二、一年。由於一清專案從取締到執行管訓都是以特案處理，所以一清流氓並不是以甲、乙丙、丁劃分，而是另設A、B、C三種級別。因此一清「隊員從未被告知自己被裁定級別，更重要的是，縱使知道自己的級別，也無從得知自己的刑期有多長。   刑期遲未定 大哥怨懟 因當初一清專案雷厲風行，在全國一片叫好氛圍中，政府並未宣告一清級別所適用的刑期，一直到一清隊員已被執行矯正處分達兩年餘，政府仍無任何宣告刑期的跡象。刑期遲遲未定，使得一清隊員普遍瀰漫情緒浮躁、心懷怨懟。職訓隊內部是採開放式管理，並無一間間隔離的牢房，所有設施皆與軍隊營區相仿，隊員們睡大通鋪，在大餐廳與幹部共同用餐。日常生活除了少數課程安排外，其餘時間，隊員可在幹部的監管範圍內自由活動。 正因為這樣的環境，隊員們得以齊聚一堂、朝夕相處。於是整個營區就儼然成為一個小社會，人性也就在隊員們的互通有無之間，肆無忌憚到處奔竄。高聳的圍牆內，這些無法見容於外界道德規範的江洋大盜、角頭老大以最原始、最粗糙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愛憎悲喜。 「站在營區小山坡向下俯視，我突然覺得我所在的地方是一座黝暗幽深的叢林，叢林的深處是一對對充滿慾望的眼神，他們舔著舌頭，準備隨時縱身而起。而我只是一個迷了路的散兵，孤獨而無援。」負責管訓的林明吉士官無奈地說出當年的感受。 果然，這群黑色叢林的大哥，沒多久即以縱火方式，掀開了震驚全國的暴動事件。 政府在實施一清專案之後，一直未正式宣告被取締對象應執行矯正處分的期間為多長。1987年7月1，府正式宣告解嚴，過去一清專案所依據的法源ー「臺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辧法」也隨之失效，能夠據以繼續執行一清隊員矯正處分的法源，只有半年前甫公布施行的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依據該條例規定，除非處分期間表現不良，否則應執行期間不能超過三年，因此，這些在戒嚴時期被取締進來的一清流氓，在主觀認定：執行期限已屆滿，年底之前應可結束管訓，但當時政府仍不肯正式宣告他們的刑期，一日托過一日，隊員不滿的情緒也日益積鬱。端午、中秋，時序不斷推移，每逢節慶，管區内的氛圍更是低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吵架、賭博、門毆等事件越來越多；而隊員們醞釀不計後果，製造暴動，以引起社會輿論注意的企圖早有所聞。   熄燈聚賭 拒絶受罰 「整個營區就像一座火藥庫們，一觸即發」林明吉説。面對隊員不斷的挑釁，管訓隊幹部早己疲於奔命，不斷向上反映狀況，得到的答案永遠都是--「用愛心和耐心貫徹管教」。隊員們三兩成群散在營區各處竊竊私語，「走向他們， 我可以清楚地從他們的眼神中瞭解，其實我們心中想的都是一件事，我們都己疲憊不堪，但却求助無門，就像牆外亂葬崗的那群無主野鬼一様，我們都已成為錯亂時代中，被人擺弄的棋子。」林明吉回憶著當年的心情與感受，其實，連我們都想回家，但我們竟也都己絶望地期待一次徹底的解脱。 「只是我從來没想到，隊員們竟在這個舊稱『火燒島』的孤島上，用一場熊熊烈火，燒出他們的歸郷之路。」 綠島暴動主要由第十二大隊第三中隊發動，當時該中隊，主要由三名幫派大哥領導，外省掛由竹聯幫的周榕當頭，四海幫的管訓隊員也都要靠其保護，本省掛部分，南部是台南東門幫，綽號「順芳」的曽順芳當家，北部由桃園角頭，綽號「牛進」的許善進當頭頭，也是該中隊的伙食班長。 「其中，順芳，在面會時，同時會有三個女人來看他，一老兩年輕，但他在出獄後没幾年，就在報上看到他在街頭被小弟拿槍幹了，獄中難過，江湖更是険惡。」林明吉不禁感嘆。 1987年11月29日，第十二大隊第三中隊隊員在熄燈後聚賭被捉，結果隊員悍然拒絶受罰。為了避免進一歩的衝突，幹部只好再次開上鐵門，等待次日處理。   打開鐵門 搶奪煤油 「一般而言，違規隊員的處罰，我們通常都會交由隊上老大溝通同意後，再行處分，但因為他們刑期一直未定，情緒受影響，早己計畫妥定，因此在隔天清晨，幹部一打開鐵門，十幾名隊員就衝入厨房搶奪煤油，然後全體退入寢室，用拆解的衣架和電線鎖住鐵門，並將棉被堆在門口，拒絕幹部進入。」他們同時要求轉達政府立即公布刑期，否則全體引火自焚。從那一刻開始，談判就一直在持續著。幹部的談判層級從中隊長張東明、大隊長林芳旋、参謀主任范鳴高一直提昇到緑指部指揮官張寶成，不過最後皆無功而返。因為只要一觸及的刑期問題，就非屬管理幹部的權責，而隊員也不接受幹部所提「己向上級反應所求，先結束抗爭再静待結果」的説辭，於是談判終會回到原點。 期間，時任警備總部政戰主任楊亭雲上將，數度前來緑島，並穿著老百姓制服混在東警部及軍法局等談判代表中間，但仍無結論。   床單標語 呼喊人權 11月30日傍晩，隊員抗争己持績12個小時，他們用床單製成的標語陸續由寢室窗伸出，掛在營舎墻上。標語寫著「三民主義萬歳，中華民國萬歳，中華民國憲法萬歳，還我自由，還我人權」，林明吉説，看著迎風而起的床單，遠遠望去，就像招魂的白幡。緊接著，隊員隔著以水泥條柱作成的窗戶，向義務役士官兵喊話: 「你們不要受人利用，你們不要衝進來，否則會對不起自己的父母！」 原本灰濛濛的天空，一下子却完全轉暗了。「當時隊員悽楚的叫喊聲，譲人聽了五味雜陳，一陣鼻酸。」林明吉老實説出當時的心情。   援兵到達 決戰不遠 「當天晩上的氣氛，我預估很可能會暴動，為了預防萬一，我把職務所轄的所有有關隊員的檔案文件，打包密封，帶回指揮部營區託人保管。」突然間，林明日吉也感覺，他在和對方揮手道別的時候，清楚的意識到，服役一年半了，第一次覺得自己像一個鐵錚錚軍人，因為决戰的時刻於到了，戰場也不遠了。 「不過，我的敵人不是現在正反鎖在寢室裡的隊員，我的敵人，當然也是隊員們的敵人…..是那個自始就肆意擺弄我們的命運之神。」 晩上九點，來自指揮部的消息確定東區警備司令部己指示：在必要的時候，採取強力的鎮壓手段;透過國防部的調度，外面的兵力増援也將陸績到達綠島。與此同時，第三中隊則準備以自焚來突顯問題。到了晩上十點，依照中隊所提供的資料，指揮部將第三中隊所有的隊員依渉入抗爭的程度分成四類，以便在敉平抗爭之後，迅速清理現場。 曽經參與奪取煤油、綁鐵門、堆棉被等渉案較深的隊員共計36名，預定事後立即送往管區海邊的一個大岩洞裡，先讓他們飽嘗寒酷的海風，餓個幾餐後，再追究禍首。 渉案較淺或未渉案的隊員共23名，暫留鎮静室。 至於在隊上具影響力的幫派老大計14名，為免他們事後鼓動他隊隊員生事，預定送往特區隔離。 最後，未渉案且原中隊隊勤則仍暫留隊上，共計17名。   12月1日清晨，三中隊隊員的抗爭己超過24小時。至於，其點他中隊的隊員早在事發之後，就都被要求不准離間各隊寢室，各隊鐵門上鎖，全部幹部嚴密警戒，所以整個管區空空蕩蕩，ー片死寂。   夜鷹部隊 鎮暴攻堅 早上六點鐘，兩架雙螺旋漿直升機，劃破静謐的天空，緩緩降落在指揮部管區。零落的歡呼聲從三隊的隊員寝室傳出，不過隨後又歸於死寂。「原來剛才的歡呼聲是有些隊員以為抗爭己經成功，主管刑期長短的官員來到綠島，準備向他們説明。然而他們那裡知道，直升機裡面所搭載的卻是國内最精良的鎮暴好手—憲兵特勤隊。」林明吉訴説當時管訓隊的歡呼氣氛時，空氣中己隠藏著一股肅殺。憲兵特勤隊就是所謂「夜鷹部隊」，此次是第二次出勤。 在綠島暴動事件之前，「夜鷹部隊」真槍實彈出勤只有一次，也是第一次，有一年服役於新店碧潭的憲兵攜械逃亡，在戒嚴時期，士兵攜械逃亡是相當嚴重的事情，何況是負責士兵紀律的憲兵攜械逃亡，當時「夜鷹部隊」也真的不負使命。 在「夜鷹部隊」抵達之後，與中隊死寂的氛圍對照下，綠指部則己開始忙碌地部署攻堅計劃，首先，第一圈，由80名「夜鷹部隊」打前鋒;第二圏則是除警備司令部以外的空降部隊負責戒備應變;第三圏才由警備部隊的士官兵擔任清場任務。早上八點，所有任務分派完畢。 至10點20分，指揮官與隊員進行最後一次協商仍告破裂，尾隨於後，身著黒衣、擔任主攻部隊的80名特勤隊隊員，立即以斧頭破門而入，90管訓隊員見見狀，有人驚慌而逃，有人大驚之下點燃煤油反撃，一時濃煙、火光、驚呼聲四起，特勤隊在狭小的的隊員寢室中，一見全身藍衣的隊員，隨即拉出一陣毒打，直到頭破血流，不再反抗為止。オ拖出寢室，反銬雙手，再一一交由該中隊幹部辨識分類，然後將管訓隊員套上黒色頭套，依照計劃迅速送出管區至預定的各個場所拘禁。   火燒營舎 場面失控 不料，位處對面的第二中隊隊員從寢室窗口，看到了三中隊隊員個個血流満面地被拖出隊部，再也按捺不住，合力撞開寢室的鐵門，然後爬上屋頂，拿起隔熱磚，瘋狂地見人就砸。 霎時，只見満天磚石亂飛，三中隊寢室内則烈火熊熊，濃煙之中，幾個隊員將手伸出水泥窗外哀哀求助，奈何官兵此時為了閃躱其他中隊從天而降的飛石，再也無力搶救深陷火場的隊員。 林明吉嘆了一日氣説:「其實，原先預估在夜鷹部隊進入鎮暴後，暴動應該就會停止，也不會發生後來的重大傷亡。」豈料，因為特種部隊不熟悉地形，未將拖出來的隊員往隊部大草坪方向送，卻直接拖到隊部廣場毆打，以至於讓其他中隊的隊員目睹三中隊隊員個個血流満面的慘状，因而引發了更大的暴動。 緊接著，繼第二中隊之後，一牆之隔的新生大隊三個中隊所有隊員也陸續衝破鐵門，蜂擁而出。隊員們爭相走告，拿著拆解桌椅後所得的木棍，齊向管區大門湧去，至此整個情勢己完全失控。管區一片混亂，各中隊原駐守的幹部則己完全棄守，只好退守到大隊部。此時突然一陣槍聲大作，原來是因為狀況失控，門口衛兵怕隊員衝出管區，所以開槍示警，隊員聞聲大驚，オ又慢慢退回隊部，有一名隊員因此受傷，但並不嚴重。 「當時，夜鷹部隊本想再衝進去鎮暴，一隊一隊抓出來修理，第12大隊2中隊隊長見狀，怕出了人命，於是緊急命令夜鷹部隊撤回，方才免於更大的傷亡」，林明吉分析當時情勢的危急。 不過，因大火己完全呑噬了第三中隊的寢室，由於火勢太大，連緊臨營舎的一排排木麻黄樹也被燒得一片焦黒。 「此時，營區内雖復歸於寂静，而在經歴過大火以及磚石、木棍、子彈齊飛的激情後，現場一千多名官兵及隊員也都手足無措，屏息以待，因為没有人知道怎麼去收拾眼前這個尷尬的殘局。」   八具屍體 疊在一起 「而我的心開始往下沈，就在幾分鐘之前，第三中隊的幹部在多次清點救出的隊員人數後，確認仍有八名隊員不知去向。」林明吉看著己經陸續冒出白煙的火場，開始默禱，但…..。火勢稍歇，林明吉抓起一條濕毛巾，迫不及待地衝人火場救人，「一進火場，指揮官迎面而出，原來他己早我一歩來到，因為室内仍然煙霧瀰漫，無法看清指揮官當時的表情，於是我就兀自繼績往裡面走去」、「我一一踢開炙熱的灰燼仍無所見，一直走到寢室盡頭以矮牆相隔的廁所，我探頭一看，幾具屍體横臥在馬桶周圍，定神一數，正是那失蹤的人名隊員！」當時，八具屍體就像木製的模特兒一般地疊在一起。 為什麼傷亡會這麼慘重?林明吉説出多年的積壓在心理的沉鬱，「當時，因為暴動擴大，綠指部指揮官張寳成被架空，直接由東警部副司令來綠島指揮，因為幾週前岩灣一發生暴動時，他們有鎮暴成功的經驗，所以從頭到尾都没有作沙盤推演，以為很好解決」、「總之，太輕忽了，雖然有準備水桶預防縱火，但火勢太大了，除非消防車才有可能滅火，所以當時根本無法救那些隊員。」   長官大哭 軍心潰散 回過神的林明吉接著説:「由於當時室内空氣混濁，温度極高，我只好轉身快歩離開現場。走出三隊的後門，我看到指揮官張寳成呆若木難，怔怔地坐在小山坡下，四面無風，一片寧静，就像停格的黒白片，蒼涼而詭異。忽然指揮官把頭埋在兩手之問，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一哭，整個軍心因此渙散，所有幹部像洩了氣的皮球，不知如何是好。「往後的幾天，滿目瘡痍的營區成了無政府狀態。隊員們有的組成了自衛隊，準備和守在營外的部隊來場殊死戦；有的趁亂佔據幹部房間，掠奪財物；有的為罹難隊員搭建靈堂，日夜誦經超渡；有的則在營區角落開起場子，群聚賭博；有的忙著和軍方談判協調；有的則唯恐新聞熱潮會很快消退，計劃來一次更大的抗爭行動。」 林明吉表示:「幸好，綠島是個離島，隊員也知道没地方跑，而且日子也還要過下去，加上幹部與隊員長期相處，都有感情，後來，從第11大隊找來文山幫的羅福助，以及竹聯幫的陳功，娯樂圏的大哥楊登魁等入，前來協助安撫，局勢才稍微安定下來。」   長幡牽魂 結訓還郷 而在島的另一端，獲知暴動紛紛趕來綠島的罹難隊員家屬，雖希望進入火場招魂，但也未能如願，他們只能在海邊請了道士牽魂，一條條長幡在冷瑟的空氣中無力地晃動，「來轉喔---，快跟我轉來厝喔---」 第一批綠島的一清隊員終於結訓了，只是他們没想到竟是以這種方式回到他們日夜想望的故郷。 事後，被移送至其他管區的三中隊隊員，經過連夜偵訊，縱火主嫌都指向新竹風飛沙幫的黄庭欽，以及另兩名隊員。綠指部於是抓了黄庭欽交差，黄被叛十五年徒刑。不過，林明吉認為，黄庭欽有可能是替死鬼，「因為他的右手受傷，根本無法握東西」，但現在也己事過境遷」。 1988年春天，政府在重重壓力下，分批釋放了一清隊員；而保安隊員也陸續被移至司法監獄服刑，整個營區一下子變空了。 林明吉望著空空蕩蕩的管區，來回踱歩：「有一天黄昏，我又來到小山坡下，猛然發覺，原己焦黒的木麻黄，竟在枝部又長出新芽；火場的屋簷下，也己有燕子築巢而居。」 所有的腐敗和傾頽，似乎己經一去不返，一切都將在蓬勃的生機中重新開始。   附錄： 事後，這些「一清専案」被逮捕的角頭大哥，從2002年起陸續向法院聲請冤獄賠償，全國北、中、南形成一般熱潮，當年被依「叛亂」罪名逮捕的一清大哥，紛紛透過律師聲請國家賠償，或者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補償基金會提出聲請，許多人因而獲得30至50萬元賠償金。賠償原因是，2002年起，立法院修訂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條例，這些大哥意外發現自己也在賠償範圍，於是紛紛提出聲請。   法院對於冤獄賠償聲請分成雨部分，一是管訓前，叛亂罪嫌獲不起訴羈押期間;另一部分是後段感訓期間。法官大多認同他們在獲不起訴處分確定前，被警備總部依叛亂罪非法拘禁部分，可準用冤獄賠償法，以一日折算3000元到5000元國賠，至於管訓期間部分，法院認為屬於「嚴時期不當叛亂曁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範園，應由據此設立的財團法人不當審判基金會進行認定。   前立委羅福助在2002年7月，曽替170位當年遭管訓的一清大哥們向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曁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聲請國家賠償，遭到駁回。基金會認為，一清專案被送綠島監禁者，主要均屬違反走私槍砲彈械管制條例及魚肉郷民者居多，不予受理，這些大哥們分進合撃，紛紛向各地方法院提出冤獄賠償。各地方法院陸續接到一清專案管訓隊員的賠償聲請書，如符合當年警總非法羈押的，法院多數判准，但管訓部分，多遭駁回，即使法院判准，最後還是遭到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撤銷。

（圖：阮美姝提供） 2013年中，好友陳銘城告知說，阮美姝老師要在自家辦最後一次「1947年消失的新聞界精英」展覽，有空一起過去看看。原擬9月展覽，但一直延到11月才舉辦。因為，前一年的3月4日深夜，阮美姝因在家跌倒而進行手術，行動與身體已大不如前；2013年的3月12日，又再次跌倒；直到展覽前，也相繼跌倒了幾次。即使這樣，已開始坐輪椅的阮老師，還是堅持要辦完展覽。  【本文轉貼自呂東熹著《二二八記者劫》】 每一次造訪，常常圍著護腰的阮老師，幾乎都躺在客廳的木板沙發上休息，她其實是在等候朋友到訪，看了都於心不忍。為了展出，她的毅力與精神，就像40多年來，找尋失蹤父親—阮朝日一樣，始終鍥而不捨，也不顧身體病痛。如果說，二二八被捕槍決、或失蹤、或禁錮者，是最直接受害者，那阮美姝其實算是另類直接受害者。 阮美姝的一生，與最敬愛的父親，前《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以及二二八事件受難遺孤，彼此之間像是織網一樣，相互牽引出一個心靈療癒的生命歷程，讓人動容、掉淚。 這本紀錄，原本是應該書寫阮朝日，但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寫得過阮美姝對父親的崇拜與思念，反而，阮美姝的生命，以及她對二二八消失的新聞界的調查、付出與磨難，卻照映出另一種二二八受難形象。 知道阮美姝，是在《自立晚報》服務期間，有關同事報導她找尋失蹤父親的故事，但真正認識阮老師，則是在2000年前後，我正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在陳銘城的引薦下，拜訪阮老師，得到阮老師許多資料的提供與協助。可是，一直以來，我並未深入她的內心深處，直到2013年，看著她拖著疲憊身體，想完成最後一次展覽的心願，我多次忍不住，像小弟般輕輕地抱著她，感受她生命的溫度，那是一種對台灣歷史與生命尊嚴的尊重。 2012年7月，阮美姝開始接受許曉涵訪問，進行口述歷史，「二二八發生前幾天，爸爸為我主持婚禮，送我走上紅毯，沒想到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卻是見她的最後一面，….」一開口訪問，受訪者與訪問者的眼眶，早已泛著微微的淚水。[1]因為，二二八的遽變，阮朝日的失蹤，讓19歲前，被父親捧在掌心的小公主，人生因而掀起了巨變，二二八發生後，無數的懷疑與禁忌，讓阮美姝從此在思念苦痛中掙扎。 阮朝日(1900.07.31~1947)，屏東林邊鄉人，幼年因聰慧，有「小孔明」之稱。先進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再進入日本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第二屆，今福島大學經濟系前身)，當時，因日本不承認台灣國語學校的學歷，所以阮朝日只念了兩年國語學校，就轉往日本「高輪中學」從頭讀起，三年畢業後，再進入福島高等商校。1926 年畢業，返台擔任「長福商事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董事長），後來又與林耀明、李開山等人合資創立「屏東信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前身)，擔任「代表取締役兼常務取締役」(董事長兼常務董事)。當時，屏東信託與「大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為日本時代晚期三大信託，可見阮家的財力。1928 年與林素結婚，1930年當選林邊庄協議會議員。 　    1932年1月辭去屏東信託的常務取締役(常董)之職，赴台北應聘擔任《台灣新民報》販賣部部長兼廣告部長，1937 年4月轉任該報印刷部長，1939 年當選該報社監查役（監事）。在《台灣新民報》任職期間，曾與友人投資經營「日之丸式木炭自動車株式會社」，後來獨資「朝日式木炭自動車株式會社」，從事汽車發生爐製造。 戰後，應聘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1947年228事件發生期間，時正因氣喘病發，臥病在家，未曾參與任何行動。3月12 日女兒阮美姝風聞外面社會菁英紛紛被捕，情勢緊張，乃回娘家勸父親走避鋒頭。阮朝日回答：「我並沒有做什麼事，又沒有犯罪，為何要逃？」言猶在耳，當天即遭情治人員到宅逮捕，一去不回，下落不明。[2] 阮朝日被捕失蹤前，阮美姝完全是小公主命。1928年(昭和3年)10月14日出生於高雄州東港郡林邊庄竹仔腳(今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阮朝日為他取名為「美姝」，姝是「讚頌女子之美」之意，「我的一生就如同這個名字，即使身陷泥沼，幾乎絕望，我也奮力爬起，唯有讓一生『美的極致』，才不辜負爸爸的深切期望。[3]」 在日治時期，還是重男輕女的時代，阮美姝8歲進入「台北建成尋常小學校」，在台灣人只能就讀公學校的年代，臺灣人進入小學校，「如同拿到日本人社交圈門票」，在這樣環境長大，自然是阮家為地方望族緣故。 阮美姝說，阮家在爺爺那一代，幾乎全是文、武秀才，只有爺爺阮達函(鴻儒)因為是攣生兄弟幼子，囿於民間習俗較不得疼，沒有得到秀才頭銜。但到阮父這一輩的堂兄弟們大都赴日學習，在醫界、法律界嶄露頭角，阮朝日式家族中第一位學習經濟之人。 阮美姝的媽媽林素，是高雄鳳山望族林水德獨生女，從小與彭清靠(彭明敏的爸爸)一家為鄰，台南第二高女(第二屆)，畢業後攻讀一年師範科課程(第一屆)，正準備師範科畢業考時，外公罹患重病，外公為了讓媽媽專心應試，交代家人不准透露病情，等媽媽考完試返家，才知外公已過世了。好幾個月，媽媽傷心不已，原本不打算結婚，與媽媽有婚約的爸爸，趕緊安排一趟四個月的日本之旅，1927年12月24日，兩人於日本枥木縣「日光東照宮」結婚，隔年四月，在屏東補辦婚禮，1928年10月生下長女阮美姝。 1932年，阮美姝4歲時，這一年，有台灣人唯一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獲准發行日刊，阮朝日辭去屏東信託職務，帶著家人北上，於4月1日加入《台灣新民報》，擔任販賣部長兼會計長。《新民報》是阮朝日想為台灣文化盡一份心力的第一個工作，但冥冥之中，也埋下戰後成為二二八事件新聞界受難精英的因子。 但戰前台北的生活，卻是阮美姝一生最幸福、最無憂無慮的日子，享盡父母的疼愛。爸媽為了涵養才小學的女兒擁有優雅脫俗的氣質，不惜花費金錢，讓阮美姝學習音樂、舞蹈，穿著質料最好的衣裳。1937年4月24日，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辦落成典禮，阮美姝獲選為台北市民代表，上台表演獨舞，成為阮美姝一生引以為傲的榮耀。 在爸媽用心栽培下，阮美姝各方面表現傑出，小學畢業時，原本想報考「台北第一高女」，但經老師說服母親，改投考「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剛進「第三高女」，相當不滿而度過了不愉快的日子，後來卻因校風的開放、合諧，阮美姝在「第三高女」，出乎意料的快樂，阮美姝自豪地說：「一直到現在，第三高女的出身，仍是我無形的資產。」 升上高年級的阮美姝，原本母親早已幫她作好打算，準備讓他跟隨堂姐們的腳步，前往日本研習醫藥。斯時，二次大戰越戰越烈，1943年 (昭和18年) 3月19日，往返日本與台灣的客輪高千穗丸被美軍擊沉，[4]雖然媽媽送她赴日深造的美夢破滅，但一向對數理不感興趣，反而擅長文史、音樂及課外活動的阮美姝，反而找到了解脫。 1945年3月，阮美姝從「第三高女」畢業，在國家總動員派令下，分派至日本61海軍航空廠軍需工廠擔任會計，比當時一般公務員月薪30至40元，阮美姝一個月月薪高達80元。 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戰後，阮美姝在爸爸的帶領下，拜訪當時的台北縣長的連震東，在他的引薦下，進入台北縣政府擔任人事科辦事員。連震東轉任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陸桂祥接任縣長，任內吞佔公款，在證據即將被揭發時，竟放火燒毀縣府，所有資料付之一炬，事後他將罪過推給前往大陸的潘秘書，隨著辦公室被燒毀，縣府移至板橋，阮美姝順勢辭了縣府工作。 1946年，國民政府想要在台灣成立一間音樂學校，因此試辦「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阮美姝正巧與師大張彩湘老師學習鋼琴，於是去報名考試，竟然順利考進交響樂團合唱團，擔任女中音，每個月有150元車馬費，合唱團團長是蔡繼錕，指揮市呂泉生，後來著名的音樂家林寬(男高音)、黃月蓮(女高音)都是同期團員。 交響樂團一周排練兩次，地點在警備總司令部(今監察院)，之後，每週六在新公園、每月在中山堂都有表演，場場滿座，一票難求，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更是忠實聽眾，每一場必到。而鍾情於音樂的父親阮朝日，對於掌上明珠的音樂會從不缺席，「只是，在這幸福的年代哩，我從來不曾想像，這些在台下微笑，欣賞我門音樂，向我們鼓掌喝采的官員軍人，竟在不久後展開一場無情殺戮，將我們的命運從人生高峰狠狠摔落，與我同窗的合唱團團員們，不只光環盡失，更因此家破人亡，四散流離。[5]」曾經多次在台下欣賞音樂會的陳儀，卻成為阮朝日於二二八事件失蹤的兇手之一。 在交響樂團擔任合唱團團員同時，已經18歲的阮美姝，媽媽開始為她安排相親，新郎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正在屏東女中教授數學、生理衛生的林耀堃，也計畫新學期前往台大醫學院就讀，他透過屏東市長孔德興、屏女校長李志傳(後來轉任台灣神學院音樂系主任)北上提親。期間雖有些波折，但因為林耀堃的哥哥林耀明，曾與阮朝日一同創立屏東信託，又是醫學院學生，雙方便於1946年11月訂婚，交往三個月後，1947年2月下旬，即回屏東完成婚禮。阮美姝說：「我的故事說到這裡，都是極其幸福的一頁，我也如母親所願，完成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結婚前一天，阮美姝獨自一人回屏東，她說：「在坐火車前往屏東那天，爸爸私下遞給我六千元，囑咐我將它交給婆婆，存入銀行，這是一筆不小的現金，我知道是爸爸深重的情意，也就沒有推辭，後來(這筆存款)卻成了娘家的及時雨，幫助媽媽和弟妹們度過艱辛的歲月。」因為，在阮朝日南下屏東為女兒主持婚禮後不到一個月，也是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的阮美姝，卻是父女倆最後一面。 1947年3月12日，時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與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同一天在家裡被憲警人員帶走後即從此失蹤，連屍體都沒找到，而親眼看著爸爸被抓走的阮美姝，19歲的幸福人生，自此從雲端跌入谷底，也因此與二二八糾纏了一輩子。 「我永遠記得，日本宣佈投降時，爸爸從門外跑跳著進來，完全掩蓋不住的雀躍神情，那時的我從不知道，說一口流利日語，到過日本留學，出入於日人社會的爸爸，竟對日本戰敗如此興奮，與其說為戰敗興奮，更確切的說，是爸爸殷殷期盼的祖國即將到來。」但是阮朝日與阮美姝父女，大概也沒有想到，祖國的到來，卻是父女從此天人永隔的開始。 為了迎接陳政府，阮朝日還賣了兩甲故鄉田產，和數位老友集資，擔任修理委員會總幹事，興修戰爭期間被美軍轟炸破壞的總統府(日治時期的總督府)。也出資參與「東方出版社」的開辦。[6]阮朝日為了幫助接受日語教育的臺灣人盡快學會中文，旋即投入《日華辭典》的編纂，這是終戰後台灣第一本中文辭典。 阮美姝感嘆說：「生命的玩笑，有時開的太過火」，日本戰敗後，臺灣人興起一股「歡迎祖國」的風潮，換來的，卻是文化倒流的巨大衝擊，貪官污吏、橫行掠奪、米荒餓殍……….，陳儀與其官員的作為，好似對台灣人民澆了一盆冷水，沒多久，怨聲載道四起，在臺灣社會激盪成一股暗流。 忙著完成終身大事的阮美姝說，當時並未感受這股民怨的強勁，直到3月1日，當時婦女界領袖謝娥，因向民眾廣播「國軍沒有打死人」，而事實上是有這回事，民眾不滿群集她的醫院抗議，也跟著民眾一起去醫院的阮美姝，發現謝娥已由二樓屋頂逃走，群眾抓不到人，便將家具、醫療器材燒毀洩憤，阮美姝說，謝娥是她第三高女的學姐，也經常參加這位學姊所舉辦的活動，看著學姐的醫院被搗毀，「這時，我才警覺臺灣人不滿的情緒，已在街頭全然爆發。」 阮美姝怎麼也沒想到，二二八這股怒火，甚至讓她與先生忘記了兩人的結婚日期，她說：「二二八事件，就在我們半知半解中於台灣點燃，也因為一連串血腥事件接連發生，使我們忘了結婚的正確日期，沒有結婚證書，沒有馬上到公所登記，爸爸原本預計在台北宴請親友之事，也隨之停擺。」宴客之事停擺後，阮美姝也從此沒機會再辦了，因為爸爸阮朝日，3月12日被軍警人員逮捕後已失蹤至今。 婚後，因為先生開學在即，阮美姝於2月26日回到台北，隔天下午就發生了慘案，悶火終於延燒，亂局隨著擴大，緊接著二二八處理理委員會成立，阮朝日因為氣喘病發，臥病在家，未曾擔任任何職務或參與任何行動，但仍被捕失蹤。 阮美姝回憶，[7]3月12日清晨七點，門外傳來一陣急促叩門聲，是我先生的同班同學黃宗堯先生(後來成為羅萬俥女婿)，他告訴我們：「我和邱炳南(邱永漢)要逃往香港了，趕快叫妳爸爸也避一避！」我當時很疑惑，心想爸爸因為氣喘臥病在床，近10天沒有踏出家門，既然什麼事都沒做，為何要躲避呢? 阮美姝說，雖然心裡這樣想，但是，黃先生的叮嚀始終讓我忐忑不安，放心不下，加上當時電話線已被切斷，9點多時，我和先生決定回娘家探望。在戒嚴令下，我們一路遭到軍人銃槍的威脅，平時不遠的路程，費了三個小時才回到家，這是我們婚後第一次回娘家，爸媽見到我們很開心，那時正好是12點。…….，媽媽出門(張羅午餐)，我勸爸爸暫時走避，爸爸說：「施江南已經被抓了，我很擔心她的安危，但我堂堂正正的，沒做什麼壞事，何必要逃呢?」 豈料，差不多五分鐘後，橫禍就來了，阮朝日家裡門鈴響起，「我前去開門，五個穿中山裝，操著福州腔閩南語的人硬生闖入，鞋子也沒脫，粗魯問到：『阮總經理在不在？』我回答：『在，不過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他們說要問報社的事情，…….，我扶著爸爸走出來，他們見了爸爸，又改口說報社有事，必須前去商談，他們催促緊迫，連換件衣服的時間都不讓遷延，我只得拿件大衣讓爸爸披上。」 阮美姝說，因為事出突然，我尚不能意會，最初還不覺得有啥蹊蹺，倒是年僅10歲的妹妹放聲大哭，爸爸輕輕拍著她的頭：「美娃，不要哭，爸爸很快就回來了。」沒想到，這竟然是爸爸對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爸爸僅穿著一襲睡衣，病弱的身軀硬生生被人帶走，我和弟妹們呆愣一旁，媽媽回來時，已不見爸爸蹤影。 爸爸被帶走後，我們四處打聽，才知道台灣許多菁英和爸爸的朋友們相繼失蹤，整個島嶼風聲鶴唳，「心驚膽戰的媽媽，將弟妹們託付給我和養女，獨自躲在親戚林天賜醫師(前台大醫院副院長)家，一星期後才敢回家。」阮美姝說，最初，除了驚恐，還有一些期待，總以為爸爸會隨時推門而入，到處打聽爸爸下落，卻處處碰壁，爸爸的生前好友林獻堂、連震東、楊肇嘉、吳三連等先生，也為營救爸爸四處奔走，卻沒有一個單位承認抓走他。 阮美姝說：「又過了一陣子，外面稍微平靜，爸爸還是音訊杳然，媽媽當時才39歲，外祖父母早已過世，現在，連她最親愛的丈夫也一夕間蹤影頓失，生死未卜，那段艱苦的歲月裡，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哭號著說，只要能夠營救爸爸，即使請家當產也無所謂。」 阮美姝說，在爸爸失蹤後的一年多裏，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全家人陷入一場彷彿永無止境的惡夢中。四處求人、陳情都沒有爸爸的下落，拖著驚恐、疲憊的身子到台北橋、植物園.... 等陳屍較多的地方搜尋，也沒有下落。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下，媽媽開始走訪大小神廟，抽籤卜掛、算命，一度相命師帶給我們一線希望，但是經過長期虔誠的跪拜、祈求神明，徒然弄得身心俱疲，黑暗中並沒有出現黎明的曙光。而正當受難家屬心靈最脆弱之際，一些泯滅良心的人竟然趁火打劫，以營救之名，三番兩次前來，到處騙取家屬錢財，所幸母親仍能理性的堅持，要他們出示爸爸的筆跡，並且仔細核對，才沒有在哀戚悲鳴中復遭詐財。盡管阮家沒有被騙成功，但陳炘的太太，[8]就被詐騙了不少錢財。 　    因為家裡經濟陷入困境，後來我想到報社整理爸爸的東西，像是畫、骨董，以及鎖在報社總經理辦公室裏一些重要證件，如印鑑、權狀等。找他們拿，卻都推說已經丟掉啦。於是父親一手在台北創設的事業，通通都消失了，只剩下南京東路的住家。據爸爸日記上的記載，在台北有三間木炭車製造工廠，幾個月後去找，工廠的地上建物、設備及汽車 皆離奇消失無蹤。住家對面借給司機住宿舍、成都路二十七巷內的店鋪(後來變成國民黨招待所)、衡陽路上的合資電影公司、自用汽車.... 等全都不翼而飛。 　    有一天，我找到一張記載向爸爸借貸者的名單，但是「討錢渡日」的生活也不好過。這些借貸者往往聲稱手頭緊迫，要債困難。就連自己的親戚，爸爸提供他相當多的創業資金，並且幫他爭取到新聞紙台灣總代理，向他索錢時也是像乞丐般地一千、兩千地去討回來。一直到現在，二弟仍然慨嘆地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候的屈辱。 在漫長的煎熬中，家裡已捉襟見肘，身邊現款及將用罄，全家的生活費與弟妹的學雜費改怎麼辦?為了弟妹的生活，阮美姝和媽媽決定硬著頭皮，到報社支領爸爸3月份的薪俸，豈料，財務室的負責人反倒拿出借條，向她們索債，看了借條才知道，爸爸在失蹤前，早已向報社預支半年薪水。而最讓阮美姝痛徹心扉的是，因為經濟因素，媽媽將爸爸買給她的鋼琴賣了，她說，這架鋼琴，「結婚時，我打算將爸爸送給我的禮物帶走，但媽媽有意將鋼琴留給妹妹，幾經考量，我決定割愛，沒想到，媽媽說，『看到這架鋼琴，就想起妳爸爸，心裡好痛苦。』我能體會媽媽的心情，卻不能接受鋼琴變賣的事實，我像精神病患般大聲哭啕。」媽媽最後拗不過阮美姝的堅持，才告知鋼琴是以幾萬元賣給廖溫仁(廖文毅的哥哥)的女兒廖雪香，她剛從日本學音樂回台。 為了贖回這架鋼琴，阮美姝到處借錢，大約是五萬元，才向廖太太與廖雪香買回這家鋼琴，她們母女聽阮美姝說：「那架鋼琴是我爸爸送給我的，它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沒有它。」也不禁感傷落淚，抱著阮美姝，答應了她的請求。 阮朝日失蹤一年後，阮母帶著弟妹們回到屏東，也一併運回阮朝日的日記、著作、相簿、衣物。而這一年多來，阮母幾乎是過著精神恍惚的日子，無心於生活，現在下定決心離開傷心之地，不再尋找丈夫那一天起，就表示她淚已流盡，以後不再哭泣，為著兒女要好好生活。豈料，「回到屏東的媽媽，有一天，她升起一把大火，一個人坐在灶爐前，將爸爸的遺物一一擲入火中，就這樣，映著灼熱的火光，媽媽將屬於爸爸的一切化為灰燼。這把火整整燒了好幾日，要不是二弟發現，極力搶救爸爸的三本日記(1930年、1931年、1932年)及相簿，我們真的連睹物思情的機會都沒有了。」阮美姝說，她能體會媽媽的苦，但不得不說媽媽做錯了，如果這些資料還在，她日後也無需四處奔波，苦心找尋爸爸生前的事蹟和文學作品。 大火燒毀爸爸遺物，也燒毀阮朝日所收藏的台灣相關史料，從那一天起，「爸爸」成為阮家的禁忌，誰也不准提，「只是，無論再怎麼禁忌，每到夜深人靜，終究瞞不過內心無盡的思念。」 也因為這樣的災難，阮美姝說，「媽媽的人生觀也有了顯著改變，她無以解釋爸爸為何罹難，想來想去，認為爸爸如果不讀那麼多書，不成為知識菁英，不在台灣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只是一個平反村夫的話，可能就沒事了。」因此她建構一個獨特的「高學歷無用論」，固執認為高學歷是禍不是福，三個弟弟也因此都放棄就讀高中、考大學，只能進入職業學校，也不准他們進入公家機關任職。 阮美姝感恩地說，所幸爸爸的朋友，並沒有因為他的失蹤，對她們不相聞問，包括羅萬俥、林呈祿、陳逢源、王天賞、謝國城等先生，只要媽媽有求於他們，絕對出面解決，尤其羅萬俥先生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時，每年到高屏視察分行時，都會彎過來探視媽媽，三個弟弟，也在他們幫助下進入金融界就職，解決了家庭的經濟問題。 娘家這邊歷經波瀾，屏東夫家那裡，也一樣遭遇了飛來橫禍，阮美姝差一點又失去親愛家人。 阮美姝夫家也是屏東大地主，公公在日本時代曾任阿猴街長(屏東市長)，先生同父異母哥哥林耀明先生，在日本時代擔任屏東助役(副市長)，又與阮朝日、李開山合股創設屏東信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前身)，在地方上頗為活躍。 戰後，哥哥林耀明因為不諳「國語」，而從社會舞台銷聲匿跡，過著青山布衣的生活。豈料，二二八前後，台灣因為米荒問題，政府將矛頭指向台灣地主，1947年7 月，屏東市議長帶人到夫家，擅自查封家裡米庫，米糧因此變成政府的。 蟄居南部鄉間的哥哥，面對政府無理作為，束手無策，當時，才7歲不懂事的侄子，因著好奇，用指甲將米庫封條沿線戳開，政府不理會幼童少不更事，竟然率領憲兵到家中，以反抗命令的罪名將林耀明銬住，帶往屏東市街遊行，公開羞辱這位日本時代的屏東市副市長，再由屏東押赴高雄，折騰了很久，花了大把銀子，才終於將她平安接回家。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對於一位地方仕紳，無疑是一種尊嚴的傷害。 1950年，阮美姝丈夫林耀堃從醫學院畢業，為了生活，放棄繼續就讀研究所，還鄉任職省立屏東醫院，白天在醫院工作，晚上在家開業。1953年，林耀堃辭去屏東醫院職務，在屏東火車站前開設「懷安診所」，生了兩女兩男，為了子女教育，1960年搬遷至台北，繼續在長春路開設「懷安內兒科診所」。 從屏東搬遷至台北，阮美姝全家過了一段平靜、安祥的生活，1968年，一段冥冥之中的日本之旅，卻將阮美姝潛藏心中多年的鬱積，重新來拉回現實，終於走上找尋爸爸生平蹤跡，以及二二八遺族生命故事的揪心、又喜悅的旅程。 牽引阮美姝走向這一段未知旅程的日本行，是大女兒林麗蓉大學一年級時，因下顎骨內的腫瘤，經和先生慎重討論與考慮，決定由阮美姝帶女兒回到父親林耀堃的母校—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治療。 在等待女兒康復的漫長日子，除沉浸於音樂世界，阮美姝也流連於日本書店之中。有一天，阮美姝在閱讀王育德先生的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日文)，[9]讀到144頁時，經建三個熟悉的字眼—阮朝日。書上寫著：「國民政府的善後措施，在於有計畫地打擊日治時代的台灣領導階層……，阮朝日(1900年生，東港出生，福島高商畢業，前台灣新民報監察人，新生報總經理)，以叛亂罪名槍決。」(原文為日文) 看到「槍決」兩字，阮美姝內心驚慌，她一遍又一遍反覆誦讀這些文字，想著爸爸可能生存的夢，一下子全然破碎。「那晚，我哭了一夜，不知爸爸死前，是否想著媽媽和我們，爸爸做錯什麼？為何槍斃？在哪裡槍斃？屍首又在何處？我一再推敲這段短短的記述，卻無法給我多一點的答案。」這本印有阮父的書籍，還記載大批活躍於台灣的菁英，也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毒手。 「這次的經歷對我衝擊很大，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二二八事件的具體內容，從那天起，我獨自立下心願，一定要找到爸爸失蹤真相。」這段日本行，讓阮美姝自此跌入二二八的時光隧道，不但為父親，也為二二八遺族及二二八消失的新聞界精英，建構了一段重要的歷史圖譜。 1968年那年，以及之後多次旅日期間，阮美姝多次利用空檔，尋訪調查爸爸阮朝日的往昔足跡，以及其他二二八相關史料、書籍等。這段尋找爸爸的蹤跡，為阮美姝展開懷思序章，但直到1982年，阮美姝才開始將在日本搜尋到與二二八相關的歷史、政治書籍，夾藏在樂譜中順利偷渡回台，只是回到台灣，離二二八真相還是那麼遙遠，阮美姝內心的驚懼與惶恐仍十分深切。 之後一段不短期間，阮美姝不斷進修、學習，取得了「日本YAMAHA山葉音樂振興會」講師資格，於是辭掉醫院工作，正式投入電子琴教學，成立「中山音樂學苑」，之後又陸續赴日研習音樂，並取得「日本松下無線音樂研究所」指導講師資格，並擔任台灣神學院音樂系專任講師等，也出版相關電子琴及其他音樂相關書籍。 阮美姝說：「十多年來，我從未透露隻字片語，從未告訴家人我暗地尋找爸爸失蹤真相，選擇守口如瓶，是害怕家人擔心，尤其是高齡媽媽，身為女兒的我，應當讓她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度過晚年。1984年正月，我正掙扎何時退出音樂界，全心投入二二八真相調查時，媽媽突然中風倒下了。」阮母林素無預警倒下那一天，阮美姝正巧在媽媽身邊，她一把抱住孱弱的媽媽，恍惚間，她聽到媽媽喃喃喊著：「美姝，我一直想念妳爸爸，深愛你爸爸，我真想再見到妳爸爸一面啊。」說完便不省人事，成為植物人，10個月後，1984年10月19日，寡居38年的阮母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 1984年10月29日上午辦完喪事，家屬謹遵遺命，將林素與阮朝日靈位同時奉安於新北投大本山善光寺，這裡是阮母生前走遍全台，特別選擇的地方。阮美姝說：「爸爸走後，連隻字片語也不曾留下，我們終於覺悟『爸爸不會再回來』，媽媽開始思考如何處理後事，讓爸爸不再漂泊。」母親過世後，阮美姝正式宣佈從音樂界退休，投入尋找爸爸失蹤真相的不歸路。 早些年，阮美姝專注於海外雜誌及學者動靜，以及研讀台灣近代史，但現在則不以此為滿足，她希望在台灣本島挖掘更多二二八真相，替爸爸討公道。遺憾的是，觸引阮美姝投入二二八真相的王育德在1985年逝世時，她竟然未曾謀面，同為二二八遺族，阮美姝抱著王育德的書籍哭泣許久，她在王育德書籍上放置花束，靜默哀悼。 王育德之外，這十幾年當中，許多與阮朝日相識的好友，包括林獻堂、羅萬俥等曾經見證二二八的台灣知識份子，相繼凋零，這些衝擊，使得阮美姝燃起「書寫爸爸及受難者故事」的心願，不能再延遲，她想，必須盡快投入尋訪才是。阮美姝回憶，「爸爸舊時好友與報社同事，不少人也在二二八遇難，只是經過近40年的失散，不少家屬早已移居海外或失去聯絡，我如大海撈針，毫無頭緒，在不知如何開始。當時白色恐怖氛圍猶存，要找一個人，往往得動員數十人，經歷一、兩個月到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才能找到，有時輾轉聯繫到了，卻又剛死亡，或者住在國外，又或已經改嫁不願意見面，即使幾位認識的親屬，也不願談起那段傷心往事，我的努力仍然落空。」 在戒嚴年代，二二八是個禁忌封口的敏感話題，即使連阮美姝自己的親人，也不願意她提起這段往事，「爸爸失蹤時，大弟17歲，這個刺激太過激烈，使他一生陷在怨恨深淵裡。他常大罵國民黨，卻不願談起任何與二二八相關的事情，即使他和吳金鍊兒子同事二十年，也從沒和我說」；「二弟在二二八時是建中初二學生，好長一段時間，媽媽終日哭泣，也影響到他的情緒。過去，他總說自己有兩個孩子要照顧，責罵我為什麼把事情搞得這麼大，他還常說，社會上沒有人會同情二二八家屬啦，阿姊妳不要這麼憨直，他們都是在利用妳，妳又幫助了誰？」；「三弟在1995年1月2日因心臟病過世，生前，他很怕別人知道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曾多次打電話責問我，為什麼要把家裡的悲劇公開發表？」 儘管後來弟弟們都能體會她的苦心與心願，但在尋找二二八遺族，連自己家屬都十分忌諱或害怕，何況是一般家屬？阮美姝感慨地說：「這真是一段辛苦而漫長的歷程，投入的時間、精神、體力與金錢難以計算，被潑冷水、澆熱水、丟石頭、趕出門都是家常便飯，他們罵我沒事寫這些做什麼，曾經，還有受難者為了躲避我的訪談，早就跑到其他地方藏身，我在他家癡癡等待一晚，也哭了一晚，仍毫無所獲。」但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也許是二二八英靈的庇祐，1986年某天，終於讓阮美姝尋找到第一個受難家屬。 阮美姝說，1986年某天，「我前往親戚紀律師事務所，正巧有對夫婦前來拜訪，我們四人中午一起吃飯。相談之中，這對夫婦的父母曾在白色恐怖時做過黑牢，我們談的很投機，話題也從閒談轉向轉向政治受難事件，我提起自己很掛念爸爸好友李瑞漢律師全家，[10]但已失去聯繫，沒想到，這對夫婦曾向李律師的女兒租過辦公室，我請他們代為聯繫，不久，竟和李伯母搭上線。1987年3月1日，我和妹妹前去拜訪李伯母，李伯母因此成為我第一個尋訪的受難家屬。[11]」從第一朵花開出之後，阮美姝更認真奔走台灣南北，尋找受難者及家屬，「在馬不停蹄工作中，我既喜且懼，複雜的心緒難以形容。不過，我已有了萬全的準備，準備乘載最赤裸裸、最慘酷的歷史真相，我知道，尋訪的工作才正要開始，路途雖然遙遠，我的心願卻未死寂，正在等待可以成就的一天。」 事實上，在阮美姝訪問第一位二二八受難家屬李瑞漢夫人之前，1987年2月4日，年輕醫師陳永興、《自由時代》系列雜誌創辦人鄭南榕、人權律師李勝雄三人在當天正式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敦促政府公佈真相，平反冤屈，並訂2月28日為台灣人的和平日。 2月14日，阮美姝閱讀當天早報，看見斗大的標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昨日召開記者會，新聞寫著：「促進會公開聲明，若要結束台灣人民漫長的心靈痛苦，就必須從歷史沉重的積鬱著手，所以，必須公佈歷史真相，讓冤屈的亡魂得到安息，悲劇才不致重演。」 看了這則新聞，阮美姝簡直不敢想像，以往大家不敢想、不敢講、更不敢問的二二八事件，竟重見天日。但即使如此，促進會當晚將在台北市日新國小舉辦第一場演講，已私下調查二二八的阮美姝，很想親自去參加，但長久禁錮在黑暗恐懼之中，一時之間竟無法卸除心中厚重的負擔，「我想起林水泉曾寫過〈二二八事件20周年告台灣同胞書〉，被判刑十幾年，彰化石錫勳醫師在這份原稿上改過一個字，也被判刑八年，二二八這席禁區，真的已經破除了嗎？」阮美姝獨自在家中交戰許久，卻終究不敢面對，只好痛苦作罷。 隔日，報紙寫著，這場演講吸引五千名以上的聽眾，場面相當熱絡，但國民黨仍指稱：「公佈二二八真相，恢復受難者及其家屬尊嚴，是在野黨捏造的手段。」尚在戒嚴期間，國民黨的反應理所當然，但公佈、平反二二八真相的聲音，已經響起，緊接著，促進會相繼在台南、桃園、苗栗、台東、嘉義等地舉辦演講，阮美姝仍未打開心內門窗，未能親自參加，卻日日留意，只能將相關簡報妥善留存，並時時向天上的父親報告最新進展。 不過，隨著二二八活動信息增多，阮美姝終於按奈不住心中的渴望，1987年2月28日，促進會與甫成立的民進黨在台北市永樂國小合辦「二二八和平日說明會」，阮美姝決心不再躊躇，「晚飯後，我隻身前往，不停囑咐自己要冷靜，千萬不要走入混亂的人群中，以免情緒受到感染，發生意外，那時，我恐懼尚存，故意晚到一些，哪知，當我從民權東路來到會場，場內已人山人海，根本無法穿越，我只好繞道國小側邊。巷道裡，幾部警車停靠路邊，警察們零落站立，神情平靜，細聲交談，臉上見不著暴戾之氣，四周也無波無息，一路上忐忑的心，這才終於平靜。也許有人對我的小心翼翼不以為然，但沒經歷過真正恐懼的人，豈能明瞭一個終日懼怕的心靈？」的確如此，即使已經2013年，筆者在訪問相關受難家屬，仍有人難掩心中的恐懼，何況當時尚未解嚴時刻。 台灣，第一次在二二八事件當天舉辦「二二八演講會」，現場吸引超過三萬人參加，會場擺放一座「二二八英靈」牌位，供前來的民眾憑弔，晚會最後，主辦者安排民眾沿著當年事發路線遊行，阮美姝說：「我是多麼想看三萬民眾手持鮮花，走在昔日鮮血淋漓的土地上，一同歌唱落淚，只是，心中的不安又突然竄揚，加上時間已晚，我只好先行離去。」回到家的阮美姝，激動情緒久久無法平復，面對這盛大場面，竟然退怯離席，「一向熱心公益的爸爸，會責備我的自私嗎？是呀，我又何嘗不為自己的恐懼而自責？我每日在三反思，又每日自我辯解，無法揮別矛盾的控訴。」 首次參加二二八演講會之後半年，阮美姝雖也陸續參加多場活動，但仍不敢公開露面。1987年7月7日，阮美姝收到一封來自台南神學院碩士班學生林志遠的信件，他在信中說，因為在二二八受難者名單發現阮朝日的名字，非常震驚，想多解阮朝日這個人及事件始末，在鄭兒玉教授鼓勵下，決定以「阮朝日的一生」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對於一位陌生年輕人的請求，阮美姝百感交集，猶豫許久，最終以「不對外發表」為條件，答應請求。 林志遠是屏東竹林國民學校畢業生，「也許，這一切早有安排，爸爸當初不忍見家鄉子弟晨昏跋涉，因而捐地興建竹林公學校，而現在，正是曾就讀這所學校的學生，成為第一個聽完爸爸完整故事的人」，想到這裡，習慣將父親名字及過往記憶埋入心底的阮美姝，內心莫名激動。 阮美姝收到林志遠的信件，一個禮拜後，1987年7月15日，國民政府宣佈「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劃下句點；隔年，1988年1月1日，長達37年的報禁也一併解除。 解嚴之後的台灣，雖然仍有不少政治禁忌，但學界對於二二八真相的渴望，陸續增加，曾經為阮美姝出版《乾燥花的世界》的沈花末小姐，當時是漢光雜誌總編輯，[12]知道阮美姝的身分背景，轉告她說，《自立早報》政經研究室專員李筱峰先生，[13]急著找她，阮美姝趕緊前去拜會，始知，李筱峰當時正在撰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14]內容包括阮朝日，所以希望她現身說法。「這是爸爸失蹤後，頭一次有人將爸爸的事蹟何冤屈公諸於世，但當時小兒子仍在日本留學，我深怕一旦曝光，會影響孩子前途，加上自己的學生遍及全台，我不希望他們因為我心生恐懼，因此，我再次請求隱名。」經過幾次的採訪，阮美姝為李筱峰的執著感動，她在參加一場李筱峰的演講活動，第一次解除了武裝，首次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身分。 那是1988年2月18日，當晚，阮美姝刻意低著頭，置身沒人留意的角落，以為燈光暈黃，應該不會被發現，誰曉得演講結束後，李筱峰突然說：「今晚非常難得，有兩位二二八受難家屬前來與會。」他邀請阮美姝和另一位莊小姐起來說話，阮美姝回憶這段往事：「我驀然愣住，不知如何應付，為了不讓他難堪，也不想聽眾誤認二二八家屬遮遮掩掩，只好硬著頭皮，簡短敘述爸爸失蹤的經過，說著說著，我所有的武裝解除，控制不住地哭了起來，在場的人眼圈子都紅了，不少人跟著我哭，許多人包圍著我，安慰我，遞給我手帕面紙……….。我這才曉得，其實曝光一點都不可怕，人間還是有情、有溫暖。」會後，阮美姝結識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恩人--陳永興先生，「說他是我們的恩人真不為過，如果沒有他籌組的促進會，我今日豈能站在公眾面前述說爸爸的冤屈？」 隔年(1989年)，台灣本島也越來越關住二二八，這一年，也在士林廢河道廣場舉辦「二二八和平日遊行」，現場擠的水洩不通，阮美姝說，「這次遊行雖不能解決長久以來的問題，卻向政府展現了人民的力量，對我而言，也使我得著勇氣，面對生命的苦難。」緊接著，8月19日，在嘉義市長張博雅的支持，以及民進黨和盧俊義等牧師的奔走下，台灣第一座「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正式在嘉義設立。 這一年起，阮美姝開始以筆名「朝美」、「宓妹」撰寫二二八文章，投書康寧祥創辦的《首都早報》；此時，官方與民間也陸續展開「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及「二二八受難者追悼會」等工作。只是，尋找父親阮朝日在1947年3月12日起失蹤的真相，仍無進展，但隨著報刊撰寫二二八故事，阮美姝意外與《台灣新生報》的故人重逢。 1991年3月15日下午6點，阮美姝接到一位男士來電，這位男士說他是「吳金鍊的長子」，聽聞這個名字，阮美姝欣喜若狂，幾日前，她在報紙刊登〈給父親的信----一封永無回音的家書〉，內文提及：「希望尋找《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的家屬，因為他與爸爸是在同一天、做同一部車子一起失蹤的。」由於這篇報導，阮美姝找到了40多年的兩家人，終於重逢，也得知他們在二二八後的辛酸故事。 由於辦理阮朝日「死亡宣告」事宜，以及採訪受難家屬工作，1991年，阮美姝的身體備受煎熬，她決定將採訪多年的「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煎熬史」公諸於世。1991年盛暑之際，初稿大致完成，之後在李筱峰教授修改底稿，以及黃富三教授、《自由時報》編輯老包、高天生、《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楊翠、阮愛惠等人協助下，1992年2月，阮美姝正式出版一本以父親阮朝日與她的故事的《孤寂煎熬45年》，以及另一本紀錄受難家屬訪問為內容的《幽暗角落的泣聲》。 阮美姝說，「這兩本中文著作的出版問世，源於對爸爸的思念及無以名之的使命感，使我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而45年來，我一逕生活在巨大陰影裡，走了一段又遠、又重、又長的路，但身為爸爸的愛女，我真的做到了。」的確，已背負了45年重擔的阮美姝，終於跨越禁忌，寫出了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故事，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保留了重要的第一手田野史料。 書籍出版後的3月28日，曾受阮朝日支助旅費返回屏東，時任台南神學院牧師的鄭兒玉，在與相關單位討論後，當天在竹林國小舉辦阮朝日追思禮拜，因為父親失蹤，一直渴望為父親舉辦一場喪禮的阮美姝，終於以遺族代表身分致詞時，「感動地跪在地上，久久說不出話，這是爸爸失蹤後，我第一次公開思念我的父親，隱忍的情緒中就控制不住，淚水如決堤般湧流而出。」阮美姝說，爸爸曾在1930年日記寫著︰「從現在開始，信基督教。」如今，能用基督教的方式為爸爸舉辦追思禮拜，爸爸在天上一定非常感動。 為父親舉辦第一場追思禮拜後10年，2002年3月23日，屏東阮氏家族也在阮氏宗親會館成立「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讓地方人士能親自認識台灣一段苦難歷史與台灣菁英人物；2006年6月30日紀念館閉館，阮美姝與家人則將紀念館文物，捐贈給真理大學與台灣神學院，作為永久保存。 阮朝日是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台灣新聞界菁英之一，除了尋找父親失蹤真相與平反外，阮美姝也將關懷角度，深入其他二二八受難新聞界。 1993年，阮美姝投入「二二八遺族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在原在「聯廣廣告公司」上班江朝清的協助下，自己出錢又出力，以及其他家屬捐款，包括廖德政(廖進平之子)20萬元、楊光漢(楊元丁之子)10萬元、張憲明(張雲昌之子)5萬元、林麗姍(林麗鏘姊姊)5萬元、宋洪濤(宋斐如之子)2萬元、林金春1萬元，以及好友蔡焜燦提供10萬元，阮美姝帶著家屬們重回二二八現場拍攝，為了省錢，還選擇在夜間親自配音，記錄片於1994年完成，原名為《幽暗角落的泣聲》(影片版)，後來更名為《二二八慘案紀實》。 記錄片完成後，經過多方周折，1994年12月3日，就在台灣首次省長及北高市長選舉那一天，這支紀錄片才取得新聞局的「合格證明書」，並成為第一支在電視台播放的二二八影片。同一個月，阮美姝徵得家人同意開放自宅，正式在台北市長春路78號成立「二二八文物圖書室」，展示文物、史料、書籍，並舉辦歷史見證講座；1997年2月1日至3月15日，阮美姝也在同一地點，舉辦「二二八50周年展示會」，展出內容包括「二二八歷史資料展」、「二二八美術展」、「阮朝日紀念音樂會」(3月12日，於濟南長老教會)，以及二二八相關圖片；海報等。 阮美姝說，原本決定3月12日為爸爸舉辦失蹤50周年音樂會後，就此告別二二八，終止尋找爸爸，因為「當初，投身二二八真相調查，全是為了爸爸，沒想到過程中，卻替許多受難家屬找到真相與證據，也許是熱心的爸爸要我為台灣付出吧！只不過，幾十年努力，爸爸的檔案仍只出現不實的罪名，我自覺機會渺茫，心力交瘁，萌生退隱意念。」 然而，卻在退隱前夕，奇蹟出現了。就在「二二八50周年展示會」開幕第六天(2月6日)，過年前一晚，一位自稱已經來了三次的男士，到文物室找阮美姝。這位男士說，因為曾經閱讀過阮美姝的著作，並詢問任職於前軍法處的朋友，他的朋友看見書中封面阮朝日的照片，立刻回答：「這個人我認識，報社的人，我還帶過他。」並並將故事與過程說給他聽。前幾天，這位男士在電視台看見《二二八慘案紀實》紀錄片，愕然想起這段對話，於是前來，想要告訴關於她爸爸消息。 這位男士進一步說明：「妳的爸爸當年被帶往軍法處(後來的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飯店)，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1947年3月某天黃昏，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自軍法處駛出，前輛載著阮朝日與林姓大學教授(推測是林茂生)，[15]後輛載著一位年輕報界人士(阮美姝想是吳金鍊)與憲兵兩名，他們被帶至對面警務處，接著駛向台北六張犁人犯帶著手銬、腳鐐，被帶上山，三聲槍響後，憲兵下山離去，他們被棄屍於該地。」他的朋友就是當時載送槍決人犯的司機，阮朝日最後一刻炯炯有神的雙眼，令這位司機無法忘記。 阮美姝相信這位男士的說法，她認為：「半世紀後的黑夜，我終於知道政府一直沒有公開的秘密，即沉又重，若不是爸爸在天之靈，怎麼可能在我放棄前一刻，將消息傳送給我？」1997年7月6日，在阮朝日97歲那一天，阮美姝在廖德雄(廖進平之子)與吳金鍊長子的陪同下，來到六張犁小山上，親自將爸爸漂泊許久的遊魂接引回家。「我想起一年前，第六次與爸爸在夢中相會，我夢見他被放回來了，大家都很高興，而我還是個小孩。」阮美姝喊著，「爸爸，回家吧！爸爸，請你安息吧！」而這一刻，是女兒與父親「美的極致」的心靈對話，我想，被折磨半世紀的阮美姝，在這一瞬間，結痂的心靈，應已獲致療癒吧。 沒錯，阮美姝回憶在六張犁山上迎接爸爸回家後的心情，她舉著名的〈千風之歌〉：「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沒有沉睡不醒，而是化身千縷微風，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際裡……..，夜幕低垂之時，我幻化成星辰，溫柔地守護你。(原文為日文)」，阮美姝說，「迎接爸爸回家後，我越發體會歌詞含意，在我心中，有把枷鎖長年緊箍著我，如今，它漸漸鬆動，我將一切怨恨寫入歷史，轉換為愛。」 鬆動的枷鎖漸漸解開，轉換為愛的阮美姝，繼續投入二二八消失新聞界史料搜查的使命，1999年5月24日，阮美姝甚至遠赴中國北京，與二二八前後逃亡大陸的記者吳克泰、周青、蔡孑民、李純青太太、以及陳文彬的太太、女兒等人會面；9月1日記者節當天，阮美姝在自宅舉辦「二二八記者劫知多少」展示會，並發表「受二二八影響之報社及報界關係人士」歷史研究，計八大冊，將近十萬字。同年的7月，阮美姝擔任「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連任兩屆)，為受難家屬的補償申請投注很多心力，連遠在中國的受難家屬，阮美姝也不遺餘力地協助。 在追查二二八真相這十多年期間，家人是阮美姝最大守護者，特別是相守數十年的先生林耀堃，卻於2008年7月7日辭世。 在這之前，3月23日，阮美姝決定為父親107歲誕辰，於台北、台南兩地舉辦懷念音樂會，同時感謝家人與朋友的支持；5月11日，應邀赴日演講，出發前兩日，接到義弟許昭榮傳真及來電，希望他們夫婦參加他所主辦的「台灣戰歿軍人慰靈祭」(5月13日至20日)，沒料到，政黨再次輪替的5月20日深夜，人在東京的阮美姝，接到親友三宅清子來電：「昭榮自焚了！」這位一生致力於「台籍戰歿軍人及遺族」生活改善與歷史建構的台籍老兵，與致力於二二八真相追查的阮美姝，相知相惜，許昭榮的自焚，讓阮美姝悲憤異常。 除了許昭榮的自焚，3月間音樂會籌備期間，先生林耀堃的健康已出現狀況，5月底，阮美姝也因籌備7月6日(台北內湖自由廣場會議廳)、7月18日(台南「國立台南文學館」演奏廳)音樂會，因過勞病倒，此時，先生早已罹患癌症，卻不願意承認，7月6日第一場音樂會第二天凌晨，林耀堃即因病去世。 阮美姝說，人們總說成功男人背後有位偉大女人，我們家正好相反，我對社會的服務，是這樣一位男人默默的支持。先生六歲就失去爸爸，沒有享受父愛，婆婆沒讀什麼書，雖然疼他，卻過度保護，不敢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加上拘泥傳統觀念，先生從小只能獨自吃飯，從沒享受家庭情愛，先生最大的心願便是「有個和樂完整的家」。阮美姝想起先生生前種種，24歲時，我們結婚時，原以為幸福的日子正要開始，卻在新婚兩週後慘澹變色，爸爸被抓失蹤，那些日子，我終日哭泣，搬回屏東後，他又因高額稅金埋首工作，一切悲傷直到兒女相繼出生，才緩緩止息。 二二八之後，林耀堃總是成全家人犧牲自己，也從未說過二二八當時的想法，直到過世的前一年，他才將隱藏心中60年的秘密告訴阮美姝，林耀堃說：「爸爸被抓時，我親眼看見五位穿中山裝的情治人員，藏著短槍，那一剎那，我曾燃起上前營救的念頭，卻想起妳，我若貿然行動，妳不只會失去爸爸，連新婚三週的丈夫也會一併喪命。最終，我只能不動聲色，看著爸爸被強行帶走。」 阮美姝理解先生的顧忌，如果二二八時，爸爸和丈夫兩人同時罹難，她將沒有勇氣活到現在，「他默默守住這個秘密60年，心中的鬱苦與自責，想必也不曾少過。」也可能因為這樣，阮美姝從音樂界退休後，全身栽入二二八的調查，先生一直是她背後最大精神支柱，「六十年來，先生是我最大的依靠，他的愛，我們的念，交織在訴不盡的歲月故事裡。」 林耀堃先生過世後，阮美姝也輾轉為病痛纏身所苦，2011年底，已經85歲的阮老師，決定要籌備最後一場「1947年消失的媒體與記者」展示會，豈料，2012年初，因為中風跌倒，不時要跑醫院做復健，舊傷未復原，同年7月開始進行口述歷史工作，2013年3月又再次跌倒，腰椎骨折，但她仍然挺著身子，堅持要完成進行中的工作，她告訴幫她做口述歷史的許曉涵說：「即使工作再重、再痛苦，我絕不會輕易倒下，我若不做，誰做？這是我的使命，唯有堅持下去，才能對自己、對爸爸交代。[16]」 為了台灣的歷史，阮美姝一生懸命地投入二二八真相調查，特別是新聞界受難歷史，她希望完成這一輩子最後心願，儘管希望在10月14日，86歲生日這天，於自宅舉辦「1947年消失的媒體與記者」展示會，因為身體緣故延遲，但仍順利在11月20日舉行(展期至2014年3月2日)。 「1947年消失的新聞界」舉辦這天，筆者看著阮美姝坐著輪椅，精神奕奕接待來賓，但事實上，這之前，她總是穿戴護腰，很難站穩張羅展示會事宜。 2013年12月8日，高齡八十六歲的阮美姝舉辦《美的極致：阮美姝一生與二二八平反實錄》新書發表會，她在會中說，她畢生致力蒐集二二八史料，替冤者平反，是要讓台灣人知道，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人要有自己的尊嚴、認同，必須先瞭解這塊土地的歷史，並大聲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二二八家屬蔣理容說，阮美姝女士善盡了一個台灣公民的責任，長年以來所有的研究和出版都完全自費，她是我們社會的榜樣，能啟發更多人繼續做台灣歷史研究。 就像發表會當天，台北的天空一掃連日陰霾，周日午後陽光和煦，正是阮老師美與優雅的寫照，如同父親幫她取名「美姝」一樣，是「美的極致」。         新書發表會之後，阮美姝深感體力漸衰，先前已有部份她自己所蒐集的二二八史料或檔案，已經交給相關學術單位收藏研究，2014年她決定將父親的日記、著作，以及父親所編寫的北京語辭典等原稿，捐贈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收藏，阮美姝說：「與二二八糾纏了一生，這是最好的選擇。」  （圖：呂東熹/攝）   [1] 許曉涵，〈這故事，在我生命發動著〉，《美的極致》編者序，台北：台灣神學院，2013年，頁12。 [2]　李筱峯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194。 [3] 阮美姝口述，許曉涵採訪撰述，《美的極致：阮美姝一生與228平反實錄》，台北：台灣神學院，2013年，頁22。 [4] 「高千穗丸」屬於大阪商船內台航路的客貨船，服務於神戶─基隆航線。設計者是和辻春樹，1934年（昭和9年）1月在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所建造完成，同年2月10日的處女航由神戶開往基隆。1943年（昭和18年）3月19日，由門司航向基隆的途中，在基隆外海彭佳嶼東北方遭到美國潛艦Kingfish（SS-234）攻擊後沉沒，包括船客和船員在內，罹難者共844名。3月24日，遞信省公布高千穗丸遇難。，電影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以高千穗丸遇難的事件作背景，主角黃清埕為罹難者之一。(詳見《朝日新聞》昭和18年3月25日；維基百科：最後修訂於2014年3月11日，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5%8D%83%E7%A9%97%E4%B8%B8) [5] 同註3，頁43。 [6] 日本時代位於榮町的「新高堂」是台灣最大書店(位於現在重慶南路、衡陽路口)，戰後由台北市長游彌堅接收，並邀請阮朝日、林呈祿、陳啟川等台灣本土文化人士合資，開辦了「東方出版社」。(同註3，頁51) [7] 同註3，頁55-56。 [8] 陳炘(1893-1947)，台中人，曾任教師，赴日深造，與台灣留日學生創設「新民會」；192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返台，隔年與林獻堂共創「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大東信託(1944年改組為台灣信託)，開展本土金融事業。   戰後，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1946年2月集結民眾資本，創設「大公企業」，冀能協助復員工作，但被誣指違背三民主義；3月更以「漢奸」罪被捕(同案有許丙、辜振甫、林熊徵、詹天馬……等人)，4月24日獲不起訴後釋放，但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時，又受陳儀刁難。事件中，陳炘因罹患瘧疾，並未參加處委會，只奉命或受託往見陳儀三次。3月11日清晨，為台北市警察局分局長林致用拘提，從此下落不明。(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社，1990：76-109) [9] 王育德(1924～1985.09.09)，台南市人。從小接受家塾漢文教育與嚴格的日式教育。1942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1944年因二次大戰局勢緊張，返台避難。戰後，王育德進入省立台南一中執教，發起演戲運動，主持戲曲研究會，自編、自導，並自演多齣新劇（文明劇或話劇）。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其兄王育霖被殺，王育德於1949年流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中國文學語學科，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教明治大學及東京外語學校，1960年 月在東京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以台語研究獲得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之後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埼玉大學、東京大學、筑波大學等校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在日本病逝。   2002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王育德全集》，著作涵蓋台語研究及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創作與評論等，在各領域都是佼佼者，尤其筆下懷帶台灣意識與感情，是日本學界敬重的學者。(李筱峰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65-66) [10] 李瑞漢(1906.07～1947.03)，台北縣新竹支廳竹南一堡中港街海口尾人。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格，1931年於台北市永樂町開業辯護士，1939年11月當選台北市會議員，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出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曾與三弟李瑞峰共同擔任迎婦產科與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之妻醫療糾紛之訴訟代理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李瑞漢曾經於3月初召集台北律師公會會員大會，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台籍人士等改革意見。10日中午，所雇人力車伕卓仔為人以刀刺死。傍晚，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至李瑞漢宮前町家中，將李瑞漢兄弟及友人台灣省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罪名與李瑞峰相同。律師事務所於數日後遭到劫掠。(曾建元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175) [11] 第二年(1988年)，阮美姝甚至遠渡香港，訪問李瑞漢的長子李榮昌。李榮昌是日本早稻田碩士畢業，由於背負二二八遺族的政治烙印，在台灣金融界一直無法升遷，於是遠赴香港發展，阮美姝與李榮昌在二二八之後，已30多年未見。阮美姝在香港逛街期間，巧遇《香港九龍清水灣電視城》記者，她無意間談起二二八，該台兩名記者因而請求專訪，經徵詢李榮昌意見，答應了專訪，新聞竟在一天之內在電視台播了好幾次，不久之後，這些記者還追到台灣繼續報導二二八事件。(見註3，頁108) [12] 沈花末，之後也轉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 [13] 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言論版主編，《自立早報》創刊時已經離職，阮美姝所說，應為《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 [14]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1990年，台北：自立晚報社。 [15] 林茂生(1887-1947)，別號耕南，台南人。1916日本東京帝大畢業後，返回母校長榮中學任教，192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為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1941年身不由己的擔任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   戰後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1946年出任《民報》社長，忠實報導社會亂象。1946年參選國民參政員，因國府做票舞弊，遂棄權表示抗議。228事件中，曾赴市政府、中山堂及台大開會，1947年3月4日曾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發表簡短談話，督促長官公署要公平、要有建設性，此外並無任何激烈言行。3月初日籍教授數次建言「不要低估國民黨的力量與殘忍」，宜避一避；但他自認行所當為，不必躲藏。11日早上，在家中遭警備司令部派員誘捕，一去不回。(李筱峰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231)  

文化部公布第六屆公共電視董事提名名單，一般反應，雖沒有太大驚喜，但也沒有惡評，算是不錯名單，尤其有幾位公益或學界名單，都具有多年媒體實務經驗，算是兼顧各方聲音與利益。不過，從部長鄭麗君上任，以至於公視董監事名單出爐，個人覺得，似乎看不到2008年後「胎死腹中」的公視《南部台》，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跡象，甚至連前部長龍應台斬釘截鐵承諾，希望公視成立《閩南語電視台》（或《台語電視台》）的政策宣示，都還在雲霧之中，看不到清明的輪廓。 公視《台語新聞》製作的台文版字幕〈節氣好生活〉。 據龍前部長某位公廣政策顧問轉述，龍應台確曾向上層爭取過《南部台》的設立，惟因預算問題難以實現，這可以理解。預算的確是最大問題，卻也最不是問題的問題。畢竟，在國民黨及馬英九總統執政下的政府施政方向，《南部台》之難以實現，本可預期，但對照於陳水扁前總統任內承諾的《原民台》、《客家台》甚至服務海外僑胞的《宏觀台》都順利成立，《南部台》能否設立，癥結還是在於執政者的信念、價值與決心。 《南部台》之設立誠如龍應台所說（原文抄錄如下）：「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培植一流的閩南語創作。不要把閩南語糟蹋到ＬＰ的層次，它是最優美的古漢語之一。超越族群政治層面，把閩南語看作台灣的重大文化優勢，可以做全球行銷。世界閩南語人口超過五千萬，如果誠心經營，台灣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優質的閩南語文化輸出地。」( 龍應台 ，台語電視台) 。 誠然，但其中更涉及母語的保護與區域傳播資源的平衡，不計算原、客、宏觀電視台服務特定母語族群的政策預算，從NCC各年度報告統計，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補助、委託製作英日韓語、東南亞新移民母語，甚至於原、客母語廣播、電視節目製作，都遠遠高於台灣閩南語數倍、數十倍。尊重多元、保護弱勢是民主社會的共識與價值，但對於母語保護，本土語言的優先性，不是比較問題，而應是對土地有摯愛的執政者理所當然的信念。 再進一步言，台灣所設立的有線、無線、衛星電視台，幾乎百分之百都在大台北（民視雖然登記在高雄，但有名無實），中南部傳播資源不僅匱乏，甚至已到歧視地步！這當然商業機制所致，但作為政府公廣龍頭的公視，及以全民稅收「捐助」的電視台，一直以來，還是以文化、傳播資源豐富的大台北及中產階級為服務對象，無疑的，是有檢討反省必要。 公視雖然在前總經理胡元輝任內推動《南部台》，且於2007年底在高雄市揭牌，無奈政黨輪替而胎死腹中；前總經理馮賢賢任內在公視開播「台語新聞」（中晝、暗時新聞），有所貢獻，但零嘴終究不是正餐所可比擬，《南部台》的設立，除了區域平衡的公眾近用權，對於促進中南部眾多傳播產學合作、建立影視聚落，甚至成為文化活動重要的露出平台，《南部台》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甚至也是新政府最具體、最可立見的政績。 刊登於《自由廣場》簡版標題談公視南部台/台語台----龍應台的遺憾 鄭麗君應予彌補 《自由電子報》：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09694  

6月10日媒體報導，台北市105歲的市定古蹟「撫台街洋樓」旁，將蓋一棟15層樓高、地下5層樓的Ｌ型潤泰建設豪宅，這棟豪宅很可能危及古蹟建築安全，造成古蹟沉陷崩壞，成為第二個松菸。在相關官方資料中，這棟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26號的洋樓，[1]都只介紹它是日本時代蓋的古蹟，事實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它是戰後《人民導報》社的原址，也是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的報館中唯一還保留的報館遺址，相當具有歷史與紀念意義。 前人民導報社遺址。(呂東熹攝影) 《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1902.07.08-1947.03.11)，原名宋文瑞，台南仁德鄉二行村人。青年時期赴中國留學，(大學畢業證及1935年赴日本留學的證書仍為宋文瑞，宋斐如應該是1937年以後的用名），並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就讀，隨後在大陸從事文化宣傳與抗日工作。 宋斐如。 1945年10月宋斐如隨「前進指揮所」的人員返台，並派任為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為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秘書以上的38名上層官員當中，唯一的台籍 「半山」人士。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並任社長，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人民導報》創刊時，都是靠宋斐如個人人脈募款而來，財務狀況不是很好，也沒有自己的印刷設備，得委託五、六里遠的一家印刷廠代印，所租用的報館，木板樓梯已經年久朽爛，不堪負重，一有人登臨，就連聲嘆息地咯吱咯吱響一陣。 當時，《人民導報》是一份敢說直言的民間報紙，與林茂生的《民報》都是當時敢於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弊受矚目的報紙。由於時常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1946年5月8日，宋斐如在《人民導報》刊登廣告啟事聲明︰「本人學經濟而從事文化工作經念餘年，此次返台，因鑑於漢明文化需要振興，官民感情需要溝通，故創辦《人民導報》以為文化之掃雷霆、播種機。創辦以來尚能一本原則，為民喉舌，基礎漸趨穩固，發展可期，本人創辦初旨已完成，特辭社長之職，以專心從事別部門之創設。」啟事也公告改聘王添灯繼任社長，負責處理社務外，宋斐如則自己轉任顧問。 1946年5月8日，宋斐如被迫辭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啟事。 1946年9月17日「王添灯先生辭退《人民導報》社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責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堅持主辦《人民導報》被免去教育處副處長職務。「二二八」期間仍持續報導事件真相，直至3月8日被封，1947年3月11日，宋斐如被秘密綁架殺害。 王添灯(1901-1947)，新店安坑人，祖父是一位漢醫，父親是茶農；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即鄉公所)，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1929辭去公職，致力於漢醫的振興，推動全島性的「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進入「乾元葯行」任職，同時擔任「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機關雜誌的編輯。 1930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添灯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在台北市港町開設「文山茶行」(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附近)，從事茶葉出口生意，但仍不忘地方自治運動，1932年出版一本闡論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的著作「台灣市街庄政之實際」；其大弟王進益為左翼刊物《伍人報》成員，文山茶行從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因而成為許多政治社會運動者的聚會場所。 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時，聘請其為社長，後又與蔡慶榮等人創刊《自由報》，聘請剛從日本回來的蔡子民(蔡慶榮)擔任總編輯，勇於批評時政，關心臺灣地方自治。還因此遭受臺灣警備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在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二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3月11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添灯在睡夢中被拖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 王添灯被捕失蹤的同一天3月11日，宋斐如也被捕失蹤至今。事實上，3月10日白天，宋斐如應參謀長柯遠芬召見，及拜訪大安區長，3月10日晚上，還曾與省參議會祕書長連謀通電話，一直待在家裡。隔日，11日早上，憲兵先去捉了王添灯、陳炘，下午就來抓宋斐如，當時，有六名便衣人員，持槍乘坐車牌號碼02039及特別通行證73號汽車到住宅，將當時身穿睡衣的宋斐如從臺北新生南路住家強行帶走，從此一去不回。[2]當時任職於台灣長官公署法制室的廣東籍妻子區嚴華，雖透過各種管道營救，均無法如願。 1949年逃離台灣的前《人民導報》總主筆、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在二二八爆發後，雖曾勸宋斐如暫時離開台灣，前往香港一陣子，但宋斐如認為：我又沒幹壞事，我為什麼要離開啊？我怕什麼？」[3] 宋斐如失蹤後，一家生活全靠任職台灣省政府法制研究室的區嚴華支撐，不過，區嚴華也因為幫助陳文彬一家逃離台灣，1949年9月，即遭到被捕，她在保密局受到疲勞偵訊，同牢房中，還關著「基隆中學案」的校長鍾浩東的夫人蔣碧玉，蔣碧玉被關了三個多月，因涉案不深，又在丘念臺活動下被釋放出去，他的先生鍾浩東校長則被槍決，而在蔣碧玉被釋放的第三天，即1950年1月11日，區嚴華被依「參加共產黨」罪名槍決。 宋斐如原本是台灣「半山」中最耀眼的政壇之星，如果他沒有創辦《人民導報》，很可能不會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整肅對象。宋斐如一家也不會因此四散分離，三兄弟因而被迫分居台灣、美國與中國，直到40年後才首次相聚。 從歷史角度來看「撫台街洋樓」，它不僅僅是一棟古蹟而已，它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還存留的報館遺址，但在台北市文化局與文化部相關資料中，卻故意忽略了《人民導報》這段史實。 根據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的簡介，撫臺街洋樓最初建造人、亦為首任使用者是「高石組」，主人是日本福岡人高石忠慥(1850-1922)，這棟已列為古蹟的百年建築，是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完成，2009年4月19日後交付與陳國慈女士贊助認養，也開始對外開放，洋樓轉換身分成為認識臺北舊城歷史的迷你型博物館。 簡介還介紹說，撫臺街洋樓於二次戰後日人撤離，洋樓列為公產由國防部作為宿舍，曾有六戶居住，也曾於此開設中醫診所，亦曾面臨差點被拍賣，所幸有關心人士呼籲，直到1997年被指定為臺北市市定古蹟。2000年2月26日後方房屋起火殃及毀損嚴重，直至2006年8月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2007年8月修建完成。 修復完成的洋樓，卻掩蓋了前人民導報的歷史。(呂東熹攝影) 文化部簡介還特別提說︰「不同的主人照料，讓老房子呈現不同樣貌，從高石組時期的店舖，至富久娘時期的公司（或者兼及店面），戰後成為住家，2009年春日，更成為古蹟再利用而對外開放的公共場域。」簡介資料所提到的主人，卻獨獨漏掉重要主人之一《人民導報》及創辦人宋斐如這段歷史，也讓宋斐如後人相當感概。 撫台街洋樓在第一個贊助經營者於2012結束後，中間空了一年多，目前由丘如華的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負責營運，2014年4月重新開放。不過，目前台北市文化局2015年4月23日最後更新的網站館所介紹，仍未更新或介紹人民導報這段歷史。(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outsource/venuesAction.do?method=doFindVenuesActivity&venuesId=19&subMenuId=1030113) 事實上，這棟建築所以能保留下來，是因為它的產權不是宋斐如所有，而是他當年向親戚宋泉璋租用，作為《人民導報》社址，二二八事件時，這棟非屬於「叛亂份子」宋斐如的財產卻也一併被查封，因為查封無據，接收的國防部可能一直無法處理，加上當年，宋斐如長子宋洪濤曾多次呼籲，寫了好幾份報告，才得以保留下來，也為二二八事件的「新聞界受難史」，留下一棟代表性地標。  [1]高石忠慥(1850-1922)，1895年後來到臺北，擔任日本知名營造商「大倉組」分部主任一職。六年後，高石宗慥自組「合資會社高石組」，曾參與「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今二二八公園內之臺灣博物館)、日月潭電力工事第五工區水路施工，為知名土木營建商。1910年7月，高石組在撫臺街一丁目會社新建築落成，是獨棟洋樓式店鋪(即今日所見之撫臺街洋樓)，1930年代後期，本建築改由進口「富久娘」之酒類商人佐土原吉雄使用。 (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http://museum.moc.gov.tw/frontsite/museum/museumListAction.do?method=doMuseumDetail&museumId=710 [2] 〈宋洪濤先生口述訪問〉，《口述歷史》(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2月；〈宋斐如殉難經過〉(宋洪濤、劉昌智口述)，《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602-1603。 [3] 宋洪亮，〈追憶父親宋斐如〉，《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582。

口湖鄉，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海岸線、北港溪出海口北岸，五月一日全鄉要舉辦五十年來第一次大遊行，反對鄉公所計畫在「成龍溼地」與養殖漁業區域旁邊設立「火葬場」，鄉民訴求「要溼地、不要屍地」。四月初，鄉長蔡永常接受媒體訪問，反駁鄉民反對設立「火葬場」時說，他召集全鄉21個村的村長開會，其中有16個村長連署支持，不知背景的人可能會以為村長都支持這項計畫。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會有這場口湖鄉五十年來首次的大遊行呢？就外地人來看，也許這只是一件單純的環保抗議事件，但從在地人角度，不僅僅是沿海居民的生存決戰，更深層而言，更反映了鄉民首度對政治結構的抗議與挑戰。 「口湖火葬場」是否有設立的必要性？其實，雲林縣政府已經說的十分清楚明白，目前虎尾鎮惠來厝火葬場已綽綽有餘，但包括鄉長與代表會主席在內，卻仍要大力推動，還說「火葬生意」，往北可以做到麥寮、彰化沿海，往南可以「服務」到嘉義東石一帶，不怕變成「蚊子館」。了解殯葬業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介入，看看台北地區的殯葬業，都由哪些集團在掌控，其實就很明白了，為何連雲林縣政府都不認同的計畫，鄉公所還要推動？不過，前面都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火葬場」計劃預定地旁邊，不僅是著名的「成龍溼地」所在地，在觀樹基金會的認養下，連續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龍濕地藝術節」，也選在五月一日開始；往南邊一點，還有牛挑灣南岸的「湖口溼地」；一過北港溪，就是全國知名的東石鄉「鰲鼓溼地」，「火葬場」周遭，更是全台最知名的烏魚子產地，以及雲林重要的台灣鯛、文蛤產區，還有全台獨一無二的紅樹蜆「馬蹄蛤」養殖區。口湖沿海土地，因為多次颱風侵襲、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導致絕大多數土地鹽化十分嚴重，幾乎已經無法再做農業生產，現在唯一生存依靠的養殖漁業，可能因為「火葬場」的設立，養殖環境恐將化為烏有。雖然鄉長說，未來「火葬場」將以先進方式火化，達到零污染，不會造成養殖漁業的污染，但看了「朝天宮」的多年來發展，很多鄉民都不敢抱持樂觀想法。雲林四個沿海鄉鎮，即是風頭，又是水尾，這裡正好是台灣西部海岸最突出之處，每年都會面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正面迎擊，這裡也是嘉南大圳尾水最西端，農業用水已為六輕等工業區搶奪而去，居民農作困難，僅存的養殖業，最北邊有六輕廠的肆虐，最南方的口湖若再設立「火葬場」，南北污染，相互呼應，難道這是「風頭水尾」居民，應該承受的命運？口湖鄉，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海岸線、北港溪出海口北岸，五月一日全鄉要舉辦五十年來第一次大遊行，反對鄉公所計畫在「成龍溼地」與養殖漁業區域旁邊設立「火葬場」，鄉民訴求「要溼地、不要屍地」。四月初，鄉長蔡永常接受媒體訪問，反駁鄉民反對設立「火葬場」時說，他召集全鄉21個村的村長開會，其中有16個村長連署支持，不知背景的人可能會以為村長都支持這項計畫。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會有這場口湖鄉五十年來首次的大遊行呢？就外地人來看，也許這只是一件單純的環保抗議事件，但從在地人角度，不僅僅是沿海居民的生存決戰，更深層而言，更反映了鄉民首度對政治結構的抗議與挑戰。「口湖火葬場」是否有設立的必要性？其實，雲林縣政府已經說的十分清楚明白，目前虎尾鎮惠來厝火葬場已綽綽有餘，但包括鄉長與代表會主席在內，卻仍要大力推動，還說「火葬生意」，往北可以做到麥寮、彰化沿海，往南可以「服務」到嘉義東石一帶，不怕變成「蚊子館」。了解殯葬業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介入，看看台北地區的殯葬業，都由哪些集團在掌控，其實就很明白了，為何連雲林縣政府都不認同的計畫，鄉公所還要推動？不過，前面都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火葬場」計劃預定地旁邊，不僅是著名的「成龍溼地」所在地，在觀樹基金會的認養下，連續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龍濕地藝術節」，也選在五月一日開始；往南邊一點，還有牛挑灣南岸的「湖口溼地」；一過北港溪，就是全國知名的東石鄉「鰲鼓溼地」，「火葬場」周遭，更是全台最知名的烏魚子產地，以及雲林重要的台灣鯛、文蛤產區，還有全台獨一無二的紅樹蜆「馬蹄蛤」養殖區。口湖沿海土地，因為多次颱風侵襲、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導致絕大多數土地鹽化十分嚴重，幾乎已經無法再做農業生產，現在唯一生存依靠的養殖漁業，可能因為「火葬場」的設立，養殖環境恐將化為烏有。雖然鄉長說，未來「火葬場」將以先進方式火化，達到零污染，不會造成養殖漁業的污染，但看了「朝天宮」的多年來發展，很多鄉民都不敢抱持樂觀想法。雲林四個沿海鄉鎮，即是風頭，又是水尾，這裡正好是台灣西部海岸最突出之處，每年都會面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正面迎擊，這裡也是嘉南大圳尾水最西端，農業用水已為六輕等工業區搶奪而去，居民農作困難，僅存的養殖業，最北邊有六輕廠的肆虐，最南方的口湖若再設立「火葬場」，南北污染，相互呼應，難道這是「風頭水尾」居民，應該承受的命運？口湖鄉，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海岸線、北港溪出海口北岸，五月一日全鄉要舉辦五十年來第一次大遊行，反對鄉公所計畫在「成龍溼地」與養殖漁業區域旁邊設立「火葬場」，鄉民訴求「要溼地、不要屍地」。四月初，鄉長蔡永常接受媒體訪問，反駁鄉民反對設立「火葬場」時說，他召集全鄉21個村的村長開會，其中有16個村長連署支持，不知背景的人可能會以為村長都支持這項計畫。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會有這場口湖鄉五十年來首次的大遊行呢？就外地人來看，也許這只是一件單純的環保抗議事件，但從在地人角度，不僅僅是沿海居民的生存決戰，更深層而言，更反映了鄉民首度對政治結構的抗議與挑戰。「口湖火葬場」是否有設立的必要性？其實，雲林縣政府已經說的十分清楚明白，目前虎尾鎮惠來厝火葬場已綽綽有餘，但包括鄉長與代表會主席在內，卻仍要大力推動，還說「火葬生意」，往北可以做到麥寮、彰化沿海，往南可以「服務」到嘉義東石一帶，不怕變成「蚊子館」。了解殯葬業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介入，看看台北地區的殯葬業，都由哪些集團在掌控，其實就很明白了，為何連雲林縣政府都不認同的計畫，鄉公所還要推動？不過，前面都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火葬場」計劃預定地旁邊，不僅是著名的「成龍溼地」所在地，在觀樹基金會的認養下，連續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龍濕地藝術節」，也選在五月一日開始；往南邊一點，還有牛挑灣南岸的「湖口溼地」；一過北港溪，就是全國知名的東石鄉「鰲鼓溼地」，「火葬場」周遭，更是全台最知名的烏魚子產地，以及雲林重要的台灣鯛、文蛤產區，還有全台獨一無二的紅樹蜆「馬蹄蛤」養殖區。口湖沿海土地，因為多次颱風侵襲、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導致絕大多數土地鹽化十分嚴重，幾乎已經無法再做農業生產，現在唯一生存依靠的養殖漁業，可能因為「火葬場」的設立，養殖環境恐將化為烏有。雖然鄉長說，未來「火葬場」將以先進方式火化，達到零污染，不會造成養殖漁業的污染，但看了「朝天宮」的多年來發展，很多鄉民都不敢抱持樂觀想法。雲林四個沿海鄉鎮，即是風頭，又是水尾，這裡正好是台灣西部海岸最突出之處，每年都會面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正面迎擊，這裡也是嘉南大圳尾水最西端，農業用水已為六輕等工業區搶奪而去，居民農作困難，僅存的養殖業，最北邊有六輕廠的肆虐，最南方的口湖若再設立「火葬場」，南北污染，相互呼應，難道這是「風頭水尾」居民，應該承受的命運？口湖鄉，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海岸線、北港溪出海口北岸，五月一日全鄉要舉辦五十年來第一次大遊行，反對鄉公所計畫在「成龍溼地」與養殖漁業區域旁邊設立「火葬場」，鄉民訴求「要溼地、不要屍地」。四月初，鄉長蔡永常接受媒體訪問，反駁鄉民反對設立「火葬場」時說，他召集全鄉21個村的村長開會，其中有16個村長連署支持，不知背景的人可能會以為村長都支持這項計畫。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會有這場口湖鄉五十年來首次的大遊行呢？就外地人來看，也許這只是一件單純的環保抗議事件，但從在地人角度，不僅僅是沿海居民的生存決戰，更深層而言，更反映了鄉民首度對政治結構的抗議與挑戰。「口湖火葬場」是否有設立的必要性？其實，雲林縣政府已經說的十分清楚明白，目前虎尾鎮惠來厝火葬場已綽綽有餘，但包括鄉長與代表會主席在內，卻仍要大力推動，還說「火葬生意」，往北可以做到麥寮、彰化沿海，往南可以「服務」到嘉義東石一帶，不怕變成「蚊子館」。了解殯葬業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介入，看看台北地區的殯葬業，都由哪些集團在掌控，其實就很明白了，為何連雲林縣政府都不認同的計畫，鄉公所還要推動？不過，前面都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火葬場」計劃預定地旁邊，不僅是著名的「成龍溼地」所在地，在觀樹基金會的認養下，連續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龍濕地藝術節」，也選在五月一日開始；往南邊一點，還有牛挑灣南岸的「湖口溼地」；一過北港溪，就是全國知名的東石鄉「鰲鼓溼地」，「火葬場」周遭，更是全台最知名的烏魚子產地，以及雲林重要的台灣鯛、文蛤產區，還有全台獨一無二的紅樹蜆「馬蹄蛤」養殖區。口湖沿海土地，因為多次颱風侵襲、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導致絕大多數土地鹽化十分嚴重，幾乎已經無法再做農業生產，現在唯一生存依靠的養殖漁業，可能因為「火葬場」的設立，養殖環境恐將化為烏有。雖然鄉長說，未來「火葬場」將以先進方式火化，達到零污染，不會造成養殖漁業的污染，但看了「朝天宮」的多年來發展，很多鄉民都不敢抱持樂觀想法。雲林四個沿海鄉鎮，即是風頭，又是水尾，這裡正好是台灣西部海岸最突出之處，每年都會面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正面迎擊，這裡也是嘉南大圳尾水最西端，農業用水已為六輕等工業區搶奪而去，居民農作困難，僅存的養殖業，最北邊有六輕廠的肆虐，最南方的口湖若再設立「火葬場」，南北污染，相互呼應，難道這是「風頭水尾」居民，應該承受的命運？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430/601633/  

佛教團體「慈濟功德會」，因為內湖保護區開發案意外扯出證嚴法師的胞弟、現任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有網友揭露說，王端正當過前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總編輯，黨政關係非常好，與出生營建世家的另一位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就像是證嚴上人的「左右護法」。   王端正是不是所謂「左右護法」我個人並不清楚，但他的確是前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總編輯，而且是解嚴前，《中央日報》唯一的臺灣籍總編輯(?)，同時也是報禁解除前夕，媒體從業人員因處理新聞而遭國民黨集體整肅的最大一起事件當事人之一。   （圖：網路截圖）     戒嚴時期黨國體制下的國民黨政權，對言論的管制有一套嚴密的組織與制度，新聞記者文章或內容，不符黨國體制需要，重者遭逮捕、審判與監禁；輕者經常對新聞主管下達指令，干預新聞刊登方向、或進行文章檢查、直接監控及約談或撤換主管，讓人心生恐懼。1987年「中央日報調職事件」即是其中之一，這起事件，起因於當時流亡海外的許信良企圖闖關返國，2度在中正機場(後改名桃園機場)發生衝突事件而起。[1]   1986年年底舉行中央增額民代選舉，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在海外揚言闖關返國，12月2日，許信良依言搭機回國，企圖在機場闖關，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爆發激烈的衝突，是為「桃園機場事件」。當年，許信良雖闖關未成，除引起軍警與民眾衝突事件之外，也衝擊當時兩家立場不同的平面媒體《中央日報》與《自立晚報》的人事。   12月2日，因許信良闖關而爆發的警民衝突中，軍警無端毆打數十位以上的民眾，還動用紅色水柱噴灑，但翌（3）日，當天也在現場的多家傳播機構記者，雖然全程目擊，卻集體漏新聞，只有《自立晚報》在第二版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報導「中正機場憲警毆打民眾真相事件」，震驚政壇與社會，剛組黨的民進黨將《自立晚報》當天的報導，重新製版在各政見會場散發，扭轉了當年底舉行的立委選舉，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因而大勝。   《自立晚報》因為突出的言論表現，報館聲望因而推到巔峰，《人間雜誌》在12月投票後的隔年(1987年)，以時任總編輯的顏文閂為「封面故事」，這篇題為「石破天驚」的文章指出，「去年12月3日，只有《自立晚報》衝破新聞封鎖與審檢，全版刊出中正機場警察暴力的消息，使長年的新聞控制失效，使大報喪盡報信和報格」。而事件之後，《自立晚報》因這個事件遭受極右派團體和其他保守派媒體的圍剿，但同時也讓報紙發行量大幅突破，在報禁解除前，已成為當時的第一大晚報，《自立晚報》四十幾年的虧損直接有了改善。   「機場事件」時，擔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顏文閂，不久即轉任《自由日報》社長，且在報老闆林榮三的支持下，大力擴張，讓甫自台中遷到新莊的《自由日報》(顏文閂接任社長後，改名為自由時報)，逐漸邁入大報之林。   《自立晚報》在動盪的時代裡，衝破政治禁忌，忠實記錄局勢演變的軌跡，成為台灣自由報業的典範，不過，當時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也因此事件而遭國民黨集體整肅。   2000年，旅美資深記者續伯雄，將其與知名報人、新聞學者、《新聞鏡》周刊故創辦人歐陽醇，[2]近三十年來往返的書信，加以整理，以日記型式出版《台灣媒體變遷見證─歐陽醇信函日記(1967-1996)》。歐陽醇在日記裡記載，1986年12月2日許信良機場闖關之前，《中央日報》因事先奉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指示，新聞要淡化處理，翌日《中央日報》依黨中央指示，淡化處理所謂「中正機場事件滋擾案」，但因新聞過於平淡，也無社論抨擊；反觀隸屬於國防部的《青年戰士報》(後更名為《青年日報》)，則大篇幅報導，但內容主要是抨擊抗議接機群眾與許信良。   身兼國民主席的蔣經國總統閱報大為震怒，認為黨營的《中央日報》不如軍方報紙盡責，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姚朋得悉蔣主席震怒，立即請辭本兼各職，文工會先准辭總主筆兼職，改派黃天才接任總主筆，不到一個月，又因處理中國學生遊行示威事件估算錯誤，姚朋終於下臺，由黃天才暫代，姚朋帶來報社的十七人則一同受過，總編輯王端正調主筆，改由政工幹校畢業的王曉寒繼任，副總編輯蘇玉珍調《香港時報》台灣辦事處主任，副刊主編胡有瑞調出版組副組長，副刊主編改由梅新（章益新）接任。       「中央日報調職事件」是台灣報禁解除前夕，媒體從業人員因處理新聞而遭國民黨集體整肅的最大一起事件。總編輯王端正，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原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1983年調任總編輯職務，至1987年調職時，總計擔任四年多《中央日報》總編輯。   當年，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已開始在社會上建立公信力與知名度，但知道王端正是證嚴法師胞弟的人並不多，王端正後來辭職離開《中央日報》，轉任三重幫宏國集團創辦的《大成報》，擔任第一任總編輯，幾年之後，正式轉任「慈濟基金會」執行長。   諷刺的是，根據歐陽醇的日記指出，當年指示《中央日報》新聞要淡化處理的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在處理《中央日報》人事案後，隨即調升中央黨部第一副秘書長，他並推薦新聞局副局長戴瑞明接任文工會主任，續掌文宣實權，文工會副主任黃順德則調往南部接任高雄市黨部主委，宋楚瑜再安排曾在代理《中央日報》總編輯期間，因出了重大錯誤而被降職離開《中央日報》的朱宗軻接文工會副主任，朱宗軻反而變成《中央日報》的上級。   離開《中央日報》、《大成報》，轉任胞姊證嚴法師所屬基金會任職的王端正，隨著「慈濟功德會」名聲昂揚，以及資產日益累積，他在基金會的份量與影響性，自然越來越重要。(改寫自本人所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2007年，玉山社文化出版公司)) [1] 1989年，許信良終於經由菲律賓，與西藏獒犬一同搭船自高雄上岸，偷渡回台灣，但抵台後，旋即被補，當局以叛亂罪起訴並判刑10年，林正杰等人率領數萬民眾包圍土城看守所，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許信良，國民黨政府出動鎮暴部隊鎮壓民眾，爆發「土城事件」。   [2]歐陽醇中央政治學校畢業，曾任職台灣文化大學、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教授。並擔任加爾各答《印度日報》駐印緬戰區特派員、重慶《中央日報》採訪組主任、上海《申報》駐渝特派員、高雄《新生報》南部版採訪主任、副總編輯、台北《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高雄《新聞報》副社長、台北《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總編輯、《中國時報》副社長兼總編輯、《自由日報》社長等。  

2月2日是前輩畫家、也是台灣油畫大師陳澄波120歲誕辰紀念日，Google很貼心地，在首頁上貼上一幅畫作，點進去一看，原來是有「台灣梵谷」之稱的畫家陳澄波著名的《淡水夕照》。這篇文章不是要談陳澄波，而是他的女婿，已故的台籍雕塑大師蒲添生。 蒲添生，台灣嘉義人，1912年6月19日出生，就學於日本帝國美術學校雕塑科，從日本名雕塑家朝倉文夫學習，其間作品曾入選日本帝展、聖德太子美術奉讚展，回臺之後，以塑造名人胸像聞名，包括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孫文銅像、敦化北路蔣介石銅像，以及嘉義吳鳳銅像皆出其手‥..。 但很少人知道，台北市敦化北路、南京東路圓環完工時所豎立的吳稚暉銅像，也是蒲添生的傑作，卻僅豎立約3個月不到，就被偷偷換掉了，原因是該銅像太忠於原貌，栩栩如生地呈現吳稚暉駝背的特質。很諷刺的是，新的吳稚暉銅像，還是蒲添生的學生所雕塑，真正蒲添生雕塑的吳稚暉頹被銅像，至今下落不明。   蒲添生與中華民國(台灣)第一座名人銅像。   蒲添生除為臺灣重要前輩雕塑家之一，並開設了臺灣戰後第一間鑄銅工廠，對於推廣雕塑藝術有重要的貢獻，他的雕塑作品，主要表現在人物、人體和動物這三方面，而且他打破社會禁忌，為臺灣早期的保守藝術觀念開風氣之先，雕塑｢人物胸像｣，在人物方面，有戶外全身大型名人紀念像和半身名人胸像，1949年豎立在臺北市中山堂前廣場的孫文先生銅像，就是臺灣雕塑家最早的大型戶外紀念像作品，也樹立了戶外紀念像表現的典範。 他的一生創作，約保留了二百多件的雕塑作品，記錄了臺灣近代名人的立體圖像，堪稱為臺灣雕塑的拓荒者，「二二八事件」時，時任參議員的岳父陳澄波於事件中，被槍斃於嘉義市火車站，使得他的藝術成就被部分藝術界人士漠視。不過，蒲添生的雕塑藝術卻影響了他的後代，大兒子蒲浩明承繼父親的遺志，也是知名雕塑家；孫子蒲宜君，從小在祖父蒲添生及父親蒲浩明的工作室捏塑泥巴長大，2010年起，連續三次獲得巴黎秋季沙龍的入選肯定，為頗具有潛力的青年雕塑家。 蒲添生不但是陳澄波的女婿，也是他的學生，陳澄波內舉不避親，除將女兒許配給蒲添生，同時也介紹他到台北市雕塑孫文銅像，本來住嘉義市的蒲添生因此搬到台北，盡管他幫名人雕塑而受到國民政府重視，但蒲添生仍相當程度堅持藝術價值的敬意，吳稚暉銅像事件，就是其一。 吳稚暉(1865年－1953年，原名吳敬恆，以字行）晚清秀才、舉人、書法家。吳稚暉以篆書著稱，與胡漢民(隸書)、譚延闓(楷書)、于右任(草書)並譽為「國民黨四大書法家」，曾追隨國民革命，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1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設立讀音統一會，禮聘吳稚暉主其事，正式制定「注音字母」，1918年公佈實施，1930年注音字母改稱「注音符號」迄今。 早期，吳稚暉曾為國民黨極右派西山會議派成員之一，1947年在原籍江蘇省武進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隨國民政府轉進台灣，1953年10月30日病逝台北，他的學生、前總統蔣經國遵從遺願，12月1日將他的骨灰海葬於水頭灣，並建有稚暉公園。 1963年國民政府為紀念吳稚暉百年誕辰，委由蒲添生設計鑄造，為了方便蒲添生製作吳稚暉銅像，相關單位找到位於林森北路巷內日式建築，作為工作室(即目前的「蒲添生紀念館」現址)。 吳敬恆（右）任制憲國民大會主席時， 將《中華民國憲法》交給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圖一)    銅像於1964年完工時，基座正面有前監察院長于右任提字，背後則刻著總統蔣介石褒揚令，整座銅像耗用銅料2噸，當時花費新台幣100萬元。銅像所在位址敦化北路、南京東路交叉口，當年還是台北市郊區，也成為臺北市地標之一。但是，這座銅像卻只維持三個月不到時間。 蒲添生的兒子蒲浩志說，看過吳稚暉本人或照片的人，都知道他的「背脊」微駝(見圖一)，他因父親為忠於人物特殊真實自然的型態，盡管上層指導，希望將駝背的模樣改成抬頭挺胸，卻未被蒲添生接受，仍堅持製作「微駝」塑像(見圖二)。豈料，在各界熱鬧慶祝銅像落成典禮後(見圖三)，約2~3個月的一個晚上，蒲添生製作的吳稚暉銅像原件，不知何日，靜悄悄的換上一座沒有駝背的銅像。   吳稚暉銅像落成典禮，冠蓋雲集。(蒲添生忠於原貌駝背的特質作品，圖二:蒲浩志提供)   原來，因為蒲添生堅持製作真實自然的「微駝」塑像，蔣介石看過銅像模型，很不喜歡，但為了趕上吳稚暉百年誕辰日豎立銅像，仍任由蒲添生繼續製作，私底下則委任一位參加蒲添生暑期雕塑講習班的政工幹校學生，偷偷地塑造另一座抬頭挺胸的吳稚暉銅像(見圖四)，等新銅像偷偷換上後，這名學生才來工作室按電鈴，向蒲添生道歉，說他是受上級指派不得已而為。但是，蒲添生原來製作的吳稚暉「微駝」銅像，至今不知去向，因為當年政治氛圍，蒲添生或家屬根本不敢去詢問銅像下落。蒲添生學生所製作、抬頭挺胸的吳稚暉銅像，一直挺立到1988年才被遷移。   1969.9.7 中華少棒隊凱旋歸國，車隊遊行至敦化北路吳稚暉銅像 ，但此銅像已非蒲添生原作。(圖四來源，張哲生)   在早期政治氛圍下，北市府因為交通考量，雖早有拆除圓環構想，卻為了圓環內「偉人」銅像不敢貿然行動，直到吳伯雄就任台北市長後明確表示，「不拆除圓環反而使偉人銅像揹著交通混亂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圓環能改善交通就該去做」。北市府交通局因而在1988年11月19日，一口氣拆除南京東路、敦化北路吳稚暉挺立的銅像，及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銅像，吳稚暉銅像遷移時，連同高達4公尺以上的基座一併移置故宮至善公園。去年(2014年)底，本人前往時士林至善公園探查時，這座銅像也不在了。 台灣各地蔣介石銅像，都是著帽戎裝像。(圖五)   始終未曾面世的光頭蔣介石銅像。(圖六)   2011年3月25日金門各界舉行紀念吳稚暉147歲冥誕祭典時，當時的縣長李沃士有意闢建「吳稚暉紀念館」來發展觀光，李沃士表示在吳氏後人建議下，將向台北市政府爭取捐贈吳稚暉銅像移駐金門，當時台北市工務局公園管理處認為，包括銅像在內等公園設施，平常都有做例行性維護，市府官員表示，因為移置運送成本太高，還不如重鑄一尊銅像，後來，或許台北、金門達成共識，蒲添生學生製作的吳稚暉銅像，可能因此由士林至善公園遷至金門。   駝背的吳稚暉銅像正面。   駝背的吳稚暉銅像原型。(圖三)   至於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銅像，也是蒲添生製作，是一尊身著戎裝、右手插腰，右邊腰帶配有指揮刀，莊嚴英挺，蔣介石十分喜歡，銅像僅高約2點65公尺，卻砌築13點1公尺五層底座。其實，蒲添生最先製作的蔣介石銅像，是一尊穿戎裝、沒有戴帽子的光頭像，會勘單位看到時，認為這樣對蔣介石不尊敬，恐嚇要槍斃他，蒲添生很不服氣，堅持要光頭像比較美，最後協商，重塑帶帽戎裝像(見圖五)，但這尊光頭銅像(見圖六)，也因為蒲添生的堅持才保存了下來。後來，台灣各地蔣介石銅像，都只見帶帽戎裝像，光頭蔣介石始終收在蒲添生的工作室。    蒲浩志與吳稚暉塑像模型。   蒲添生料想不到的是，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不但他的岳父陳澄波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斃，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銅像銅像落成時，正好遇到1948年舊台幣4萬塊，換新台幣1塊錢時代，最先說好製作一尊銅像代價是20萬元，但等雕像製作完成時，20萬元變成5塊錢，蒲添生只好去找第二任台北市長游彌堅幫忙，游彌堅乃指示負責落成典禮的台北市政府幫忙募款，最後募到2600塊，一尊造價20萬元的銅像，最後只拿到2600元。

台塑集團創辦人之一王永在，11月27日上午11點15分在家中安詳辭世，享壽93歲，與阿兄王永慶一起走入歷史。王永在是台塑集團第一代開創者，一直都是王永慶最得力的助手，兩兄弟建立台灣石化王國，王永在更一肩擔起雲林六輕督工角色，而有「六輕總工程師」的稱號，六輕為台塑賺進大把鈔票，也污染了雲林、彰化西海岸，但有一個關於台灣野球與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故事，還是要說說。 那是2005年的事，赴美多年的台灣旅美職棒投手王建民，一直在洋基隊小聯盟奮鬥，2005年4月26日深夜，睡夢中的王建民被洋基球團通知隔天要升上大聯盟，這個消息讓王建民徹夜興奮難眠，也讓台灣野球迷相當振奮。       果然，王建民大聯盟初登板在美東時間4月30日下午1點5分(台灣時間 2005年5月1日)，正式登上了大聯盟舞台，面對多倫多藍鳥隊，成為台灣棒球選手在洋基隊出賽的第1人，是繼曹錦輝之後，第2位登上大聯盟的台灣籍投手，也是台灣第3位登上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球員，而且是第一位先發投手。 王建民在台灣時間5月1日以先發投手身分，身著美國職棒最知名的紐約洋基隊（New York Yankees）條紋球衣，首次踏上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簡稱 MLB）的投手板出戰多倫多藍鳥隊（Toronto Blue Jays），當時國內卻沒有任何一家電視台轉播該場比賽，球迷只能透過大聯盟官方網站 MLB.COM 的收費網路轉播來欣賞這歷史性的一刻。 王建民2005年登上大聯盟時，主要轉播美國職棒的ESPN與大聯盟尚未達成轉播協議，台灣球迷無法在第一時間透過國內頻道觀賞王建民大聯盟的第一場賽事，大量民眾反應的聲音湧入政府當局，以及《公共電視台》。時任行政院長謝長廷、新聞局長姚文智聽到球迷的聲音，於是積極協調各電視台，看看是否有轉播可能性。 轉播大聯盟，除了轉播權問題需進行談判，最主要是轉播權利金很高，而王建民是否能站穩大聯盟腳步，也讓所有被接觸的電視台卻步，最後，新聞局長姚文智找上了《公共電視台》，希望《公視》能夠轉播大聯盟球賽，以滿足國人的需求；同時間，《公視》也接獲許多球迷反應，相關部門早已在研究轉播王建民比賽的可能性與規劃，雙方一拍即合，開始研究轉播事宜。 《公視》考慮的是，轉播美國大聯盟的權利金、以及相關製播費用，至少要台幣2500萬元以上，年度計畫與節目預算都固定的《公視》，加上公視法規定，《公視》不能播放任何廣告，要如何籌措這筆年度多出來的預算，相當費腦筋，當時評估只能依靠贊助或募款。適時，新聞局長姚文智與《公視》總經理胡元輝(現任中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協調轉播事宜，新聞局承諾，將協調含新聞局在內的政府相關部門，先籌600萬元補助《公視》，其餘再由《公視》自行籌措。 王建民5月1日第一次上場投球，依先發投手表定時間，下一場先發是5月6日，短短六天要談定轉播權，又要尋求贊助，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政府部門600萬元的補助，對於《公視》助益很大，但仍需對外尋求贊助。 為了短時間能找到約2500萬元以上的贊助，胡元輝總經理盤算，這麼大筆預算，只能向企業或大財團募款，於是他先透過關係，尋求與王建民有台南同鄉之誼的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許文龍僅在電話聽說有台灣野球選手升上美國職棒大聯盟，轉播需要預算，沒考慮多久就爽快答應，還問《公視》總經理胡元輝說：「那，500萬，夠不夠？」基於禮節，胡元輝也跟許文龍相約見面時間，希望當面答謝跟說明，許文龍董事長卻連忙說：「不用、不用，你們趕快去募款比較要緊。」有了許文龍的支持，《公視》壓力減輕不少。 《公視》第二家接觸的企業就是台塑集團，當時台塑龍頭王永慶已近90歲(王永慶先生，是在美國東部時間，2008年10月15日上午，因「心肌梗塞」在New Jersey過世，享年92歲)，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集團事務大都交由弟弟王永在負責。《公視》透過關係與王永在的辦公室副總經理(後來升為總經理)接洽，經事先協調，王永在辦公室副總經理說，應該沒問題，找一天親自到公司跟王老闆見面就可以了。 見面當天，王永在辦公室副總經理先進去跟王永在報告訪客已來，沒有多久時間，胡元輝與公共服務部幹部卻在外頭聽到一位老人聲音(王永在)說：「王建民是瞎人？我毋捌(我不認識)伊啊」，在辦公室外頭等候的胡元輝聽到王永在的說話，心都涼了一半，內心忐忑不安，想說，不是都談好了，怎麼現在說不認識王建民呢？後來才知，王永在可能年紀大了，一時忘記，經辦公室副總經理說明之後，就請《公視》相關人員進入辦公室。 王永在當然很熱誠地接待訪客，大大的會客室正掛著一幅六輕全圖，一開始，王永在興趣高昂地介紹台塑六輕廠的營運與企圖心，….，花了很多時間談完六輕之後，總算進入主題，最後，台塑同意贊助《公視》200萬元(或300萬元)，雖然金額沒有奇美集團那麼多，但卻是台塑集團第一次贊助《公視》，而且往後連續3年也都一樣贊助。除前述兩大集團，遠雄集團的趙藤雄也一口答應贊助200萬元，並說，台灣野球選手上升大聯盟，一定要支持；另外，還有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及其他企業，也都共襄盛舉。 王建民第一次與第二度先發間隔短短的五天內，《公視》談定了大聯盟賽事的轉播、完成前製作業，以及募款事宜，5月6日王建民第二度站上大聯盟舞台，面對坦帕灣魔鬼魚隊（Tampa Bay Devil Rays，後更名為光芒隊 Rays），台灣國人終於在第一時間可以欣賞王建民在大聯盟的英姿。 同步直播王建民現場比賽的《公視》，即獲得 0.95 的高收視率，全年有王建民比賽的平均收視也達到 0.72 的高水準，開啟了公視為期兩年的「王建民時代」，以及往後台灣電子媒體轉播「美國職棒大聯盟賽事」的黃金時代。 總計王建民的新人球季一共出賽18場，有17次的先發和1次中繼，戰績8勝5敗。 2005年《公視》轉播王建民大聯盟賽事，贊助款3000萬元（含政府補助600萬），商品215萬元，個人捐贈95萬元，合計3300萬元，成本計2800萬元，可說穩賺不賠。

一樣的印緬遠征軍，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卻有不同的待遇與命運。     國防部27日下午，在台北圓山忠烈祠，舉行5萬6千多名緬甸遠征軍陣亡將士迎靈入祀圓山忠烈祠典禮。典禮由國防部長嚴明主祭。國防部說，這批中華民國國軍陣亡將士，是民國31年(1942)到民國33年(1944)間，在印緬地區與同盟國並肩作戰，阻斷日本西進與軸心國串聯，奠定二次大戰勝機，功不可沒，為了表彰遠征軍官兵的忠烈事蹟，特地組成專案小組，將這些漂泊在外七十多年的陣亡將士英靈、迎返回台。    蕭錦文在日本參加研討會   事實上，在同一時間，台灣也有另一批台籍日本兵，前往印緬參加日本軍對抗同盟國戰爭，苗栗籍的蕭錦文就是其中之一。蕭錦文曾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刑求，差點槍斃，弟弟蕭慶章，50年代加入林正亨讀書會，白色恐怖期間，因「大安印刷廠」案，於1954年1月29日被槍斃；霧峰林家出身的林正亨，也曾是緬甸抗日遠征軍軍官，戰後因「台灣民主自治聯盟案」被逮捕，1950年1月30日槍決，成為臺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斃第一人。他們與剛入祀圓山忠烈祠的中國印緬遠征軍，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只是命運與待遇，截然不同，蕭錦文更成為雙重受害者。     蕭錦文，1925年，生於台北市新富町(老松國小旁邊)，父親蕭杞鴻，新竹客家人，曾任日治時期台北第一師範(後來的台北女子師範)助教；母親蕭鄧達，是《大明報》創辦人鄧進益的二姐。     日治時期，蕭錦文四歲時因父親過世，家裡貧窮，雖曾在日本老師鼓勵與支助學費，順利進入新竹中學就讀。但未畢業即投靠舅舅鄧進益，並進入松茂商行(大明印刷廠前身)當練習生。1941年11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蕭錦文志願從軍，成為陸軍步兵。     1942年7月份，蕭錦文為「元緬甸派遣森7900部隊」的台籍日本兵，被派往新加坡受訓了三個月，再編派到「緬甸方面軍司令部」服役，期間因為發生日本籍下士辱罵台灣籍日本兵是「清國奴」，雙方發生激烈衝突，蕭錦文拿槍，帶頭加入對抗，事件後被調到十五軍司令布(駐紮緬甸部)前線指揮部，在那裡當了一年半的兵。     在緬甸期間，因為沒有空軍，領空已被美軍控制，日軍節節敗退，蕭錦文說，「當時因為我們在撤退時，只能選擇晚上時候進行撤退，因為夜間行軍，緬甸又在赤道下，疲累、流汗又沒水喝，口渴難耐，在抵達ミリタン河前，我看地上有一處牛蹄跡(坑)，裡面似有積雨水，我受不了就趴下去喝，結果就這樣得了虐疾，無法行軍，只能被戰友扛著，等走過了河，就被送到緬甸的前線野戰醫院診斷，經診斷得了傳染病，最多一天拉了62次，軍醫投藥後送到泰國曼谷陸軍病院，這裡是最高級的醫院，所有戰爭受傷、生病的軍人都送到這裡醫治，整個醫院都滿員，我在走廊住了一個禮拜，又送到柬埔寨金邊的兵站病院治療。」     在金邊療養了四、五個月，蕭錦文身體慢慢好轉，這時，透過日本天皇御音放送，才知日本宣佈投降(當並不知美國在日本本土投擲了兩顆原子彈)，蕭錦文等「元緬甸派遣部隊」都在金邊被解除了武裝，同時被編入駐紮越南西貢(胡志明市)的「盾部隊」(陸軍) ，與越南西貢士兵一起行動，「越南原為法國殖民地，日本戰敗後，越南人為了爭取獨立，與法國軍隊發生戰爭，當時除西貢由法國人控制外，鄉下地區則為日本人支持的越南游擊隊掌控，雙方作戰時，法國都先派日本兵擔任先頭部隊。」     1945年日本戰敗，1946年5月10日，蕭錦文與一群台籍日本兵被集結到西貢市，搭乘日本掃雷艇回到高雄，再搭火車回到苗栗，台灣的蕭錦文，才知道弟弟蕭慶章已獨自到台北跟著媽媽住，並就讀成淵中學，蕭慶章畢業後，回到苗栗找哥哥，戰後因為頭路難找，為了生活，兩兄弟一起到磚仔窯擔土賺錢，一天五角，兩兄弟一天賺一元，後來，因為舅舅鄧進益知道他們兄弟的狀況，寫信叫兄弟倆一起到《大明報》工作蕭錦文擔任業務員，並兼任記者，弟弟蕭慶章做檢字工人，兄弟兩暫時度過一段平靜的生活。     《大明報》社址位於漢口街一段120、122、124號(五間店面)，蕭錦文住在報館樓上，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當天時，正好全程目擊，跟隨大鼓隊沿路採訪。     「二二八」第二天，舅舅鄧進益因與蔣渭川、王添灯、林佛樹、駱水源等有頭有臉的台灣精英認識，這些人共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時，鄧進益也擔任處理委員。     豈料，3月9日早上約六點多，軍警前往《大明報》及鄧進益住家抓人，前一天晚上，鄧進益據報當局有抓人行動，事先潛逃躲避，再間接偷渡至中國，但鄧進益父親，姪子蕭錦文、楊姓外務員等都被抓走，鄧父雖被釋回，蕭錦文與另外被捕的七、八個年輕人，本來以押出要槍決的，幸經來台灣調查二二八事件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下令，所有羈押嫌犯，未經審判不得槍決，蕭錦文才幸運地活了下來，但已在拘留所關了約兩個月左右，隔了幾年之後，他才知道，楊姓外務員已在拘留所被刑求致死。     蕭錦文出獄後，因為報館被關，無法上班，為了生活，遂與緬甸回來的戰友合夥，在延平南路一條巷子內開設一家小型印刷廠，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作戰失敗，撤退到台灣，因為印刷政府書類文件賺了一筆大陸財，過了兩年左右，生理普通，不太賺錢，印刷廠才收起來。白天在遊藝公會(撞球、乒乓球之類的公會)擔任書記，晚上踩三輪車，並兼營三輪車頭燈電池生意(幫人充電池)。     沒想到，蕭錦文踩三輪車這段期間，小一歲的弟弟蕭慶章就在這時候因案被槍決。     蕭慶章，日治時期成淵中學畢業，二二八事件時期，擔任舅舅鄧進益《大明報》檢字工人，期間因報館幫霧峰林家後人林正亨，印刷過宣傳品，而與林正亨認識，1949年加入林正亨的讀書會。    蕭錦文的弟弟蕭慶章，白色恐怖時期因案被槍決。   白色恐怖時期，林正亨被控涉入「台灣民主自治聯盟案」被槍斃，「台灣民主自治聯盟案」係陳百川所組織，主張台灣需求高度自治，被認為是中共外圍組織。1949年3月，林正亨參加該組織，替陳百川洽印及散發綜合文摘、和平文獻等資料，傅世明因曾在林正亨所開設之建成行幫雜，亦與陳百川結識，而加入該組織，並以青年同盟及青年文化協會名義吸收黨員，散發反動刊物，組織讀書會。同年8月，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先後逮捕林正亨、傅世明等20餘人，12月20日林正亨、傅世明被以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罪名判處死刑，吳萬福、施顯華等五人，以參加叛亂組織，判刑12年。     參加林正亨讀書會的蕭慶章(蕭慶璋)，也於1953年前後被捕失蹤，但卻事隔一年多，蕭錦文始知弟弟被拘押在軍法處(今之喜來登大飯店)，蕭慶章被指控涉及「大安印刷廠案」，而與該廠另外三名員工，同時間在1954年1月29日被槍斃，四具屍體丟棄在目前台北市林森北路14、15號公園的凹坑內，哥哥蕭錦文收到軍法處送來弟弟的遺物，才前往收屍。     林正亨（1915-1950年），則是霧峰林家，林獻堂堂兄林季商(又號祖密)四子、林朝棟之孫，林朝棟在清朝時期，因戰功封官(參與平定太平天國，清法戰爭，協助劉銘傳抵禦法軍)，統領棟軍兼全臺營務處，1985年5月，台灣割讓日本，林季商隨父林朝棟返回中國，1904年林朝棟去世，由林季商襲爵，旋於1913年入籍中國(1915年才脫離日本籍)，1915年，林季商加入中華革命黨，並捐助革命，1918年被孫逸仙任命為閩南軍司令，歸陳炯明節制，協助孫中山革命，然為陳炯明與閩省軍閥所忌，同年被捕於古浪嶼自宅，陳炯明叛變後復被捕，之後脫離軍旅，改營實業，創疏河、華崶公司，1925年為軍閥張毅所補遇害，得年48歲。     林季商生有九子，四子林正亨，1939年畢業於前身為黃埔軍校的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44年加入緬甸抗日遠征軍，戰鬥中身負16處重傷，幾乎喪命，對日戰爭勝利後返台，曾任警務處專員，1950年1月30日因「台灣民主自治聯盟案」被逮捕，成為臺北馬場町刑場被槍斃第一人，年僅35歲。     戰前是「元緬甸派遣部隊」台籍日本兵的蕭錦文，戰後，他的弟弟蕭慶章，卻因為參加林正亨讀書會，再被指控加入劉述生領導的所謂共黨組織「LT」支部「大安印刷廠案」被槍斃。     蕭錦文與林正亨在二次大戰期間，屬於敵對的雙方，卻在戰後，因為「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事件，成為相關案件的受害者，不禁令人吁噓；看著當年的中國的印緬遠征軍，最後入祀台灣的圓山忠烈祠，也參加緬甸遠征軍的「元緬甸派遣森7900部隊」的蕭錦文等台籍日本兵，內心想必更加感慨。            參考資料: 1、蕭錦文先生口述訪問，2013年6月26日、12月20日，台北市二二八紀念       館、林口住宅。   2、許雪姬，《林正亨生與死》，南投︰台灣省文獻會，2001年12月；鄭      喜夫，《林朝棟傳》，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79年4月；邵銘煌，    《探索林祖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

        5月13日越南爆發反中浪潮，數千台商工廠遭殃，事實上，台灣人在越南建國歷史裡，也曾有過一段並肩作戰的故事。            二次大戰期間，受日本當局徵調至中南半島擔任軍醫的雲林斗六醫生陳篡地，從「神靖丸」死裡逃生，因而加入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建國同盟」，參與越法戰爭，打過游擊戰，「越南民主共和國」宣佈成立次日的盛大慶祝宴會，受邀成為賓客。    二二八事變「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如圖)新書 -------《此心不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 ，詳細描述了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陳篡地投入越南打游擊， 以及與越南國父胡志明認識的一段驚心動魄故事。           陳篡地(1907 - 1986.5)，彰化二水人。日治時期臺中一中畢業，與前副總統謝東閔是中一中同學。後赴日本大阪高等醫學專校就讀，其間加入日本共產黨外圍組織「戊辰會」，被日警逮捕，服禁錮刑近1年獲釋。1933年醫校畢業後回臺，先在雲林縣斗南鎮開業，後搬至斗六開設「陳眼科」，並與同市至誠醫院醫生謝玉露(1910年，嘉義人，東京女子醫專畢業)結褵，夫婦二人，一為眼科權威，一為婦科權威，傳為當時佳話。            二次大戰末期，1944年9月25日，日本當局徵召59名台灣人醫師、3名藥劑師、80名不具醫師資格醫務助手，和800名軍伕工員，搭乘一艘號稱3000噸級的老貨輪--「神靖丸」，前往東南亞參與大東亞戰爭。這艘船太過老舊，直像十七、八世紀，來往非洲載運黑奴的「豬仔船」。          「神靖丸」和其他20艘滿載台灣人「志願兵」和軍伕的貨輪，10月1日依預定目地首次航向巴士海峽。但中間遇到強風及美軍潛艦攻擊，幾次來回巴士海峽、多次進出高雄港。            期間甚至曾獲悉「美軍近日將大舉空襲，轟炸台灣」，日本為考量減少停靠港區船舶和兵員的傷亡損失，下令停港區的船舶緊急疏散香港避難，12月1日上午9時30分，包括「神靖丸」的20艘船隊，再度離岸出海。此次，船隊不經鵝鑾鼻與小琉球間海峽，反而直朝西航行，經澎湖島嶼南端，於12月3號拂曉抵達中國汕頭南邊海面；中午左右，船隊進入香港。            12月11日起，「神靖丸」開入船塢保養約五、六天後，觀察敵軍動態，乃定於12月29日離港南下，經海南島海域、西貢，以及和已改名「昭南」的新加坡，終站是緬甸。            航行途中，由於聽說美空軍主力和機動部隊，已北上沖繩群島。「神靖丸」遂躲入「卡姆福蘭」岬灣，總共待了約四天，1945年1月6日早晨離開灣區，繼續南下，約四個小時後，「神靖丸」到達西貢灣附近San Jacque（桑奢克）岬灣；1月7日下午5時左右，船隊終於抵達西貢河口San Jacque（桑奢克）岬灣。           「神靖丸」為了裝卸補給，傍晚逆流而上西貢河。大約凌晨一點左右，到達俗稱「東方小巴黎」的Saigon（西貢市）。根據消息，美軍這時也開始對台灣空襲，而且規模很大，動輒四、五百架，連續十多小時的空襲掃射。「神靖丸」上的台灣軍人都為此憂心忡忡，祈求家人平安。           1月11日大約下午1點，「神靖丸」裝卸補給任務完畢，離開這座令人懷念的「東方小巴黎」西貢市Saigon。沿著西貢河的下游航行。西貢河平均寬度約300米左右，因此，順流下行的「神靖丸」必須小心翼翼航行。            1945年1月12日，吃過早餐，剛過9點，卻發現美軍偵察機在空中盤旋，因為這種事已見多不怪，沒把它當一回事。此時，上空忽然又飛來9架「咕拉曼」戰鬥機，甲板上兩挺機槍的機槍手，也開始緊張，隨著空中敵機旋轉，忙著移動瞄準。「咕拉曼」戰鬥機突然脫離隊伍，俯衝急降，掃射港內所有大小船舶。            本來搭載800名軍伕工員要到緬甸的「神靖丸」，却只剩下約四分之一。原來有600名工員，早先一到香港，便趁著船隊在探測航路安全，裝卸補給，停泊香港島、九龍間時，即乘機跳海游走，有的找舢板、小舟逃往香港島上，現在只剩下200名從台灣各地來的青年。           1945年1月12日，船隊在西貢「桑奢克」(San Jacque)岬灣避難中，遭美軍擊沉，又溺死四分之三，「神靖丸」上的人，42天來，一路上為躲閃美軍海、空兩棲追擊，受盡驚嚇，最後還是栽在西貢灣，San Jacque（桑奢克）岬灣。當時，「神靖丸」底艙裡還有38名台灣人優秀醫生，55名醫務助理員，和184名軍伕工員，為日本軍國主義，無意義戰爭而犧牲了。船上，包括陳篡地醫生及二二八事件時的戰友劉占顯等少數人僥倖跳船逃生。            陳篡地在海上飄流一段時間被越南漁民救上岸，次晨(1月13日）他找到了西貢「海軍病舍」，在這裡也遇見五、六名也是來報到的同船醫務助理員，和被其他艦船救起來的官兵。在西貢「海軍病舍」得到棲息之所，未淪為散兵游勇、被憲兵追捕的命運，在這裡他除了從事本行「眼科」醫療，也要參加一般外科治療。            在「海軍病舍」時，陳篡地意外發現一件幾可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消息：有一位叫做「阮愛國」、以後改名胡志明的人。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軍波蘭，引發「二戰」；史達林也想乘機分一杯羹，進軍波蘭、「瓜分波蘭」。法國這邊戰雲密佈，人心惶惶，無心兼顧東方殖民地「印度支那」(越南)，日本於是乘機強迫「印度支那」總督簽下辱國「軍事協定」，進軍河內，抬出遜帝「保大」，仿照「滿洲國」模式，成立日軍掌控下的傀儡政權。            1941年，原名「阮愛國」的胡志明，整合各派系，在中國秘密成立的「越南建國同盟」，胡志明領導「越盟」時，曾經遭到蔣介石以涉嫌與「中共接觸」逮捕，投獄十三個月，備受凌辱，險些遭害，幸經張發奎營救，撿回一命。            陳篡地得知「越盟」及胡志明，設法進一步接觸，後透過「越南建國同盟」一名地下通信員Weng先生的協助，1945年6月28日，終於前往北越參加盼望已久的「越盟」建國隊伍。           前往「越盟」途中，陳篡地一度在火車上制服遜帝「保大」轄下的三名特務，造成一死兩被捕；到了「越盟」，又醫治好「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麾下愛將吳隊長。吳隊長之前偷襲日軍載運軍火車隊時，不慎從車篷頂摔下來，腳腰都受到嚴重挫傷，動彈不得，疼痛難熬。風聞陳篡地習有「中國功夫」兼西洋醫學，醫術高明，乃請予於醫治。自此，陳篡地在「越盟」的地位和身份顯得很特殊，很受同志們尊敬。不僅被當作「醫病的菩薩」，也把他視同「游擊英雄」禮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摩拳擦掌已久的「越盟」，隨即由「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揮軍進駐河內，接管日軍各據點，並於9月2日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任命武元甲總司令為內務部長兼人民軍總司令。法國因迫於形勢，勉強承認「越南獨立」，後來又反悔，1945年11月23日法國海軍，突然砲轟「海防」，造成6千多名無辜人民死傷，引發「法越戰爭」，陳篡地也曾參與了這場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法國陸軍被擊敗，並於同年7月20日簽約，將統治「印度支那」多年法國殖民政權逐出越南)            「越南民主共和國」宣佈成立次日，在原「河內市政廳」前廣場，舉辦盛大慶祝宴會，宴會中，陳篡地在吳隊長刻意安排下，被帶到主桌，向總司令武元甲將軍敬酒，並接受他的勉勵。            宣布建國後的9月5日拂曉，駐防「中越國境」守備隊忽然傳來；約有10數輛前「日軍裝甲車」改裝架設重機槍，插有「聯合國旗幟」和「中國國旗」的車隊為先鋒，數目不明的中國軍，浩浩蕩蕩越境闖入的消息。武元甲聞訊，隨即下令國境守備隊進入「緊急狀態」，不准對方再「越雷池」一步，後來才知，這批軍隊是奉「聯軍」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之命，率領「62軍」前來「受降」的黃濤中將。           不過，「62軍」遭到武元甲部隊的警告，狼狽不堪，隨即向蔣介石報告，胡志明也急電東京「盟軍」總部，向麥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統帥提出嚴重抗議，認為「越南已獨立，越南人民當家做主，却另派中國軍隊前來『受降』，似有藐視越南人民尊嚴，顯有瑕疵」，「62軍」始撤離越南領土。            隨著中國軍撤走，中國兵停留過的幾個小村落的農民，隨即破口大罵那些「骯髒鬼」支那兵。原來，那些中國兵走了以後，有村民在廟前樹蔭下，發現一群揮之不去的蒼蠅，在滿地「黃金」上飛來飛去，臭氣沖天，令過路香客不得不掩鼻、小心踩蓮花步般走過去；又有農民陸續投訴：飼養多年的水牛不見、雞鴨被順手牽羊、連借去用的淺鍋和菜刀也被帶走，損失不貲。            陳纂地從收音機「短波」收聽國際新聞，獲悉被越南人民趕回去的黃濤部隊「62軍」，卻被蔣介石改派去南台灣與駐守北台灣的陳孔達「70軍」割据地盤，以「征服者」姿態，君臨嘉南、高屏地區。陳篡地親睹這般光景，茫然不知所措，情緒開始激動不穩，本來想繼續留在越南，與「越盟」作伙打拼，吳隊長已經成為知己朋友，他不再寂寞。武元甲總司令也賞識他，想借重他長才。然而此刻，他卻開始為這些毫無紀律、素質這麼差的中國軍隊，進駐台灣以後，會給故鄉帶來什麼樣的災難？而憂心忡忡、寢食難安。            終戰後，日本戰敗自身難保，無法協助他們返回台灣，屬於「戰勝國」的祖國，不但毫無軍紀，更別奢望「國軍」派艦隻送他們回台灣，而接收台灣的中國駐越南政府代表效率怠慢，根本無法辦事。陳篡地思考再三，決定自己籌資購買一艘中古漁船或僱用當地漁民的船回台灣，又顧忌在南中國海、海南島附近，自明、清就一直在那裡出沒打劫的海賊，陳篡地也悄悄派人接洽購買武器事宜。            1946年農曆過年，陳篡地藉「春宴」機會，向吳隊長提起這問題，吳隊長當場並未表示什麼只點點頭。次日傍晚，一輛「吉普」忽停靠「陳班長」(陳篡地在「神靖丸」上的暱稱)宿舍門口，從車上搬下來兩把美軍用「自動步槍」、三把「騎兵步槍」、兩箱10顆裝「手榴彈」和一架「擲彈筒」。有了這些裝備，陳篡地與戰友們，至少可以稍微安心的出發。            在臨走前三天中午，陳篡地在吳隊長領引下，向胡志明辭行，得到胡志明的熱忱鼓勵：「希望很快看到台灣也能如我們越南，擺脫殖民主義，自己當家做主，獨立建國」；胡志明接著又說：「我有四年多中國經驗，包括坐牢的一年多，親睹蔣介石這個人如何冷血無情、心胸狹窄、妒賢嫉能、殺人不眨眼」。            陳篡地與「神靖丸」共患難的台灣人，計有12名，另3名因與當地女子結婚成家，暫時不考慮回台灣，1946年1月14日凌晨，他們攜帶從日本野戰軍倉庫搬出來的糧食、罐頭，以及最少量的行李，終於出帆往思念已久的台灣出發。            途中當然遇到海賊的攻擊，陳篡地率領戰友與海賊相互駁火，終於擊退海賊。他們航行南中國四天三夜才抵達香港，由於香港方面示意不准靠岸登陸，所以僅給他們補給水量、略作休息，又繼續向故鄉航行，次日「第五天」破曉，船隻來到隱約可以遠眺澎湖列島西南端稀落礁石，無人島嶼的海面，這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第六天的晚上，終於進入高雄港，回到別離一年多，沒有把握能活著回來的故鄉。           上岸前，陳班長和劉占顯已在底艙忙著包紮那些曾經救過他們的槍枝，這些槍枝存留問題，讓他猶豫不決，台灣非越南，也不是戰地，依他們現在的身份，也不容許擁有私槍，棄之又可惜，繼續擁有又恐惹禍。然而，想到台灣目前政治環境混亂，蔣幫兩支「拉夫湊成」毫無紀律的部隊強佔台灣，當下，陳、劉兩人想說這些槍械，或有用得到的一天，它將是未來最有效的保險。快到高雄漁港時，他「故佈疑陣」透露要將這些以後用不到的槍械，丟入海中。他這種顧慮是必要的。            從越南劫難歸來的戰友，一離船即飛也似的跑去火車站排隊買票，找公共電話，給家人報平安。劉占顯則到站前貨物行，借來一輛rear car (用人拖的兩輪載貨拖車)，將這些已分裝四件包紮好的「東西」，交貨運行托送。然後與陳纂地前往左營找李源棧醫師。            過了幾個月，當大家都忘了這批武器時，只有劉占顯與陳篡地兩個人一直珍惜著。這批武器，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即成為陳篡地領導打游擊戰的本錢。返臺後的陳篡地，繼續在斗六經營建安醫院。二二八事件中，陳篡地領導斗六、竹山地區對抗國軍失敗，潛往二水老家地洞躲藏六年，家族成員多人被槍斃或判刑。陳篡地因而被稱為「二二八最後的戰俘」。            1953年，陳篡地在同學謝東閔具保，以及當局答應保證其家人生命、財產安全下，出面自首，入獄不久即獲釋，隨後被迫將醫院遷至臺北後火車站的太原路開業，以便特務就近監管。    附記： 有關陳篡地與劉占顯等人在越南並肩作戰的故事，鍾逸人已撰寫完成《此心不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一書，2014年7月，由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    鍾逸人在後記說，這部隱沒七十年的台灣人醫生在日本軍國主義下悲慘史的構思，緣自12年前（2002年）他受邀赴美，途經洛城（Los Angles）邂逅北斗同鄉謝慶雲君（堂弟鍾瓊璋「中一中」同班同學）時，謝慶君交給他一疊影印資料，說裡面有提及老丈人林柏槐醫師「二戰」中，在越南西貢（胡志明市）港外戰歿的悲慘經過…。            回旅店後，鍾逸人用放大鏡很仔細地在頁序不整、字跡模糊的影印本裡找尋，終於找到老丈人林柏槐醫師的名字及其遭難經過的記載，也發現同時期被徵召的幾位朋友的名字，及他們所搭乘的貨輪「神靖丸」在1945年1月12日早晨，遭受美軍海空兩棲夾擊被炸沉時，「神靖丸」底艙裡四十多名台灣人醫生和數百名軍伕工員，在沉沒時那幕令人怵目驚心的悲慘記錄。              這疊有二十多張影印本，後來經一位北美回來的朋友證實，是一位「神靖丸」受擊時，幸運跳離沉沒中貨輪，碩果僅存的陳平成醫師，用「日文」記錄下來的《神靖丸航海日記》的一部分。當中一名「陳班長」，就是鍾逸人在228中的「老戰友」陳纂地醫師。            看了這份珍貴資料，鍾逸人決定「兵分兩路」追查有關他們被徵召前的資料，透過林柏槐醫師遺孀小濱花子（鍾逸人丈母娘）及遺族、長輩與早年在「北斗郡柔道同志會」接受林醫師指導過，在鎮上經營家具廠的老闆，及一名日治時代當過「壯丁團」副團長、年近八十的謝先生那裏，查訪有關老丈人當年被徵召前，與「北斗郡役署」幾名不肖官警周旋鬥法經過…。           至於陳纂地醫師，除了在228中與鍾逸人曾經「並肩抗暴」，互有聯繫外，鍾逸人被捕入獄後，曾在台北監獄偶見他的「貼身人物」葉登炎，和一名曾經與劉占顯醫師在憲兵單位時，被關進同牢房的郭姓朋友那裏，得悉陳醫師228後的不幸遭遇。           1964年，鍾逸人坐滿17年政治黑牢，從「二八水」鄭瑞堂醫師夫人許幼緞女士和前「二八水」鄉長以及陳家親屬那裏，收集一些相關資料。至1978年探聽到他台北住址，便不顧警總「聯合小組」監視網，閃躲「眼線」去探望陳纂地。           鍾逸人說，聽陳醫師細說二二八當年被困樟湖與敵軍對峙周旋時，那一段悲愴心路歷程，也說到當時曾經如何期盼27部隊能守住「民軍最後一座堡壘」，以及至聽到二七部隊在「山城」埔里不保，全軍潰散時，他曾經如何惆悵悲憤，欲哭無淚。           陳纂地過世後，鍾逸人為補正《煉獄風雲錄》疏漏，曾幾次赴北探訪陳醫師遺孀謝玉露醫師，而獲得一些陳纂地生前鮮為人知的寶貴資料，終於將這部《此心不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公諸於世。(本文即改寫自7月即將出版的《此心不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一書)  

在一個忘了台灣存在的統治政權，「太陽花學運」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但「太陽花學運」的名稱由來，卻是個歷史的偶然。   「太陽花學運」到底是怎麼來的？其實，包括學運領袖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也都很納悶。真的也是這樣，剛開始，只是一個在FB上叫林火雞的花店老闆，因為看到學生占領立法院的新聞，於是他先在自己的FB留言說，想送花過去表示支持，但只有一個人回應；同時間，他又到一個叫「哇大」的網友上留言。沒想到，這樣一個小小想法，卻讓「太陽花」成為這場學運的運動精神象徵。   林火雞，本名叫林哲瑋，FB上記載是1984年9月22日出生， 2004年華江高中、2007 年東吳大學畢業，2010年7月開設「ＣＩＡＯ！Flower Design 巧偶花藝‧設計」至今，目前29歲，已婚。花藝公司除了他之外，還有 Lynn Kuo 、吳夏天兩位同事。   林火雞(圖片來源:FB)   3月18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在30秒內以突襲方式，宣布服貿協議逕送大會，通過當天晚上，氣憤的反服貿學生意外攻進立法院後，第二天(19日)，「學生占領議場」成為各大報頭條。   不過，在3月19日凌晨，林火雞連續在FB上發表「國之將亡，必有惡夢」、「怎麼這個世界，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事情要讓我們煩惱？」兩篇網文；緊接著，林火雞繼續又在FB上留言：「有哪些朋友現在在立法院現場嗎？我想要送花過去表示支持，可有人能幫忙接應分發嗎？」，因為只有一位網友留言表示支持，沒有引起太大回應。   19日快天亮時，一位叫「蛙大」，也在立法院聲援的網友張貼了一則信息，林火雞也去留了言，就這樣，「太陽花學運」於是正式成為此次學運的的精神象徵。   為保留「太陽花」成為318學運象徵的歷史典故，以下以FB上留言時間順序，來呈現原貌。 …………………………………………………………………………………… 3月19日--蛙大(圖一)   天快亮了，同學們今天就直接來立法院上公民課吧，絕對震撼、感動、不打瞌睡！ — 在台灣立法院(打卡)。   圖一     5：25 --林火雞 (圖二)   我是一名花店老闆，想送向日葵過去聲援打氣，請問現場有可能把花運送進去嗎？ 5：27--蛙大 可以，從青島東路進去就可以到達現場 5：28 --林火雞 太好了！ 5：35 --Francisco Chen 要不要也送百合？讓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傳承延續到2014，只是個建議。 6：01 --林火雞 Sorry，我只有訂到向日葵，不曉得現場有沒有人可以一同分發花朵呢？   圖二   8：33--林火雞(圖三)   現場的民眾真的很多，我準備的250朵向日葵根本不夠發，但還是聊表一些心意...，希望所有人都能有向日葵強韌屹立的心，來面對這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圖三     (以上是蛙大FB上留言)   之後，同一天，林火雞分享了「ＣＩＡＯ！Flower Design 巧偶花藝‧設計」張貼立法院現場太陽花 的相片。   3月19日，林火雞   好感動，有朋友傳了一張照片給我們。畫面裡外的你們，都辛苦了，暫時休息一下吧，這是一條尋找曙光的漫漫長路。盛開的向日葵會照看著你們。   (以下是 ＣＩＡＯ！Flower Design 巧偶花藝‧設計的FB近況動態)  3月19日，巧偶花一(圖四、圖五) (圖四)   圖五   在清晨時分，懷抱恐懼於未知的心，以及滿車的向日葵，到了立法院門口；立即有人向前來詢問我：這是要送到裡面去鼓勵他們的花嗎？   是的，我回答，於是人群便自動迅速地讓開了一條窄路，讓我把花送到了立院門口。但要把花往議會堂裡送的時候，語調冰冷的警察所黨(擋)在入口：不可以進去，不可以進去，他如此重複著。但其中一箱花，卻在我無意間製造出來的混亂中，悄悄的送進了場內。於是我站(暫)退幾步，開始在匾額被拆的立院門口，發送起那一朵一朵，金黃挺立的向日葵。   人是那麼的多，花朵在他們的手中高高地舉起，像一把又一把的火炬。 我們帶了近三百朵的向日葵，送到了立法院門口。   立法院裡，有兩百多位正在為這塊土地的未來堅持著的學生；我們自問，向(像)我們這樣一間小小的花店，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好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支持與崇敬，以及對台灣未來的憂心。   艱辛的將花朵運送到立法院的路，雖然不過短短一兩百公尺，但中間若沒有許多民眾自發性的幫忙推推車開路，我們根本寸步難行。   雖然我們的花在立法院門口，就被人民保姆給拒之於外，只有少部分的花朵進到場內；但在場外，許許多多年輕的手中，都握著我們的向日葵。   花朵是傳遞情意的最好象徵，在這歷史腳步都要回望的此刻，唯有花朵能忠實地傳達我們想說的話。   向日葵是強韌而屹立的花朵，她永遠朝向光亮。   此刻，希望每個在場和不在場的你們，都能有向日葵堅強、追求真理的心，來面對這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3月19日，林火雞 我想說一些話；今天因為送花到立法院的事情，一直有朋友謬贊我是個熱血關心社會的人。但事實上，我不過是個冷漠又怕死，只想過自己的好日子的人，每天最大的期望就是能懶懶散散的過輕鬆生活。   上街遊行、抗議或是在網上一天到晚發漏各種社會議題，這種麻煩事真的很麻煩，實在很想能免則免。   那我幹嘛去啥反核遊行、反什麼服貿，關注什麼多元成家；三不五時自掏腰包送花贊助，搞得好像我多有正義感多有錢有閒沒處花一樣。   就如我所說的，我就是很怕死，很想過好日子的一個人。   之所以關注這些社會議題，只是因為我真的不容許有人或是有任何政權想試圖阻擾我舒服過日子。我有很多人想守護，也想讓他們每個都能輕鬆享受人生；我每天超時工作所辛苦打拚的店，更不容許她一夕之間化作烏有。更不容許在我的生活之中，有那些假善之名所行的惡。   我只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不是什麼鳥鳥的小確幸，是真真切切由我手中創造出來的巨大幸福。讓我所重視珍愛的人們，都在我的羽翼之下一起爽。   拜託什麼時候，讓我當回那個無憂無慮自私冷漠又懶散的人。我真的只想爽爽的生活而已。在我可以高枕無憂的窩在家睡大頭覺，而不擔心核電廠爆炸、不擔心睡醒店就被莫名的大陸資金鬥垮、不擔心所愛的人追求幸福還被法律忽視基本人權，到這些鳥事都消失為止，我還是會持續關心這些麻煩的要死的社會議題。（必要時還是很願意自己掏錢出來贊助花或其他東西啦....）   3月20日，林火雞(圖六)   圖六   畫在背上的向日葵夜晚持續發光。   深夜友人傳來的照片裡，看到現場民眾的背上，畫著一朵又一朵的向日葵，真的很叫人動容……。   謝謝大家的鼓勵，我們其實沒有付出什麼，只是希望能夠讓美善的事物代為訴說我們的關心。   讓我們都擁抱向日葵的向陽精神，一起關心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家。   3月20日，林火雞(圖七) 圖七 今天發了一千多朵向日葵。 感謝趙麗敏、黃智強、PingYu Lai Pierre Chien 的支持鼓勵， 是你們的力量讓這件事發生。 吳夏天、Lynn Kuo、楊傑瑞，你們看大家拿花的畫面好美。   3月20日，ynn Kuo→林火雞   3.20，1000隻向日葵，表示追求光明，積極向前，不屈不撓，讓陽光驅走島國的鬱暗，用自由和民主讓太陽花再次照亮美麗島。 我們能做的，就是繼續帶給共同奮鬥的朋友，一點溫暖的力量。 — 和林火雞與吳夏天在立法院。   3月20日，張田田→林火雞 小太陽好棒! (但一樣不會講話就對了...可以順一點嗎!?)   3月20日，TingTing Lei→林火雞 林火雞 你好帥！！！但想跟記者說你的黑眼圈其實從國中就有了！   3月20日，Janice Chen→林火雞 林火雞好棒！！   以上三人均連結當天《蘋果日報》新聞(2014/03/20 20：11)。 溫柔的力量　花店老闆發送向日葵 新聞內容： 立法院反黑箱服貿學生抗爭邁入第三天，清晨5點的一陣雨讓學生群眾逐漸散去，但青島東路立法院議場外的學生仍整齊靜坐地上。上午9點半，29歲的花店老闆林哲瑋送來1千多朵向日葵發送給學生，現場頓時生機勃勃，他說：「向日葵代表希望，永遠朝向太陽，希望讓大家一起省思自己生長的土地有多珍貴！」   林哲瑋說，他擔心抗爭太過吵雜，希望帶來一點點溫柔的力量，昨晚也在現場聲援的他帶著明顯的黑眼圈告訴《蘋果》：「跑了花市5、6攤批發商才收購到1千多朵，心中很擔心服貿通過後，我一覺醒來辛苦經營的花店就不見了，所以特別用自己的方式來支持學生。」（王乙徹、張惠凱／台北報導）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20/363364   3月20日，Regina Chang→林火雞 你們三個...真的很了不起....。 新聞連結《ETTV東森新聞》(2014/3/20 下午 06：15：52) 太陽花學運！ 花店老闆送向日葵打氣 新聞內容： 學生們持續佔領立法院連續兩天，現在卻出現太陽花學運這樣的稱呼，起因是因為一家新北市的花店老闆因為支持這個運動，送了象徵陽光的向日葵到現場，希望替學生加油打氣，雖然同學們還沒定調，但就像過去的野百合、野草莓一樣，意外讓向日葵成了這個活動的象徵物。( http://news.ebc.net.tw/apps/newsList.aspx?id=1395310552&cat=STA ) 3月20日，陳政毅→林火雞 真的要給他們掌聲鼓勵一萬下，他們是【CIAO巧偶花藝設計】，看到他們為了這個，關乎整個國家社會重要議題所付諸得實質行動，對於我這種上班族，只能坐在電腦前繼續處理公事得無奈，說真得我好感動!! 不發言不代表支持與反對。   只是想說他們真的好棒，所以我必須再說一次，他們是【CIAO巧偶花藝設計】。   林火雞、Lynn Kuo、吳夏天，你們的用心，你們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 謝謝你們給了很多內心滿腔熱血，卻無法到現場的人一點感動。   加油。   連結至《NOWnews今日新聞》 占領立院　花店老闆送「希望」向日葵給抗議學生、群眾   胡健森台北報導，2014年3月20日，10：26 反服貿學生、民眾占領立法院的抗爭活動繼續進行，外界也不斷送入物資給予支持，還有年輕的花店老闆這兩天也自掏腰包，送了1300多朵象徵「希望」的向日葵給現場民眾，頗受歡迎。 在永和經營1家小花店的林哲瑋，與花店伙伴吳馥任、郭奕麟連續兩天將剛從花市批來的向日葵送到抗議活動現場，總計已經送了價值約3萬元、總計1300多朵的向日葵。 29歲的林哲瑋說，他之前便參加過反核、多元成家等遊行活動，昨天先送了300朵過來，結果發現人數比預期中的多出許多，今天又追加了1000朵，但隨即發送一空，似乎還是不大夠。 林哲瑋說，他只是盡個人的一點力量表示支持，至於是否還會追加，他笑說，自己只是開1家小花店，在財力有限下，只能量力而為。 ( http://www.nownews.com/n/2014/03/20/1156798 )   3月20日，Zoentw Lin→林火雞 你的花還與我們同在。 — 和林火雞在中華民國立法院 （4 張相片） 林火雞： 超感人！(3月21日 1：16)   3月21日，Rita Chuang(在 Yungho 附近) ‎→林火雞(圖八) 圖八 這次的學運，以你們送的向日葵，命名為太陽花學運耶！ 你用自己的方式寫下歷史了。 — 覺得很棒。 林火雞和其他 22 人都說讚。 林火雞： 感動(3月21日 10：18)   3月21日，宋欣祐→林火雞 今天在台北車站等公車的時候，看到了去立法院的學生們，手上拿著 林火雞送去的向日葵，心裡覺得很感動，搭上了公車後，到了善導寺站看到了人群來來往往，車輛也開始擁塞，車上一位等待下車開始不耐煩的奶奶說：這些孩子是在幹麼，不好好在學校念書，家長放任他們來這邊做這些沒用的事！司機大哥說：他們只是反對服貿，選舉作秀而已。   我看著車外拿著向日葵的學生們，再看看車裡，等待下車因塞車感到不耐而說出這些話的長輩，心裡想的是，我親愛的大人們啊，你們可不可以不要繼續用自己的價值觀，決定孩子們行為的對錯?你們難道沒有看出來，年輕的這些孩子，就是因為不想成為像你們那樣的大人，正溫柔地推翻這世界嗎?無論你眼中的其他人，所做的行為是對或是錯，可否請你先試圖理解，再選擇你的行為，然後開放且善待別人的選擇，在理解之前的所有言論，都是偏執的！你呢？想成為怎麼樣的大人，我，不想成為像你們這樣的大人！   3月21日 18：37，Jacky Wu→林火雞 殊不知愚蠢的政客，竟然把無辜的花丟在地上，說是中共的國花....，人家對面的根本沒國花...，真是為了花兒抱屈....。 林火雞：哭(3月21日 18：45 )   3月24日，林火雞 我無法跟進把大頭照換成黑色的。   有那麼多朋友對這個事件有如此深刻的見解而慷慨陳詞，甚至有那麼多人就在黑畫面的現場；昨夜的黑如此黑，但我卻沒有付諸行動去抵擋去發聲。我只是在家看著紛亂的消息，稍稍理清一些想法。我甚至沒有煩惱到失眠，還是安然的睡了。   直到一覺醒來，卻發現世界變了。   我很想換上黑色的照片，表達自己的沈痛，但又感到沒有足夠資格去張開那黑色的旗幟，好像自己足以體會當頭遭難者的恐懼與疼痛。我只有滑著手機，看著一張張照片、一篇篇文章，在內心墜落著。   我很想相信向日葵象徵著陽光，會再次照亮夜的黑；但現在我只看到一張又一張黑色的臉。   街道的人們如常生活，但世界都變了。   3月26日，Renee Chiou→林火雞 哈哈哈哈哈，你看你啦，林火雞 連結至邱毅強力譴責民進黨送香蕉助學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n8577gnVo&app=desktop)   3月26日，高嘉妤→林火雞 1. 原來林火雞是蕉農。 2. 原來ＣＩＡＯ！Flower Design 巧偶花藝‧設計是民進黨總部！！！ 連結至邱毅「機密香蕉出現了」合成照片   3月31日，林火雞 我以巧偶老闆的身份發表很多對這件事的看法，以自己的身份卻少；想說的話其實很多，但有更多人說的更好。 事件發生以來，才慢慢去理解這些從來不曾關心的議題。有些作為被放的很大，卻只是我一個念頭的實踐；有些感動微弱到近乎透明，卻翻天攪海的改變我的內在。 今天很多人給我掌聲，很多人衝著我拍照，但我卻一直想到那天送進立法院的講桌上的那些花朵。它們被群眾和媒體不斷的連綴出各種符碼和意涵，有些荒謬，有些卻切中我原初的想頭。

盛開个孤挺花 宣示 擱過了一年 今年猶原真艷麗 m̄-koh 比袂過日頭花   m̄-是日頭花卡媠 也m̄-是日頭花卡大蕊 是土地 hō學生个熱情燒過 是堅持 hō͘日頭花變擱卡媠 日頭花學運，330凱道集會。(呂東熹攝影)      

2月16日下午，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自由廣場為記協前會長、資深記者楊汝椿舉辦追思會，並出版《楊汝椿紀念特刊》，特刊中，《壹週刊》攝影記者王禹仁，在〈無解的旅程--2004年上海90小時扣留事件〉紀念文中，終於揭露多年來的謎團，2004年時任《壹週刊》記者楊汝椿與攝影的王禹仁前往上海採訪，卻被中國上海國安單位扣留，當年，他們回國時並未說明被扣留主因，〈無解的旅程〉一文（附於本文末）終於揭露，其實是為了追查「319總統槍擊案」的槍手，但〈無解的旅程〉卻仍有謎團未解。   王禹仁〈無解的旅程〉一文說，楊汝椿當初接獲爆料，謂「319總統槍擊案」真正319槍擊案的兇手潛逃上海，他們在出發前往上海採訪前，雖然行動十分保密，但楊汝椿的家裡卻遭到不明騷擾與關切，沒想到到了上海，所有的行動卻都早已遭到監控。王禹仁說，「從我們的記者身分被洩漏，下榻飯店的房號被鎖定，找尋319槍手的情資被掌握等種種跡象，……..，發現案情的不單純，椿公，果然有內鬼出賣了你，這究竟是天意的作弄，還是命運的糾纏，萬萬沒想到，飄洋過海到上海找尋失蹤槍手的我們，不但連黑影都沒看到，反倒搞的自己失蹤了四天。」   〈無解的旅程〉道出楊汝椿出發採訪前，「已被內鬼出賣」，這裡的「內鬼」有以下幾種解讀︰   一、《壹週刊》的爆料採訪一向十分隱密，連自己同事都不一定知道，為何楊汝椿出發前的行動似已被掌握。當然內部人員洩漏的成分不是沒有，但我推測，可能性不高，以這則新聞的重要性，《壹週刊》應該是求之不得，不可能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二、其次，以當時的情況，有可能台灣相關單位監聽得知，或是其它隱形力量監控，但即使如此，為何中國國安單位會知道楊汝椿是要採訪「319總統槍擊案」？中國國安單位事先對楊等採訪「319總統槍擊案」的掌握，才是這見謎團比較嚴重的地方。   根據〈無解的旅程〉指出，「剛遭逮捕，隔離偵訊我們，如何鬥智攻防，避重就輕，實問虛答，在在考驗著我倆的默契，而當其中一個公安，從他奸詐的眼神，陰險的口中，冷不防悠悠地吐出一句：『陳水扁你認識吧？』時，看著他(楊)嘴角那兩根痣毛，耀武揚威似地抖動，我故作鎮定回答：『他是我們台灣的總統』，但心頭暗忖，這聲代誌大條了。」   顯然，中國國安單位在台灣記者出發前，早已得知他們這趟採訪任務。而且還以逸待勞地等候著，到底，中國國安單位是如何獲知信息的，這才是真正的「無解的謎團」。   附錄： 無解的旅程── 2004年上海90小時扣留事件 文／王禹仁（壹週刊攝影記者）   椿公，生命旅途中總有某些片段讓人難忘，那麼，2004/07/13彷彿人間蒸發4天後的清晨，與你重聚在恍如隔世的清晨，已在我心中印下烙痕，因我倆可是「間諜」，情深。   當被告知將遣返台灣，我拎著行李步出戶外，恍神中仰頭，呼吸，上海七月的空氣訝然苦澀，剛睡醒的天空，群青地有點憂鬱，看到金黃晨曦灑在一臉倦容的你，壓嗓用台語跟你說：「久見」。   四目交錯，只見你欲言又止，抿嘴回應，我想，隔離偵訊中的你，一定承受比我更大的壓力。   歷經中國公安強勢逮捕偵訊，再轉手情治單位的疲勞轟炸審問，參雜不時被控以間諜罪、非法採訪等威脅恐嚇，4天沒闔上眼的我，靈被噬，魂被囚，已不知身處何地，今夕是何夕，甚有最壞的心理打算，但我孤家寡人無妨，可你是有高堂妻小要照顧的男人阿！   你接獲爆料，319總統槍擊案的「真正」槍手潛逃在上海，但我們出發前往上海採訪前，似已走漏風聲，你跟我說，家裡遭不明的關切騷擾，也要我小心點。但面對這突發有如無間道的情勢，你仍堅持馬照跑，行程照走。   在上海6天的尋訪行動中，我們兩個不僅得低調密會相關消息人士，想方設法與槍手接觸碰面，還得繃緊神經，眼觀耳聽四面八方，尋找可疑的目光，以確保沒被監控鎖定，甚至在2004/07/09，回台前一晚，還特地搭車離開飯店，在市區亂繞遊車河，觀察車後有否詭異的跟蹤車輛。但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公安早已在我們下榻的飯店大廳守株待兔捉走了你，收拾的行李的我，也被扣留在房間。   公安動手，讓我們措手不及，筆電裡的資料都來不及藏，隨後再以入罪恐嚇逼供，搜刮你此行的成果，正可謂是道尺魔丈阿！   剛遭逮捕，隔離偵訊我們，如何鬥智攻防，避重就輕，實問虛答，在在考驗著我倆的默契，而當其中一個公安，從他奸詐的眼神，陰險的口中，冷不防悠悠地吐出一句：「陳水扁你認識吧？」時，看著他嘴角那兩根痣毛，耀武揚威似地抖動，我故作鎮定回答：「他是我們台灣的總統」，但心頭暗忖，這聲代誌大條了。   從我們的記者身分被洩漏，下榻飯店的房號被鎖定，找尋319槍手的情資被掌握等種種跡象，李組長也會眉頭一皺，發現案情的不單純，椿公，果然有內鬼出賣了你，這揪竟是天意的作弄，還是命運的糾纏，萬萬沒想到，飄洋過海到上海找尋失蹤槍手的我們，不但連黑影都沒看到，反倒搞的自己失蹤了四天。   連續90小時未闔眼的偵訊後，在情治便衣的「目送」下出關登機，回台的飛機上，聊著彼此被捕過程，才知你在飯店大廳，眾目睽睽下遭逮，為自保人權，還喝斥反抗，與公安們有肢體衝突，從大廳被強押到地下室，拒捕掙扎中，手臂似遭扭傷，看你一派淡定說得鬍鬚打結，聽的我是目瞪口呆落下頦，相對於我在房間，如甕中捉鱉、束手就擒般的孬，椿公，你真是屌爆了，如果這不是鐵漢，那什麼才是鐵漢。 Robert Capa有句名言：『If your photograph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椿公，跟你跑新聞非常過癮，你信手拈來的膽識，義無反顧地衝衝衝，你，總是，靠，太，近。這次你不告而別，百般無奈跟你說句「來生再見」，倘若，真有來生，再一起工作吧，讓我能再跟你說聲：「久見」。   ●後記：黑影中的槍聲   從逮捕到釋放這長達90小時的軟禁審問期間，我跟汝椿曾兩度在午夜時分，被秘密移監（第一次是從飯店移到公安局，隔夜再從公安局移到神秘招待所） ，雖然沒上銬鎖鐐，嚴刑拷打，但就是輪番轟炸疲勞，不讓你睡（瑤瑤口吻）。   手機、相機、筆電毫無尊嚴地被檢視蒐閱（甚至我還懷疑筆電被安裝了駭客間諜程式），我的狗仔攝影包連同DV攝影機，遭公安以非法器材扣留。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氣息，心底頓時氳出兩個字，無價。 這次採訪我們並未見到線民口中319槍手，題目後來沒有執行出來，至於，槍手是何許人也？出賣我們的 內鬼又是何方神聖？在近十年後的今天，椿公長眠之時，此題依然，無解。（2014/01/23 自由日）  

口述:張岳楊、整理:陳淵燦；照片提供:張岳楊。   這張在日治時代的「嘉農」師生在富士山上的合照，記錄著由我們這一班第十七期的同學，繼「嘉農棒球」名揚日本之後，又一次完成的空前絕後壯舉。     日治時期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我考進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當時每一年度分三個學期，修業至五年級畢業。每學期依規定繳交學費時，同時繳交「旅行積立金」（旅費分期累積款）十元，到四年級第一學期已累積一百元。 此時級任老師濱田次箕（Hamada Tugiki，日本九州宮崎縣人，當年嘉農體育老師，柔道四段高手，兼任本班級任老師），提議攀登日本富士山，全班三十一人爭先恐後，全部報名參加。這時歷年所繳累積的旅費準備金已夠，同學年齡也屆十七、八歲而正年輕力壯，遂利用四年級暑假八月間，由濱田老師率領，赴日本實施攀登富士山的壯舉。   全班遠赴日本攀登富士山 當年由台灣去日本，交通工具悉靠船運，哪有今天這麼方便快速的航空運輸呢！   在濱田老師率領下，我們由富士山北麓御殿場（北登山口第一站，全程共九站）開始攀登（現在公路已開到五合目，遊覽車可直達）。第一天就上至「八合目」，住進民宿。至於行李，一律由北登山口，僱車先運至南登山口待機。 第二天清早出發，過「九合目」後，上至富士山頂合照。濱田老師位於圖中右側，戴白帽穿白上衣；我居於與濱田老師傍站立的學生中，為其右第一排第二名。因為身體既瘦，個子又小，幾乎是一身皮包骨，因此老師就給取了一個外號：「骨皮筋右衛門」（Honekawa Suziemon，意指一身皮包骨和肌腱的小子）。而當這名皮包骨的瘦小子，跟全班一起上到富士山頂的時候，受老師和全班同學歡呼和另眼看待了。 在上山的路中，遇一拾枯枝老樵夫，問學生們打哪來登山？答以台灣時，卻一臉茫然。當說出「嘉農」時，立刻笑道：「噢，是打棒球的學校！」原來「嘉農棒球」的盛名，已傳遍全日本各個角落！ 那一段輝煌的校史 創立於一九一九年，當時校名為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一九二一年改為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而一九三一年以棒球隊參加在日本甲子園棒球場舉行的第十七屆全日本中等學校棒球賽，在六百支球隊中，一路過關斬將，勢如破竹，推進至決賽才敗給中京商校，以亞軍飲恨返台。惟經過這一役，當時「嘉農」（kano）之校名，已打響了全日本各地，奠定台灣棒球運動的地位！ 雖然其後以國立嘉義農技院之名，與嘉義師院合併成立國立嘉義大學；然而具有歷史意義的母校「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既成過去，遂使我這個第十七期畢業生成為「亡校之徒」，也唯有徒嘆奈何！ 從日本寄來的珍貴照片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當年的學生登山隊伍，依舊是穿戴學生制服，打綁腿，每人手持登山手杖，肩上斜掛雨衣。背後山頂的建築物是小神社和氣象測候所。最右側的嚮導身後遠方山上白色處，就是到富士山最負盛名的八月盛夏仍未融化的「萬年雪」（位於雪線上，夏天仍未融盡，直待冬季再下而全年未融。富士山係每年七、八兩個月外，其餘封山不開放）。 登頂合照後從南路下山，那是一條全程走在火山灰上的斜坡，鬆軟滑溜，以碎步跑的步法快速下山（日語叫做「砂走り，Sunabasiri」），速度太快時就用手杖插進火山灰中「煞車」，當天中午以前就下到南麓的登山口——「吉田口」。 如今七十二年前登上富士山的三十一名同學，都是米壽(八十八歲)以上的老人家。而這張照片還是濱田老師逝世後，由其後裔從整理先人遺物中發現，寄到嘉農校友會，轉發到現有同班老同學的。俗語說：「一年培墓，一年少人。」於今數來，仍住嘉義縣市的同學，僅剩三人。 這張日治時代的「嘉農」師生在富士山上的合照，可以說由我們這一班第十七期的同學們，繼「嘉農棒球」名揚日本之後，又一次完成的空前絕後壯舉！凝視著這張舊照，不禁令人緬懷往日上下富士山的情景，難免唏噓不已！   （本文曾刊登於169期【新紀元周刊】及[中華山岳協會】雙月刊。）  

也許年紀大了，容易感傷，也很輕易掉淚，16日下午參加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二任會長楊汝椿的公祭，晚上去新聞界退休同業「林美如啤酒館」和「老屁股酒館」，連喝兩攤，這是四個月以來，第一次在外喝酒，深夜回家，讀了FB，看了前室友徐玫怡(知名的《交換日記》作者)有關鄭南榕自焚當天的回憶，卻哭了一場。   1990年左右，採訪聊天之餘，台北地檢署一名善於易術的主任檢察官，幫我卜了一卦說，晚年，我很容易傷懷掉淚，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真假。因為我寧可像我一位大學同學，那樣的早熟、那樣的浪漫。   那一年，在世新選修的「思想自由史」，大教室裡，滿滿的學生，一同上課的，還有「恰似你的溫柔」詞曲作者梁弘志，但我沒有崇拜他，反倒是被我一位同班同學感動。當年的老師，是被國民黨迫害，無處容身，而被世新專校創辦人成舍我收容的一位教授，當年我們並不知這樣因緣，只是被他上課的內容吸引、感動。   有一天上課，他談起了他的老師，新儒家學者徐復觀病逝的消息，老師談他的治學與思想啟蒙的生命歷程，同堂的張姓同學激動痛哭，從教室奔了出去，而我們，一群渾渾噩噩，不知所以的同學，完全不知發生何事，老師只說一句話︰「哪個同學跟他比較熟，出去安慰他一下。」   在戒嚴、思想控制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其實是個陌生而奢侈的想望，1985-1988年解嚴前後，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剛退伍，我進入一個自由、毫無拘束的媒體《自立晚報》，親身見證一個歷史洪流與彩霞並放的年代，那是一個最為風光，也最為悲嗆的記者年代。我們一方面參與了歷史，卻也體驗了一個無理、無奈，又感動的光明進程。   在剛解除戒嚴的年代裡，所謂的叛亂案，卻仍層出不窮，「鄭南榕自焚事件」只是其中一件，而他，只不過在《自由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旅日學者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警備總部依叛亂罪嫌傳訊偵辦，鄭南榕因為自認這是言論自由層次，而且是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因此拒絕出庭應訊，並將自己等同「自囚」一樣，把自己關在在雜誌社裡，聲言︰若警方強行逮捕，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1989年4月7日凌晨，警方強行攻堅，鄭南榕果然以身殉道，為台灣當局控制言論與新聞自由，做了最嚴厲的控訴，也為台灣新聞自由做了最佳典範。   因為年代久遠，但我依稀記得，4月7日的凌晨1點半，我剛跟鄭南榕通完電話，天剛亮沒多久就接到鄭南榕自焚的消息。我趕到民權東路的時候，警方已封了現場，看著樓上汨汨流下的消防水柱，我的眼淚也不自覺地串流不停。我想著，是什麼樣的意念，可以讓一個人，寧願犧牲性命去對抗？   我想著學生時代「思想自由史」的課程，在沒有思想自由年代，上著「思想自由」的課程，澎湃有餘，感動不足，直到鄭南榕的自焚，才真真實實體驗了這樣的感動與不忍。   沒想到，事隔25年，「鄭南榕自焚」殉道，卻被成大歷史教授說成「像伊斯蘭教的炸彈客」，歷史，像卡帶迴轉回來，卻是刺耳難奈，民主前進，思想仍停留在蔣家的漩渦裡無法自拔。而發言的，卻是國立大學歷史學者，是要感慨台灣教育的無知，還是無奈的愚民教育成功？   我的朋友，也是學妹徐玫怡，她遠在法國，寫下當年我已忘記的一段記憶，同時也提到了台灣內部對民主價值的冷感與雙重標準。   徐玫怡︰我的歷史時刻回顧(1989年，4月7日) 「我在滾石唱片Landy辦公室裡打電話，在樓上像閣樓一樣的那間。（不知為何當時在那裏打電話？） 我，歡樂的(綁著馬尾的23歲的我)：「東熹，你在幹嘛？我跟你講喔.......。」當時合租公寓的記者室友東熹：「嗚...（哽咽）我不能跟你講話。鄭南榕自焚了，鄭南榕死了，我現在要趕過去...（哽咽，突然掛掉電話）」 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鄭南榕是誰？只感覺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而我干擾了記者室友的工作時間。 但很快的我馬上知道鄭南榕為何犧牲，而且立即覺得羞愧。   當時傻呆的我，不知世事天真單純，並不很懂國家體制對人民思想上的控制，也不知道有人，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思想的開放，而自我拘禁然後自焚。我竟完全不知不懂。 當然整個公司裡，我應該是第一個知道的，因為我剛好在那個自焚的時刻打了電話。而且隔天、隔隔天、隔隔隔天，整個公司也都沒有人討論。 而同年，相差兩個月，六四天安門事件，整個公司沸騰，做了歌譜了曲，出了專輯。」   看著朋友的留言，才知道，25年前的台灣，還停格著。

七月十四、十五日(農曆初七、初八)，是道光25年(西元1845年)在雲林沿海鄉鎮，因為一場水災，造成數千人罹難的「牽水狀」祭典，很多人質疑，在168年前，現在雲林口湖、四湖，怎麼可能那麼會有那麼多人?的確，在我研究這段歷史之前，我第一個疑問也是這樣。 根據史料，當時罹難的官方統計人數約三千多人，而且受災最重的，除嘉義縣外，還包括台灣縣、鳳山縣兩縣，但根據口湖地方民間估計，這次災情死者應有七千人之多，因為在災難事後，地方官將災情表奏清帝道光後，道光皇帝除了撥銀賑災之外，並敕封已故者「萬善同歸」，不久，因飢荒及瘟疫流行又死去三千多人，民間因此傳說，「以符合敕封萬壽之數」。(見本人所撰「水難的印記-牽水狀」一文，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9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罹難人數雖然眾說紛紜，但以災情最為慘重的嘉義縣署中，尤以「下湖街」與鄰近村莊最為悽慘，「下湖街」即後來成為清末、日治初期重要港口的「下湖口」一帶，根據推測，即為現今蚶仔寮，俗稱舊港萬善爺廟西北方的海域(目前看似為大型魚塭)，也就是說，道光25年，這裡已出現「街」的行政區，約相當於目前的「鎮」，這也是目前文獻資料所見，口湖沿海地區最早出現「街」的行政區制。   不過，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關道光12年12月20日，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奏報「嘉義剿捕南路賊情形」所附嘉義縣境被匪據守村莊簡明圖說記載，在道光12年間，笨港溪口北岸附近，尚未出現所謂「下湖街」的地名，為何13年後，即道光25年就出現所謂「下湖街」?   目前，我尚未找到其他有關「下湖街」地名的相關史料，不敢斷定「下湖街」最早即為道光25年才出現，但可以判斷的是，至少，從道光12年至道光25年之間，應該是口湖、四湖沿海地區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2013年4月初4，轉（tńg）去雲林puē墓了後，e晡揣guán阿母到嘉義市「北港車頭」，走揣五十八年前，伊kap阿爸到嘉義市趁食ê時，第一个厝主。   幾年前，kap guán阿母開講ê時tsūn，伊bat講--過，伊kap阿爸結婚一、兩年了後，為著生活，1956年左右，搬去嘉義市蹛tī「北港車頭」十幾冬，當初時，hit个厝主對guán兜真好，真照顧，m̄-koh，1964年白河大地動了後一、兩年，guán規家就搬轉（tńg）去雲林海口烏麻園，因為生活kap交通緣故（1982年，北港糖廠ê鐵路停駛，無車直接到北港車頭），真久lóng m̄-bat轉（tńg）去行行--leh，看一下仔老厝邊。    阮阿母佮老厝邊，老厝主阿珠姨(右二)已經超過92歲。   「北港車頭」因為是古早嘉義市後車頭hit-tah台糖五分仔車「北港線」（嘉義－北港，或是叫北港線）ê車頭，tī北港鎮ê車頭接「烏麻園線」（日本昭和十五ia̍h十六年，烏麻園改做口湖，tsit條鐵路，落尾mā叫口湖線），雲林海口ê人，真濟人lóng來tsia討趁，guán厝邊隔壁，大部分ê人lóng bat tī tsia做工，真濟人落尾就定居--落-來。      北港車頭「磅場」，卡早是海口人討趁ê所在。   二十幾冬前，阿母講伊bat叫朋友參伊去揣--過，m̄-koh無揣著人，聽講厝主iáu-koh蹛tī tsia，m̄知人koh有tī--leh-無？   清明歇睏三工，puē墓了後無啥代誌，我特別招阿母，有想beh去嘉義市看māi--無，伊講，前幾工去幾若个所在進香，跤無啥爽快，想beh歇睏；其實，我了解伊m̄是想beh歇睏，是驚麻煩後生，guán阿母永遠lóng是án-ne，ē-thang mài麻煩就mài麻煩--人，準做是家己ê後生mā是仝款，我講無要緊，橫直坐車mā免坐真久，而且，我mā想beh看我出世ê所在，就án-ne，半e-the，阿母就tuè我出門。   雖然我是tī tsia出世，m̄-koh，uì細漢離開了後，我mā從來m̄-bat去--過，無啥記持，kan-na知影「北港車頭」tī tsit-má嘉義後驛附近，先google--一-下，竟然koh有「北港車頭」tsit个地名，拄拄仔好tī tsit-má ê嘉義市北興路橋附近。   Hit工，我駛車往嘉義市出發，「北港車頭」應該是khah早嘉義南門hit-tah，本來想beh直接到北興路去揣看māi，beh到ê時，阿母雄雄講，趁天頂iáu未暗，lán先轉到東市場（東門）ê城隍廟，伊講四十幾冬m̄-bat來拜拜，以前，guán阿爸bat tī城隍廟工作--過，阿母講koh有親tsiâⁿ 蹛tī tsia。   四十幾冬無來，城隍廟mā小可有整修--過，伊認無啥ē出--來，落尾看著金紙店，伊tsiah記--起-來。     嘉義有名 ê城隍廟，阮老爸bat佇遮做過道教會嘉義分會書記。   Kā城隍爺拜拜了後，guán tsiah回頭往「北港車頭」出發，其實，北興路橋我bat經過幾若擺，m̄-koh m̄-bat tī路橋跤停--過，阿母koh kan-na知影厝主叫「阿珠」，ká-ná蹛tī長安里；另外koh有一个親tsiâⁿ叫「春美」蹛tī tsia，m̄-koh無住址，mā無電話，m̄知beh uì佗位揣起。   北興路橋跤路真狹（e̍h），一開始，我先駛車揣長安里，m̄-koh，門牌lóng揣無長安里，kan-na有長安街，只好問講有人bat「阿珠」--無，mā lóng問無人知，就án-ne，我ê車tī真狹ê路橋跤巷仔內，來回幾若擺，一直問、一直問。落尾我tsiah知影，「北港車頭」區域，就是tsit-má ê西區慶安里，是2010年2月初1，uì原來ê慶昌里kap長安里合併tsiah有--ê。   揣一睏仔，阿母講「春美」若有轉（tńg）去海口，有tang時仔ē來揣--伊，伊應該ē知「阿珠」in兜，m̄-koh，阿母mā m̄知「春美」in厝tī佗位，佳哉，guán阿母講伊ē記得附近有一間「忠義公」，「春美」ká-ná蹛tī附近，無錯，一講「忠義公」，逐家lóng知影，「忠義公」原來就是嘉義有名ê「北嶽廟」，tī日本時代就有人tī本地搭竹寮、結（kat）紅布hō͘人拜，tsit个所在沓沓發達了後，熱心人士起一間小廟，奉祀（hōng-sāi ）忠義公。    過了三、日十冬，這間「忠義公」是阮阿母揣到58年前老厝主ê地標。   戰後地方仕紳感念忠義公靈感，籌建本廟，並請組立管理委員會，阿母講當初時，伊ē記得一戶捐五十kho͘，發起人之一ê蔡忠suí，mā是guán兜另外一个厝主，我就是tī in兜出世--ê；經過一年外，建築完成，tsit間廟奉祀地藏王菩薩做鎮殿主神，廟名mā改做「北嶽廟」，另外koh有奉祀忠義公、三界公，香火真旺，每年農曆12月15，是慶祝忠義公聖誕千秋記念ê日子，廟內、廟外人山人海。   阿母講，「忠義公」khah早是低厝仔，tsit-má已經起三tsàn樓，認bē出--來-ah，m̄-koh tsit个地標，猶原是阿母有印象ê所在，所以我就先kā車停tī「忠義公」邊--a，開始問「春美」蹛tī佗位。   原本，beh來ê時tsūn，阿母講伊ê跤無啥爽快，m̄-koh，一落車伊就行頭前，一直問「春美」蹛tī佗，問一寡人lóng無人知影「春美」是siáng。落尾，問到tsit-má ê「嘉義鐵道藝術村」入口ê所在，一个開kám仔店ê頭家，伊講「春美」就蹛tī「忠義公」正對面巷仔內。其實，阿母拄看著「嘉義鐵道藝術村」入口hia ê日本建築，伊就講，以前tse是「磅場」，真鬧熱，天未光，人就hì-heh叫，規條街lóng是人，做工、做生理lóng tī tsia出入，uì海口來ê人真濟，……..。   Guán uì「磅場」轉來「忠義公」，拄好有兩、三个人行出來倒pùn-sò，阿母就問其中一个阿sáng bat「春美」--無，阿sáng講，春美拄好去in囝婿hia，無tī厝，tsit个阿sáng就問講：「春美是lín siâng？你揣伊beh創啥mi̍h？」原來，tsit位阿sáng，mā是guán海口蹛隔壁黃--家大漢後生「道--ā」ê第二个新婦，雖然有三、四十冬無見面，m̄-koh伊mā認出阿母，兩个老太太，就一直手la̍k--leh，講無停。   「道--ā」tī烏麻園期間，bat教過厝邊少年囡仔練宋江陣，guán阿媽mā bat一段時間kā in查某囝tshuā幼囝，m̄-koh，我kap「道伯--à」ê大漢小弟「尾--à」khah熟，「尾--à」tī口湖鄉公所上班，落尾做到鄉公所秘書退休，做人真好、真紳士，地方若有糾紛，lóng ē麻煩伊出來調解，真受著地方人士尊敬，m̄-koh，tsiok可惜，我tī伊過身進前無幾冬，tsiah知影伊是台籍日本兵，是「南星聯誼會」ê會員，地方ê人應該mā無講真濟人知，tsit个故事是kap伊開講ê時tsūn講--出-來-ê，「尾--à」阿伯koh有提伊做日本兵ê相片hō͘我看，故事後擺tsiah-koh講。     阿母佮老厝邊寒暄。   阿母kap「道--ā」ê第二个新婦講一睏頭，因為時間ê緣故，伊知影阿母beh揣以前ê厝主「阿珠」，就報guán講「阿珠」蹛tī長安街hit爿（路橋北爿），in後生tsit-má做議員，問講蔡議員in老母蹛tī佗就知影。   阿母真歡喜有阿珠ê下落，guán就nǹg過路橋跤，阿母講以前無tsit條路橋ê時，北興街是嘉義北社尾地區ê民眾，入來嘉義市區ê交通要道，店面繁榮、真鬧熱，落尾因為進入市區ài過台鐵縱貫鐵路ê四枝tàm，人、車愈來愈濟，koh ke起北興陸橋，並且開自由路thàng民權路，tsit-má雖然橋跤是公有市場，m̄-koh北興街已經變khah稀微，阿母講，除了新起ê路橋、有規棟新起ê樓仔厝以外，巷子有變khah細條，一大排台糖宿舍mā拆了了，其他大部分lóng就地翻新，看--起-來無啥變。   雖然大部份ê厝lóng有翻--過，m̄-koh行轉（tńg）來長安街109巷附近，阿母就小可記ē--起-來-ah，問人講一个做議員in老母阿珠，逐家lóng知，經過一間廟仔，阿母講tsit間廟伊koh ē記--leh，以前tsia有一枝自來水筧（kíng），是公用--ê，逐口灶lóng食tsia ê水，洗mi̍h件tsiah用井水，所以逐家感情lóng真好。    阿母佮老厝邊寒暄。   行過廟仔，看著一个阿sáng tī厝跤歇睏，阿母仝款問講蔡議員in老母阿珠蹛tī佗位，阿sáng講uì巷子uat--入-去，門口有真濟鞋仔hit間就是，阿sáng koh真熱心，專工tshuā guán到in兜，iáu未到門口就huah講：「有人beh揣阿珠」。有一个六十幾歲khah ke ê查埔人出--來，伊講in阿母拄好teh洗身驅，等--一-下就出--來，原來伊是阿珠姨ê大漢後生，伊mā ē記得阿母。過無偌久，揣guán來ê阿sáng來問guán阿母，你是m̄是「景--à」，guán阿母講「Tio̍h--啊！」原來伊是guán海口厝邊「道伯--à」ê查某囝，雖然超過三十冬m̄-bat看過「道伯--à」，m̄-koh我看面形，阿sáng kap「道伯--à」真親像。阿母kap伊先開講--起-來，koh過一睏仔，來兩三个厝邊，in lóng是聽講搬轉（tńg）去海口ê「景--à」來看阿珠，十喙九頭面開始講以早按怎拄按怎，親像老同窗見面，雖然有三、四十冬以上m̄-bat khuàiⁿ，逐家lóng真熱情，互相kháiⁿ手、搭肩。     過一睏仔，阿珠姨洗身驅出--來，可能久無看，加上年歲koh-khah濟，阿珠姨講伊小可ē認--得，m̄-koh有一點仔想無啥ē起--來，guán阿母kā伊說明五十八冬前，蹛tī tsia ê情形，受著in規家口仔ê照顧，hō͘阿珠姨回想，落尾伊就想--起-來，koh ē記得guán大姊、二姊，m̄-koh對我伊就無印象，因為我m̄-bat蹛tī in兜，所以khah無印象。       Tī阿珠姨in兜，開講差不多十幾分鐘，阿母lóng一直kap阿珠姨手ta̍k--leh，無激動、無流目屎，kan-na問阿珠姨身體好--無、厝內大細漢按怎….。阿珠姨已經九十二歲，耳仔小可聽khah無，身體koh真好，in後生有tshiàⁿ一个外籍看護，m̄-koh伊lóng家己洗身軀、淡薄仔做寡厝--裡ê khang-khuè，因為厝內koh真濟朋友，中途koh去城隍廟拜拜，耽誤一寡時間，阿母講tsit-má已經知tsit个所在，後擺ē koh來。雖然逐家lóng beh留guán食暗頓，阿母a̍h是推辭，厝邊lóng來送guán到巷仔口，雖然kan-na幾戶，koh mā有參我仝沿 ê厝邊，行出來相借問。       算算--leh，差不多半點外鐘拜訪老厝邊，m̄-koh對guán阿母來講，suah是行四十幾冬久，tsit中間，為著生活、為著囝兒，阿母點點tù-tù tī心--裡。Tī來ê路站、轉（tńg）--去ê車內，阿母看著有印象ê所在，伊就回想起以前ê代誌，其實，阿母規个人生，真艱苦，mā真khám-khiat。親像伊到六十歲左右，tsiah開始學騎跤踏車，he是為著beh tshuā破病ê小妹，伊tiāⁿ-tiāⁿ一个庄頭行過一个庄頭，甚至三更暝半mā是án-ne，m̄-koh阿母lóng真平靜，m̄-bat看伊流過目屎，khah有印象--ê是我結婚進前，伊叫我駛車，紮住址，tshuā伊親身去到搬去台北kap嘉義ê親tsiâⁿ兜送禮餅，見若beh去某一个親tsiâⁿ兜ê路--裡，伊就講一个故事，故事見講一擺，伊就流一擺目屎，除了hit擺以外，我真少看著阿母流目屎。       轉（tńg）來台北了後，我khà電話問伊一寡人名、細節，阿母特別講一件代誌，講我後回轉（tńg）--去，伊beh講hō͘我聽。其實，以前我bat問過伊嘉義市「二二八」ê代誌，m̄-koh伊講伊m̄-bat字，對tsit个代誌lóng m̄知，mā無了解，tsit擺是伊主動提起，量其約tī電話中講--一-下，有關我tī嘉義市出世ê厝主in兜ê故事，阿母講tī「二二八」ê時，厝主in兜hông掠五、六个人，有幾若个去hông銃殺。     &

二月份，中天電視台有一部《臺灣人在滿洲國》紀錄片，片中重要主角之一是謝介石，他是滿洲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一生共換過五次國籍，歷經清國、日本、中華民國、滿洲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我對他的正房，艋舺著名藝旦王香禪，更有興趣。   多年前，讀過王香禪的故事，深深被這個奇女子所吸引，也覺得，台灣的電視劇，寧可購買或拍攝不斷重複的中國宮廷劇，或結局結束不了的連續劇，以及老是王子與公主、麻雀與鳳凰的偶像劇，也不願意花點心思與多點預算，來拍攝這樣兼具情愛、藝文與國族意識等劇情張力十足的歷史故事，甚為可惜。 日治時期艋舺第一藝旦王香禪(右)，與滿洲國最高階官員，台灣籍外交總長謝介石(左)。 (圖片來源:見參考資料)   王香禪，本名罔市，後改名夢癡，號留仙，台北艋舺草仔鞍人(萬華區龍山里)，出身在六口的魚販之家，家境清寒，自小被龍山寺附近婦女董治收為養女，從此注定他一生辛酸血淚，以唱曲陪酒，成為永樂座著名藝旦。   王香禪能唱京戲，雅愛詩文，曾隨台北宿儒趙一山學詩，藝名頗高。後受台北深坑人氏、抗日義軍領袖陳秋菊之辱，南下台南府城，從連雅堂遊，詩藝日進，有一說，他曾是連雅堂的紅粉知己，但連氏家族曾有人為文駁斥。王香禪在府城期間，認識台南舉人羅秀惠，他才華洋溢，惟貪杯嗜酒、風流浪漫，終告仳離，一度遁入空門，法號「香禪」。未幾還俗，嫁給新竹人是謝介石。   謝介石以首位台灣人走馬上任滿洲國外交總長，被日媒稱為「幸運兒」(台灣日日新報剪報)   謝介石的發跡，是因為其父開設鴉片館，而累積了一些積蓄，謝、王婚後，同赴上海，轉居吉林、天津、北京等地。謝介石後來出任滿州國外交總長，是因為在日本留學時認識了張勳的兒子，因為這個機緣，讓他有機會加入張勳復辟的行列，也因而認識了末代皇帝溥儀，在轉入滿洲國籍後，幸運當上當時臺灣人最高的官銜--滿洲國第一任外交總長(1932~1937)，當時，王香禪則留居天津，未隨赴滿州。   戰後，謝介石，將正房王香禪的孩子送回臺灣，其他家人先留中國，他在東北處理家產，不久，謝介石被國民黨以漢奸罪名逮捕入獄，國共內戰末期，他的三兒子也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曾在北京的家掩護過地下黨的頭頭，因為這個緣故，共產黨從國民黨的牢獄中，將他營救出來，謝介石得以逃過一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國民黨撤退來台，兩岸分立，他的孩子也因此分散兩地，1954年他在中國逝世，從此未回到他的故鄉新竹，也留下一段台灣人歷經五個國籍的奇遇人生，但王香禪至今仍下落不明。     除了「艋舺第一藝旦王香禪與謝介石」之外，「女革命家謝雪紅與楊克煌」也是故事張力十足的動人故事，台灣的電視台、電影與製片人，不一定欠缺歷史的知識，但太依賴市場的邏輯，寧可選擇沒有爭議性的主題劇本，甚至老劇本，如包青天、西遊記、封神榜等一再重複拍攝，台灣的電視劇，何時走出藍天?       參考資料： 邱奕松，《王香禪與詩》(台北文獻直字第93期)，1990年，台北：文獻會。 施懿琳選編，《國民文選：傳統漢詩卷》，2004年，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臺灣人在滿洲國》紀錄片，長天部落格 http://skyeyefilm.pixnet.net/blog/post/47670864)。 延伸閱讀 : 蔡佳潾，《美人心事—王香禪詩作分析》 http://120.107.164.187/taiwuncenter/index.php/creation/students/49-2010-04-23-03-12-33  

會到《壹傳媒》工作的新聞同業，理由可能有百百款，我選擇去的理由，也無須掩飾，除了有個人工作上的瓶頸，想去學習不同傳媒文化之外，更有誘人薪水的因素，不過，以下的故事，對於新聞工作者，應該很具有吸引力，雖然事實不見得完全如此，但在當前台灣媒體人陷入價值混淆的年代，或許更值得媒體老闆與新聞人省思。   黎智英曾經說：「太講道義，就沒有正義。」所以他辦的媒體讓香港人又愛又恨，喜歡他的人，愛的要死，不喜歡他的人，也恨的要死，在台灣，也是一樣，而這並不是什麼大學問，但要做到很難，因為他不需要朋友，在台灣更是。   香港壹傳媒聲援台灣壹傳媒，台灣壹電視工會理事李晉印（左起）、陳明華、蘋果日報工會理事長蔡日雲、《蘋果》突發中心副總莊勝鴻，11月26日親自赴港響應。(圖片來源:壹傳媒工會)   台灣《壹周刊》創刊沒有多久，曾經報導過某著名道場法師的負面新聞，在上市之前，黎智英即接到20多年前(現在已30年)，他創辦佐丹奴時，一位台灣很重要的合作夥伴打電話給他說，可否看在20多年老朋友份上，不要刊登這則新聞？黎智英回答說：「可以啊，那你明天帶一張支票過來。」這位老朋友一聽，很高興地問他說：「帶支票幹什麼，是不是要登廣告？如果要登廣告，那很簡單啊。」黎智英跟他說：「不是登廣告，我想把《壹周刊》賣給你。」這個朋友很納悶，黎智英隨即解釋說：「如果，因為我們是朋友，《壹周刊》就不刊登這則新聞，那我們的社長也會有朋友，總編輯也一樣有朋友，撰稿記者也會有很多朋友，……，媒體主要是賣資訊的，因為朋友關係，這個不能登，那個也不能登，那辦媒體幹什麼？我只好賣了。」   黎智英是不是那麼清高，我沒真正共事過，這個故事無法百分百證明他是不是這樣的老闆，但他說的現象，的確是台灣媒體界最普遍遇到的問題之一，當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事件」就是如此。[1]   其實，黎智英只是很清楚地認知，媒體的發展命脈，不是依靠政黨、也不依靠財團恩賜；他更清楚了解，媒體依靠的是讀者(發行數字)，有讀者，就有廣告，有廣告，媒體就可以生存。本質上，他著眼的，仍是商業利益，你可以說他有理想，但也可以說他只是商業考量，為了商業利益，他什麼事都做的出來，這是他從香港《蘋果日報》摸索出來的遊戲規則。   2002年8月間，我在決定去《蘋果》任職之前的接觸階段，他們為了說服要延攬的媒體人到台灣《蘋果》服務時，就已約略聽過這個故事，在香港文化洗腦期間，我從香港《壹傳媒》的高層主管哪裡，再次聽過這個故事，那是黎智英與當時的香港、也是亞洲首富李嘉誠的交鋒。   以下是轉述《蘋果》高層在宴席間聊天的談話回憶，沒有經過黎智英本人的証實，故事內容可能有失真之處，但大致意思應該相差不大：   「有一次，我們《蘋果》得罪李嘉誠，他非常在意，隨即寄發存證信函，要控告《蘋果》相關人員，並立即停止一整年的廣告合約（約３億港幣），為了這個龐大的廣告合約，黎智英決定去拜訪李嘉誠尋求和解；雙方約好了時間，黎智英前往李的辦公室，一進門，就看李嘉誠旁邊坐著一位律師，他還來不及說客套話，李就說，今天的談話一概不准洩漏出去，並要求黎智英簽名認可，黎簽完名字，李嘉誠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Ａ４大的紙張，上面共有十條和解文字，包括第一條必須在《蘋果》頭版向李嘉誠道歉；第二條是總編輯、副總編輯要在上面簽名，而且以後不能再批評李嘉城本人；第三條……………..等等。」   聽完李嘉誠的十條道歉條件，黎智英跟李嘉誠說：「李先生，很抱歉，若你叫我跟你下跪道歉，那我做得到，但你這十條內容，我一條都不能簽。」；李嘉誠很不高興地跟黎智英說：「你不是來道歉，那你來找我幹什麼？而且你也是大老闆，跟我下跪我也擔當不起」；黎智英回答說：「李先生，你也知道我是生意人，生意人不就是為了賺錢，你停掉《蘋果》３億港幣的廣告，對我的報紙影響很大，所以我願意下跪來換取廣告預算，但我若同意在頭版用總編輯、副總編輯名義登報道歉，可是他們並沒有報導錯誤，我這麼做，將來怎麼領導他們?他們也可能都跑光光了，那我的報紙還有發展嗎?」   黎智英沒有下跪，也沒有同意登報道歉，廣告當然也取消了，但是隔了約一、兩年左右，因為香港《蘋果》的發行量仍然名列前矛，李嘉誠集團的廣告也就慢慢恢復了。                                       香港北區居民連署抗議蘋果日報的報導。   不管是香港經驗，或者是台灣的《壹傳媒》經驗，讀者就是他的市場，黎智英相信，市場要求的絕對是合理的，但什麼是合理的呢？其實，就是他的媒體，始終遊走在法律邊緣、或是測試社會的道德底線，他會看社會反應，你進一點，他就退一點，社會沒太大反應，就是他的王道，他很注重閱聽眾的意見，但考量的還是商業利益，你可說他沒什麼偉大目標，但這種以讀者好惡為好惡，而不是以政黨、財團為好惡的編採方向，就是他的偉大目標。   《蘋果》高層形容黎智英：「他不是那麼簡單的人，他辦報不只是為了賺錢，賺錢只是他的手段，因為賺了錢之後，才會有理想。」黎智英是不是這樣的人，當然見仁見智，但他不受廣告主，甚至政黨以置入性行銷來影響新聞走向，而且也不同意媒體記者介入廣告業務，則讓基層媒體同業相當稱羨。   黎智英以商業入手的媒體經營手法，賣報紙、賣雜誌、也賣廣告，逐漸成為所屬傳媒的神主牌之後，自然而然就成為主管的尚方寶劍。他旗下的記者，對於達官貴人、名人名媛，絕對不留情面，看起來，《壹傳媒》記者的確擁有很大的新聞自由空間，內容取捨標準，只要能吸引讀者興趣就是好新聞，這不能說沒有記者個人觀點或專業自主判斷，但記者幾乎都服膺在主管的指揮與指導權之下，久而久之也就逐漸「內化」成為記者個人的新聞認知。   我認為，《壹傳媒》記者的新聞自由，是建立在主管所判斷的框架之內，超出這個框架，還是會被壓抑的，記者專業自主權最大目標，是用來提升閱報率、閱讀率，基層記者若有太多不同意見，很可能就成為下一波「搖樹理論」的對象，雖然主管會暗示你，「離開的人，不一定是你能力不足，而是文化衝突，讓你無法適應《蘋果》文化」，也許。   但不管怎麼說，《壹傳媒》顛覆了台灣傳媒最常見「報老闆友人」、「政治人物朋友」或「廣告主至上」的干預文化，則是當前台灣媒體文化圈，最為欠缺的風骨之一。 [1] 1991年3月9日，《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寫了一篇新聞切片，「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登在隔日三版，文中提及翁大銘的政商關係脈絡時，將報老闆的好朋友寫了進去，隔日新聞見報後，該報董事長王惕吾嚴厲指責，社方以未經查證為由，告訴徐瑞希翌日將登更正啟事，並叫徐瑞希不要太難過，20日，聯合報以「不適任」理由解雇徐瑞希，成為解嚴後第一起新聞記者因為新聞報導被解雇的事件，引發了新聞界的關注。 25日，208位跨媒體新聞工作者連署刊登廣告聲援，這是解嚴後台灣新聞工作者首度大規模橫向聯繫，彼此奧援，此一事件意外發展是《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因參與連署，被社方要求「主動辭職」，江不同意，也在4月9日遭到解雇，成為《聯合報系》第二位被解雇的記者。 徐瑞希後來提起訴訟，1992年11月13日判決徐瑞希勝訴，《聯合報》應給付徐瑞希新台幣72萬8870元，以及199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的利息，《聯合報》上訴至第三審，之後《聯合報》提出和解，同意給付徐194萬元薪資及利息，雙方正式和解，不過事隔多年，徐瑞希認為如果重新來過，他不會選擇和解。(詳見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0：596-597)

「香港人是不講感情的，跟一個老闆一輩子，是很奇怪的事情。」這是黎智英曾經四顧茅廬，邀請台灣某個已退休的媒體人重出江湖，希望他前來台灣《蘋果日報》服務，但遭到婉拒時說過的話。   創辦台灣《蘋果日報》前，為了延攬人才，黎智英曾經透過一些台灣資深媒體人幫忙推薦人選，其中J君介紹一位業務出身、已經退休的C君給他認識，J君跟黎智英說：「他這個人非常好，很講義氣，只要動之以情，應該可以請得到他到蘋果幫忙」；黎智英說：「古時候，劉備三顧茅廬，我是四顧茅廬，當時C君移民加拿大，我每次飛到加拿大，都一天來回，總共去了三次，第四次是周安橋去的(周是香港壹傳媒副主席)，他回來後跟我說，C君不可能來蘋果，因為他太重義氣了。」     11月29日，全台共30 餘所大學，近千名學生冒雨到公平會，抗議壹傳媒交易案將造成台灣言論自由集中化。(圖片來源:反媒體壟斷聯盟)     「當時他的老闆剛過世，C君跟我談起老闆的恩情，還當著我的面痛哭。」雖然C君後來還是回國扶助少主，不過，對於黎智英來說，「這樣跟一個老闆一輩子，是很奇怪的事情。」其實這也反映他對待員工的態度，員工只是他的賺錢工具，適合用就重用，不適合用，就說掰掰，隨時走路。   這次《壹傳媒》買賣，我不認為是黎智英要放棄員工，而是175億的商業利益，超出他的預期，即然沒有一輩子的老闆，在他的心裡，當然也就沒有一輩子的員工。   黎智英這次退出台灣媒體市場，的確是跟《壹電視》無法上架，造成大虧損是其一因素；而平面媒體因全球長期趨勢不被看好，高價賣出的「聰明」做法，是其二；黎智英個人對台灣政治環境的挫折與失望，讓他不想再跟台灣地頭蛇打交道，是其三。   10月16日，黎智英分別接受《蘋果》、《壹傳媒》專訪時，神色凝重，甚至哽咽地說：「真的對不起，我要走了。這地方是你們的地方，你們真的要為這個地方繼續做下去，我要回家了，請繼續珍重。」他跟集團平面媒體高層談話，也多次提到「我要回家了」，數度忍不住哭起來，甚至最後不能言語。   我相信，這是黎智英的肺腑之語，因為他現在的心情，有一點像他當年離開他香港老闆的心情一樣。   1969年，約19歲左右，黎智英從澳門到香港打天下，先在香港當打工仔，之後跟著一位潮州籍老闆工作，這家工廠約有300名員工，黎智英因為業務作的很好，老闆想要把女兒嫁給他，甚至要給他25%股份，最後他還是拒絕，他跟老闆婉拒的理由是：「我是佛，你要我當廟祝，我怎麼做得來?」隔天，他就辭職，沒多久就到美國，跟著新老板工作去了。   黎智英說：「老闆留我，主要原因是我是一位業務高手，每年幫他拉到很多生意，我沒答應老闆的要求，一方面是前述原因(我是佛，不是廟祝)，另一方面是，潮州人永遠不會把其他人當自己人，即使女兒也是一樣，因為潮州女人在家裡沒有地位，也不能跟男人同桌吃飯。」他認為，即使娶了老板女兒，將來也不會被當自己人看待。   2000年前後，黎智英陸續將香港資產轉移到台灣，先創辦《壹周刊》，再辦《蘋果日報》、《壹電視》，他也許不完全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但至少比很多來台的外資、港資，只是單純投資的心態是不一樣，《壹電視》被政治性干擾，以及地頭蛇的杯葛，是他始料未及，他會說出「這地方是你們的地方」、「我要回家了」也就不意外了。   2002年9月，我到香港《壹傳媒》總部受訓時，黎智英曾經提到，「壹傳媒旗下所有媒體，幾乎都賺大錢，以前有人說，生意好的時候，賺錢就像印鈔票一樣，我現在的感覺就是這樣，連睡覺都在賺錢，因為印刷機一直在運轉」；我就問他說：「黎先生，你的媒體在香港既然那麼賺錢，為什麼還想到台灣辦報紙?」，黎智英回答說：「辦媒體一定要在自由法治的國家，才能自由發揮，不受干預，台灣現在已經政黨輪替，算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香港回歸之後，未來怎麼樣不知道，但從現有媒體環境來看，將來會困難重重。」(大意)   黎智英賣掉《壹傳媒》，主要原因當然是《壹電視》的上架挫折，讓他灰了心，自然也就絕了義，他辦《壹電視》之前，應該對馬英九存有希望，現在可能還在納悶，為何台灣政府給了他執照，卻不讓他上架?有人說，台灣現在情勢跟當年香港很相似，與其這樣，不如賣掉，我認為黎智英不無這樣的想法。   香港《壹傳媒》高層曾經這樣看待黎智英，說他是一個「不會回頭望」的人，就像當年他在香港經營網路，大虧十幾億港幣一樣，公司一關掉就不會再去想它，現在賣掉《壹傳媒》的心情恐怕也相似。   1997年香港回歸那一夜，他家客廳是一面落地窗，窗外施放煙火，煙火四射地慶祝回歸中國，他站在客廳，背對著落地窗，強忍著不回頭，香港《壹傳媒》高層說，「黎智英嘴裡叨囔著，有什麼好慶祝，讓一個獨裁、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家統治，有什麼好慶祝的。」   10月15日媒體傳出《壹傳媒》將退出台灣市場，買家由中信辜家少東辜仲諒、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及新加坡私募基金，取代原先傳出的買家年代練台生和富邦金控蔡明忠，10月16日黎智英跟員工道別之後，就神隱到美國躲了起來。我無法判斷黎智英是否跟香港回歸那一夜的心情一樣，但當時我可以確定，他是不會回頭的。   《壹傳媒》的員工應該很清楚，對辜、王、蔡三家財團而言，這是一樁政治交易，但對黎智英來說，它可是不折不扣的商業交易，黎智英以175億賣掉《壹傳媒》，了解市場的人，應該知道《壹傳媒》沒有這個行情，整體而言，黎智英算是賺到了，這也符合他的商業性格，畢竟，《壹傳媒》在香港是一家上市公司，也是他的根本，在台灣與香港政治環境極類似的情形下，退出台灣市場已經是可以預料的了。   當然，黎智英也不可能不知背後的買主背景，因為從年代練台生宣佈以15億元買下《壹電視》的機器設備、到富邦傳出以95億購買平面媒體，大幅跳到目前成交的175億行情，黎智英當然很清楚幕後第三個買主是誰，才可能檯高行情。   待過《壹傳媒》的人應該都很清楚，黎智英的商業導向是無庸置疑的，即便他是一個尊重新聞專業、不會干預新聞部運作的媒體老闆，但本質上，他仍然是個商人，而且是一個「不講感情的香港人」、也是一個「不會回頭望」的商人，不用怨他了，因為這就是黎智英，這就是《壹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