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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台街洋樓:「二二八事件」媒體受難遺址

6月10日媒體報導,台北市105歲的市定古蹟「撫台街洋樓」旁,將蓋一棟15層樓高、地下5層樓的L型潤泰建設豪宅,這棟豪宅很可能危及古蹟建築安全,造成古蹟沉陷崩壞,成為第二個松菸。在相關官方資料中,這棟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26號的洋樓,[1]都只介紹它是日本時代蓋的古蹟,事實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它是戰後《人民導報》社的原址,也是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的報館中唯一還保留的報館遺址,相當具有歷史與紀念意義。

前人民導報社遺址。(呂東熹攝影)

《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1902.07.08-1947.03.11),原名宋文瑞,台南仁德鄉二行村人。青年時期赴中國留學,(大學畢業證及1935年赴日本留學的證書仍為宋文瑞,宋斐如應該是1937年以後的用名),並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就讀,隨後在大陸從事文化宣傳與抗日工作。

宋斐如。

1945年10月宋斐如隨「前進指揮所」的人員返台,並派任為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為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秘書以上的38名上層官員當中,唯一的台籍 「半山」人士。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並任社長,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人民導報》創刊時,都是靠宋斐如個人人脈募款而來,財務狀況不是很好,也沒有自己的印刷設備,得委託五、六里遠的一家印刷廠代印,所租用的報館,木板樓梯已經年久朽爛,不堪負重,一有人登臨,就連聲嘆息地咯吱咯吱響一陣。

當時,《人民導報》是一份敢說直言的民間報紙,與林茂生的《民報》都是當時敢於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弊受矚目的報紙。由於時常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1946年5月8日,宋斐如在《人民導報》刊登廣告啟事聲明︰「本人學經濟而從事文化工作經念餘年,此次返台,因鑑於漢明文化需要振興,官民感情需要溝通,故創辦《人民導報》以為文化之掃雷霆、播種機。創辦以來尚能一本原則,為民喉舌,基礎漸趨穩固,發展可期,本人創辦初旨已完成,特辭社長之職,以專心從事別部門之創設。」啟事也公告改聘王添灯繼任社長,負責處理社務外,宋斐如則自己轉任顧問。

1946年5月8日,宋斐如被迫辭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啟事。

1946年9月17日「王添灯先生辭退《人民導報》社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責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堅持主辦《人民導報》被免去教育處副處長職務。「二二八」期間仍持續報導事件真相,直至3月8日被封,1947年3月11日,宋斐如被秘密綁架殺害。

王添灯(1901-1947),新店安坑人,祖父是一位漢醫,父親是茶農;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即鄉公所),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1929辭去公職,致力於漢醫的振興,推動全島性的「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進入「乾元葯行」任職,同時擔任「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機關雜誌的編輯。

1930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添灯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在台北市港町開設「文山茶行」(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附近),從事茶葉出口生意,但仍不忘地方自治運動,1932年出版一本闡論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的著作「台灣市街庄政之實際」;其大弟王進益為左翼刊物《伍人報》成員,文山茶行從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因而成為許多政治社會運動者的聚會場所。

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時,聘請其為社長,後又與蔡慶榮等人創刊《自由報》,聘請剛從日本回來的蔡子民(蔡慶榮)擔任總編輯,勇於批評時政,關心臺灣地方自治。還因此遭受臺灣警備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在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二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3月11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添灯在睡夢中被拖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

王添灯被捕失蹤的同一天3月11日,宋斐如也被捕失蹤至今。事實上,3月10日白天,宋斐如應參謀長柯遠芬召見,及拜訪大安區長,3月10日晚上,還曾與省參議會祕書長連謀通電話,一直待在家裡。隔日,11日早上,憲兵先去捉了王添灯、陳炘,下午就來抓宋斐如,當時,有六名便衣人員,持槍乘坐車牌號碼02039及特別通行證73號汽車到住宅,將當時身穿睡衣的宋斐如從臺北新生南路住家強行帶走,從此一去不回。[2]當時任職於台灣長官公署法制室的廣東籍妻子區嚴華,雖透過各種管道營救,均無法如願。

1949年逃離台灣的前《人民導報》總主筆、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在二二八爆發後,雖曾勸宋斐如暫時離開台灣,前往香港一陣子,但宋斐如認為:我又沒幹壞事,我為什麼要離開啊?我怕什麼?」[3]

宋斐如失蹤後,一家生活全靠任職台灣省政府法制研究室的區嚴華支撐,不過,區嚴華也因為幫助陳文彬一家逃離台灣,1949年9月,即遭到被捕,她在保密局受到疲勞偵訊,同牢房中,還關著「基隆中學案」的校長鍾浩東的夫人蔣碧玉,蔣碧玉被關了三個多月,因涉案不深,又在丘念臺活動下被釋放出去,他的先生鍾浩東校長則被槍決,而在蔣碧玉被釋放的第三天,即1950年1月11日,區嚴華被依「參加共產黨」罪名槍決。

宋斐如原本是台灣「半山」中最耀眼的政壇之星,如果他沒有創辦《人民導報》,很可能不會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整肅對象。宋斐如一家也不會因此四散分離,三兄弟因而被迫分居台灣、美國與中國,直到40年後才首次相聚。

從歷史角度來看「撫台街洋樓」,它不僅僅是一棟古蹟而已,它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還存留的報館遺址,但在台北市文化局與文化部相關資料中,卻故意忽略了《人民導報》這段史實。

根據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的簡介,撫臺街洋樓最初建造人、亦為首任使用者是「高石組」,主人是日本福岡人高石忠慥(1850-1922),這棟已列為古蹟的百年建築,是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完成,2009年4月19日後交付與陳國慈女士贊助認養,也開始對外開放,洋樓轉換身分成為認識臺北舊城歷史的迷你型博物館。

簡介還介紹說,撫臺街洋樓於二次戰後日人撤離,洋樓列為公產由國防部作為宿舍,曾有六戶居住,也曾於此開設中醫診所,亦曾面臨差點被拍賣,所幸有關心人士呼籲,直到1997年被指定為臺北市市定古蹟。2000年2月26日後方房屋起火殃及毀損嚴重,直至2006年8月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2007年8月修建完成。

修復完成的洋樓,卻掩蓋了前人民導報的歷史。(呂東熹攝影)

文化部簡介還特別提說︰「不同的主人照料,讓老房子呈現不同樣貌,從高石組時期的店舖,至富久娘時期的公司(或者兼及店面),戰後成為住家,2009年春日,更成為古蹟再利用而對外開放的公共場域。」簡介資料所提到的主人,卻獨獨漏掉重要主人之一《人民導報》及創辦人宋斐如這段歷史,也讓宋斐如後人相當感概。

撫台街洋樓在第一個贊助經營者於2012結束後,中間空了一年多,目前由丘如華的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負責營運,2014年4月重新開放。不過,目前台北市文化局2015年4月23日最後更新的網站館所介紹,仍未更新或介紹人民導報這段歷史。(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outsource/venuesAction.do?method=doFindVenuesActivity&venuesId=19&subMenuId=1030113)

事實上,這棟建築所以能保留下來,是因為它的產權不是宋斐如所有,而是他當年向親戚宋泉璋租用,作為《人民導報》社址,二二八事件時,這棟非屬於「叛亂份子」宋斐如的財產卻也一併被查封,因為查封無據,接收的國防部可能一直無法處理,加上當年,宋斐如長子宋洪濤曾多次呼籲,寫了好幾份報告,才得以保留下來,也為二二八事件的「新聞界受難史」,留下一棟代表性地標。 

[1]高石忠慥(1850-1922),1895年後來到臺北,擔任日本知名營造商「大倉組」分部主任一職。六年後,高石宗慥自組「合資會社高石組」,曾參與「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今二二八公園內之臺灣博物館)、日月潭電力工事第五工區水路施工,為知名土木營建商。1910年7月,高石組在撫臺街一丁目會社新建築落成,是獨棟洋樓式店鋪(即今日所見之撫臺街洋樓),1930年代後期,本建築改由進口「富久娘」之酒類商人佐土原吉雄使用。

(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http://museum.moc.gov.tw/frontsite/museum/museumListAction.do?method=doMuseumDetail&museumId=710

[2] 〈宋洪濤先生口述訪問〉,《口述歷史》(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2月;〈宋斐如殉難經過〉(宋洪濤、劉昌智口述),《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602-1603。

[3] 宋洪亮,〈追憶父親宋斐如〉,《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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