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媒體報導，台北市105歲的市定古蹟「撫台街洋樓」旁，將蓋一棟15層樓高、地下5層樓的Ｌ型潤泰建設豪宅，這棟豪宅很可能危及古蹟建築安全，造成古蹟沉陷崩壞，成為第二個松菸。在相關官方資料中，這棟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26號的洋樓，[1]都只介紹它是日本時代蓋的古蹟，事實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它是戰後《人民導報》社的原址，也是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的報館中唯一還保留的報館遺址，相當具有歷史與紀念意義。
前人民導報社遺址。(呂東熹攝影)
《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1902.07.08-1947.03.11)，原名宋文瑞，台南仁德鄉二行村人。青年時期赴中國留學，(大學畢業證及1935年赴日本留學的證書仍為宋文瑞，宋斐如應該是1937年以後的用名），並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就讀，隨後在大陸從事文化宣傳與抗日工作。
宋斐如。
1945年10月宋斐如隨「前進指揮所」的人員返台，並派任為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為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秘書以上的38名上層官員當中，唯一的台籍 「半山」人士。12月，陳儀核准他創辦《人民導報》並任社長，讓他協助傳達民情，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人民導報》創刊時，都是靠宋斐如個人人脈募款而來，財務狀況不是很好，也沒有自己的印刷設備，得委託五、六里遠的一家印刷廠代印，所租用的報館，木板樓梯已經年久朽爛，不堪負重，一有人登臨，就連聲嘆息地咯吱咯吱響一陣。
當時，《人民導報》是一份敢說直言的民間報紙，與林茂生的《民報》都是當時敢於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弊受矚目的報紙。由於時常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1946年5月8日，宋斐如在《人民導報》刊登廣告啟事聲明︰「本人學經濟而從事文化工作經念餘年，此次返台，因鑑於漢明文化需要振興，官民感情需要溝通，故創辦《人民導報》以為文化之掃雷霆、播種機。創辦以來尚能一本原則，為民喉舌，基礎漸趨穩固，發展可期，本人創辦初旨已完成，特辭社長之職，以專心從事別部門之創設。」啟事也公告改聘王添灯繼任社長，負責處理社務外，宋斐如則自己轉任顧問。
1946年5月8日，宋斐如被迫辭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啟事。
1946年9月17日「王添灯先生辭退《人民導報》社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責自理」。1947年2月19日因堅持主辦《人民導報》被免去教育處副處長職務。「二二八」期間仍持續報導事件真相，直至3月8日被封，1947年3月11日，宋斐如被秘密綁架殺害。
王添灯(1901-1947)，新店安坑人，祖父是一位漢醫，父親是茶農；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即鄉公所)，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1929辭去公職，致力於漢醫的振興，推動全島性的「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進入「乾元葯行」任職，同時擔任「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機關雜誌的編輯。
1930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添灯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在台北市港町開設「文山茶行」(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附近)，從事茶葉出口生意，但仍不忘地方自治運動，1932年出版一本闡論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的著作「台灣市街庄政之實際」；其大弟王進益為左翼刊物《伍人報》成員，文山茶行從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因而成為許多政治社會運動者的聚會場所。
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宋斐如辭去《人民導報》社長時，聘請其為社長，後又與蔡慶榮等人創刊《自由報》，聘請剛從日本回來的蔡子民(蔡慶榮)擔任總編輯，勇於批評時政，關心臺灣地方自治。還因此遭受臺灣警備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在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二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3月11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添灯在睡夢中被拖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
王添灯被捕失蹤的同一天3月11日，宋斐如也被捕失蹤至今。事實上，3月10日白天，宋斐如應參謀長柯遠芬召見，及拜訪大安區長，3月10日晚上，還曾與省參議會祕書長連謀通電話，一直待在家裡。隔日，11日早上，憲兵先去捉了王添灯、陳炘，下午就來抓宋斐如，當時，有六名便衣人員，持槍乘坐車牌號碼02039及特別通行證73號汽車到住宅，將當時身穿睡衣的宋斐如從臺北新生南路住家強行帶走，從此一去不回。[2]當時任職於台灣長官公署法制室的廣東籍妻子區嚴華，雖透過各種管道營救，均無法如願。
1949年逃離台灣的前《人民導報》總主筆、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在二二八爆發後，雖曾勸宋斐如暫時離開台灣，前往香港一陣子，但宋斐如認為：我又沒幹壞事，我為什麼要離開啊？我怕什麼？」[3]
宋斐如失蹤後，一家生活全靠任職台灣省政府法制研究室的區嚴華支撐，不過，區嚴華也因為幫助陳文彬一家逃離台灣，1949年9月，即遭到被捕，她在保密局受到疲勞偵訊，同牢房中，還關著「基隆中學案」的校長鍾浩東的夫人蔣碧玉，蔣碧玉被關了三個多月，因涉案不深，又在丘念臺活動下被釋放出去，他的先生鍾浩東校長則被槍決，而在蔣碧玉被釋放的第三天，即1950年1月11日，區嚴華被依「參加共產黨」罪名槍決。
宋斐如原本是台灣「半山」中最耀眼的政壇之星，如果他沒有創辦《人民導報》，很可能不會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整肅對象。宋斐如一家也不會因此四散分離，三兄弟因而被迫分居台灣、美國與中國，直到40年後才首次相聚。
從歷史角度來看「撫台街洋樓」，它不僅僅是一棟古蹟而已，它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還存留的報館遺址，但在台北市文化局與文化部相關資料中，卻故意忽略了《人民導報》這段史實。
根據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的簡介，撫臺街洋樓最初建造人、亦為首任使用者是「高石組」，主人是日本福岡人高石忠慥(1850-1922)，這棟已列為古蹟的百年建築，是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完成，2009年4月19日後交付與陳國慈女士贊助認養，也開始對外開放，洋樓轉換身分成為認識臺北舊城歷史的迷你型博物館。
簡介還介紹說，撫臺街洋樓於二次戰後日人撤離，洋樓列為公產由國防部作為宿舍，曾有六戶居住，也曾於此開設中醫診所，亦曾面臨差點被拍賣，所幸有關心人士呼籲，直到1997年被指定為臺北市市定古蹟。2000年2月26日後方房屋起火殃及毀損嚴重，直至2006年8月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修建，2007年8月修建完成。
修復完成的洋樓，卻掩蓋了前人民導報的歷史。(呂東熹攝影)
文化部簡介還特別提說︰「不同的主人照料，讓老房子呈現不同樣貌，從高石組時期的店舖，至富久娘時期的公司（或者兼及店面），戰後成為住家，2009年春日，更成為古蹟再利用而對外開放的公共場域。」簡介資料所提到的主人，卻獨獨漏掉重要主人之一《人民導報》及創辦人宋斐如這段歷史，也讓宋斐如後人相當感概。
撫台街洋樓在第一個贊助經營者於2012結束後，中間空了一年多，目前由丘如華的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負責營運，2014年4月重新開放。不過，目前台北市文化局2015年4月23日最後更新的網站館所介紹，仍未更新或介紹人民導報這段歷史。(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outsource/venuesAction.do?method=doFindVenuesActivity&venuesId=19&subMenuId=1030113)
事實上，這棟建築所以能保留下來，是因為它的產權不是宋斐如所有，而是他當年向親戚宋泉璋租用，作為《人民導報》社址，二二八事件時，這棟非屬於「叛亂份子」宋斐如的財產卻也一併被查封，因為查封無據，接收的國防部可能一直無法處理，加上當年，宋斐如長子宋洪濤曾多次呼籲，寫了好幾份報告，才得以保留下來，也為二二八事件的「新聞界受難史」，留下一棟代表性地標。
[1]高石忠慥(1850-1922)，1895年後來到臺北，擔任日本知名營造商「大倉組」分部主任一職。六年後，高石宗慥自組「合資會社高石組」，曾參與「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今二二八公園內之臺灣博物館)、日月潭電力工事第五工區水路施工，為知名土木營建商。1910年7月，高石組在撫臺街一丁目會社新建築落成，是獨棟洋樓式店鋪(即今日所見之撫臺街洋樓)，1930年代後期，本建築改由進口「富久娘」之酒類商人佐土原吉雄使用。
(文化部《博物館入口網》)http://museum.moc.gov.tw/frontsite/museum/museumListAction.do?method=doMuseumDetail&museumId=710
[2] 〈宋洪濤先生口述訪問〉，《口述歷史》(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2月；〈宋斐如殉難經過〉(宋洪濤、劉昌智口述)，《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602-1603。
[3] 宋洪亮，〈追憶父親宋斐如〉，《宋斐如文集》(卷五-附錄)，深圳︰台海出版社，2005︰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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