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阮美姝提供）
2013年中，好友陳銘城告知說，阮美姝老師要在自家辦最後一次「1947年消失的新聞界精英」展覽，有空一起過去看看。原擬9月展覽，但一直延到11月才舉辦。因為，前一年的3月4日深夜，阮美姝因在家跌倒而進行手術，行動與身體已大不如前；2013年的3月12日，又再次跌倒；直到展覽前，也相繼跌倒了幾次。即使這樣，已開始坐輪椅的阮老師，還是堅持要辦完展覽。
【本文轉貼自呂東熹著《二二八記者劫》】
每一次造訪，常常圍著護腰的阮老師，幾乎都躺在客廳的木板沙發上休息，她其實是在等候朋友到訪，看了都於心不忍。為了展出，她的毅力與精神，就像40多年來，找尋失蹤父親—阮朝日一樣，始終鍥而不捨，也不顧身體病痛。如果說，二二八被捕槍決、或失蹤、或禁錮者，是最直接受害者，那阮美姝其實算是另類直接受害者。
阮美姝的一生，與最敬愛的父親，前《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以及二二八事件受難遺孤，彼此之間像是織網一樣，相互牽引出一個心靈療癒的生命歷程，讓人動容、掉淚。
這本紀錄，原本是應該書寫阮朝日，但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寫得過阮美姝對父親的崇拜與思念，反而，阮美姝的生命，以及她對二二八消失的新聞界的調查、付出與磨難，卻照映出另一種二二八受難形象。
知道阮美姝，是在《自立晚報》服務期間，有關同事報導她找尋失蹤父親的故事，但真正認識阮老師，則是在2000年前後，我正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在陳銘城的引薦下，拜訪阮老師，得到阮老師許多資料的提供與協助。可是，一直以來，我並未深入她的內心深處，直到2013年，看著她拖著疲憊身體，想完成最後一次展覽的心願，我多次忍不住，像小弟般輕輕地抱著她，感受她生命的溫度，那是一種對台灣歷史與生命尊嚴的尊重。
2012年7月，阮美姝開始接受許曉涵訪問，進行口述歷史，「二二八發生前幾天，爸爸為我主持婚禮，送我走上紅毯，沒想到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卻是見她的最後一面，….」一開口訪問，受訪者與訪問者的眼眶，早已泛著微微的淚水。[1]因為，二二八的遽變，阮朝日的失蹤，讓19歲前，被父親捧在掌心的小公主，人生因而掀起了巨變，二二八發生後，無數的懷疑與禁忌，讓阮美姝從此在思念苦痛中掙扎。
阮朝日(1900.07.31~1947)，屏東林邊鄉人，幼年因聰慧，有「小孔明」之稱。先進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再進入日本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第二屆，今福島大學經濟系前身)，當時，因日本不承認台灣國語學校的學歷，所以阮朝日只念了兩年國語學校，就轉往日本「高輪中學」從頭讀起，三年畢業後，再進入福島高等商校。1926 年畢業，返台擔任「長福商事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董事長），後來又與林耀明、李開山等人合資創立「屏東信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前身)，擔任「代表取締役兼常務取締役」(董事長兼常務董事)。當時，屏東信託與「大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為日本時代晚期三大信託，可見阮家的財力。1928 年與林素結婚，1930年當選林邊庄協議會議員。
1932年1月辭去屏東信託的常務取締役(常董)之職，赴台北應聘擔任《台灣新民報》販賣部部長兼廣告部長，1937 年4月轉任該報印刷部長，1939 年當選該報社監查役（監事）。在《台灣新民報》任職期間，曾與友人投資經營「日之丸式木炭自動車株式會社」，後來獨資「朝日式木炭自動車株式會社」，從事汽車發生爐製造。
戰後，應聘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1947年228事件發生期間，時正因氣喘病發，臥病在家，未曾參與任何行動。3月12 日女兒阮美姝風聞外面社會菁英紛紛被捕，情勢緊張，乃回娘家勸父親走避鋒頭。阮朝日回答：「我並沒有做什麼事，又沒有犯罪，為何要逃？」言猶在耳，當天即遭情治人員到宅逮捕，一去不回，下落不明。[2]
阮朝日被捕失蹤前，阮美姝完全是小公主命。1928年(昭和3年)10月14日出生於高雄州東港郡林邊庄竹仔腳(今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阮朝日為他取名為「美姝」，姝是「讚頌女子之美」之意，「我的一生就如同這個名字，即使身陷泥沼，幾乎絕望，我也奮力爬起，唯有讓一生『美的極致』，才不辜負爸爸的深切期望。[3]」
在日治時期，還是重男輕女的時代，阮美姝8歲進入「台北建成尋常小學校」，在台灣人只能就讀公學校的年代，臺灣人進入小學校，「如同拿到日本人社交圈門票」，在這樣環境長大，自然是阮家為地方望族緣故。
阮美姝說，阮家在爺爺那一代，幾乎全是文、武秀才，只有爺爺阮達函(鴻儒)因為是攣生兄弟幼子，囿於民間習俗較不得疼，沒有得到秀才頭銜。但到阮父這一輩的堂兄弟們大都赴日學習，在醫界、法律界嶄露頭角，阮朝日式家族中第一位學習經濟之人。
阮美姝的媽媽林素，是高雄鳳山望族林水德獨生女，從小與彭清靠(彭明敏的爸爸)一家為鄰，台南第二高女(第二屆)，畢業後攻讀一年師範科課程(第一屆)，正準備師範科畢業考時，外公罹患重病，外公為了讓媽媽專心應試，交代家人不准透露病情，等媽媽考完試返家，才知外公已過世了。好幾個月，媽媽傷心不已，原本不打算結婚，與媽媽有婚約的爸爸，趕緊安排一趟四個月的日本之旅，1927年12月24日，兩人於日本枥木縣「日光東照宮」結婚，隔年四月，在屏東補辦婚禮，1928年10月生下長女阮美姝。
1932年，阮美姝4歲時，這一年，有台灣人唯一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獲准發行日刊，阮朝日辭去屏東信託職務，帶著家人北上，於4月1日加入《台灣新民報》，擔任販賣部長兼會計長。《新民報》是阮朝日想為台灣文化盡一份心力的第一個工作，但冥冥之中，也埋下戰後成為二二八事件新聞界受難精英的因子。
但戰前台北的生活，卻是阮美姝一生最幸福、最無憂無慮的日子，享盡父母的疼愛。爸媽為了涵養才小學的女兒擁有優雅脫俗的氣質，不惜花費金錢，讓阮美姝學習音樂、舞蹈，穿著質料最好的衣裳。1937年4月24日，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辦落成典禮，阮美姝獲選為台北市民代表，上台表演獨舞，成為阮美姝一生引以為傲的榮耀。
在爸媽用心栽培下，阮美姝各方面表現傑出，小學畢業時，原本想報考「台北第一高女」，但經老師說服母親，改投考「台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剛進「第三高女」，相當不滿而度過了不愉快的日子，後來卻因校風的開放、合諧，阮美姝在「第三高女」，出乎意料的快樂，阮美姝自豪地說：「一直到現在，第三高女的出身，仍是我無形的資產。」
升上高年級的阮美姝，原本母親早已幫她作好打算，準備讓他跟隨堂姐們的腳步，前往日本研習醫藥。斯時，二次大戰越戰越烈，1943年 (昭和18年) 3月19日，往返日本與台灣的客輪高千穗丸被美軍擊沉，[4]雖然媽媽送她赴日深造的美夢破滅，但一向對數理不感興趣，反而擅長文史、音樂及課外活動的阮美姝，反而找到了解脫。
1945年3月，阮美姝從「第三高女」畢業，在國家總動員派令下，分派至日本61海軍航空廠軍需工廠擔任會計，比當時一般公務員月薪30至40元，阮美姝一個月月薪高達80元。
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戰後，阮美姝在爸爸的帶領下，拜訪當時的台北縣長的連震東，在他的引薦下，進入台北縣政府擔任人事科辦事員。連震東轉任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陸桂祥接任縣長，任內吞佔公款，在證據即將被揭發時，竟放火燒毀縣府，所有資料付之一炬，事後他將罪過推給前往大陸的潘秘書，隨著辦公室被燒毀，縣府移至板橋，阮美姝順勢辭了縣府工作。
1946年，國民政府想要在台灣成立一間音樂學校，因此試辦「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阮美姝正巧與師大張彩湘老師學習鋼琴，於是去報名考試，竟然順利考進交響樂團合唱團，擔任女中音，每個月有150元車馬費，合唱團團長是蔡繼錕，指揮市呂泉生，後來著名的音樂家林寬(男高音)、黃月蓮(女高音)都是同期團員。
交響樂團一周排練兩次，地點在警備總司令部(今監察院)，之後，每週六在新公園、每月在中山堂都有表演，場場滿座，一票難求，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更是忠實聽眾，每一場必到。而鍾情於音樂的父親阮朝日，對於掌上明珠的音樂會從不缺席，「只是，在這幸福的年代哩，我從來不曾想像，這些在台下微笑，欣賞我門音樂，向我們鼓掌喝采的官員軍人，竟在不久後展開一場無情殺戮，將我們的命運從人生高峰狠狠摔落，與我同窗的合唱團團員們，不只光環盡失，更因此家破人亡，四散流離。[5]」曾經多次在台下欣賞音樂會的陳儀，卻成為阮朝日於二二八事件失蹤的兇手之一。
在交響樂團擔任合唱團團員同時，已經18歲的阮美姝，媽媽開始為她安排相親，新郎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正在屏東女中教授數學、生理衛生的林耀堃，也計畫新學期前往台大醫學院就讀，他透過屏東市長孔德興、屏女校長李志傳(後來轉任台灣神學院音樂系主任)北上提親。期間雖有些波折，但因為林耀堃的哥哥林耀明，曾與阮朝日一同創立屏東信託，又是醫學院學生，雙方便於1946年11月訂婚，交往三個月後，1947年2月下旬，即回屏東完成婚禮。阮美姝說：「我的故事說到這裡，都是極其幸福的一頁，我也如母親所願，完成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結婚前一天，阮美姝獨自一人回屏東，她說：「在坐火車前往屏東那天，爸爸私下遞給我六千元，囑咐我將它交給婆婆，存入銀行，這是一筆不小的現金，我知道是爸爸深重的情意，也就沒有推辭，後來(這筆存款)卻成了娘家的及時雨，幫助媽媽和弟妹們度過艱辛的歲月。」因為，在阮朝日南下屏東為女兒主持婚禮後不到一個月，也是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的阮美姝，卻是父女倆最後一面。
1947年3月12日，時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與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同一天在家裡被憲警人員帶走後即從此失蹤，連屍體都沒找到，而親眼看著爸爸被抓走的阮美姝，19歲的幸福人生，自此從雲端跌入谷底，也因此與二二八糾纏了一輩子。
「我永遠記得，日本宣佈投降時，爸爸從門外跑跳著進來，完全掩蓋不住的雀躍神情，那時的我從不知道，說一口流利日語，到過日本留學，出入於日人社會的爸爸，竟對日本戰敗如此興奮，與其說為戰敗興奮，更確切的說，是爸爸殷殷期盼的祖國即將到來。」但是阮朝日與阮美姝父女，大概也沒有想到，祖國的到來，卻是父女從此天人永隔的開始。
為了迎接陳政府，阮朝日還賣了兩甲故鄉田產，和數位老友集資，擔任修理委員會總幹事，興修戰爭期間被美軍轟炸破壞的總統府(日治時期的總督府)。也出資參與「東方出版社」的開辦。[6]阮朝日為了幫助接受日語教育的臺灣人盡快學會中文，旋即投入《日華辭典》的編纂，這是終戰後台灣第一本中文辭典。
阮美姝感嘆說：「生命的玩笑，有時開的太過火」，日本戰敗後，臺灣人興起一股「歡迎祖國」的風潮，換來的，卻是文化倒流的巨大衝擊，貪官污吏、橫行掠奪、米荒餓殍……….，陳儀與其官員的作為，好似對台灣人民澆了一盆冷水，沒多久，怨聲載道四起，在臺灣社會激盪成一股暗流。
忙著完成終身大事的阮美姝說，當時並未感受這股民怨的強勁，直到3月1日，當時婦女界領袖謝娥，因向民眾廣播「國軍沒有打死人」，而事實上是有這回事，民眾不滿群集她的醫院抗議，也跟著民眾一起去醫院的阮美姝，發現謝娥已由二樓屋頂逃走，群眾抓不到人，便將家具、醫療器材燒毀洩憤，阮美姝說，謝娥是她第三高女的學姐，也經常參加這位學姊所舉辦的活動，看著學姐的醫院被搗毀，「這時，我才警覺臺灣人不滿的情緒，已在街頭全然爆發。」
阮美姝怎麼也沒想到，二二八這股怒火，甚至讓她與先生忘記了兩人的結婚日期，她說：「二二八事件，就在我們半知半解中於台灣點燃，也因為一連串血腥事件接連發生，使我們忘了結婚的正確日期，沒有結婚證書，沒有馬上到公所登記，爸爸原本預計在台北宴請親友之事，也隨之停擺。」宴客之事停擺後，阮美姝也從此沒機會再辦了，因為爸爸阮朝日，3月12日被軍警人員逮捕後已失蹤至今。
婚後，因為先生開學在即，阮美姝於2月26日回到台北，隔天下午就發生了慘案，悶火終於延燒，亂局隨著擴大，緊接著二二八處理理委員會成立，阮朝日因為氣喘病發，臥病在家，未曾擔任任何職務或參與任何行動，但仍被捕失蹤。
阮美姝回憶，[7]3月12日清晨七點，門外傳來一陣急促叩門聲，是我先生的同班同學黃宗堯先生(後來成為羅萬俥女婿)，他告訴我們：「我和邱炳南(邱永漢)要逃往香港了，趕快叫妳爸爸也避一避！」我當時很疑惑，心想爸爸因為氣喘臥病在床，近10天沒有踏出家門，既然什麼事都沒做，為何要躲避呢?
阮美姝說，雖然心裡這樣想，但是，黃先生的叮嚀始終讓我忐忑不安，放心不下，加上當時電話線已被切斷，9點多時，我和先生決定回娘家探望。在戒嚴令下，我們一路遭到軍人銃槍的威脅，平時不遠的路程，費了三個小時才回到家，這是我們婚後第一次回娘家，爸媽見到我們很開心，那時正好是12點。…….，媽媽出門(張羅午餐)，我勸爸爸暫時走避，爸爸說：「施江南已經被抓了，我很擔心她的安危，但我堂堂正正的，沒做什麼壞事，何必要逃呢?」
豈料，差不多五分鐘後，橫禍就來了，阮朝日家裡門鈴響起，「我前去開門，五個穿中山裝，操著福州腔閩南語的人硬生闖入，鞋子也沒脫，粗魯問到：『阮總經理在不在？』我回答：『在，不過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他們說要問報社的事情，…….，我扶著爸爸走出來，他們見了爸爸，又改口說報社有事，必須前去商談，他們催促緊迫，連換件衣服的時間都不讓遷延，我只得拿件大衣讓爸爸披上。」
阮美姝說，因為事出突然，我尚不能意會，最初還不覺得有啥蹊蹺，倒是年僅10歲的妹妹放聲大哭，爸爸輕輕拍著她的頭：「美娃，不要哭，爸爸很快就回來了。」沒想到，這竟然是爸爸對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爸爸僅穿著一襲睡衣，病弱的身軀硬生生被人帶走，我和弟妹們呆愣一旁，媽媽回來時，已不見爸爸蹤影。
爸爸被帶走後，我們四處打聽，才知道台灣許多菁英和爸爸的朋友們相繼失蹤，整個島嶼風聲鶴唳，「心驚膽戰的媽媽，將弟妹們託付給我和養女，獨自躲在親戚林天賜醫師(前台大醫院副院長)家，一星期後才敢回家。」阮美姝說，最初，除了驚恐，還有一些期待，總以為爸爸會隨時推門而入，到處打聽爸爸下落，卻處處碰壁，爸爸的生前好友林獻堂、連震東、楊肇嘉、吳三連等先生，也為營救爸爸四處奔走，卻沒有一個單位承認抓走他。
阮美姝說：「又過了一陣子，外面稍微平靜，爸爸還是音訊杳然，媽媽當時才39歲，外祖父母早已過世，現在，連她最親愛的丈夫也一夕間蹤影頓失，生死未卜，那段艱苦的歲月裡，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哭號著說，只要能夠營救爸爸，即使請家當產也無所謂。」
阮美姝說，在爸爸失蹤後的一年多裏，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全家人陷入一場彷彿永無止境的惡夢中。四處求人、陳情都沒有爸爸的下落，拖著驚恐、疲憊的身子到台北橋、植物園.... 等陳屍較多的地方搜尋，也沒有下落。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下，媽媽開始走訪大小神廟，抽籤卜掛、算命，一度相命師帶給我們一線希望，但是經過長期虔誠的跪拜、祈求神明，徒然弄得身心俱疲，黑暗中並沒有出現黎明的曙光。而正當受難家屬心靈最脆弱之際，一些泯滅良心的人竟然趁火打劫，以營救之名，三番兩次前來，到處騙取家屬錢財，所幸母親仍能理性的堅持，要他們出示爸爸的筆跡，並且仔細核對，才沒有在哀戚悲鳴中復遭詐財。盡管阮家沒有被騙成功，但陳炘的太太，[8]就被詐騙了不少錢財。
因為家裡經濟陷入困境，後來我想到報社整理爸爸的東西，像是畫、骨董，以及鎖在報社總經理辦公室裏一些重要證件，如印鑑、權狀等。找他們拿，卻都推說已經丟掉啦。於是父親一手在台北創設的事業，通通都消失了，只剩下南京東路的住家。據爸爸日記上的記載，在台北有三間木炭車製造工廠，幾個月後去找，工廠的地上建物、設備及汽車 皆離奇消失無蹤。住家對面借給司機住宿舍、成都路二十七巷內的店鋪(後來變成國民黨招待所)、衡陽路上的合資電影公司、自用汽車.... 等全都不翼而飛。
有一天，我找到一張記載向爸爸借貸者的名單，但是「討錢渡日」的生活也不好過。這些借貸者往往聲稱手頭緊迫，要債困難。就連自己的親戚，爸爸提供他相當多的創業資金，並且幫他爭取到新聞紙台灣總代理，向他索錢時也是像乞丐般地一千、兩千地去討回來。一直到現在，二弟仍然慨嘆地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候的屈辱。
在漫長的煎熬中，家裡已捉襟見肘，身邊現款及將用罄，全家的生活費與弟妹的學雜費改怎麼辦?為了弟妹的生活，阮美姝和媽媽決定硬著頭皮，到報社支領爸爸3月份的薪俸，豈料，財務室的負責人反倒拿出借條，向她們索債，看了借條才知道，爸爸在失蹤前，早已向報社預支半年薪水。而最讓阮美姝痛徹心扉的是，因為經濟因素，媽媽將爸爸買給她的鋼琴賣了，她說，這架鋼琴，「結婚時，我打算將爸爸送給我的禮物帶走，但媽媽有意將鋼琴留給妹妹，幾經考量，我決定割愛，沒想到，媽媽說，『看到這架鋼琴，就想起妳爸爸，心裡好痛苦。』我能體會媽媽的心情，卻不能接受鋼琴變賣的事實，我像精神病患般大聲哭啕。」媽媽最後拗不過阮美姝的堅持，才告知鋼琴是以幾萬元賣給廖溫仁(廖文毅的哥哥)的女兒廖雪香，她剛從日本學音樂回台。
為了贖回這架鋼琴，阮美姝到處借錢，大約是五萬元，才向廖太太與廖雪香買回這家鋼琴，她們母女聽阮美姝說：「那架鋼琴是我爸爸送給我的，它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沒有它。」也不禁感傷落淚，抱著阮美姝，答應了她的請求。
阮朝日失蹤一年後，阮母帶著弟妹們回到屏東，也一併運回阮朝日的日記、著作、相簿、衣物。而這一年多來，阮母幾乎是過著精神恍惚的日子，無心於生活，現在下定決心離開傷心之地，不再尋找丈夫那一天起，就表示她淚已流盡，以後不再哭泣，為著兒女要好好生活。豈料，「回到屏東的媽媽，有一天，她升起一把大火，一個人坐在灶爐前，將爸爸的遺物一一擲入火中，就這樣，映著灼熱的火光，媽媽將屬於爸爸的一切化為灰燼。這把火整整燒了好幾日，要不是二弟發現，極力搶救爸爸的三本日記(1930年、1931年、1932年)及相簿，我們真的連睹物思情的機會都沒有了。」阮美姝說，她能體會媽媽的苦，但不得不說媽媽做錯了，如果這些資料還在，她日後也無需四處奔波，苦心找尋爸爸生前的事蹟和文學作品。
大火燒毀爸爸遺物，也燒毀阮朝日所收藏的台灣相關史料，從那一天起，「爸爸」成為阮家的禁忌，誰也不准提，「只是，無論再怎麼禁忌，每到夜深人靜，終究瞞不過內心無盡的思念。」
也因為這樣的災難，阮美姝說，「媽媽的人生觀也有了顯著改變，她無以解釋爸爸為何罹難，想來想去，認為爸爸如果不讀那麼多書，不成為知識菁英，不在台灣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只是一個平反村夫的話，可能就沒事了。」因此她建構一個獨特的「高學歷無用論」，固執認為高學歷是禍不是福，三個弟弟也因此都放棄就讀高中、考大學，只能進入職業學校，也不准他們進入公家機關任職。
阮美姝感恩地說，所幸爸爸的朋友，並沒有因為他的失蹤，對她們不相聞問，包括羅萬俥、林呈祿、陳逢源、王天賞、謝國城等先生，只要媽媽有求於他們，絕對出面解決，尤其羅萬俥先生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時，每年到高屏視察分行時，都會彎過來探視媽媽，三個弟弟，也在他們幫助下進入金融界就職，解決了家庭的經濟問題。
娘家這邊歷經波瀾，屏東夫家那裡，也一樣遭遇了飛來橫禍，阮美姝差一點又失去親愛家人。
阮美姝夫家也是屏東大地主，公公在日本時代曾任阿猴街長(屏東市長)，先生同父異母哥哥林耀明先生，在日本時代擔任屏東助役(副市長)，又與阮朝日、李開山合股創設屏東信託株式會社(華南銀行前身)，在地方上頗為活躍。
戰後，哥哥林耀明因為不諳「國語」，而從社會舞台銷聲匿跡，過著青山布衣的生活。豈料，二二八前後，台灣因為米荒問題，政府將矛頭指向台灣地主，1947年7 月，屏東市議長帶人到夫家，擅自查封家裡米庫，米糧因此變成政府的。
蟄居南部鄉間的哥哥，面對政府無理作為，束手無策，當時，才7歲不懂事的侄子，因著好奇，用指甲將米庫封條沿線戳開，政府不理會幼童少不更事，竟然率領憲兵到家中，以反抗命令的罪名將林耀明銬住，帶往屏東市街遊行，公開羞辱這位日本時代的屏東市副市長，再由屏東押赴高雄，折騰了很久，花了大把銀子，才終於將她平安接回家。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對於一位地方仕紳，無疑是一種尊嚴的傷害。
1950年，阮美姝丈夫林耀堃從醫學院畢業，為了生活，放棄繼續就讀研究所，還鄉任職省立屏東醫院，白天在醫院工作，晚上在家開業。1953年，林耀堃辭去屏東醫院職務，在屏東火車站前開設「懷安診所」，生了兩女兩男，為了子女教育，1960年搬遷至台北，繼續在長春路開設「懷安內兒科診所」。
從屏東搬遷至台北，阮美姝全家過了一段平靜、安祥的生活，1968年，一段冥冥之中的日本之旅，卻將阮美姝潛藏心中多年的鬱積，重新來拉回現實，終於走上找尋爸爸生平蹤跡，以及二二八遺族生命故事的揪心、又喜悅的旅程。
牽引阮美姝走向這一段未知旅程的日本行，是大女兒林麗蓉大學一年級時，因下顎骨內的腫瘤，經和先生慎重討論與考慮，決定由阮美姝帶女兒回到父親林耀堃的母校—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治療。
在等待女兒康復的漫長日子，除沉浸於音樂世界，阮美姝也流連於日本書店之中。有一天，阮美姝在閱讀王育德先生的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日文)，[9]讀到144頁時，經建三個熟悉的字眼—阮朝日。書上寫著：「國民政府的善後措施，在於有計畫地打擊日治時代的台灣領導階層……，阮朝日(1900年生，東港出生，福島高商畢業，前台灣新民報監察人，新生報總經理)，以叛亂罪名槍決。」(原文為日文)
看到「槍決」兩字，阮美姝內心驚慌，她一遍又一遍反覆誦讀這些文字，想著爸爸可能生存的夢，一下子全然破碎。「那晚，我哭了一夜，不知爸爸死前，是否想著媽媽和我們，爸爸做錯什麼？為何槍斃？在哪裡槍斃？屍首又在何處？我一再推敲這段短短的記述，卻無法給我多一點的答案。」這本印有阮父的書籍，還記載大批活躍於台灣的菁英，也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毒手。
「這次的經歷對我衝擊很大，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二二八事件的具體內容，從那天起，我獨自立下心願，一定要找到爸爸失蹤真相。」這段日本行，讓阮美姝自此跌入二二八的時光隧道，不但為父親，也為二二八遺族及二二八消失的新聞界精英，建構了一段重要的歷史圖譜。
1968年那年，以及之後多次旅日期間，阮美姝多次利用空檔，尋訪調查爸爸阮朝日的往昔足跡，以及其他二二八相關史料、書籍等。這段尋找爸爸的蹤跡，為阮美姝展開懷思序章，但直到1982年，阮美姝才開始將在日本搜尋到與二二八相關的歷史、政治書籍，夾藏在樂譜中順利偷渡回台，只是回到台灣，離二二八真相還是那麼遙遠，阮美姝內心的驚懼與惶恐仍十分深切。
之後一段不短期間，阮美姝不斷進修、學習，取得了「日本YAMAHA山葉音樂振興會」講師資格，於是辭掉醫院工作，正式投入電子琴教學，成立「中山音樂學苑」，之後又陸續赴日研習音樂，並取得「日本松下無線音樂研究所」指導講師資格，並擔任台灣神學院音樂系專任講師等，也出版相關電子琴及其他音樂相關書籍。
阮美姝說：「十多年來，我從未透露隻字片語，從未告訴家人我暗地尋找爸爸失蹤真相，選擇守口如瓶，是害怕家人擔心，尤其是高齡媽媽，身為女兒的我，應當讓她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度過晚年。1984年正月，我正掙扎何時退出音樂界，全心投入二二八真相調查時，媽媽突然中風倒下了。」阮母林素無預警倒下那一天，阮美姝正巧在媽媽身邊，她一把抱住孱弱的媽媽，恍惚間，她聽到媽媽喃喃喊著：「美姝，我一直想念妳爸爸，深愛你爸爸，我真想再見到妳爸爸一面啊。」說完便不省人事，成為植物人，10個月後，1984年10月19日，寡居38年的阮母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
1984年10月29日上午辦完喪事，家屬謹遵遺命，將林素與阮朝日靈位同時奉安於新北投大本山善光寺，這裡是阮母生前走遍全台，特別選擇的地方。阮美姝說：「爸爸走後，連隻字片語也不曾留下，我們終於覺悟『爸爸不會再回來』，媽媽開始思考如何處理後事，讓爸爸不再漂泊。」母親過世後，阮美姝正式宣佈從音樂界退休，投入尋找爸爸失蹤真相的不歸路。
早些年，阮美姝專注於海外雜誌及學者動靜，以及研讀台灣近代史，但現在則不以此為滿足，她希望在台灣本島挖掘更多二二八真相，替爸爸討公道。遺憾的是，觸引阮美姝投入二二八真相的王育德在1985年逝世時，她竟然未曾謀面，同為二二八遺族，阮美姝抱著王育德的書籍哭泣許久，她在王育德書籍上放置花束，靜默哀悼。
王育德之外，這十幾年當中，許多與阮朝日相識的好友，包括林獻堂、羅萬俥等曾經見證二二八的台灣知識份子，相繼凋零，這些衝擊，使得阮美姝燃起「書寫爸爸及受難者故事」的心願，不能再延遲，她想，必須盡快投入尋訪才是。阮美姝回憶，「爸爸舊時好友與報社同事，不少人也在二二八遇難，只是經過近40年的失散，不少家屬早已移居海外或失去聯絡，我如大海撈針，毫無頭緒，在不知如何開始。當時白色恐怖氛圍猶存，要找一個人，往往得動員數十人，經歷一、兩個月到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才能找到，有時輾轉聯繫到了，卻又剛死亡，或者住在國外，又或已經改嫁不願意見面，即使幾位認識的親屬，也不願談起那段傷心往事，我的努力仍然落空。」
在戒嚴年代，二二八是個禁忌封口的敏感話題，即使連阮美姝自己的親人，也不願意她提起這段往事，「爸爸失蹤時，大弟17歲，這個刺激太過激烈，使他一生陷在怨恨深淵裡。他常大罵國民黨，卻不願談起任何與二二八相關的事情，即使他和吳金鍊兒子同事二十年，也從沒和我說」；「二弟在二二八時是建中初二學生，好長一段時間，媽媽終日哭泣，也影響到他的情緒。過去，他總說自己有兩個孩子要照顧，責罵我為什麼把事情搞得這麼大，他還常說，社會上沒有人會同情二二八家屬啦，阿姊妳不要這麼憨直，他們都是在利用妳，妳又幫助了誰？」；「三弟在1995年1月2日因心臟病過世，生前，他很怕別人知道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曾多次打電話責問我，為什麼要把家裡的悲劇公開發表？」
儘管後來弟弟們都能體會她的苦心與心願，但在尋找二二八遺族，連自己家屬都十分忌諱或害怕，何況是一般家屬？阮美姝感慨地說：「這真是一段辛苦而漫長的歷程，投入的時間、精神、體力與金錢難以計算，被潑冷水、澆熱水、丟石頭、趕出門都是家常便飯，他們罵我沒事寫這些做什麼，曾經，還有受難者為了躲避我的訪談，早就跑到其他地方藏身，我在他家癡癡等待一晚，也哭了一晚，仍毫無所獲。」但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也許是二二八英靈的庇祐，1986年某天，終於讓阮美姝尋找到第一個受難家屬。
阮美姝說，1986年某天，「我前往親戚紀律師事務所，正巧有對夫婦前來拜訪，我們四人中午一起吃飯。相談之中，這對夫婦的父母曾在白色恐怖時做過黑牢，我們談的很投機，話題也從閒談轉向轉向政治受難事件，我提起自己很掛念爸爸好友李瑞漢律師全家，[10]但已失去聯繫，沒想到，這對夫婦曾向李律師的女兒租過辦公室，我請他們代為聯繫，不久，竟和李伯母搭上線。1987年3月1日，我和妹妹前去拜訪李伯母，李伯母因此成為我第一個尋訪的受難家屬。[11]」從第一朵花開出之後，阮美姝更認真奔走台灣南北，尋找受難者及家屬，「在馬不停蹄工作中，我既喜且懼，複雜的心緒難以形容。不過，我已有了萬全的準備，準備乘載最赤裸裸、最慘酷的歷史真相，我知道，尋訪的工作才正要開始，路途雖然遙遠，我的心願卻未死寂，正在等待可以成就的一天。」
事實上，在阮美姝訪問第一位二二八受難家屬李瑞漢夫人之前，1987年2月4日，年輕醫師陳永興、《自由時代》系列雜誌創辦人鄭南榕、人權律師李勝雄三人在當天正式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敦促政府公佈真相，平反冤屈，並訂2月28日為台灣人的和平日。
2月14日，阮美姝閱讀當天早報，看見斗大的標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昨日召開記者會，新聞寫著：「促進會公開聲明，若要結束台灣人民漫長的心靈痛苦，就必須從歷史沉重的積鬱著手，所以，必須公佈歷史真相，讓冤屈的亡魂得到安息，悲劇才不致重演。」
看了這則新聞，阮美姝簡直不敢想像，以往大家不敢想、不敢講、更不敢問的二二八事件，竟重見天日。但即使如此，促進會當晚將在台北市日新國小舉辦第一場演講，已私下調查二二八的阮美姝，很想親自去參加，但長久禁錮在黑暗恐懼之中，一時之間竟無法卸除心中厚重的負擔，「我想起林水泉曾寫過〈二二八事件20周年告台灣同胞書〉，被判刑十幾年，彰化石錫勳醫師在這份原稿上改過一個字，也被判刑八年，二二八這席禁區，真的已經破除了嗎？」阮美姝獨自在家中交戰許久，卻終究不敢面對，只好痛苦作罷。
隔日，報紙寫著，這場演講吸引五千名以上的聽眾，場面相當熱絡，但國民黨仍指稱：「公佈二二八真相，恢復受難者及其家屬尊嚴，是在野黨捏造的手段。」尚在戒嚴期間，國民黨的反應理所當然，但公佈、平反二二八真相的聲音，已經響起，緊接著，促進會相繼在台南、桃園、苗栗、台東、嘉義等地舉辦演講，阮美姝仍未打開心內門窗，未能親自參加，卻日日留意，只能將相關簡報妥善留存，並時時向天上的父親報告最新進展。
不過，隨著二二八活動信息增多，阮美姝終於按奈不住心中的渴望，1987年2月28日，促進會與甫成立的民進黨在台北市永樂國小合辦「二二八和平日說明會」，阮美姝決心不再躊躇，「晚飯後，我隻身前往，不停囑咐自己要冷靜，千萬不要走入混亂的人群中，以免情緒受到感染，發生意外，那時，我恐懼尚存，故意晚到一些，哪知，當我從民權東路來到會場，場內已人山人海，根本無法穿越，我只好繞道國小側邊。巷道裡，幾部警車停靠路邊，警察們零落站立，神情平靜，細聲交談，臉上見不著暴戾之氣，四周也無波無息，一路上忐忑的心，這才終於平靜。也許有人對我的小心翼翼不以為然，但沒經歷過真正恐懼的人，豈能明瞭一個終日懼怕的心靈？」的確如此，即使已經2013年，筆者在訪問相關受難家屬，仍有人難掩心中的恐懼，何況當時尚未解嚴時刻。
台灣，第一次在二二八事件當天舉辦「二二八演講會」，現場吸引超過三萬人參加，會場擺放一座「二二八英靈」牌位，供前來的民眾憑弔，晚會最後，主辦者安排民眾沿著當年事發路線遊行，阮美姝說：「我是多麼想看三萬民眾手持鮮花，走在昔日鮮血淋漓的土地上，一同歌唱落淚，只是，心中的不安又突然竄揚，加上時間已晚，我只好先行離去。」回到家的阮美姝，激動情緒久久無法平復，面對這盛大場面，竟然退怯離席，「一向熱心公益的爸爸，會責備我的自私嗎？是呀，我又何嘗不為自己的恐懼而自責？我每日在三反思，又每日自我辯解，無法揮別矛盾的控訴。」
首次參加二二八演講會之後半年，阮美姝雖也陸續參加多場活動，但仍不敢公開露面。1987年7月7日，阮美姝收到一封來自台南神學院碩士班學生林志遠的信件，他在信中說，因為在二二八受難者名單發現阮朝日的名字，非常震驚，想多解阮朝日這個人及事件始末，在鄭兒玉教授鼓勵下，決定以「阮朝日的一生」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對於一位陌生年輕人的請求，阮美姝百感交集，猶豫許久，最終以「不對外發表」為條件，答應請求。
林志遠是屏東竹林國民學校畢業生，「也許，這一切早有安排，爸爸當初不忍見家鄉子弟晨昏跋涉，因而捐地興建竹林公學校，而現在，正是曾就讀這所學校的學生，成為第一個聽完爸爸完整故事的人」，想到這裡，習慣將父親名字及過往記憶埋入心底的阮美姝，內心莫名激動。
阮美姝收到林志遠的信件，一個禮拜後，1987年7月15日，國民政府宣佈「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劃下句點；隔年，1988年1月1日，長達37年的報禁也一併解除。
解嚴之後的台灣，雖然仍有不少政治禁忌，但學界對於二二八真相的渴望，陸續增加，曾經為阮美姝出版《乾燥花的世界》的沈花末小姐，當時是漢光雜誌總編輯，[12]知道阮美姝的身分背景，轉告她說，《自立早報》政經研究室專員李筱峰先生，[13]急著找她，阮美姝趕緊前去拜會，始知，李筱峰當時正在撰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14]內容包括阮朝日，所以希望她現身說法。「這是爸爸失蹤後，頭一次有人將爸爸的事蹟何冤屈公諸於世，但當時小兒子仍在日本留學，我深怕一旦曝光，會影響孩子前途，加上自己的學生遍及全台，我不希望他們因為我心生恐懼，因此，我再次請求隱名。」經過幾次的採訪，阮美姝為李筱峰的執著感動，她在參加一場李筱峰的演講活動，第一次解除了武裝，首次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身分。
那是1988年2月18日，當晚，阮美姝刻意低著頭，置身沒人留意的角落，以為燈光暈黃，應該不會被發現，誰曉得演講結束後，李筱峰突然說：「今晚非常難得，有兩位二二八受難家屬前來與會。」他邀請阮美姝和另一位莊小姐起來說話，阮美姝回憶這段往事：「我驀然愣住，不知如何應付，為了不讓他難堪，也不想聽眾誤認二二八家屬遮遮掩掩，只好硬著頭皮，簡短敘述爸爸失蹤的經過，說著說著，我所有的武裝解除，控制不住地哭了起來，在場的人眼圈子都紅了，不少人跟著我哭，許多人包圍著我，安慰我，遞給我手帕面紙……….。我這才曉得，其實曝光一點都不可怕，人間還是有情、有溫暖。」會後，阮美姝結識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恩人--陳永興先生，「說他是我們的恩人真不為過，如果沒有他籌組的促進會，我今日豈能站在公眾面前述說爸爸的冤屈？」
隔年(1989年)，台灣本島也越來越關住二二八，這一年，也在士林廢河道廣場舉辦「二二八和平日遊行」，現場擠的水洩不通，阮美姝說，「這次遊行雖不能解決長久以來的問題，卻向政府展現了人民的力量，對我而言，也使我得著勇氣，面對生命的苦難。」緊接著，8月19日，在嘉義市長張博雅的支持，以及民進黨和盧俊義等牧師的奔走下，台灣第一座「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正式在嘉義設立。
這一年起，阮美姝開始以筆名「朝美」、「宓妹」撰寫二二八文章，投書康寧祥創辦的《首都早報》；此時，官方與民間也陸續展開「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及「二二八受難者追悼會」等工作。只是，尋找父親阮朝日在1947年3月12日起失蹤的真相，仍無進展，但隨著報刊撰寫二二八故事，阮美姝意外與《台灣新生報》的故人重逢。
1991年3月15日下午6點，阮美姝接到一位男士來電，這位男士說他是「吳金鍊的長子」，聽聞這個名字，阮美姝欣喜若狂，幾日前，她在報紙刊登〈給父親的信----一封永無回音的家書〉，內文提及：「希望尋找《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的家屬，因為他與爸爸是在同一天、做同一部車子一起失蹤的。」由於這篇報導，阮美姝找到了40多年的兩家人，終於重逢，也得知他們在二二八後的辛酸故事。
由於辦理阮朝日「死亡宣告」事宜，以及採訪受難家屬工作，1991年，阮美姝的身體備受煎熬，她決定將採訪多年的「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煎熬史」公諸於世。1991年盛暑之際，初稿大致完成，之後在李筱峰教授修改底稿，以及黃富三教授、《自由時報》編輯老包、高天生、《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楊翠、阮愛惠等人協助下，1992年2月，阮美姝正式出版一本以父親阮朝日與她的故事的《孤寂煎熬45年》，以及另一本紀錄受難家屬訪問為內容的《幽暗角落的泣聲》。
阮美姝說，「這兩本中文著作的出版問世，源於對爸爸的思念及無以名之的使命感，使我完成這不可能的任務，而45年來，我一逕生活在巨大陰影裡，走了一段又遠、又重、又長的路，但身為爸爸的愛女，我真的做到了。」的確，已背負了45年重擔的阮美姝，終於跨越禁忌，寫出了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故事，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保留了重要的第一手田野史料。
書籍出版後的3月28日，曾受阮朝日支助旅費返回屏東，時任台南神學院牧師的鄭兒玉，在與相關單位討論後，當天在竹林國小舉辦阮朝日追思禮拜，因為父親失蹤，一直渴望為父親舉辦一場喪禮的阮美姝，終於以遺族代表身分致詞時，「感動地跪在地上，久久說不出話，這是爸爸失蹤後，我第一次公開思念我的父親，隱忍的情緒中就控制不住，淚水如決堤般湧流而出。」阮美姝說，爸爸曾在1930年日記寫著︰「從現在開始，信基督教。」如今，能用基督教的方式為爸爸舉辦追思禮拜，爸爸在天上一定非常感動。
為父親舉辦第一場追思禮拜後10年，2002年3月23日，屏東阮氏家族也在阮氏宗親會館成立「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讓地方人士能親自認識台灣一段苦難歷史與台灣菁英人物；2006年6月30日紀念館閉館，阮美姝與家人則將紀念館文物，捐贈給真理大學與台灣神學院，作為永久保存。
阮朝日是二二八事件受難的台灣新聞界菁英之一，除了尋找父親失蹤真相與平反外，阮美姝也將關懷角度，深入其他二二八受難新聞界。
1993年，阮美姝投入「二二八遺族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在原在「聯廣廣告公司」上班江朝清的協助下，自己出錢又出力，以及其他家屬捐款，包括廖德政(廖進平之子)20萬元、楊光漢(楊元丁之子)10萬元、張憲明(張雲昌之子)5萬元、林麗姍(林麗鏘姊姊)5萬元、宋洪濤(宋斐如之子)2萬元、林金春1萬元，以及好友蔡焜燦提供10萬元，阮美姝帶著家屬們重回二二八現場拍攝，為了省錢，還選擇在夜間親自配音，記錄片於1994年完成，原名為《幽暗角落的泣聲》(影片版)，後來更名為《二二八慘案紀實》。
記錄片完成後，經過多方周折，1994年12月3日，就在台灣首次省長及北高市長選舉那一天，這支紀錄片才取得新聞局的「合格證明書」，並成為第一支在電視台播放的二二八影片。同一個月，阮美姝徵得家人同意開放自宅，正式在台北市長春路78號成立「二二八文物圖書室」，展示文物、史料、書籍，並舉辦歷史見證講座；1997年2月1日至3月15日，阮美姝也在同一地點，舉辦「二二八50周年展示會」，展出內容包括「二二八歷史資料展」、「二二八美術展」、「阮朝日紀念音樂會」(3月12日，於濟南長老教會)，以及二二八相關圖片；海報等。
阮美姝說，原本決定3月12日為爸爸舉辦失蹤50周年音樂會後，就此告別二二八，終止尋找爸爸，因為「當初，投身二二八真相調查，全是為了爸爸，沒想到過程中，卻替許多受難家屬找到真相與證據，也許是熱心的爸爸要我為台灣付出吧！只不過，幾十年努力，爸爸的檔案仍只出現不實的罪名，我自覺機會渺茫，心力交瘁，萌生退隱意念。」
然而，卻在退隱前夕，奇蹟出現了。就在「二二八50周年展示會」開幕第六天(2月6日)，過年前一晚，一位自稱已經來了三次的男士，到文物室找阮美姝。這位男士說，因為曾經閱讀過阮美姝的著作，並詢問任職於前軍法處的朋友，他的朋友看見書中封面阮朝日的照片，立刻回答：「這個人我認識，報社的人，我還帶過他。」並並將故事與過程說給他聽。前幾天，這位男士在電視台看見《二二八慘案紀實》紀錄片，愕然想起這段對話，於是前來，想要告訴關於她爸爸消息。
這位男士進一步說明：「妳的爸爸當年被帶往軍法處(後來的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飯店)，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1947年3月某天黃昏，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自軍法處駛出，前輛載著阮朝日與林姓大學教授(推測是林茂生)，[15]後輛載著一位年輕報界人士(阮美姝想是吳金鍊)與憲兵兩名，他們被帶至對面警務處，接著駛向台北六張犁人犯帶著手銬、腳鐐，被帶上山，三聲槍響後，憲兵下山離去，他們被棄屍於該地。」他的朋友就是當時載送槍決人犯的司機，阮朝日最後一刻炯炯有神的雙眼，令這位司機無法忘記。
阮美姝相信這位男士的說法，她認為：「半世紀後的黑夜，我終於知道政府一直沒有公開的秘密，即沉又重，若不是爸爸在天之靈，怎麼可能在我放棄前一刻，將消息傳送給我？」1997年7月6日，在阮朝日97歲那一天，阮美姝在廖德雄(廖進平之子)與吳金鍊長子的陪同下，來到六張犁小山上，親自將爸爸漂泊許久的遊魂接引回家。「我想起一年前，第六次與爸爸在夢中相會，我夢見他被放回來了，大家都很高興，而我還是個小孩。」阮美姝喊著，「爸爸，回家吧！爸爸，請你安息吧！」而這一刻，是女兒與父親「美的極致」的心靈對話，我想，被折磨半世紀的阮美姝，在這一瞬間，結痂的心靈，應已獲致療癒吧。
沒錯，阮美姝回憶在六張犁山上迎接爸爸回家後的心情，她舉著名的〈千風之歌〉：「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沒有沉睡不醒，而是化身千縷微風，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際裡……..，夜幕低垂之時，我幻化成星辰，溫柔地守護你。(原文為日文)」，阮美姝說，「迎接爸爸回家後，我越發體會歌詞含意，在我心中，有把枷鎖長年緊箍著我，如今，它漸漸鬆動，我將一切怨恨寫入歷史，轉換為愛。」
鬆動的枷鎖漸漸解開，轉換為愛的阮美姝，繼續投入二二八消失新聞界史料搜查的使命，1999年5月24日，阮美姝甚至遠赴中國北京，與二二八前後逃亡大陸的記者吳克泰、周青、蔡孑民、李純青太太、以及陳文彬的太太、女兒等人會面；9月1日記者節當天，阮美姝在自宅舉辦「二二八記者劫知多少」展示會，並發表「受二二八影響之報社及報界關係人士」歷史研究，計八大冊，將近十萬字。同年的7月，阮美姝擔任「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連任兩屆)，為受難家屬的補償申請投注很多心力，連遠在中國的受難家屬，阮美姝也不遺餘力地協助。
在追查二二八真相這十多年期間，家人是阮美姝最大守護者，特別是相守數十年的先生林耀堃，卻於2008年7月7日辭世。
在這之前，3月23日，阮美姝決定為父親107歲誕辰，於台北、台南兩地舉辦懷念音樂會，同時感謝家人與朋友的支持；5月11日，應邀赴日演講，出發前兩日，接到義弟許昭榮傳真及來電，希望他們夫婦參加他所主辦的「台灣戰歿軍人慰靈祭」(5月13日至20日)，沒料到，政黨再次輪替的5月20日深夜，人在東京的阮美姝，接到親友三宅清子來電：「昭榮自焚了！」這位一生致力於「台籍戰歿軍人及遺族」生活改善與歷史建構的台籍老兵，與致力於二二八真相追查的阮美姝，相知相惜，許昭榮的自焚，讓阮美姝悲憤異常。
除了許昭榮的自焚，3月間音樂會籌備期間，先生林耀堃的健康已出現狀況，5月底，阮美姝也因籌備7月6日(台北內湖自由廣場會議廳)、7月18日(台南「國立台南文學館」演奏廳)音樂會，因過勞病倒，此時，先生早已罹患癌症，卻不願意承認，7月6日第一場音樂會第二天凌晨，林耀堃即因病去世。
阮美姝說，人們總說成功男人背後有位偉大女人，我們家正好相反，我對社會的服務，是這樣一位男人默默的支持。先生六歲就失去爸爸，沒有享受父愛，婆婆沒讀什麼書，雖然疼他，卻過度保護，不敢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加上拘泥傳統觀念，先生從小只能獨自吃飯，從沒享受家庭情愛，先生最大的心願便是「有個和樂完整的家」。阮美姝想起先生生前種種，24歲時，我們結婚時，原以為幸福的日子正要開始，卻在新婚兩週後慘澹變色，爸爸被抓失蹤，那些日子，我終日哭泣，搬回屏東後，他又因高額稅金埋首工作，一切悲傷直到兒女相繼出生，才緩緩止息。
二二八之後，林耀堃總是成全家人犧牲自己，也從未說過二二八當時的想法，直到過世的前一年，他才將隱藏心中60年的秘密告訴阮美姝，林耀堃說：「爸爸被抓時，我親眼看見五位穿中山裝的情治人員，藏著短槍，那一剎那，我曾燃起上前營救的念頭，卻想起妳，我若貿然行動，妳不只會失去爸爸，連新婚三週的丈夫也會一併喪命。最終，我只能不動聲色，看著爸爸被強行帶走。」
阮美姝理解先生的顧忌，如果二二八時，爸爸和丈夫兩人同時罹難，她將沒有勇氣活到現在，「他默默守住這個秘密60年，心中的鬱苦與自責，想必也不曾少過。」也可能因為這樣，阮美姝從音樂界退休後，全身栽入二二八的調查，先生一直是她背後最大精神支柱，「六十年來，先生是我最大的依靠，他的愛，我們的念，交織在訴不盡的歲月故事裡。」
林耀堃先生過世後，阮美姝也輾轉為病痛纏身所苦，2011年底，已經85歲的阮老師，決定要籌備最後一場「1947年消失的媒體與記者」展示會，豈料，2012年初，因為中風跌倒，不時要跑醫院做復健，舊傷未復原，同年7月開始進行口述歷史工作，2013年3月又再次跌倒，腰椎骨折，但她仍然挺著身子，堅持要完成進行中的工作，她告訴幫她做口述歷史的許曉涵說：「即使工作再重、再痛苦，我絕不會輕易倒下，我若不做，誰做？這是我的使命，唯有堅持下去，才能對自己、對爸爸交代。[16]」
為了台灣的歷史，阮美姝一生懸命地投入二二八真相調查，特別是新聞界受難歷史，她希望完成這一輩子最後心願，儘管希望在10月14日，86歲生日這天，於自宅舉辦「1947年消失的媒體與記者」展示會，因為身體緣故延遲，但仍順利在11月20日舉行(展期至2014年3月2日)。
「1947年消失的新聞界」舉辦這天，筆者看著阮美姝坐著輪椅，精神奕奕接待來賓，但事實上，這之前，她總是穿戴護腰，很難站穩張羅展示會事宜。
2013年12月8日，高齡八十六歲的阮美姝舉辦《美的極致：阮美姝一生與二二八平反實錄》新書發表會，她在會中說，她畢生致力蒐集二二八史料，替冤者平反，是要讓台灣人知道，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人要有自己的尊嚴、認同，必須先瞭解這塊土地的歷史，並大聲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二二八家屬蔣理容說，阮美姝女士善盡了一個台灣公民的責任，長年以來所有的研究和出版都完全自費，她是我們社會的榜樣，能啟發更多人繼續做台灣歷史研究。
就像發表會當天，台北的天空一掃連日陰霾，周日午後陽光和煦，正是阮老師美與優雅的寫照，如同父親幫她取名「美姝」一樣，是「美的極致」。
新書發表會之後，阮美姝深感體力漸衰，先前已有部份她自己所蒐集的二二八史料或檔案，已經交給相關學術單位收藏研究，2014年她決定將父親的日記、著作，以及父親所編寫的北京語辭典等原稿，捐贈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收藏，阮美姝說：「與二二八糾纏了一生，這是最好的選擇。」
（圖：呂東熹/攝）
[1] 許曉涵，〈這故事，在我生命發動著〉，《美的極致》編者序，台北：台灣神學院，2013年，頁12。
[2] 李筱峯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194。
[3] 阮美姝口述，許曉涵採訪撰述，《美的極致：阮美姝一生與228平反實錄》，台北：台灣神學院，2013年，頁22。
[4] 「高千穗丸」屬於大阪商船內台航路的客貨船，服務於神戶─基隆航線。設計者是和辻春樹，1934年（昭和9年）1月在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所建造完成，同年2月10日的處女航由神戶開往基隆。1943年（昭和18年）3月19日，由門司航向基隆的途中，在基隆外海彭佳嶼東北方遭到美國潛艦Kingfish（SS-234）攻擊後沉沒，包括船客和船員在內，罹難者共844名。3月24日，遞信省公布高千穗丸遇難。，電影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以高千穗丸遇難的事件作背景，主角黃清埕為罹難者之一。(詳見《朝日新聞》昭和18年3月25日；維基百科：最後修訂於2014年3月11日，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5%8D%83%E7%A9%97%E4%B8%B8)
[5] 同註3，頁43。
[6] 日本時代位於榮町的「新高堂」是台灣最大書店(位於現在重慶南路、衡陽路口)，戰後由台北市長游彌堅接收，並邀請阮朝日、林呈祿、陳啟川等台灣本土文化人士合資，開辦了「東方出版社」。(同註3，頁51)
[7] 同註3，頁55-56。
[8] 陳炘(1893-1947)，台中人，曾任教師，赴日深造，與台灣留日學生創設「新民會」；192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返台，隔年與林獻堂共創「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大東信託(1944年改組為台灣信託)，開展本土金融事業。
戰後，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1946年2月集結民眾資本，創設「大公企業」，冀能協助復員工作，但被誣指違背三民主義；3月更以「漢奸」罪被捕(同案有許丙、辜振甫、林熊徵、詹天馬……等人)，4月24日獲不起訴後釋放，但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時，又受陳儀刁難。事件中，陳炘因罹患瘧疾，並未參加處委會，只奉命或受託往見陳儀三次。3月11日清晨，為台北市警察局分局長林致用拘提，從此下落不明。(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社，1990：76-109)
[9] 王育德(1924～1985.09.09)，台南市人。從小接受家塾漢文教育與嚴格的日式教育。1942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1944年因二次大戰局勢緊張，返台避難。戰後，王育德進入省立台南一中執教，發起演戲運動，主持戲曲研究會，自編、自導，並自演多齣新劇（文明劇或話劇）。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其兄王育霖被殺，王育德於1949年流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中國文學語學科，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教明治大學及東京外語學校，1960年 月在東京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以台語研究獲得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之後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埼玉大學、東京大學、筑波大學等校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在日本病逝。
2002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王育德全集》，著作涵蓋台語研究及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創作與評論等，在各領域都是佼佼者，尤其筆下懷帶台灣意識與感情，是日本學界敬重的學者。(李筱峰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65-66)
[10] 李瑞漢(1906.07～1947.03)，台北縣新竹支廳竹南一堡中港街海口尾人。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格，1931年於台北市永樂町開業辯護士，1939年11月當選台北市會議員，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出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曾與三弟李瑞峰共同擔任迎婦產科與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之妻醫療糾紛之訴訟代理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李瑞漢曾經於3月初召集台北律師公會會員大會，對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台籍人士等改革意見。10日中午，所雇人力車伕卓仔為人以刀刺死。傍晚，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開會為由，至李瑞漢宮前町家中，將李瑞漢兄弟及友人台灣省參議員林連宗一同帶走，竟一去不回，罪名與李瑞峰相同。律師事務所於數日後遭到劫掠。(曾建元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8：175)
[11] 第二年(1988年)，阮美姝甚至遠渡香港，訪問李瑞漢的長子李榮昌。李榮昌是日本早稻田碩士畢業，由於背負二二八遺族的政治烙印，在台灣金融界一直無法升遷，於是遠赴香港發展，阮美姝與李榮昌在二二八之後，已30多年未見。阮美姝在香港逛街期間，巧遇《香港九龍清水灣電視城》記者，她無意間談起二二八，該台兩名記者因而請求專訪，經徵詢李榮昌意見，答應了專訪，新聞竟在一天之內在電視台播了好幾次，不久之後，這些記者還追到台灣繼續報導二二八事件。(見註3，頁108)
[12] 沈花末，之後也轉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
[13] 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言論版主編，《自立早報》創刊時已經離職，阮美姝所說，應為《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
[14]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1990年，台北：自立晚報社。
[15] 林茂生(1887-1947)，別號耕南，台南人。1916日本東京帝大畢業後，返回母校長榮中學任教，192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為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1941年身不由己的擔任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
戰後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1946年出任《民報》社長，忠實報導社會亂象。1946年參選國民參政員，因國府做票舞弊，遂棄權表示抗議。228事件中，曾赴市政府、中山堂及台大開會，1947年3月4日曾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發表簡短談話，督促長官公署要公平、要有建設性，此外並無任何激烈言行。3月初日籍教授數次建言「不要低估國民黨的力量與殘忍」，宜避一避；但他自認行所當為，不必躲藏。11日早上，在家中遭警備司令部派員誘捕，一去不回。(李筱峰撰，《二二八事件辭典》(張炎憲主編)，台北：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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