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228事件之後，有不少參與的人不滿國民黨，甚至有更多人認同共產主義，像是老家在鳳山的陳本江、王忠賢等人，他們認識一位鹿窟當地人陳春慶，逃亡到台灣北部汐止、石碇、南港交界的鹿窟山區躲藏，號稱是「基地」，但根本沒幾把槍，那裡居住的很多是台陽煤礦的礦工，鹿窟事件在白色恐怖年代是最大的一個案件，被形容為「全村」叛亂，也是白色恐怖被誇大的一個案件。
因為保密局在蔣介石面前誇大鹿窟事件是全村叛亂，以領取更多辦案獎金，1952年11月28日晚上，保密局軍警近萬人包圍南港、汐止、石碇山區，展開全村大逮捕，當天清晨，許多在台陽煤礦工作的居民，在上班途中被一一盤查後逮捕。保密局先逮捕汪枝，令其投誠後協助辨識有那些村民有蓋手印加入地下組織(地下黨)。因為當時村裡來了一批陌生人，經常秘密集會，為避免洩密，只要認識他們的村民，就會被以半威脅、半強迫的方式，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使得許多村民莫名其妙成為共產黨成員。
其中有些家庭的父子、兄弟都被抓，有的被判死刑，也有人被判5-10年無期徒刑，80%被抓的人不認識字，有人反而在坐牢時學看書、識字，甚至從不識字到可以寫回憶錄，這些人的遭遇都相當悲慘，其中有位受難者李石城，當時才17歲，國民學校畢業後沒有繼續念書，而去幫人看牛(當牧童)。他17歲被抓時因未成年，無法送軍法審判，就將他關到18歲再判他坐牢，他因為年紀輕，記憶特別清楚，後來也出了回憶錄。
我還認得一位陳久雄，他當時只是小學五年級生，被人用萬金油利誘當「紅小鬼」，也就是幫忙「把風」，只要有不認識的人從山下上來，就向他們通風報信，以利他們躲藏。而這樣從10歲到14-15歲的未成年少男、少女，全部被保密局進行思想感化後，分派去做廉價童工。女孩子就被派去軍官家中幫傭，男孩子就幫忙跑腿或是監視他們想要監視的人，譬如：孫立人、白崇禧等人。這也是另外一批受難者。
受難者當中，鹿窟村長陳啟旺和他的兒子陳田其雙雙被判死刑槍斃，女兒陳銀被鹿窟基地領導人陳本江看上，與他同居生子。但鹿窟基地被破獲之後，幾個主要負責人、知識分子，對國民黨而言有政治宣傳價值，反而都沒被判刑，只要供出人脈關係後就可獲得自新，反而是這些不認識字，被他們吸收的無辜鹿窟居民，有20多位被槍斃，相當冤枉與可憐。
1994年時，我們去鹿窟採訪一位當年已經71歲的受難者陳皆得，與我們同行的還有當時的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已80多歲)，陳皆得一看到谷正文就拿起拐仗要打他。他當時被判12年，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因為挖礦中毒，變成植物人，他的父親廖河被刑求得不成人形，特務怕出人命，放他回家，回家後不久，廖河就上吊自殺，家裡只剩下一位老阿嬤與兩眼全瞎的母親，後來陳皆得花了10年的時間寫回憶錄。
保密局發現鹿窟的一些未成年小孩，居然不會唱中華民國國歌，只會唱這些在鹿窟基地打游擊的人教他們的中共國歌和國際歌，因此，晚上就在鹿窟禪寺(後來改為光明寺)給他們洗腦、上政治課，還編了一首歌“提起陳啟旺(村長)，兩眼淚汪汪，好好村長你不當，偏要村民入共黨，村民不了解，全部上了當”。每天上課都要唱這首歌。
鹿窟案裡有19位未成年的少年、少女，表面上說是感訓，其實是當廉價童工，女孩子就到家裡幫忙煮飯、打掃，男孩子就幫忙跑腿、倒茶。其中，有一位鹿窟公認的美少女王茶，被副指揮官夏重光看上，派去他家幫傭，後來成為他的太太。台權會當時的會長邱晃泉協助這些少男、少女申請賠償，但是因為他們沒被判刑，如果沒有保密局的官員出面作證，他們很難申請到冤獄賠償。結果在谷正文出席作證後，他們得到每天四千元的賠償。而死刑及被判刑的受難者，也申請到補償金。
除了共產黨員之外，還有一個嚴重威脅到他們生命的問題是矽肺病，因為這些礦工長期吸入髒空氣而罹患矽肺病，導致肺活量不足。這些人雖然有得到礦工職業傷害的補助款，但往往領不到三、四年就因為呼吸不過來而痛苦死亡，就像吳念真的電影「多桑」，最後就是因為呼吸不上來而從醫院的窗戶跳樓自殺。
矽肺病令他們吸不到空氣而痛苦死亡，跟逃到鹿窟的這些共產黨地下黨員一樣，都是外來的入侵者，同樣害鹿窟居民失去性命。
鹿窟事件受難者李石城所著之回憶錄。 圖：翻攝自中央廣播電台
鹿窟事件紀念碑碑文。 圖：台灣游藝/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