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知識份子，原本熱衷於辦報或擔任專職記者、編輯工作的文化人，受228事件影響，被迫脫離文化傳播戰場，使得日治時期因文化啟蒙，以及在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文人批判精神與傳統，遭到斷裂、重挫、壓抑或出走，臺灣人更進而失去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
臺灣在日本統治初期，雖無報禁，但採特許制，且實行事前檢查；當時臺灣只有3家報紙，其後增為6家，其中由臺灣人創辦的《臺灣民報》系列，在文化啟蒙運動展開之後，成為臺灣人抗日鬥爭的重要思想傳播工具。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戰，因物資與言論的管制，日本總督安藤利吉於當年3月將全臺6家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原為《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聞》（臺中）、《臺灣日報》（臺南）、《高雄新報》（高雄）及《東臺灣新報》（花蓮港）合併為一家，名為《臺灣新報》，日出八開一大張。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新報》由國民政府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戰後初期，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一度解除日本殖民時期的報禁，臺灣人當時仍承襲日治時期文化啟蒙運動的精神，紛紛重操文人辦報的特質，使得報紙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時任《台灣新生報》記者的吳濁流，敘述當時的經驗說：「228事件發生以前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當戰爭結束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咸認為被解放，從此思想、文化和自由不受壓迫、控制，可以施展多年來的抱負，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尚未正式成立的「真空時段」，將近70天之間，文化活動已經迫不及待起步。臺灣文學家楊逵的《一陽週報》（日治時期即已創刊），亟思以文化生活改善社會以及重整文學工作；接著《民報》、《台灣新生報》、蘇新主編的《政經報》、黃金穗等人的《新新》等相繼創刊；越一年，《人民導報》、《臺灣民聲報》、《臺灣文化》等創刊，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而《臺灣月刊》的發刊日就是日文廢止令生效之日（1947年10月25日）。民間報紙、雜誌蓬勃發展，展現前所未有的盛況。
經228事件打擊輿論影響力轉弱
戰後，大部分在抗日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媒體菁英，都在228大逮捕中消失殆盡。臺灣報業於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臺灣籍的菁英份子及知識階層，原本沿襲日本殖民時期以辦報鼓吹、傳播思想及政治理念的傳統，然經228事件打擊、國民政府的政策強化，輿論的影響力漸漸轉弱、被操控。臺灣的本土文人，甚至企業界人士，對於辦報及政治已產生一股冷漠及不安，「該事件的影響非常深巨，成為臺灣人的思想及社會轉向的分歧點」。
史學家張炎憲認為，228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臺灣最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很多的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這個事件；陳芳明也認為：「戰後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緊張與文化矛盾衝突，鑄造於1947年的228事件。……228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臺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
這樣的深層結構，對戰後臺灣文壇及臺灣報業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表現符號由日文逐步轉移到中文，使得臺灣的論述弱化，中國的論述強化；其次，因為228事件的發生及其後遺症，使得臺灣的菁英在遭到重挫之下，失去了媒介及文學╱文化傳播權力，先期來臺的大陸菁英從而取而代之，開始了延續自中國報業固有傳統的媒介運作，並掌握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這兩種變化，及其因而引起的衝突，不僅對臺灣的作家，也對臺灣的社會帶來嚴酷的打擊，一個理性傳播的可能空間，在其後長期的威權統治年代中，顯然已被封閉。」
臺籍知識菁英在228事件之後，大多噤聲膽寒，從此脫離言論出版界，228事件不僅嚴重挫傷了臺灣新聞界，它造成的政治恐怖，也切斷了歷史文化的傳承。
作者：呂東熹（資深媒體人）
（編按：《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在《台灣新生報》、《國聲報》、《和平日報》、《人民導報》、《大明報》，以及臺灣廣播電台等幾家媒體任職，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媒體人及其家屬的生命故事。新頭殼特別與玉山社合作，摘錄書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圖：玉山社提供
《和平日報》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 圖：玉山社提供
《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任職於報紙、電台的媒體人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故事。 圖：玉山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