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7月19日國民黨召開全代會，提名2016年總統參選人的日子逐漸逼近，《條仔姊選總統》的鬧劇也就越演越誇張。不知是編劇太天才，還是演員擅自加戲，條仔姊超勁爆的「王金平若下屆要再回到立院，唯一辦法是參選區域立委」、「若訪美規格沒有比蔡英文高，幹嘛要去？」、「課綱微調調得不夠」到「一中同表」等言論，不斷引發藍營內部反彈。直到「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終於搞到連眷村老杯杯都「凍未條」了。
為了替條仔姊的失言（其實明明就是她的真言）消毒，7月5日國民黨在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時，特別邀她出席致詞。條仔姊2度提到中華民國的存在，還說「沒有先烈用生命抵擋侵略與暴行，用鮮血捍衛國家尊嚴，哪來的抗戰勝利？哪有中華民國的延續？又哪有今日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安定？」為了穩住眷村基本盤，其他權貴子弟出身的九趴馬、砂石朱、連爺爺與好兵兵等人，也都列席慶賀。
然而，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條仔姊比愛國同心會還激烈的言論，已經把總統大選提前OVER了；再找黨內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級外省人來提油滅火，或許她心裡想的是，連落選都還嫌票太多了。舉個例子來說，《聯合晚報》7月4日由記者蔡佩芳、李光儀報導的〈郝批柯「意識形態 扭曲歷史」〉，又延續去年大選連爺爺與好杯杯的「皇民說」。
「郝龍斌說，不能否認台灣原來是殖民地，因為抗戰勝利才回到中華民國懷抱，台灣人民的地位才由二等公民改變過來。許多台灣人與大陸上的人一起抗戰，光復那一刻，台灣人歡欣鼓舞歡迎國民政府軍隊到台灣，只可惜當時的國民黨不爭氣、沒有做好，但不能否認光復那一刻，民眾是高興的。
郝龍斌說，很多人質疑光復只是被另一個政府殖民，兩者完全不相等。如日本人殖民時推動皇民化，僅限少數有地位有財產的人，必須改日本姓、燒毀祖宗牌位、改信奉神道教；或許有些台灣人對國民黨不滿意，但國民黨沒有摧毀大家原來的文化、沒有逼人改姓，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沒有不平等待遇，大家同受教育，只要考試成績優異升學不受限制。」
好兵兵要宣揚當年兩蔣奴化教育裡那些歷史課本的荒謬內容，那是他的言論自由。但有些人不說話，你只知道他無恥，聽了他說的話，才會證明他還無知。二戰期間日本對殖民地台灣實行的本島人「創氏改名」，那是「許可制」，不但沒有強迫性質，想改日本姓還有資格限制，例如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因此，只有柯文哲、李登輝等這些父母要當日本公教人員，或是林挺生、辜振甫等這些要與日本官方做生意的少數家庭。
簡單的說，日本領台末期所搞的皇民化運動，真正得以改姓的家庭不過2%而已。但1945年老蔣的亂軍一入台，針對原住民所惡搞出來的「逼人改姓」與「摧毀大家原來的文化」，好兵兵喜歡鬼扯歷史，就請鄉民們看一下這2個例子，自然能了解當年老蔣是怎麼亂逼原住民改姓，比日本更誇張的摧殘原住民文化。
第1個例子就是「李光輝」。1974年11月，印尼駐摩祿島空軍中尉蘇巴迪據村民報案，深山裡有個「野人」，就在12月16日率領了11人的搜索隊，經過30小時的跋涉，於18日在深山裡發現一間簡陋草房，屋外有個裸體男人正持刀劈柴，他雖然有日式38式步槍卻沒抵抗。透過翻譯才知他是日軍二兵中村輝夫，從1944年11月與部隊失聯後逃進叢林，就在這裡獨自生活了30年，根本不知道二戰已經結束的消息。
然而中村輝夫雖是二戰時的皇軍，卻不是來自日本，而是台灣的阿美族原住民，原名史尼育唔，出生於台東縣成功鎮都歷部落，8歲就讀都歷公學校，不但品學兼優，且擅長相撲和棒球，曾代表台東廳來台北比賽，被譽為最佳捕手。1943年10月奉召入營，編入「高砂義勇隊」，接受短期訓練後，被調往印尼參戰。但如今台灣已不是日本領土，史尼育唔該被遣返到日本？還是老蔣統治下的中華民國？立刻成為難題。
日本與印尼政府交涉後，對於史尼育唔要回日本或台灣，尊重他個人意願。1975年1月8日，史尼育唔自印尼首都雅加達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1月9日返回他闊別31年的老家台東。當年他奉召入伍時，家中有父親拉瓦、母親尼卡魯，另外還有4兄3姊，如今只剩68歲的大姐賴全妹與60歲的三姐林生妹還在人世。
為何史尼育唔的大姐與三姐都被改成漢名，而且一個姓賴，另一個姓陳呢？原來老蔣在台灣強迫原住民改名，就由戶政人員亂填，以致一家人有好幾種不同姓氏。史尼育唔雖然在戶籍上是死人，但他的日本姓名「中村輝夫」也被改為「李光輝」，他的妻子「中村良子」被改為「李蘭英」。老蔣為原住民的亂改姓名，連戶籍上已經死亡的都不放過，「李光輝」的例子以外，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劇中描述的霧社事件，被老蔣改名的事例更讓人噴飯。
霧社事件裡起義抗暴的乙種巡察花岡一郎與警手花岡二郎，2人並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一郎本名拉其斯．諾敏（Dakis Nomin），二郎本名拉其斯．那威（Dakis Nawi），他們都是荷歌社的原住民，因為從小聰慧，公學校畢業後，主管「理蕃」事務的能高郡警察課，保送他們進埔里小學高等科。荷歌社位於高海拔山區，春天時緋櫻（山櫻花）盛開，在熱帶的台灣是少見的景象，日本老師就以「花岡」為他們的姓氏。
一郎與二郎是日本當局「理蕃」政策下的「樣板」，尤其是一郎，他還不是頭目之子，但成績優異，連劍道與柔道都很好，證明日式教育的成功。1925年（大正14年）入台中師範就讀，畢業後擔任霧社分社乙種巡察，都被當局與媒體大肆吹噓。乙種巡察其實並不負責治安，而是擔任教師。由於他日語流利，所以也是日本人類學者的得力助手。至於二郎在小學高等科畢業後擔任的「警手」，就是警局裡的雜役。
日本的「理蕃」政策不只是栽培原住民男性而已。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賓．那威（Opin Nawi），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賓．塔達歐（Opin Dado），她們是表姊妹，都出身荷歌社的頭目家庭，因為聰慧過人，被送到埔里小學高等科就讀。1929年（昭和四年）八月，高郡警察課命令花子和初子輟學，10月27日「南鎮神祭」（台灣神社祭典）時與一郎、二郎結為夫妻。
霧社事件剛爆發時，整個霧社山區被原住民制控，對外交通和信息全部中斷，「霧社皆亡」的音訊傳遍台灣各地，連日本中央政府也非常震驚。因為一來霧社原本是日本理蕃政策的示範區，教育、醫療等措施好過其他漢人居住的村落，甚至超過國內，但原住民竟然用「滅族」的手段來對抗。二來事件爆發後，外界隔了一天才知道，以致日本人死傷慘重。但警局的電話線卻一直都是暢通的，為何沒有通報？（莫那並不笨，如果切斷霧社對外的聯絡，附近軍警一定立刻來查線）
台灣總督府與台中州廳的官員原本認為，這些「未開化蕃」不可能發動如此完美的攻擊，讓當地日人完全被殺，就推論一定受過「撫育」的花岡一郎、二郎2人，控制電話線的2人不讓消息外洩，即使不是首魁，最少也是共謀。報紙的「號外」刊出後，日本人都憤憤不平地指責花岡2人「忘恩負義」，也反對懷柔教化式的「理蕃」政策。
但到了11月12日，更震撼的消息從濁水溪畔的軍警傳來。一郎與花子著日式和服，還有剛滿月的嬰兒幸男，一家3口成川形淌在血泊中。經過檢驗，一郎先殺了花子、幸男再切腹。二郎則穿著賽德克勇士裝在樹上自縊，其他20具花岡2個家族的上吊屍體，結實纍纍地把大樹的樹枝幾乎折斷。
一郎與二郎壯烈的自殺方式和淒美的死姿，再次震驚了日本當局，更撼動台島的各方人士。因為一郎的「武士道」死法，是一種謝罪的方式，也是一種義理。為了族人，他必須與日本對抗，但他確實也受過日本當局與師長極大的恩寵，所以他用切腹的方式還報他的上司與師長。而二郎及其家族選用原住民的自殺方式：上吊，集體自縊的照片也被日人尊崇不已。讚美聲從日本內地和全島各地傳來，也讓日本軍警在征剿行動上受到「節制」。
二郎的妻子初子，當時已經懷孕，後來生下二郎的遺腹子花岡初男（阿威．拉其斯）7個月後，在日警安排下，再嫁小她3歲的荷歌社青年中山清（畢荷．瓦歷斯）。1945年8月，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原住民莫名其妙的又換了一批主子，歷史又要重新被改寫。霧社的日本人殉難記念碑被拆毀，改立一塊抗日紀念碑。
老蔣1969年還批示，要將日治時期以武力對抗的抗日份子也送進忠烈祠，於是莫那魯道與花岡一郎2人，就這樣與福佬人簡大獅、柯鐵、余清芳、羅俊，還有客家人吳湯興、徐驤、羅福星等人，成了中華民國的「烈士」。
至於當年日本的殖民把戲，老蔣當然更要發揚光大。於是中山清被改名成「高永清」，初子被改名「高彩雲」，初男則被改名「高光華」。最可笑的是，改活人也就算了，老蔣是連死人都要改。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被改名為「張秀妹」後，1970年內政部明令表揚莫那魯道的褒揚令這樣寫著：「查南投縣民莫那奴道（即張老）於日據時期領導本鄉霧社山胞起義抗敵……」。
莫那魯道是為了他自己的「祖靈」去對抗日本，不是為了中國去對抗日本，他一定無法搞懂自己為何死後變成了「張老」。日本改原住民的名字之前要教育10多年，老蔣卻不必花半點力氣，就可以從花岡三郎、四郎、五郎一路改到N郎。唉！要玩「改名」遊戲，小日本哪裡是我們大中國的對手？好兵兵要比較歷史上日本與老蔣怎樣強逼台灣人改名，就請看一下這2個例子。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