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勞動局日前對媒體進行大規模勞動檢查並裁罰，記者同業無不齊聲叫好，不過，新頭殼董事長蘇正平日前《不是對三月媒體勞檢喝采》一文卻對勞檢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許多質疑。這可說是在這波勞檢中少見的資方論述，我作為一位媒體前勞工，也很樂意對其中一些論點提出回應。
媒體勞檢不夠重要，才沒有引發討論？
事實上，檯面上不見的討論，卻在記者間熱烈進行著。那段時間，基層記者們見面就在聊「你們家有被抄嗎？」，媒體高層圈想必也是在商討應對方案，如何才能不會被開罰。之所以檯面上看起來沒有在討論，這就是媒體圈微妙的現象。如果是其他業界被大規模勞檢，媒體上一定是大幅報導、深度分析，但若今天被勞檢的是自己，既然大家都會被罰，當然是能低調就多低調。基層記者每天是看別人開記者會爭權益，自己卻不敢出來開記者會，即便開了也不會有太多同業來採訪，大多也只能化名出席記者會，怕的就是公開對上自家長官。（但我很慶幸，我在擔任新頭殼記者期間，去採訪或自己具名出席此類記者會並不會有特別的壓力。）
應建立加班費制度
蘇正平文中提到的一位於318學運時在現場逾時工作，不願休假，堅持繼續留在現場紀錄歷史的年輕新頭殼記者（也就是我本人），未領名目為加班費卻有領到獎金一事。我認為，像學運這樣重大突發的長期新聞事件當然是特例，記者同時集體長時間過勞情形偶爾才發生，或許難以苛責資方，但既然記者過勞在平時就是普遍的事實，那就應該建立起固定性加班費、補休、人力調配制度，而不是以法律地位不清楚的「獎金」來取代本應發給的「加班費」。
記者工時難以認定？怎樣才算工作？
而蘇正平文中提到的「記者行業特殊，工時難以認定」雖是萬年老梗，卻是勞檢的一大關鍵。勞基法單日工時8小時為標準，但記者不是每天都工作8小時，有時新聞多，半夜才下班，但有時候下午沒稿可能就下班了。但這議題應該要更細緻點去問，「到底什麼才算是在工作？」
如果記者在工作時間跑去喝一杯咖啡，沒有採訪也沒有發稿，那這工時的薪水要不要扣掉？這樣看起來當然要扣，扣了也才會有爭取加班費的基礎，但其實要問的是，「現在的記者在喝咖啡時，真的完全沒有在工作嗎？」
我當記者時間不長，或許沒有資格談，但以我自身經驗來說，只要是在上班日，就算沒有採訪或寫稿，我也是無時無刻看著電腦、滑著手機，騎車停紅燈、吃飯、走路、甚至泡澡時都是，因為在即時新聞的時代，不能漏（晚）了任何來自同事、同業、長官、廣大受訪對象們的訊息或動態或是其他家的即時新聞，不然，第一時間沒有處理，就是輸了，而這其實是所有記者的常態。
沒有記者喜歡上下班打卡、被約束（事實上，為了搶時效也沒時間打卡），但沒有打卡不代表沒有在工作，記者沒有在採訪、發稿也不代表沒有在工作，反而，好像無時無刻都在工作才是現在記者的生活。
所以，到底什麼才算是工作、工時？站在一位勞工的觀點，用排除法會比較簡單，寬鬆的定義是「只要不用打開手機待命就不算工作」，即便事實上，記者們都已經被制約到假日也常是隨時待命（手機收發訊息）的狀況。
勞檢讓行政權介入新聞自由？
延續記者工時難認定的議題，蘇正平認為，勞檢讓行政權能進入媒體後台（發稿系統）查發稿時間（作為工時認定），將有新聞言論自由被干涉的疑慮。但其實這有點像是去通訊行，客服人員看著你的手機通話習慣來推薦適合你的資費方案一樣，他只能看到通話時間、號碼、時段，卻不看到通話內容，自然也沒有人會主張這是侵害言論自由。
解決記者過勞 才能改善新聞品質
另外，與其說「記者過勞」跟「新聞自由」有關係，我倒認為「記者過勞」反而跟「新聞品質」比較有關係。舉個正面的例子，我們記者以前都要輪「夜值」，若當週輪值，則白天忙完下班後，晚上8、9點就要回到工作崗位（可在家值班）上，處理晚上發生的新聞或幫忙上外稿。計算一下，若當天白天從9點開始工作到晚間6點，晚上9點再開始值班到12點，一整天工時高達12小時，已經是勞基法所允許加班工時的上限（每天最多工作12小時）了。慘的是，如果禮拜六日某一天剛好又輪「假日值班」，要顧一整天的國內外新聞，那幾乎是「連續6天全天工作12小時」。然而，這應該不是特例，而是媒體圈普遍的情形。
不過，這樣的勞動情況後來卻有了改善。以前若非晚上有大事情發生，通常晚間只會有1～2則稿（扣除外稿），晚上值班也只能/想處理國內的重大新聞，但在公司多請來一位專門夜值的晚班人員後，每天可以發3~6則，國內外新聞也能兼顧，可說是新聞質量都有提升，當然，也讓白天上班的記者不會那麼累，更可以專注在自己的線上跑新聞。
勞資協商若能成功 何來勞檢？
既然蘇正平也同意記者過勞是事實，回到解方，勞方自主團結起來，跟資方集體協商當然是最好的方法，但如果台灣的記者有自信、能力在勞資雙方不對等狀況下做到的話，這些問題早就不會那麼嚴重。
事實上，勞檢這一槍開下去後，讓有些資方開始主動願意談勞資協商。這不正代表了，勞檢該被喝采嗎？
作者：林雨佑（前新頭殼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