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位於中美洲的巴拿馬宣布與台灣斷交，改與中國建交。消息一傳出，不管是台灣或是國際媒體的分析報導，均指出「在蔡英文政權底下，兩岸關係趨於緊張，中國處心積慮想要瓦解台灣的邦交國，今後可能會出現斷交的骨牌效應」。對蔡英文政權而言，巴拿馬宣布斷交是外交上的一大衝擊。巴拿馬雖然是小國，可是擁有巴拿馬運河這

有位熟知化學兵器・毒物問題的台灣人專家，在日本相當活躍，他是毒物學的世界級權威，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名譽教授的杜祖健。他的父親杜聰明（1893-1986年）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年輕時曾經為了暗殺袁世凱而前往北京，失敗而歸，然而不管是在日治時期他對鴉片藥癮研究的業績，或是戰後創辦高雄醫學院（現為高雄醫學

每次聽到有博物館或美術館的館長說：「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時，話說得很漂亮，但是這套官方的陳腔濫調不免讓人心生厭煩。何況公共博物館本身是政府編列預算興建的，館長等的人事行政也是由政府官員決定，文化要和政治完美切割是不可能的。而且，縱觀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很多都是作為實現建國理念的象徵性存在，是展現「

9月21日，日本桌球代表選手福原愛和台灣桌球代表選手的江宏傑在東京舉行了記者會，宣布結婚喜訊。翌日，隨即到台灣舉辦記者會。我在台灣的電視上看到她對答如流的中文，整場的表現令人驚艷。原來就有中文底子的她，這一次在鏡頭前更加流暢自然，可以感受到她是有備而來的。福原她所學的中文是中國東北地方，即使同樣是中

我曾以朝日新聞記者的身分在福岡縣久留米工作過一段時間，其間也經常出入隔壁的熊本縣。說起熊本，就會想到溫泉和生馬肉片。台灣讀者一聽說生馬肉片，可能會皺起眉頭，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歡，尤其搭配熊本當地釀造的燒酒，這樣的組合堪稱絕妙。熊本境內的阿蘇地區有很多著名的溫泉，在那裡泡個湯，品嚐生馬肉片

因為常常有機會受邀演講，所以當我在思考演講的架構和內容時，最初考慮到的「切入」和「結論」，若以文章架構的起承轉合來說，就是「切入」和「結論」，如果首尾部分能夠緊密相扣，輪廓一旦清楚，主文的闡述也就大致底定了。因此，對演講者來說，通常帶著強烈澎湃的情感，或者是最想表達的意涵內容，就是「切入」和「結論」

閱讀台灣人傳記能獲得的樂趣，有份獨特之處。不論他們的思想或立場為何，這些人往往能在他們充斥著顛簸與險阻的人生裡，將絕望與苦痛化為養分，更勇猛地向前衝刺。他們前進的模樣總讓我深深受到震撼，也帶給我更深刻的思考。思考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這一類在我們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些與之無緣的近代的普世提問。前

最近我的姑丈去世了。他退休前，在日本的大企業裡工作了數十年之久。也不知為何我們野島家族在企業或銀行上班的人還挺多的，也許因為我祖父曾經是明治時代的經濟界要人，開設過幾家銀行的緣故吧。在這樣的家族背景之下，成為一名報社記者、整天忙於寫書的我，顯然是個異端份子，被家族親戚視為古怪的傢伙。但是，我這個姑丈

在台灣台南，一場地震震塌了宏偉大廈，至今記憶猶新。我在震後約莫一個月的時刻，踏上這塊土地。這次事件裡日本給了台灣破格的支援，令人特別印象深刻。很多當地的台南人都對此難掩驚訝，因為台灣在恰好5年前的那場東日本大地震裡捐了超過200億日圓的捐款，而讓很多日本人抱著報恩的心意送來了各種援助。台南市政府的國

當我們遇到超乎想像力的緊急狀況時，人心受到巨大驚嚇會失去原有的平衡感。然而，失衡的心要如何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就像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突如其來的巨大天災，讓多少人面臨了和家人和朋友的生離死別，或者是失去故鄉或家園的痛苦，倖存者該如何承受？近年，透過對災民在災後的心理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

台灣選舉總伴隨著火熱的賭博，這在台灣是眾所皆知的事實。據悉，其中不僅牽涉巨額資金流動，而除勝敗結果之外，就連票數也成了下注項目。遙想2004年，陳水扁總統在大選投票日前一天遭槍擊，這起事件在那之後真相成謎，如今已化為一樁懸案。但是，直至今日依舊有人堅信地謠傳，主事者為賭博相關人物的說法。而如此深信的

一直以來，我很喜歡各地旅行，足跡也遍布了著名歷史景點。在親眼所見的眾多世界遺產中，東北岩手縣的平泉中尊寺帶給我的感動，始終無法忘懷。2011年6月，「平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近日，在天氣冷凜的嚴冬裡，我從東京搭乘東北新幹線第一次造訪，花了2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白雪皚皚的平泉，以中尊寺為

近年來，中國積極在南海的海域上填海造陸，建設人工島嶼並且列為領海管轄，姑且不論此舉在國際法上是否合法，卻引起了美國在海洋霸權上的危機意識，這次美國軍艦在南海南沙群島的巡邏行動，正好突顯了中美兩國對於海上軍事行動存在著認知差異。面對美國高舉「航行自由」的旗幟進入南海，中國做出強勢的反擊，主張「必須經過主權國家的許可，才得以進入領海內」。其實，中國早在1950年代高喊「解放台灣」時，也是以「包括領海在內，自國附近海域上的軍事活動該受到規範」為由，極力阻止美國介入台灣的防衛行動。 從冷戰時代開始到現在，中美兩國的對立已經持續半個世紀以上，包括這次的南海對峙，中國一心想要削弱美國的海上霸權。11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雖然這一場「馬習會」顯得非常倉促，但是或許可以解讀為中國迫於南海的緊張情勢，想要拉攏1940年代訂立「南海9段線主權」的中華民國（台灣），以宣示其正當性。 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安全防衛上的基本架構，前提是一旦發生事端，美軍將會在最短時間內前往協防，目的是維持亞洲太平洋的勢力平衡。然而，如果中國能夠牽制住美軍的活動，美國扮演的「抗衡力量」面臨到挑戰時，亞洲其他各國對美國的信賴度也會大幅降低，原先形成的日本、台灣、東南亞各國的安全屏障將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這次南海問題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58年8月發生的「第2次台灣海峽危機」。當時，美國派遣了第七艦隊巡防台灣，並且進行了軍需品補給等任務，協助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同年9月，正當海峽危機處於水深火熱之際，中國在國際上發表了領海聲明，主張台灣、金門、南海諸島等地全部為中國的領土，領海12海里，而且未經中國政府許可禁止進入其領海內。順帶一提，中國的這一番聲明和引發南海主權爭議的「9段線」或「U字線」的歷史性權利有很大的矛盾，該如何整合出一貫性，這也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重要課題。 即使到現在，這個領海聲明依舊是中國海洋戰略的基軸，這次中國為何對美國的自由航行提出抗議，也是源於這樣的背景。只是中國的領海聲明在當時並沒有發揮太大的效果，之後中國也很樂意導入聯合國的海洋法條約，希望在國際法的約束下對美國的海洋支配產生制衡。1996年，台灣總統選舉在即，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甚至發射導彈至台灣附近海域，當時美國派遣第七艦隊的兩艘航空母艦巡防台灣穩定局勢。像這樣子，中美兩國多次在海上相互較勁，幾乎都是圍繞著台海危機。然而時至今日，雙方的角力舞台已經移到南海領域。 對於海洋霸主的美國來說，其國家目標是希望美軍不管到哪裡都能夠來去自如，尤其是1979年制定了自由航行計畫（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一旦其航行自由可能遭受威脅時，就立即派遣船艦、戰機到該區「測試」一下，確認航行是否真的受限。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行動都不曾受到阻撓，之前中國設置防空識別區時，美國也派遣了兩架B-52轟炸機巡視，就是其中一例。美國國會甚至不承認聯合國的海洋法條約，也是因為擔心美國的自由航行計畫受阻，影響到國家利益。 　 想當然耳，美軍這一次的南海行動也是屬於自由航行計畫的一環，卻遭受到中國海軍的強烈阻撓，對美國軍艦發布警告和尾隨監視。此舉是否屬於妨害自由航行的行為？美國不只很難認定，也站不住腳。可是，今後像這樣類似的「測試」動作，想必會層出不窮吧。這一次，美軍艦除了中國實質支配的島嶼之外，同時也進入其他國家支配的島嶼領海，可以推測美國的目的是想要以行動證明沒有國家能夠阻止其自由航行的計畫。 根據中國也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條約，基本上是認同領海內的「無害通航權」，然而如上述的中國認為外國軍隊必須事先取得同意才能夠進入領海的強硬立場，似乎有齟齬不合之處。因為聯合國的海洋法條約內，對於這樣的同意事項並沒有明文規定，換言之，中國的主張本身缺乏正當的法律根據。 美國這次海巡行動主要是針對中國在南沙諸島大肆進行人工造地的問題，中國在人工島嶼上興建軍事設施和港灣整備工程，一連串的行動引發美國高度關注。美國既有的亞洲政策是不干涉域外國家的主權問題，但是這次的破例行動無疑是歐巴馬政權的力挽狂瀾之舉，然而即使美國發動了自由航行計畫，卻也無法完全掩蓋住中國支配南海的主權已經「生米煮成熟飯」，成為既定事實。 以實質問題來看，目前中國積極將南海列為領海的主權範疇，增加其影響力，而美國作為平衡力量，首先勢必要確認美軍自由航行的實效為何，因此這次美軍的海巡行動意義重大。然而，中美兩國在南海展開的權力遊戲才剛開始而已，這是中國挑戰美國海洋霸權的序曲，也意味著冷戰以來台灣海峽的中美角力戰重新點燃。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筆者身邊並沒有什麼輕生的故人，但與友人交談間發覺，這世上還是有不少自尋短見的人。事實也的確如此，日本每年有3萬人自殺，只不過是筆者狹窄的人際關係裡並沒有這樣的遭遇罷了。然而，日本文學界裡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小說家不在少數，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豪，他們也留下了傑出作品。我喜歡閱讀小說，卻總是很納悶：「文筆如此精湛的人，為何要選擇自我了結呢？」這份單純的疑問始終縈繞在腦海裡。對筆者而言，自殺一事看似遠在天邊卻又近在咫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許反映了日本近代的小說家們是有多愛自殺了。 今年6月，筆者到訪了位於東京三鷹的禪林寺，那裡是作家太宰治的安葬之處。這一天被稱為「櫻桃忌」，是取其作品《櫻桃》來命名，既是太宰治的生辰也是忌日。據記載，太宰治13日投身玉川上水，19日才被人發現遺體。因此實際的死亡時間應當更早一些，只是後人習慣將19日當作他的忌日。先前，他也曾和咖啡店女伺相約赴鐮倉跳海，他一人獲救，那名女子卻獨自香消玉殞。多達4次的自殺未遂紀錄，一心尋死的太宰治最終也算是了了夙願，享年38歲。 禪林寺的訪客大多是太宰的忠實讀者。筆者當天也是因為陪同一位自稱太宰迷的法國友人前往，才首次踏進這座寺院。數百名的悼念者中，年輕人占了大多數，著實讓筆者頗為吃驚。直到現在，太宰筆下的人性脆弱、狡猾、煩惱等深入內心的描寫，固然引起了眾多海內外讀者的共鳴，但是他選擇自殺一途所蘊含的悲劇性，無疑也是牽動年輕人的一大因素。 當然，筆者無意美化自殺的行為，只是該如何理解那些把自殺視為唯一手段的人呢？這值得令人思考。然而，作家的自殺通常被認為有別於常人，最常見的說法是為了貫徹美學而死，聽起來何其可笑。另一方面，人活於世，常言「尊嚴」二個字，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維護尊嚴，也曾聽聞遭受文革迫害的中國文人作家為此選擇了自殺。然而，卻鮮少聽過有日本作家為尊嚴而死，基本上都是高舉貫徹美學的旗幟而走上絕路，筆者個人對此實在難以苟同。 然而，日本社會整體似乎持著不同的態度。不僅僅是太宰治，多數自殺作家的忌日通常都會有大批的讀者緬懷追思。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稱為「康成忌」，芥川龍之介的忌日又稱「河童忌」。彷彿透過自殺之舉，作家便獲得了永恆的生命，然而，這對於拼命活下來繼續書寫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接近現代，自殺越被視為一種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國家，因自殺造成的死亡率，儼然成為了繼病歿和事故死之後第三大死因的位置。平均每一年在美國和日本有3萬人自殺，法國有2萬人，俄羅斯有6萬人。如果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統計數字就相當可觀了。總之，這地球上每年就有50萬人親手為自己的人生畫下休止符。 姑且不論這樣的現象到底是否正常，僅僅就日本文學家自殺率高的這一點，基本上在國際間已經形成了共識。其中，以聞名國際的20世紀日本偉大文豪裡，芥川龍之介、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4人均以自殺結束生命，若是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初估就有20人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數字。對於研究自殺的學者而言，也是一個無法規避的研究主題。 這些人選擇自殺的理由不盡相同。 太宰治的自殺是文學式的自殺。自殺早已成為太宰生命中的一種慣常，是他的生活模式，自殺體驗在他的文學中也有所表現。關於太宰之死，讀者很難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斷」這一極端行為的背後缺少了決定性的因素。當太宰的生活一旦碰了壁，他馬上就想到了死，彷彿一直以來都是自殺在引誘他。對太宰治而言，死亡本身大概就是他的主張。 而三島由紀夫，在位於東京市谷駐屯地的自衛隊大樓的陽臺上發表了15分鐘的演說，卻在一片奚落與怒聲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匆匆結束了原訂的2小時演講。回到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室的三島，脫下軍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聲後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島的親信森田必勝當即為其斬首。後來，森田也以同樣的方式追隨三島而去。 三島的自殺在日本社會是毀譽參半的。但總括來說，三島的自殺在另一種層面上與太宰一致，都是一種文學式的死。當時《朝日新聞》的報導裡，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評論，筆者深表認同： 「三島由紀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殺宣告謝幕。他自身實際上就是其最後的創作。」 思想與現實通常是分離的，但是三島卻試圖在現實裡將思想付諸實踐。對三島而言，思想與現實的區別極為曖昧，他是那種讓現實生活充滿緊張感以獲得文學能量的作家，他無疑是以戲劇化死亡的方式，寫下了人生的最後一頁。 透過這2位小說家的自殺，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他們選擇死亡以遠離身處的社會邏輯。太宰利用逃避的方式，三島則是採用反抗手段，他們對於自身所處的「日本」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拒絕態度。 依筆者淺見，日本社會是一個集體性、組織性極高的社會。人們透過確認自己是組織的一員來獲得身分認同。然而，作家是一個極為個人的職業，常常與孤獨為伴。因此，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與組織內的人生死與共，只能是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殺，一如其字面，抹殺自我的行為，若是加上堅強的尋死意志，其結果就是無法挽回的死亡。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裡，談到自殺的主要動機有「精神的崩潰」、「肉體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學家的自殺動機也基本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解釋。其中，「精神的崩潰」無疑是小說家自殺的最大原因。 本文開頭就曾提到，有不少受到日本人十分尊敬文學家走上自殺一途，這多半源自於對「精神崩潰」帶來的悲劇意味有所共感。這背後有一種奇妙的想法，就是文學家與自殺十分相配。 文學研究學者竹內實，他就曾說過一段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日本人不抵抗，只隨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認為不合群份子受人排擠，遭人嫌棄。日本人最恐懼的就是身處集體卻被孤立。 在這樣的日本社會裡，作家也棲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轉向，僅僅通過自我了斷以期獲得永恆的存在，這便是日本作家選擇自殺的一大理由吧。 中國歷史上，畏罪自殺的高官多到不可勝數。一旦被賜罪，皇帝的使者便會帶著毒藥前來，飲毒自盡成了一種固定模式。有句話是「以死謝罪」，說的是用自殺來彌補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實際上即便是死罪之人，在遭受酷刑而死之前，有不少則是主動或被迫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日本，面臨死刑的受刑人往往選擇自行切腹，再由被稱為「介錯」的行刑人為其斬首，以便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這究竟算不算是加工自殺還是處刑，似乎都說得過，反倒難以判定。對本人來說是自殺，對掌權的一方來說是處刑，不過互為表裡罷了。 此外，人在自殺前總會留下一些話語，日語稱之為「辭世詩」。日本人的辭世詩往往富於感情，包含日式美學特有的「物哀」，鮮有怨恨之詞。 當日本戰國名將織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被部下燒死前，是否當真吟誦：「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夢」仍是一樁懸案，但這樣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辭世詩的確很「日本」。無論是對人世或者大自然的詠嘆，都是「物哀」的世界。 回歸正題，日本小說家的自殺癖在平成年間（1989年1月至今），不知為何驟然大減，其理由尚未有定論。難道說是因為小說家的「精神崩潰」，已經缺乏了符合當代的現實感？試想，如果村上春樹因為無緣諾貝爾文學獎而絕望自殺的話，大概會對全球的村上迷帶來巨大的衝擊。雖然這是筆者輕率失敬的想像，不過這樣的事大概不會發生吧。對於村上春樹式的「我」而言，與其自殺，肯定是選擇遠離喧囂紛擾逃到世界的盡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任誰都不願意受到媒體的批評，但是媒體扮演的公共角色就是報導「事實真相」，在言論上是經得起考驗的，所以受到批評的當事者若是想反駁，大可以義正辭嚴發出抗議，而媒體都會一一回應。然而，一旦把事情鬧到法院，就不再是爭論的範疇了，一切都要靠真憑實據。說實話，媒體人並不擅長與人對簿公堂。如果一名記者的報導內容捏造不實，那麼理當就應該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其實，在日本社會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政治家不起訴記者。其背後，既有儘量不去限制媒體言論自由的共識，也有政治家們做出的現實判斷——控告媒體也沒什麼好處。然而，這樣的不成文規定已經成為了歷史。近年來，針對一些完全沒有惡意的報導提起訴訟的案子層出不窮，尤其是政治家以名譽損害的罪名控告媒體的案例正在大幅增加。 4月，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將《週刊POST》的主編告上了法院。因為該雜誌在報導中指稱，高市的行政秘書施壓讓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向一家農業法人發放貸款，對其進行援助。高市向法院提出刑事訴訟，控告雜誌主編與該名記者毀損自己的名譽。 實際上，即使檢方受理這件損害名譽的刑事訴訟，也不會進行起訴。但是，對媒體來說，這不僅涉及到賠償問題，還有可能被判有罪而被處以刑事處罰，尤其是後者，往往是媒體最不樂見的。可是，安倍首相周圍的人似乎都認為刑事訴訟是一個清者自清的最佳證明。如眾所皆知，就連安倍本人在成為首相前，也曾多次控告媒體。 另一方面，不僅是自民黨，同樣訴諸法律手段的也發生在了民主黨中。4月，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小西洋之以名譽毀損為由控告《產經新聞》的主編。起因為該主編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一位曾經當過高官的在野黨議員」的文章，文中雖未指名道姓，但實際上是在影射小西，因此後者提起了訴訟。但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並沒有多少，再加上小西絕對算不上是一位有名的議員，所以很難確定這到底對他造成了多大負面影響。此類訴訟被稱為是「剪報訴訟」，其目的已經脫離了原有的「恢復名譽」、「賠償損害」，而是在於借此施壓，讓對方不再說自己的壞話。 以前，日本的媒體是可以隨意說政治家的壞話的（當然外國也一樣），因為社會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想要爭取曝光率的藝人和政治家是要付「成名稅」的。媒體有時會報導他們的正面消息，有時候則會報導負面消息。從長遠來看，正負相抵最終會是歸零，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互讓行為（Give and take）」。 當然，毫無依據的報導是應該被嚴厲譴責，而且須要承擔後果的。最近卻出現了一種令人憂心的傾向，即媒體記者因為害怕被控告名譽損害，反而侷限了自身的報導內容，彷彿日本也將進入像美國一樣的訴訟社會，媒體和政治家的持續惡性循環，但是日本對於這一美國的舶來品，大可不必去模仿學習，或者因此在報導上劃地自限。 我當記者已經有23年了，曾經差一點被人起訴，但還不到正式被告上法院的地步。雖然被起訴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我絕不會因為怕被起訴而放棄自己想寫的東西。或許，在記者生涯裡被告一次可能也沒什麼不好，我會把證據全都攤在陽光下全力爭取勝訴，之後向對方說：「你看，控告媒體不是什麼好事吧！」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我在《朝日新聞》報社工作已經長達23年了，因為會說中文的關係，每當有來自包括台灣、大陸等華人地區的訪客到我們報社參觀時，我就經常被公司派去當解說員。尤其是近幾年，日本外務省會固定邀請中國的意見領袖到日本參訪，因此每年大概會被指派10次左右的接待任務。 通常，對方會開門見山地問：「日本的報紙經營狀況如何？」而我也每次固定從日本報紙的發行量開始介紹：銷售量最高的《讀賣新聞》是900萬份，其次是《朝日新聞》700萬份，《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和《東京新聞》並駕齊驅約300萬份，而《產經新聞》也有150萬份左右，我已經可以倒背如流了。另外，以全球發行量來看，第一名是《讀賣新聞》，第二名是《朝日新聞》，而《每日新聞》等也擠身世界前10名的行列。總言之，日本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報紙王國，日本的報紙本身就是龐大的媒體產業。 日本報紙的暢銷秘密 不光是報紙，這些傳播媒體的集團旗下還擁有電視臺。例如朝日新聞下面有朝日電視臺，讀賣新聞下面有日本電視臺，每日新聞下面有東京放送……，過去兩者的上下從屬關係儼然分明，但是隨著電視臺本身不斷地成長，現在已經沒那麼明顯了。然而，報紙對電視臺依然保持一定的影響力，例如現在朝日電視臺的社長，就是《朝日新聞》政治部出身的，曾經也是我的上司。 每次說到這裡，外國訪客都會目瞪口呆地看著我。接著，他們肯定會追問：「為什麼在日本報紙可以如此暢銷呢？」當下我很想要回答：「這是因為日本的報紙辦得好，大家愛看」。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暢銷的主因在於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訂報習慣，日本的報紙發行量中約90%的比率是民眾長期訂閱的，在路旁或車站月台的小賣店裡售出的報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其實，是因為日本的報紙配送系統已經發展地相當完備，業務人員每天也都絞盡腦汁地爭取更多的讀者，幾乎是家家戶戶都固定訂閱一份報紙，即使像現在電子網路媒體相當發達的時代，而這樣的讀報習慣依然屹立不搖。換言之，當民眾已經把看報紙視為生活的一部分時，報導內容是否具有吸引力或許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因此，日本的報紙發行量和其他國家相比，其實是相當可觀的。 網路的發達改變了傳播媒體的生態，例如日本也面臨了年輕人逐漸遠離紙媒，雜誌發行量全面下滑等的變化，但是反觀報紙的發行量並沒有嚴重下滑的情形。比如說，1992年我剛進入朝日新聞社，記得當時的發行量是880萬份。那時公司也發起動員活動，希望發行量能夠達到900萬份，但是成效不彰，而現在大約都維持在700萬份左右，在這23年間減少了180萬。乍看之下，180萬不是個小數目，但是如果以每年減少10萬份來計算，年下降率頂多是1%多一點。這與全球性的報紙衰退潮相比，下滑速度是非常緩慢。 然而，即使是報紙業界，記者的薪資待遇也呈現了兩極化。被稱為「勝利組」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的年薪超過1200萬日元，以一般白領階級的薪資標準來說，可以說維持相當高的收入來源。相反地，一些報社受到了廣告收入驟降等因素，連帶影響到記者的待遇條件，就像被稱為「失敗組」的《每日新聞》和《產經新聞》，員工的平均年收入大概800萬日元。 溫室裡的花朵－終身雇用制的利弊 以全球觀點而言，像日本的報社這樣「對網路危機感較弱」的媒體是比較罕見的。因此，在其他國家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變化」鮮少在日本發生。不管是台灣或是中國的媒體界，員工更迭頻繁，裁員也時有所聞，聽說美國也是同樣的情形，甚至聽說有記者被迫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相反的，在日本從來沒聽說報社裁員或是記者失業，原因在於日本社會的終身雇用制。當然，和過去相比，記者的數量正不斷地減少，我剛進公司時，1年大概錄取100名記者，但是現在每年招聘的記者不到一半。 其實，經濟不景氣，採用終身雇用制的公司也大幅減少了，可是為什麼依舊存在於日本的報社裡呢？當我在報社累積的年資越多，就越能夠瞭解箇中理由。因為一旦報社記者離開公司成為自由記者的話，首先就是收入驟減，而且無法跳槽到其他報社。尤其是記者這個職業，不容易適應其他的一技之長。礙於這種情況，很多記者一旦擠進了報社的窄門就不會輕言放棄。因為是否有公司這把保護傘，落差實在太大了。我的前後輩也有人離開朝日新聞去當自由媒體人，但似乎不是很如意，很多人後來轉換跑道到大學裡教書，靠一支筆桿過活的自由媒體人是少之又少。相反地，那些知名度高的自由媒體人很多是一開始就是單槍匹馬，自己闖出一番事業來。在日本，報社記者和自由媒體人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 縱觀世界各國的媒體產業，幾乎沒有像日本這樣的終身雇用制，而且我從很早以前就抱持批判態度，認為記者為了開拓視野和累積經驗，應該在媒體界自由流動，形成開放的媒體生態。然而，嚮往當上記者後的自由和無拘無束，和公司的終身雇用制之間是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我在年輕時曾誇下海口：「40歲以後就離開公司獨立創業」，可是現在46歲了，卻還沒實現。若是考慮到現實面的問題，要辭掉這份優渥的工作仍讓人卻步。 以這個層面來看，和其他國家衝鋒陷陣的記者比起來，日本的媒體人就像是被養在「溫室」裡的花朵，無憂無慮，就連網路也威脅不到我們，只要乖乖地按部就班，在60歲退休之前就能夠一直領著不錯的薪水。 加拉帕戈斯化的危機 可是，真的可以如此安逸嗎？廣告收入明顯下降，據說同樣的發行量，但是現在的客戶付給報社的廣告費不到20年前的一半。原因是現在讀報紙的人不再像過去那樣，捧著一份報紙把每個角落都仔仔細細地看過一遍。即使是溫室的花朵，也會面臨到枯萎的危機。相同的，這也會影響到記者的知名度。過去，報社派駐海外的記者幾年後返回日本時，通常在社會上已經累積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像我這樣長年接觸國際新聞所切身感受到的是，很多駐外記者回國後，很訝異讀者沒能記住自己的名字。因為現在的讀者不太會認真閱讀報紙上的每篇報導，或甚至是成為記者的「粉絲」。 另一方面，日本傳統媒體的電子化在整體上發展也比較緩慢。例如《朝日新聞》從5年前開始推出收費的網路版，但訂閱量的成長率相當低。據說現在願意付錢上網看朝日新聞的固定會員還不到幾萬人，網路版要如何實現盈利真是讓人傷透腦筋。更讓人擔憂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年輕記者是抱持著「在朝日安安穩穩幹到退休就行了」的想法，對於寫書、跑新聞、做獨家報導等磨練記者敏銳度的挑戰也不感興趣。這說明了在前景黯淡、影響力衰退的報社裡，員工們看不到積極工作的意義，於是逐漸淪為把「在公司內安分守己」視為唯一目標，成為「公司內記者」卻沒有任何罪惡感。 我剛進入報社的那個時代，有很多明星記者經常告誡我：「不寫幾本書的話就稱不上是真正的記者」。但是，現在有不少年輕記者覺得「寫書可能會被上司盯上」、「拚命寫了幾本書也不會升遷」等負面思考，於是不知不覺就陷入思想停滯的狀態，我認為這些想法的根源就在於「缺乏危機感」吧。 現在日本的媒體狀況跟加拉帕戈斯群島很相似，處在一個與世界潮流相隔離的環境中，是個尚未完全進化的社會，因此衍生出加拉帕戈斯化（Galapagosization）一詞。最有名的例子是日本大廠研發的手機，和全球化標準相背離，按照自己的標準獨自行事，最後導致在智慧手機方面落後於世界。而日本媒體也同樣面臨了「加拉帕戈斯化」。日本報社能否大刀闊斧重新整頓，變身為適應網路化和全球化的媒體呢？亦或是在終身雇用制的溫室裡，持續栽培著毫無抵抗力的花朵，坐以待斃呢？我想日本的媒體正站在這樣一個分岔路口上。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新加坡人到底幸福嗎？ 當我問新加坡朋友這個問題時，他們大多會蹙眉苦笑，只是三言兩語搪塞過去。對於新加坡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頭疼，很難回答的問題。 若是從表面上來看，新加坡人是幸福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比日本還高，居亞洲首位；國際競爭力僅次於瑞士，排在全球第二；作為亞洲的商業中樞，這裡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容易展開商業活動的地方。國民人口總數550萬，國土面積與東京都23區大致相等。新加坡國家雖小，但是在國際上有強烈的存在感和影響力。 然而，在報導自由度的排行榜上，新加坡的排名在第155位，與俄羅斯與伊拉克相近，在亞洲處於最低水準。知名市調公司蓋洛普（Gallup）針對150個國家進行的「2012年幸福指數」調查，結果顯示新加坡的排名竟然遙遙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或許，讀者們可能會覺得相當訝異，但是新加坡國民的幸福度偏低是不爭的事實。 今年3月底，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以來一直被尊稱為「國父」的李光耀以91歲的高齡辭世，全世界都對他的生前事蹟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他的功績和能力完全無可挑剔。但是，這些歌功頌德的背後，有一些「過」卻容易被忽視。 其實，在新加坡工作的記者很辛苦，尤其是在報導國內政治要聞時，總是難以下筆。而我就親身感受到這一點。 2003年，李光耀擔任內閣資政時，長子李顯龍（現任總理）就任副總理，夫人則是政府旗下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Holdings）的執行董事。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及新加坡民眾對「李氏壟斷」的批判聲浪正日益高漲。 後來，新加坡外務省友人私底下跟我聯絡，警告說：「你這樣做很危險！」不久之後，我就收到了總理府寄出的抗議信函，令我大吃一驚。 甚至，有數家歐美媒體在新加坡境內發表了批判的言論，而被政府和領導告上了法院，以損害名譽的名義索取巨額的賠償金，讓媒體自由蒙上一層陰影。我接到的抗議信中寫道：「請你能夠拿出證據來證明，到底有多少民眾表達了不滿。」總理府要求我去證明一件難以取證的民意，並且修改文章、公開道歉。 針對這篇報導，我始終主張自己寫的內容無誤，而且數次向總理府認真地進行說明，雖然雙方意見始終不同，但最終得到了某種理解和共識，至少我並沒有為了攻擊新加坡而寫這條新聞。或許關鍵就在於我的文章並沒有主觀推斷，用字遣詞上是以「人們說……」這樣的客觀論述，因此才能夠化險為夷。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要邁入國際的唯一出路就是吸引外資企業和發展本國經濟，因此為了實現國內政治安定與經濟成長，壓制在野黨與勞工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在實行統治時遵循的觀點是：國家運營由政府官員負責，國民只要默默地聽命行事，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就可以了。 經濟發展遠遠勝過一切——這就是新加坡模式，也是李光耀模式。他將這種價值觀與歐美國家區分開來，稱之為「亞洲的價值觀」。 然而，新加坡早已擠身為已開發國家之一，該模式的局限性也日漸捉襟見肘。在2011年的總選舉中，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與議席大幅減少，迫使李光耀全面退出政治舞臺。隨著李光耀時代的閉幕，新加坡能否從李光耀模式中解放出來呢？新加坡的全新物語即將從此展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日語裡，有一個固定短語是「朝飯前」。 朝飯就是早餐。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做某件事易如反掌，在早餐前都能夠輕鬆搞定。當別人拜託自己辦事時，如果回答「朝飯前」，就代表著「交給我吧，沒問題。」 但是，對於這個短語，我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實踐方法。 近5年來，我的接稿數量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的創作都是在早晨完成的。從清晨5、6點鐘起床到10點去上班之前，我會不停地寫作，早餐一般都是邊寫邊吃。嚴格來說，這樣的作息並不能算是「朝飯前」，但是對我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朝飯前的創作」。除了身體不適，或是剛剛完成一個長篇稿件之外，我固定每天在大家還沉浸在睡夢中的時刻清醒，坐到電腦前寫稿。 基本上，寫稿時會用到的參考書籍或網路資料會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同時稿件的主題也會事先確定好。剩下的就是在起床之後，一氣呵成地將自己的思緒一字字敲打在鍵盤上了。 當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人類的大腦活動與思考在早晨和晚上會有所不同。 很多人在讀自己晚上寫的信時，往往會覺得不甚滿意。或是晚上寫好的文章在隔天一拿出來時，也不自覺會卻步三分。相反地，晚上毫無頭緒的文章，一到早晨，就能奮筆疾書。與晚上相比，早晨的自己好像要樂觀得多。 這樣一想，我不禁懷疑「朝飯前」的語意應該發生過變化。 它原意可能是：在早餐前工作，難事也會變得容易。的確，我總覺得晚上可能要花上3個小時的工作，若是換到早晨可能只需要2個小時就能完成，早晨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 若是按照這樣的原理，我心想：如果一天能有2次「朝飯前的狀態」，效率不就能變得更高了嗎？ 但是要實踐在生活上，前提必須是在假日，或是可以在家工作的時候。第一階段是從早晨6點到11點之間努力寫稿，期間用果汁、優酪乳和糖果充饑。在11點左右吃一頓早午餐，然後馬上睡覺。 而且要注意用餐時要盡可能地多攝取碳水化合物，睡2個小時後起床，喝杯咖啡提神醒腦，找回早餐前的精神狀態，再寫到晚上7、8點。接下來就讓自己的身心狀態徹底達到放鬆，品嚐美食、喝點小酒或是泡澡舒緩壓力，在12點前就寢。 而我屢試不爽的結果是，這樣子的效率確實會變得很高。雖然還不知道自己會在公司工作多少年，但我已經下定決心，當我全心投入文筆的生涯，屆時一定要身體力行養成「一天兩次朝飯前」的好習慣，敦促自己持續不斷地創作。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4月18日，沖繩縣的翁長雄志知事展開了為期四天的訪台行程。此行除了簽署港務交流的合作意向書(MOU)外，也強調沖繩和台灣之間密切的貿易關係。但是，日本各大媒體幾乎沒有報導此事，而且才剛結束北京訪問的翁長知事，訪台時的態度趨於低調，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反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現在，針對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沖繩縣與日本當局的對立加深，在這個敏感時刻，沖繩極力強化對台關係，此舉無疑是帶了多種層面的宣示意味。今後沖繩和台灣的關係會如何發展呢？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缺乏感情面上的連結 從奄美群島開始的「琉球弧」，緩緩畫個弧度的話，最終的尾端會到達台灣。沖繩和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看似一體，但是長久以來雙方的交誼並不深厚。 歷史上來看，琉球文化屬於日本文化的分流，即使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沖繩的語言和民族構成，在本質上和日本最為接近。一方面，台灣是以南洋文化為基礎，加上了漢族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構造。嚴格說來，是以八重山・宮古諸島作為一種緩衝帶，沖繩和台灣分屬於不同的文化圈。 直到進入20世紀，沖繩和台灣的接觸開始變得頻繁。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從沖繩湧入了大批的勞工渡海來台工作，因為當時台灣的經濟水準比沖繩高。日本戰敗後，台灣被國民政府接收，反而是台灣人到沖繩協助指導種植鳳梨和甘蔗的農業栽培。現在，在沖繩的台灣華僑之中，農業移民就占了一部分。 然而，即使有過這樣的歷史，但是沖繩和台灣的距離始終無法拉近，最大的原因在於雙方在情感上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層「鄰居」關係，沖繩人總是望向日本本島和美國，而台灣人的目光往往也是跳過沖繩，直接投向東京霞之關。 雙方均追求「自決權」 仔細想想，像沖繩和台灣這樣，自然條件非常類似的例子也相當罕見。雙方均位於東亞的地理要塞，卻經常捲入日本、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略遊戲，因此背負的宿命也往往帶著悲劇性。中國的「台灣問題」和日本的「沖繩問題」，有很多驚人的相似處。尤其是現在，沖繩和台灣追求「自決權」的聲浪日益高漲，雖然激進的獨立派言論屬於少數，但是「台灣是台灣」、「沖繩是沖繩」這樣的主體意識抬頭是不置可否的。 然而，像去年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雨傘革命，彼此之間在情感上的同仇敵愾，可以看到港台民眾互相聲援的場面。反觀，在沖繩民眾因為基地問題而舉行的抗議集會上，卻鮮少見到和台灣方面有這樣的連帶和交流，而且台灣民眾對於沖繩的基地問題在態度上也顯得冷淡。對於台灣而言，沖繩的美軍基地之所以存在，有部分是為了協防台灣的國家安全保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台灣民眾找不到任何動機去支持沖繩的反基地運動的原因吧！ 沖繩和台灣明明靠得那麼近，關係為何會如此薄弱呢？反而是沖繩在歷史上和中國福建省的交流比較頻繁，因此比起台灣，沖繩對中國抱持好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果從日本的國益來考量的話，當然不樂見沖繩和台灣向中國靠攏，對於「親中化」也具有一定的警戒心。相對地，對沖繩而言，如果想要努力擺脫對「基地經濟」的依存，以及提高對東京的政治發言權，招攬台灣企業的投資和致力觀光活性化也是有力手段。翁長知事若是能夠拉近和台灣的距離，就能夠避免被貼上「親中」的標籤。 反觀台灣，明年的總統大選，始終和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的民進黨問鼎聲勢高，屆時在外交上勢必尋求和日本有更緊密的外交關係，而如果能夠以沖繩作為窗口，加深雙方的交流基礎，這何嘗不是一步好棋。 一直以來，沖繩和台灣比鄰而居，卻鮮少正視過彼此的存在。若是透過翁長知事訪問台灣一事，能夠加深雙方的交流，或許在未來實現共同承擔戰略利益以及區域連帶情感是指日可待的。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當自己進行採訪的時候，卻反過來成為被採訪的對象——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今年初發生的日本自由記者被激進組織「伊斯蘭國」殺害的事件之後，我就經常面臨這樣的問題。每當我針對這次的人質事件採訪那些經常奔波於中東的戰地記者時，對方常常會反問我：「野島君，那你怎麼看？」 日本人的戰地採訪第一次高峰期是越南戰爭。著名攝影師澤田教一等10多名記者在越戰中殞命。第二個高峰期則是從2004年伊拉克戰爭以來的10年間，在烽火連天的中東地區，記者後藤健二、山本美香、橋田信介等將近10人相繼在戰火下犧牲。 我30多歲的時候也曾作為特派員，遠赴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約旦、科威特等地，奔走於戰亂和紛爭地區進行採訪。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後我常駐阿富汗，當時山本和後藤還是剛出道的記者。在戰地採訪的經驗上，我算是他們的前輩，現在眼看著懷抱著熱忱的後輩們為了報導而犧牲，真的讓人相當痛心。當然，沒有人一開始就想著要死，但是前往戰地的行為本身，大家的內心深處帶著覺悟，死神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降臨。 最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偶然發現了當初我前往戰地採訪時寫的遺書，分別是寫給父母、老婆和公司的3份，是用打字機印出來的。如今重讀一遍那些遺書，裡面寫的淨是些不太成熟的話語，自己都覺得有些難為情，真希望沒發現它，現在的我是絕對寫不出來。比如「不要認為我是戰爭的受害者，是我自願去做戰地採訪的，其他人沒有任何責任。希望你們知道，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業，不留遺憾地死去了」之類。字裡行間感覺不到我是要去報導戰爭真相的那股正氣凜然，反而是透露「我是自願去的，不管出什麼事都是自己的責任，怪不得別人」。越南戰爭時，有一名活躍的日本戰地記者一之瀨泰造（Taizo Ichinose），他的著作《踩到地雷的話，就永別吧》（『地雷を踏んだらサヨウナラ：一ノ瀬泰造写真・書簡集』講談社；1978年），書名不折不扣地反映了身為記者的決心和精神。 後藤也在前往「伊斯蘭國」採訪前，事先錄了一段影片，他說：「不管出了什麼事，都是我自己的責任」，他還說：「我當然會平安無事的回來」。可惜的是，他沒能兌現這個諾言。 各行各業都存在著「風險」問題。炒股的人，股價下跌是風險。投資企業的人，業績不振是風險。寫書的人，書賣不出去是風險。那麼對戰地記者來說，自身所面臨的種種危險就是最大的風險。所以說「死亡也是一筆買賣」並非沒有道理。至少，本人應該抱著這樣的思想準備，在這一覺悟基礎上進行戰地採訪的工作，才能獲得社會上的認可與尊重，才稱之為一項事業。 然而，在發生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記者的犧牲奉獻精神和覺悟似乎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每位前往戰地的記者可能面臨被挾持作為人質的高度風險，以他的生命為交換條件，或是要求支付記者本人根本付不起的巨額贖金，或是要求當事方更改重大政策，這種事態層出不窮。 新潟市一名自由攝影師杉本祐一之前曾因計畫前往敘利亞，被日本外務省沒收了護照，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2月的某晚，富士電視臺播放的節目《Mr.星期天》裡面，媒體人木村太郎針對這一問題吐露了心聲： 「外務省說‘（去敘利亞採訪等）和那東西比起來，人的生命更為珍貴重要……’，憲法所規定的（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竟然被他們稱為‘那東西’！」 「危險的地方才是有新聞價值的地方，如果不親自去現場就無法報導那裡的真實情況。但是，這（報導真相）也是為了保障人的知的權利。」 然而，這樣的發言卻引來了其他節目來賓的猛烈抨擊，讓坐在一旁的主持人宮根誠司急忙打圓場說：「當然，外務省也有些動搖（不得已而為之）吧」，但是木村太郎依然堅持己見，直言「外務省的阻止（杉本祐一去敘利亞）根本上就錯了」。聽到這裡，我真想為這番發言鼓掌致意。 當然，我也並非完全不理解外務省的苦衷。一個公民被綁架成為人質，整個政府都會被捲入其中。作為政府機構想要保護公民的生命，這是善意的出發點。這一年多來，公民反恐對策科等政府部門的職員經常要上網瀏覽那些自由記者的個人部落格或社群網站，一旦發現有記者計劃前往危險地區的話，就發郵件或打電話詢問採訪行程和地點等資訊。對於那些已經啟程出國的人，還會向他們提供安全資訊等服務。杉本祐一打算去敘利亞一事就是在這樣的「監控網」中被發現的。其實，經驗豐富的記者是不會事先洩露採訪行程。 在被「伊斯蘭國」挾持的人質事件之後，在日本圍繞記者的戰地採訪工作，電視節目和專家學者紛紛提出了比較嚴厲的意見。社會輿論認同戰地採訪的重要性，但大多數人對記者不顧安危貿然去危險地區採訪也持冷靜態度。的確，若是一旦成為人質，整個日本政府都會捲入其中。既然政府有「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義務，出現這種事態也只能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去解決。 戰爭報導是新聞傳播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原則不能屈服於任何威脅。但像「伊斯蘭國」那樣把記者綁為人質，並對記者背後的整個國家發出威脅，這樣的事態在越戰中從未發生過。毫無疑問地，我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戰地採訪新局面」。 雖然奔赴危險區域做採訪固然非常珍貴，但絕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爭論。前提必須考慮到採訪對象的「伊斯蘭國」，本身就否認新聞和表達自由的普世價值，面對這樣的對手無論怎麼主張媒體的公益性和中立性也無濟於事。根據實際情況，有時不親自前往現場，在周邊地區採訪也是一種選擇。一線記者需要靈活性，只是一味拚命地往現場衝，可能導致無謂的犧牲罷了。 同時媒體也應該向讀者（或觀眾）主動說明，當面對恐怖份子要求用記者的生命來做交換時，媒體自身的判斷是什麼。媒體常被稱為獨立於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但是當媒體陷入困境時卻是降低身段求政府幫忙的話，那麼還是一開始就別讓記者去冒險做戰地採訪了吧。媒體的戰爭報導，不應該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擾和輿論的影響，而是必須擔負起自身責任獨立去判斷——媒體的主體性正面臨重大的考驗。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