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己進行採訪的時候，卻反過來成為被採訪的對象——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今年初發生的日本自由記者被激進組織「伊斯蘭國」殺害的事件之後，我就經常面臨這樣的問題。每當我針對這次的人質事件採訪那些經常奔波於中東的戰地記者時，對方常常會反問我：「野島君，那你怎麼看？」

日本人的戰地採訪第一次高峰期是越南戰爭。著名攝影師澤田教一等10多名記者在越戰中殞命。第二個高峰期則是從2004年伊拉克戰爭以來的10年間，在烽火連天的中東地區，記者後藤健二、山本美香、橋田信介等將近10人相繼在戰火下犧牲。

我30多歲的時候也曾作為特派員，遠赴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約旦、科威特等地，奔走於戰亂和紛爭地區進行採訪。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後我常駐阿富汗，當時山本和後藤還是剛出道的記者。在戰地採訪的經驗上，我算是他們的前輩，現在眼看著懷抱著熱忱的後輩們為了報導而犧牲，真的讓人相當痛心。當然，沒有人一開始就想著要死，但是前往戰地的行為本身，大家的內心深處帶著覺悟，死神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降臨。

最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偶然發現了當初我前往戰地採訪時寫的遺書，分別是寫給父母、老婆和公司的3份，是用打字機印出來的。如今重讀一遍那些遺書，裡面寫的淨是些不太成熟的話語，自己都覺得有些難為情，真希望沒發現它，現在的我是絕對寫不出來。比如「不要認為我是戰爭的受害者，是我自願去做戰地採訪的，其他人沒有任何責任。希望你們知道，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業，不留遺憾地死去了」之類。字裡行間感覺不到我是要去報導戰爭真相的那股正氣凜然，反而是透露「我是自願去的，不管出什麼事都是自己的責任，怪不得別人」。越南戰爭時，有一名活躍的日本戰地記者一之瀨泰造（Taizo Ichinose），他的著作《踩到地雷的話，就永別吧》（『地雷を踏んだらサヨウナラ：一ノ瀬泰造写真・書簡集』講談社；1978年），書名不折不扣地反映了身為記者的決心和精神。

後藤也在前往「伊斯蘭國」採訪前，事先錄了一段影片，他說：「不管出了什麼事，都是我自己的責任」，他還說：「我當然會平安無事的回來」。可惜的是，他沒能兌現這個諾言。

各行各業都存在著「風險」問題。炒股的人，股價下跌是風險。投資企業的人，業績不振是風險。寫書的人，書賣不出去是風險。那麼對戰地記者來說，自身所面臨的種種危險就是最大的風險。所以說「死亡也是一筆買賣」並非沒有道理。至少，本人應該抱著這樣的思想準備，在這一覺悟基礎上進行戰地採訪的工作，才能獲得社會上的認可與尊重，才稱之為一項事業。

然而，在發生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記者的犧牲奉獻精神和覺悟似乎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每位前往戰地的記者可能面臨被挾持作為人質的高度風險，以他的生命為交換條件，或是要求支付記者本人根本付不起的巨額贖金，或是要求當事方更改重大政策，這種事態層出不窮。

新潟市一名自由攝影師杉本祐一之前曾因計畫前往敘利亞，被日本外務省沒收了護照，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2月的某晚，富士電視臺播放的節目《Mr.星期天》裡面，媒體人木村太郎針對這一問題吐露了心聲：

「外務省說‘（去敘利亞採訪等）和那東西比起來，人的生命更為珍貴重要……’，憲法所規定的（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竟然被他們稱為‘那東西’！」

「危險的地方才是有新聞價值的地方，如果不親自去現場就無法報導那裡的真實情況。但是，這（報導真相）也是為了保障人的知的權利。」

然而，這樣的發言卻引來了其他節目來賓的猛烈抨擊，讓坐在一旁的主持人宮根誠司急忙打圓場說：「當然，外務省也有些動搖（不得已而為之）吧」，但是木村太郎依然堅持己見，直言「外務省的阻止（杉本祐一去敘利亞）根本上就錯了」。聽到這裡，我真想為這番發言鼓掌致意。

當然，我也並非完全不理解外務省的苦衷。一個公民被綁架成為人質，整個政府都會被捲入其中。作為政府機構想要保護公民的生命，這是善意的出發點。這一年多來，公民反恐對策科等政府部門的職員經常要上網瀏覽那些自由記者的個人部落格或社群網站，一旦發現有記者計劃前往危險地區的話，就發郵件或打電話詢問採訪行程和地點等資訊。對於那些已經啟程出國的人，還會向他們提供安全資訊等服務。杉本祐一打算去敘利亞一事就是在這樣的「監控網」中被發現的。其實，經驗豐富的記者是不會事先洩露採訪行程。

在被「伊斯蘭國」挾持的人質事件之後，在日本圍繞記者的戰地採訪工作，電視節目和專家學者紛紛提出了比較嚴厲的意見。社會輿論認同戰地採訪的重要性，但大多數人對記者不顧安危貿然去危險地區採訪也持冷靜態度。的確，若是一旦成為人質，整個日本政府都會捲入其中。既然政府有「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義務，出現這種事態也只能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去解決。

戰爭報導是新聞傳播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原則不能屈服於任何威脅。但像「伊斯蘭國」那樣把記者綁為人質，並對記者背後的整個國家發出威脅，這樣的事態在越戰中從未發生過。毫無疑問地，我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戰地採訪新局面」。

雖然奔赴危險區域做採訪固然非常珍貴，但絕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爭論。前提必須考慮到採訪對象的「伊斯蘭國」，本身就否認新聞和表達自由的普世價值，面對這樣的對手無論怎麼主張媒體的公益性和中立性也無濟於事。根據實際情況，有時不親自前往現場，在周邊地區採訪也是一種選擇。一線記者需要靈活性，只是一味拚命地往現場衝，可能導致無謂的犧牲罷了。

同時媒體也應該向讀者（或觀眾）主動說明，當面對恐怖份子要求用記者的生命來做交換時，媒體自身的判斷是什麼。媒體常被稱為獨立於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但是當媒體陷入困境時卻是降低身段求政府幫忙的話，那麼還是一開始就別讓記者去冒險做戰地採訪了吧。媒體的戰爭報導，不應該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擾和輿論的影響，而是必須擔負起自身責任獨立去判斷——媒體的主體性正面臨重大的考驗。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