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身邊並沒有什麼輕生的故人,但與友人交談間發覺,這世上還是有不少自尋短見的人。事實也的確如此,日本每年有3萬人自殺,只不過是筆者狹窄的人際關係裡並沒有這樣的遭遇罷了。然而,日本文學界裡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小說家不在少數,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豪,他們也留下了傑出作品。我喜歡閱讀小說,卻總是很納悶:「文筆如此精湛的人,為何要選擇自我了結呢?」這份單純的疑問始終縈繞在腦海裡。對筆者而言,自殺一事看似遠在天邊卻又近在咫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許反映了日本近代的小說家們是有多愛自殺了。

今年6月,筆者到訪了位於東京三鷹的禪林寺,那裡是作家太宰治的安葬之處。這一天被稱為「櫻桃忌」,是取其作品《櫻桃》來命名,既是太宰治的生辰也是忌日。據記載,太宰治13日投身玉川上水,19日才被人發現遺體。因此實際的死亡時間應當更早一些,只是後人習慣將19日當作他的忌日。先前,他也曾和咖啡店女伺相約赴鐮倉跳海,他一人獲救,那名女子卻獨自香消玉殞。多達4次的自殺未遂紀錄,一心尋死的太宰治最終也算是了了夙願,享年38歲。

禪林寺的訪客大多是太宰的忠實讀者。筆者當天也是因為陪同一位自稱太宰迷的法國友人前往,才首次踏進這座寺院。數百名的悼念者中,年輕人占了大多數,著實讓筆者頗為吃驚。直到現在,太宰筆下的人性脆弱、狡猾、煩惱等深入內心的描寫,固然引起了眾多海內外讀者的共鳴,但是他選擇自殺一途所蘊含的悲劇性,無疑也是牽動年輕人的一大因素。

當然,筆者無意美化自殺的行為,只是該如何理解那些把自殺視為唯一手段的人呢?這值得令人思考。然而,作家的自殺通常被認為有別於常人,最常見的說法是為了貫徹美學而死,聽起來何其可笑。另一方面,人活於世,常言「尊嚴」二個字,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維護尊嚴,也曾聽聞遭受文革迫害的中國文人作家為此選擇了自殺。然而,卻鮮少聽過有日本作家為尊嚴而死,基本上都是高舉貫徹美學的旗幟而走上絕路,筆者個人對此實在難以苟同。

然而,日本社會整體似乎持著不同的態度。不僅僅是太宰治,多數自殺作家的忌日通常都會有大批的讀者緬懷追思。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稱為「康成忌」,芥川龍之介的忌日又稱「河童忌」。彷彿透過自殺之舉,作家便獲得了永恆的生命,然而,這對於拼命活下來繼續書寫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接近現代,自殺越被視為一種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國家,因自殺造成的死亡率,儼然成為了繼病歿和事故死之後第三大死因的位置。平均每一年在美國和日本有3萬人自殺,法國有2萬人,俄羅斯有6萬人。如果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統計數字就相當可觀了。總之,這地球上每年就有50萬人親手為自己的人生畫下休止符。

姑且不論這樣的現象到底是否正常,僅僅就日本文學家自殺率高的這一點,基本上在國際間已經形成了共識。其中,以聞名國際的20世紀日本偉大文豪裡,芥川龍之介、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4人均以自殺結束生命,若是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初估就有20人了,這的確不是一個小數字。對於研究自殺的學者而言,也是一個無法規避的研究主題。

這些人選擇自殺的理由不盡相同。

太宰治的自殺是文學式的自殺。自殺早已成為太宰生命中的一種慣常,是他的生活模式,自殺體驗在他的文學中也有所表現。關於太宰之死,讀者很難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斷」這一極端行為的背後缺少了決定性的因素。當太宰的生活一旦碰了壁,他馬上就想到了死,彷彿一直以來都是自殺在引誘他。對太宰治而言,死亡本身大概就是他的主張。

而三島由紀夫,在位於東京市谷駐屯地的自衛隊大樓的陽臺上發表了15分鐘的演說,卻在一片奚落與怒聲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匆匆結束了原訂的2小時演講。回到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室的三島,脫下軍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聲後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島的親信森田必勝當即為其斬首。後來,森田也以同樣的方式追隨三島而去。

三島的自殺在日本社會是毀譽參半的。但總括來說,三島的自殺在另一種層面上與太宰一致,都是一種文學式的死。當時《朝日新聞》的報導裡,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評論,筆者深表認同:

「三島由紀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殺宣告謝幕。他自身實際上就是其最後的創作。」

思想與現實通常是分離的,但是三島卻試圖在現實裡將思想付諸實踐。對三島而言,思想與現實的區別極為曖昧,他是那種讓現實生活充滿緊張感以獲得文學能量的作家,他無疑是以戲劇化死亡的方式,寫下了人生的最後一頁。

透過這2位小說家的自殺,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他們選擇死亡以遠離身處的社會邏輯。太宰利用逃避的方式,三島則是採用反抗手段,他們對於自身所處的「日本」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拒絕態度。

依筆者淺見,日本社會是一個集體性、組織性極高的社會。人們透過確認自己是組織的一員來獲得身分認同。然而,作家是一個極為個人的職業,常常與孤獨為伴。因此,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與組織內的人生死與共,只能是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殺,一如其字面,抹殺自我的行為,若是加上堅強的尋死意志,其結果就是無法挽回的死亡。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裡,談到自殺的主要動機有「精神的崩潰」、「肉體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學家的自殺動機也基本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解釋。其中,「精神的崩潰」無疑是小說家自殺的最大原因。

本文開頭就曾提到,有不少受到日本人十分尊敬文學家走上自殺一途,這多半源自於對「精神崩潰」帶來的悲劇意味有所共感。這背後有一種奇妙的想法,就是文學家與自殺十分相配。

文學研究學者竹內實,他就曾說過一段話,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日本人不抵抗,只隨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認為不合群份子受人排擠,遭人嫌棄。日本人最恐懼的就是身處集體卻被孤立。

在這樣的日本社會裡,作家也棲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轉向,僅僅通過自我了斷以期獲得永恆的存在,這便是日本作家選擇自殺的一大理由吧。

中國歷史上,畏罪自殺的高官多到不可勝數。一旦被賜罪,皇帝的使者便會帶著毒藥前來,飲毒自盡成了一種固定模式。有句話是「以死謝罪」,說的是用自殺來彌補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實際上即便是死罪之人,在遭受酷刑而死之前,有不少則是主動或被迫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日本,面臨死刑的受刑人往往選擇自行切腹,再由被稱為「介錯」的行刑人為其斬首,以便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這究竟算不算是加工自殺還是處刑,似乎都說得過,反倒難以判定。對本人來說是自殺,對掌權的一方來說是處刑,不過互為表裡罷了。

此外,人在自殺前總會留下一些話語,日語稱之為「辭世詩」。日本人的辭世詩往往富於感情,包含日式美學特有的「物哀」,鮮有怨恨之詞。

當日本戰國名將織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被部下燒死前,是否當真吟誦:「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夢」仍是一樁懸案,但這樣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辭世詩的確很「日本」。無論是對人世或者大自然的詠嘆,都是「物哀」的世界。

回歸正題,日本小說家的自殺癖在平成年間(1989年1月至今),不知為何驟然大減,其理由尚未有定論。難道說是因為小說家的「精神崩潰」,已經缺乏了符合當代的現實感?試想,如果村上春樹因為無緣諾貝爾文學獎而絕望自殺的話,大概會對全球的村上迷帶來巨大的衝擊。雖然這是筆者輕率失敬的想像,不過這樣的事大概不會發生吧。對於村上春樹式的「我」而言,與其自殺,肯定是選擇遠離喧囂紛擾逃到世界的盡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