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道路玄妙難測。
1969年我在印大的第三學年度開始後，我要跟隨的論文指導老師Charles Krebs突然決定轉校到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職。我因剛結婚的關係，希望能過著平靜求學的新生活，決定留在印大，不隨他到加拿大。Krebs教授的離開引發了我很多必須面對的煩惱，我必須找一位新的指導教授；必須從一個比較熟習的專業領域，再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回到學校後， 我內心感到十分挫折懊惱，似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揮之不去。 剛結婚成家，又一無所有，又已年過三十，想到未來學業的壓力，想到家庭的責任，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有像以前那樣「什麼都不驚，向前走」的意志力，心情自然更煩悶、恐慌。當時很多結婚的同學得到PhD 學位 (Doctor of Philosophy) 時，都幽
我選擇了一位專門研究有關爬蟲、兩棲類的生態的年輕教授Craig Nelson作為我的指導老師。 Nelson教授，在所內被譽為十分smart的年輕教授。我十分欣賞他的演化學課。 那年他從科學基金會拿到一筆研究經費，研究兩棲類的生態區塊分佈問題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niches)，研究地點是南美洲的厄瓜多爾 (Ecuador)。在研究生中，他挑選了我來執行這個研究計畫。說實在，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有經費，可旅遊看世界，又可得學位，何樂而不為？ 如果我當時是單身的話，絕不會錯失這個大好機會。但是，我需要為太太著想。當我回絕Nelson教授時，他很不高興。 之後，他也一再地要求我重新考慮，我也一再地婉辭。 為此，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了一段時候。
1969年第一學期。 我希望靜下來好好尋找論文的題材， 只選修了論文研討。 Nelson教授除了專研爬蟲、兩棲類的生態及演化學外，也對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涉獵甚深。我在他的實驗室中出入頻繁，也接觸了不少他收集的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閱讀這方面的文章時，很高興地說，「科技的影響及衝擊將來是社會、政治、文化等的重要課題。你一定要注意。」就像Charle Krebs 教授在第一堂生態學上課時談到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啟發了我對科學哲學的興趣；Nelson 教授也因他的一句話帶引了我進入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的領域。 以致，十幾年後，我回台後第一次在台大動物所及東海大學開了一門「生物哲學」；出版了三本專業以外所謂「不務正業」的書籍：「科技文明的反省」、「打破科技中立的神話」及「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這都是我在生態學及演化學專業以外，因受兩位老師的啟發所得到的額外知性的禮物及發展，讓我對自己專業以外的世事有了更寬廣的視野，而不受自己狹窄專業的限制。 「一個好老師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傳道、授業、解惑（instruct），不如說是啟發 (inspire)。」對我而言，誠非虛言。
這一學期的自習、旁聽，我自覺對我的專業開始有了方向。 但我心境也開始有了變化，不時感到疲憊倦怠(listlessness)與焦慮不安（restlessness）。 年輕時，這種感覺常不定時的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自稱為「生存的真空」(existential vacuum)。 這種「生存的真空」產生的不安感，常讓我想換個新的環境，尋求「變、變、變」。 根據生態學研究，齧齒類的族群中，有少數的比率屬於傾向向外遷徙的「基因變異群」（genetic variants）。他們經過一定的時間，在外界環境的變遷下，都想離開原來的族群，去找一個新的合適的區塊(niche)；其他大多數的比率都屬於安於現狀，不想外移者。人也有類似現象，有安於現狀者；也有少數不安於現狀者。可能是個人的基因作祟吧！我想我是屬於後者。 從淡江英專、台大、師大，從文學到生物學，我不是一直都在「變」嗎？ 我常想，如果我一輩子都作同樣的工作，一成不變，當躺在床上吐出最後的一口氣時，我一定會很遺憾後悔的。從小學至今，三十多年的歲月都躲在學校裡讀書，我必須要換個環境。
來美已翻騰了快五年矣，五年埋首的讀書過程中，也體驗美國60年代發生的政治大變動， 再加上演化學及生態學的啟示， 我感受到生命的壯闊和繽紛，可以海闊天空，任人遨遊。1970年5月，我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也獲頒碩士學位後，心情浮動不安的情況更加劇烈，腦海中不時環繞著各種問號。 讀書、結婚、就業、退休？ 隨波逐流？ 難道大學只是提供職業教育，保障就業的場所嗎？ 生命誠可貴，可是活著是為什麼、為誰，目的何在？ 我到底要活出什麼樣的生命？ 要追求什麼生命的意義？要尋求什麼生命的價值？ 難道唯有在學院、研究所及正規的教育中，讀書、攻讀博士學位，我可以尋找到生命知識、價值及意義的答案嗎？ 教授可以給我答案嗎？ 閱讀偉大哲人大師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或是只有我自己才可回答？ 這些問題值得問嗎？ 矛盾複雜的掙扎似乎在我腦海裡試圖尋求一條出路。 夜闌人靜時，想起在台大時受到史懷哲的影響及對非洲的好奇。 此時，我內心一直聽到史懷哲的呼喚，揮之不去。 我曾向台大時的女友提議過，畢業後一起到非洲去，「您瘋了，您自己去」是她的回應，我也堅決地回她，「我一定會去。」 現在，有了不同生命價值觀的伴侶，我想太太一定會舉雙手贊成，支持我； 因為門諾教會設有「門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專門招募支援非洲的志工，所有門諾教會的會友都為他們的年輕人到第三世界國家當志工為榮。 我告訴太太我的心情，想暫時輟學，去探索生命中沒有碰觸過的角落及不同生命的經驗，去尋求生命的意義。 我聽到了非洲、史懷哲的呼喚，我要到非洲去！ 我可從事教育的工作，你可以從事醫護的工作，我們可以在非洲開創生命的新經驗。 她猶豫了好一陣子，僅以沈默回答。 有一天，她握著我的雙手，凝視著我說，「Proud of you. Let us go.」 我緊緊地抱著她，強忍著盈眶的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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