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的爭論，焦點又集中在「串證羈押」事由上。劍青劍改發出聲明，指控修法是「護航罪犯」、「黑化台灣」，甚至宣稱「台灣罪犯權益獨步全球」。與此同時，陪審團協會指出：羈押不應成為偵查工具，「串證羈押」在台灣的使用比例遠高於德國等國，顯示制度早已偏離人權法治軌道。
在一片情緒性標籤與治安恐慌之中，真正被忽略的問題是：羈押到底是什麼？它是刑罰的預支？是辦案的捷徑？還是，只能在極少數、符合嚴格條件的情況下，作為確保訴訟進行的最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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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果犯」的稻草人：被刻意扭曲的修法主張
劍青劍改聲明批評修法草案，認為要求「已有明確具體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行為」才能羈押，是把「防止勾串」變成「必須等勾串完成才處理」，把羈押變成只能懲罰結果的「結果犯」制度。這樣的說法聽起來聳動，實際上卻是對修法理念的刻意扭曲。
過去多年，學界與民間團體反覆指出的問題從來不是「不准防止串證」，而是：不能只靠抽象、空洞的「串證之虞」四個字，就把人關進看守所。現在實務對「有串證之虞」的認定，往往只需要幾句模板式的理由——例如「涉案人數眾多，恐有串證之虞」——甚至只是因為被告彼此通聯、討論案情，就被推定為勾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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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真正追求的是：羈押必須建立在「具體客觀事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想像、通案推論或行政便宜之上。要求檢察官提出具體事實，不等於要他們端出「勾串鐵證」，而是要求每一件羈押，必須講得出「為什麼在這一案、這一人身上，存在無法用較輕手段防止的串證風險」。
簡單講，就是兩句話：
可以防止未來的勾串，但必須有具體事實支撐「未來風險」的判斷。
不可以只因為「怕以後會怎樣」，就把「羈押」當作通通先關起來的保險。
把「具體事實」刻意翻譯成「結果已經發生」，再批評修法是在「放任勾串」，這樣的論述不是法律上的分歧，而是公開輿論戰中的稻草人。
二、比較法的真相：別國也有「串證羈押」，但比例和界線完全不同
劍青劍改強調，德國《刑事訴訟法》有「掩蓋真相之虞」羈押事由，美國聯邦法也承認「妨害司法公正」「恐嚇證人」可以作為羈押理由，日本更把「湮滅證據之虞」寫進法律，質疑為何台灣要「獨步全球」讓罪犯享有勾串特權。
這樣的比較，只講了一半。
的確，多數民主法治國家都承認「防止妨害司法程序」作為羈押目的之一。但關鍵不在於「有沒有這個事由」，而在於：
- 這個事由，在整體羈押制度中所占比例有多高？
- 要求的「具體事實」標準有多嚴？
- 有沒有強制的定期複查、替代處分、言詞審查等防濫權機制？
以德國為例，「掩蓋真相之虞」羈押事由確實存在，卻長期只佔羈押案件中的少數比例，且法院必須定期主動檢討羈押必要性，並優先考慮保釋或其他替代處分。德國司法文化把羈押視為高度例外，強調「相當性原則」與「最後手段」，而不是像台灣實務那樣，讓「串證之虞」成為羈押的第一手語言。
陪審團協會提出的數字更一針見血：德國以滅證、勾串事由羈押的案件約占 5%，而台灣羈押中以「串證」為主要理由的比例竟超過 70%。這不是「與國際接軌」，而是把他國的例外事由變成本國的常態藉口。
真正的比較法結論應該是：
德、美、日都有防止妨害司法的羈押事由。
但同時也有嚴格的具體事實要求、強制複查制度、高度使用替代處分，以及清楚的比例原則。
台灣只引進了「事由名稱」，卻沒有把防濫用的那一整套一起移植，才導致「串證羈押」全面膨脹。
劍青劍改只引用「別國也有這一款」，卻有意無意忽略「別國如何限縮這一款」，這樣的比較法用法，無法說服真正關心法治的人。
三、緘默權的陰影：當沉默被定價為羈押
更深層的問題，是劍青劍改聲明背後透露的態度：誰不配合偵查、誰主張權利，就是「護航罪犯」「黑化台灣」。當這種語言被用來動員輿論支持嚴格羈押時，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原則，其實已經被放在「嫌疑」的位置上。
現行《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被告有權保持緘默，且法院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就推斷其有罪。司法院釋字第 670 號也警告：制度設計不可以讓被告在保持緘默與承擔更嚴重不利益（例如喪失冤獄賠償）之間被迫二選一，否則緘默權就被制度「隱性強制」瓦解。
然而在今日的羈押實務中，行使緘默權的被告往往更容易被視為「不配合」、「有串證或滅證之虞」，成為聲押理由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緘默權被定價了：你可以沉默，但代價是更高的羈押風險。
劍青劍改在聲明中不斷控訴修法是「護罪犯」，其實透露的正是這種心態——只要誰沒有按照偵查機關期待的方式說話、配合，就可以被放在「罪犯」那一邊，被視為「黑化台灣」的一部分。
真正應該被問的問題是：
一個制度是否允許人民在不承擔額外人身自由風險的情況下，行使緘默權？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問題不在於立委修法「護罪犯」，而在於制度本身早已把憲法保障的防禦權當成不忠誠的表現。
四、秩序維護 vs. 逮捕：不能以模糊名義延長拘束
劍青劍改聲明還批評另一個修法重點：把搜索現場的「留置」視為逮捕起算點，只要沒告知可以離開、而被告留在現場，就應算入 24 小時內的拘束時間。他們援引德國法與美國 Michigan v. Summers 判例，主張搜索現場短暫留置只是「秩序維護」，不應無限上綱為逮捕。
從純理論角度看，搜索現場的短暫留置確實可以區別於逮捕。但實務上的問題並非「可不可以短暫留置」，而是：這個「短暫」究竟可以多長？在這段期間，當事人的自由究竟被限制到什麼程度？
今日台灣的實況是，搜索可以長達四、五小時甚至更久，即便現場人員形式上「未被逮捕」，卻事實上不能離開。這種「你可以走啊，但我們會將之視為逃逸」式的曖昧安排，讓人身自由被壓縮在程序灰色地帶。
修法主張之所以要把「未告知可離去且實際留置」視為逮捕起算點，是為了補上這一塊灰色地帶，讓國家在實際拘束人民時，必須誠實承認那就是在限制自由，而不是以「秩序維護」之名，實質延長不受時計與保障約束的拘束時間。
真正在乎法治的人，不會反對警察在合理範圍內維護搜索現場秩序；但會反對的是，讓任何不具文義逮捕形式、卻實質阻斷離去的行為，長時間存在卻不算數、不計時、不受程序控制。
五、羈押的正當性：不是治安焦慮的出口，而是程序保全的最後手段
綜合上述爭議，可以看到兩種根本不同的羈押觀念在激烈碰撞。
劍青劍改代表的觀點是：
羈押是面對詐欺、黑道、兒少性剝削等犯罪時，必要而有效的辦案工具；任何限縮羈押，只會讓罪犯「獨步全球」，讓治安崩壞。
陪審團協會與長期關注刑事人權的人所主張的則是：
羈押只能建立在「保全程序」的目的之上，必須以具體客觀事實為基礎，且作為最後手段；絕不能成為方便偵查、補貼人力不足或回應民粹情緒的萬靈丹。
這不是「挺不挺警察」「疼不疼檢察官」的問題，而是：
國家能不能為了辦案方便，就把某些人先關起來再說，然後用「治安」當作所有犧牲程序權利的免死金牌？
真正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從來不是讓檢察官和警方沒有壓力，而是要求他們在明確的法律框架內辦案：羈押前要說明具體風險、要檢討有無替代手段、要接受法院嚴格審查、要容許被告透過律師與閱卷權有效防禦。這樣的制度同樣可以打擊犯罪，只是把成本放在國家的專業與行政效率，而不是放在被羈押者的人身自由上。
六、我們真正該支持的是什麼？
在這場修法爭論中，社會可以選擇聽信「護罪犯」「黑化台灣」這些標籤，也可以選擇把問題問清楚：
- 我們要的，是「可以無限上綱的串證羈押」，還是「以具體事實為基礎的程序保全羈押」？
- 我們要的，是把沉默視為「不配合」「有罪」，還是承認緘默是每一個人在面對國家權力時的最後防線？
- 我們要的，是讓羈押率繼續高居不下，以示打擊犯罪的決心，還是讓偵查走向更科學、更透明、更依賴客觀證據而非押人取供？
陪審團協會的聲明提醒了我們：羈押不是辦案工具，而是必須受到憲法與人權公約嚴格約束的例外手段。今天被保障的是被告的權利，明天被保障的，就是所有人在面對國家權力時，不被任意剝奪自由的底線。
面對劍青劍改以治安之名提出的恐嚇式論述，社會不能只是被「護罪犯」「黑化」這類字眼牽著走。真正值得我們站出來支持的，是讓羈押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不再是辦案萬靈丹，而是經過具體事實審查、以替代處分優先、兼顧緘默權與無罪推定的最後手段。
作者：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民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