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放緩之際，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成長率高低，而是習近平時代正在形成一套「不必國有化，也能控制企業」的新經濟模式。
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官方仍強調經濟持續成長，但房市低迷、民間投資轉弱、科技與平台企業受到更嚴格監管，市場信心早已不如過去。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許不只是成長率高低，而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政府正在用一種「不必國有化，也能控制企業」的新方式，改變整個中國經濟的運作邏輯。
一、中國經濟的下滑與中國的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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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鄧小平實施開放政策以後 ，一直被稱為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經濟，其間允許甚多不受國家控制的民營企業經營，而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但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共產黨政府強化了對民營企業的監管，甚至出現政府持有黃金股的制度，因此有學者說中國已經成為是有由：國家採取<非所有型的控制>的政經體制。中國共產黨強調其2026年4到6月經濟成長率為4.3%,但日本產經新聞則根據支出面的計算，認為成長率是負1.1%。由於中國隱匿許多資料，所以形成中國不斷吹噓中國產業多麼強大，但有很多評論家則指出：中國共產黨喜歡講故事。姑不論實況為何，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是可以相當程度知道中國可能的發展方向。
有日本野村的關志雄教授指稱中國現在所採取的是《非所有型的控制》。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中國不直接採取國有化，而是採取《非所有型的控制》呢？其理由應是有如下幾個?
阿里巴巴與騰訊這種民營平台企業所具有的技術能力、經營效力、革新能力是在市場當中培養起來的。將這些加以國有化所造成的損失會成為經濟成長的枷鎖。而且大規模的國有化對於海外投資人會送出否定的信號，這可能造成資本的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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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許多的中國IT企業是為了在海外市場上市而具有被稱為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變利益體)（註一）的複雜資本結構。在形式上如果對其進行所有的變更，會使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變成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非所有型管制》就能夠成為最好的妥協點，一方面使經濟效力的下降止於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則可加強政治上的監管。
中國透過國家的主導要促進企業的重組的背景主要有如下三個原因:1.以平台企業為首的民營企業走上巨大化。這些企業所累積的龐大數據不只是經濟價值而已，在社會監管與國家安全保障方面也具有戰略的意義。2. 《高漲的民營企業的影響力》與《黨全面的指導力》這個原則的緊張關係已變得明顯。3.美中技術競爭的激烈化伴隨而來的是：中國將經濟安全保障提高為最優先的目標。急於把先進技術國產化的習近平政權就被迫要把《包含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經濟資源》動員至國家目標的達成上面。
二、非所有型控制的類型
《非所有型態之控制》在複數的產業領域採取具體的型態被加以展開。其具體的例子有：(1)強化對平台企業的管制，(2)透過金融監管對房地產業進行重組，（3）對於數位企業活用黃金股制度，（4）venture capital（VC，風險投資）（註二）與Private Equity（PE，私募股權）（註三）市場之主導。
■強化對平台企業的管制
第一個案例是對平台企業的管制強化。2020年後半以後，中國政府一個接一個發動沒有前例的管制措施。以《螞蟻集團的上市中止》為一個開端，阿里巴巴以違反壟斷法被處以182億元人民幣的罰金，此外，平台美團在2021年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約34億元；滴滴出行在2022年因強行赴美上市，遭到以違反數據相關法律為理由的處分被罰約80億元、對於線上教育業界禁止營利。在這些措施當中的重要之點是:國家沒有著手於所有權，而是透過管制、許認可、金融管制這三層結構從根本去改造企業的經營行為。由於企業在事前無法預測什麼會被禁止，所以騰訊就自發性地強化《以未成年為對象的電玩利用時間限制》，像這種事前的揣測行為企業就展開起來。阿里巴巴與騰訊在2021年順著共同富裕的政策所提出的1000億元的援助計劃，可以說是這種結構的產物。這個援助計劃是以中小企業，低所得階層，農村等為對象。
■透過金融監管改組房地產業
第二個次案例是:透過金融監管改組房地產業。2020年8月，為了抑制住宅泡沫的膨脹，中國當局就以財務指標為基礎，將房地產開發者加以分類，對於牴觸所謂《》三道紅線》的企業導入限制新融資的政策。如同恆大集團的無法履行債務所象徵的一般，這個融資的管制使得高債務比率的民營開發業者的資金週轉惡化。結果，許多民營的開發業者就從土地取得的競爭當中退出，由國營的開發業者填補其空缺。民間開發業者雖然在法律上沒有被國有化，但是擴大事業的空間就被大大的加以限制。像這樣子，在房地產業，國進民退就沒有伴隨所有權的移轉而進行。
■活用黃金股制度
第三個案例是以數位企業為對象而活用黃金股的制度。這個制度的架構就是：國家取得百分之一程度的股票，而將企業經營上的特別權限(對於重要事項的否決權、幹部指派権、內容的審查権)訂在企業章程的結構。主要的平台企業、媒體文創企業、數據通信相關企業就成為導入的對象。舉一例來說，2021年4月Tiktok的營運公司ByteDance（字節跳動）的中國事業部分，由屬於中國政府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取得1%的股份，其董事是屬於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的數據安全與演算法治理局。
■國家主導VC/PE市場
第四個案例是是由國家主導VC/PE市場。在2010年代後半，為了防止中美脫鉤，中國政府強化產業政策，推動科學技術的自立自強。其中的一環就是加深對此一市場的干預。VC/PE市場本來由過去的海外資主導就轉變成為由國有資本主導，營運公司由海外中心移轉成國有中心。這個市場本來是要市場透過風險性資金（risk money）的效率分配培養而被市場所選擇的企業，而這個該市場就轉變成：把資本誘導至國家所選擇的領域上面，例如半導體。
從這些事例綜合來看，習近平政權之下的中國經濟隨著非所有控制的抬頭，而進入了《以從來的分析》很難加以掌握的新階段。
首先，中國經濟體制的性格要被重頭加以追問。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邊以公有制為主體，一邊活用市場的機制。不過，在現實上，所有權的結構是多樣化的，民營部門在規模面上是居於優位。但是在非所有型控制這個架構之下，國家的控制力是被更加強化了。
在這個體制之下，在《經濟效率》與《政治統制》之間是存在著根本的矛盾。《不得不經常意識到管制風險的民營企業》就會走向保守化，而對新事業的挑戰會有所節制或停止。此外，比起經濟上的成就，對於政治的忠誠會有更大的回報，在這種環境之下，優秀的起業家有可能會猶豫要不要加入市場。實際上，2020年以後的管制強化之下，中國的新創生態系（startup ecosystem）萎縮的徵兆就在各個地方可以看到。
目前，要確實掌握中國企業的實態，不是採取《國有？或是民有？》這種所有型態的分類，而是有必要追問：《誰在實際上加以掌握？》。《非所有型控制》的概念應該是引導出答案的有力分析架構。
註釋
（註一）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變利益實體）是一種「協議控制架構」，主要用於中國企業在外資受限行業中引入境外資金、並在海外上市。它透過法律協議而非股權持有來控制境內公司，這常見於互聯網、教育、金融等領域。VIE 是一種特殊企業架構，境外投資者透過協議（而非股權）控制境內公司，並將其財務並入上市主體。這是突破中國外資准入之限制，讓境外資本能投資受限行業（如互聯網、教育、媒體）。
（註二）VC（Venture Capital，風險投資）是向初創企業或高成長潛力公司提供資金，以換取股權。其特點是：投資金額相對較小，但分散於多家新創；偏好科技、生物醫療、綠能等創新領域；投資人除了資金，常提供技術、管理或市場資源。其風險與回報是高風險、高報酬，成功案例可能帶來數十倍回報。其常見用途是幫助新創完成產品開發、擴張市場、吸引後續投資。
（註三）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權）是募集資金投資於非上市公司，或收購上市公司後退市，進行重組與增值。其特點是：投資金額龐大，通常掌握公司控制權；投資標的多為成熟企業，目標是改善營運、提高效率；投資周期較長，通常 5–7 年。其風險與回報是風險相對低於 VC，但需要耐心等待退出（IPO 或併購）。在PE中常見的策略是槓桿收購（LBO）、企業重組、產業整合。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