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一再否定與譴責之下，流亡藏人仍於全球多地同步舉行選舉，為那片多數選民從未踏足、卻始終認同為故土的西藏，選出新的政治領導人。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場非法鬧劇；但對流亡藏人社群而言，這是一場關乎政治主體是否能夠延續的制度實踐。
這場選舉之所以持續引發中國的強烈反彈，並不在於它是否能改變現實的統治格局，而在於它動搖了一個威權政權最核心的假設：只要掌握領土與暴力，政治主體性就必然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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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恐懼的，不是獨立，而是制度不中斷
從實質權力角度來看，流亡藏人的選舉不可能對中國形成直接的政權挑戰；然而，中國卻一再出面否定、定性、譴責，甚至動用外交與法律語言加以封堵。這樣的反應本身，已說明問題不在於實力，而在於敘事。
因為這場選舉傳達了一個對威權極其不利的訊號：政治合法性未必完全依附於領土控制。即使在流亡狀態下，一個政治共同體仍可能透過制度運作，保存其代表性與集體意志。對高度仰賴「主權不可分割」與「唯一合法代表」敘事來維繫統治正當性的中國而言，這正是一個結構性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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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國家的民主實踐，是威權最難消解的存在
流亡藏人分散於全球二十多個國家，人口規模有限、資源高度依賴外援，卻仍能透過選舉程序產生議會與行政首長，維持一套可運作的政治體系。這種無國家狀態下的民主實踐，恰恰是中國最難處理、也最難否定的政治形態。
在中國試圖透過數位威權、跨境監控與敘事封鎖，斬斷異議連結的今日，流亡藏人仍能克服地理隔絕與外部壓力，持續透過選票完成政權交替。這種制度運作既無法用軍事鎮壓解決，也難以透過經濟誘因完全收編，持續證明政治共同體並不必然隨著失去疆域而消亡。
內部摩擦不是動亂，而是制度的證明
必須強調的是，流亡藏人的民主並非不存在內部衝突。近年來，其內部圍繞「中道路線」與「獨立路線」的爭論日益激烈，選舉過程中亦出現明顯對立。
然而，這種摩擦本身正是制度強度的證明。對中國而言，任何意見分歧都被視為動亂，必須加以壓制；但對藏人社群而言，分歧被納入民主程序中消化，透過選票產生具備跨派系合法性的領導人。當中國嘲笑流亡藏人內鬥時，卻無法掩蓋一個關鍵事實：藏人是在分歧中完成制度接班，而中國連最微小的不同意見都恐懼。
達賴喇嘛的退位與轉世論述，是一場制度佈局
外界往往聚焦於達賴喇嘛的宗教角色，卻忽略他在政治制度上的關鍵選擇。2011年，他主動卸下政治職務，將權力交給民選政府，這不只是個人退位，而是一項高度自覺的制度安排。
2019年，達賴喇嘛明確指出，自己是在被迫流亡的狀況下離開西藏，因此其轉世不可能出現在中國控制的地區。這段話的核心並非宗教神學，而是否定中國以國家權力指定政治與宗教繼承的正當性。透過將政治合法性制度化、去個人化，流亡藏人有效降低了未來被單一權威或外部政權綁架的風險。
地緣政治冷現實下，制度成為唯一的保險
必須誠實面對現實：隨著國際政治重心轉移，周邊國家在對華政策上趨於謹慎，流亡藏人社群對外部支持的依賴，使其隨時可能被納入地緣政治交易。正因如此，流亡藏人愈發清楚地意識到，真正能確保政治延續的，不是不穩定的國際聲援，而是制度本身。選舉或許無法立即改變權力結構，卻能確保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遷，其政治主體不會因失去領土而被消音。
一場選舉，映照兩種政治邏輯的對撞
中國對流亡藏人選舉的敵意，映照出兩套政治邏輯的衝突。一方相信政治合法性來自持續的集體授權，即使沒有國家，也必須維持制度運作；另一方則堅持政治合法性只能由主權、疆域與強制力定義。
這場選舉真正的意義在於它提醒所有仍身處威權陰影下的社會：政治主體性並非只能由國家賦予，也不必然隨著失去領土而消失。只要制度仍在運作，政治共同體就不會被時間與強權輕易抹除。
每一次民主選舉都在動搖中國的主權敘事：流亡藏人的制度反擊
(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