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灣的港人團體在舉辦公開活動時，竟遭台灣徵信社到場偷拍、建檔，事後更被揭露背後可能涉及中國跨境鎮壓操作。這起事件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僅在於中國對異議者的打壓早已無遠弗屆，更在於這種行動，已不再依賴地下滲透或祕密接觸，而是透過合法商業管道，在台灣社會的日常運作中完成。
當中國把滲透外包給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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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戰線的公開化，並不意味著中國放棄隱蔽操作，而是顯示其對在地協力者的掌控程度，已經高到無須畏懼行動被看見。當風險不再來自曝光本身，隱蔽戰線反而會以更日常、也更肆無忌憚的方式運作。
必須說清楚，中國對台灣、對在台港人懷有政治野心，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政權向來不容許挑戰其敘事與合法性的聲音，跨境施壓、恫嚇與監控，早已是中國對外統戰與維穩體系的一部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中國做了什麼，而是它如今已能在台灣社會內部，毫不遮掩地找到可供動用的協力節點，將這套隱蔽戰線成功地在地外包。
開門做生意成為破壞國安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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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中國隱蔽戰線的進化方向。過去，人們對滲透的想像，多半停留在情報人員、地下組織或親共團體身上；但近年來，中國轉向成本更低、風險更分散的模式：不必長期培養、不必建立組織，只要透過金錢便能動用合法存在的社會功能，完成監控、蒐證與威嚇。徵信社、外包人員、拍照建檔，表面看似一般商業行為，實際上卻可能成為威權政權事的利刃。
這種操作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刻意模糊了敵我界線。參與其中的在地協力者，未必自認為正在協助政治鎮壓，甚至只是視為一樁單純的商業委託。然而，當徵信社的專業技術，成了中國政權辨識異議者、建立名單的標籤工具時，其性質就已不再是中性的市場行為，而是實質參與了對民主社會的侵害。當開門做生意成為破壞國安的擋箭牌，這不僅是市場倫理的墮落，更是對台灣法治底線的變相拍賣。
當台灣缺乏制度性強力回應，等同默許這套模式持續運作
也正因如此，這起事件不能被簡化為單一刑案或偶發治安問題。今天被偷拍、被建檔的是在台港人，明天就可能輪到台灣本地的公民社群、社運人士，甚至一般民眾，或許已是進行式。當中國政權發現，在民主社會中可以透過合法外包完成恐嚇與監控，其行動邊界只會不斷向前推進，而不會自我節制。
因此，討論的焦點必須回到台灣自身。中國的野心與行動固然存在，但台灣不能在面對這樣的現實時，仍停留在事後譴責與個案處理。若缺乏制度性的強力回應，等同默許這套模式持續運作。這不只是情治問題，更是法制、社會認知與民主防衛的整體挑戰。
政府必須讓風險被看見，法制必須清楚劃出界線
台灣真正需要調整的，不只是個案偵辦，而是整套面對滲透行動的制度反應。當跨境威脅透過斷點委託與功能外包完成，監控、蒐證與建檔被包裝成正常商業服務，責任隨之被切割、風險被稀釋，最後只剩一句不知情成為最安全的卸責說詞。若法制無法清楚劃出界線，這類行為就會以最低成本不斷複製擴散。
同樣關鍵的，是社會能否正確認知這些事件的政治性。若媒體與公共討論仍將其視為治安插曲或獵奇新聞，而未直指其背後的人權侵害與威權操作，防衛共識便無從形成。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讓風險被看見，清楚揭示哪些正常生意已跨入政治操作的灰色區域，讓產業、媒體與公民社會意識到界線正在移動，滲透行動才不會繼續以低噪音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完成。
讓每一次滲透與跨境鎮壓，都必須付出實質代價
民主社會真正的脆弱，從來不在於開放，而在於誤把市場行為與技術工具視為天然中立。當中國政權學會利用這種天真，將鎮壓外包給合法的社會機制，防衛的考驗才真正開始。中國不會因為譴責而停手，只會在成本升高、風險被看見、在地協力者不再無感時被迫調整。台灣能做的，不是期待對手自制，而是透過清楚的法制界線與社會自覺，讓每一次滲透與跨境鎮壓，都必須付出實質代價，這不是升高對抗，而是民主社會最基本、也最必要的自我防衛。
（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