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24日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張又俠遭到逮捕調查。各方關切此事對於台灣的安危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稍早刊登該所分析師阿特里爾（Nathan Attrill）與「紐西蘭當代中國研究中心」（the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主任威爾福德（Andrew Wilford）的文章，指出這究竟會增加或減少對台發動高風險入侵或封鎖的可能性，主要取決於習近平是在彌補能力不足，還是在清除武力行動的政治障礙。

阿特里爾與威爾福德指出，習近平最近對高階軍官這種程度的清洗通常顯示的是懷疑，而非自信。清除高級指揮官和腐敗的採購網絡表明，習近平認為內部報告不可靠、戰備狀態被誇大、關鍵系統遭到破壞——或者說，軍隊未能達到他設定的高績效標準。這些標準包括美國披露的目標：軍隊要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灣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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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指出，這次清洗凸顯了一種明顯的權衡：習近平優先考慮的是個人對一個歷來擁有自身權力基礎的機構控制。從政權安全的角度來看，這固然合理，但對於一個依賴穩定領導、可信報告和協調規劃的機構而言，這無疑會帶來短期成本。

阿特里爾與威爾福德指出，持續的清洗，特別是最近兩次的撤職，從以下幾個方面降低了北京在近期選擇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1)能力信心：如果習近平進行清洗是因為腐敗削弱了戰備或可靠性，那麼他對任何軍事行動的成本效益評估必然低於其他情況。試圖奪取台灣將是一次實戰中的系統性考驗，而一位對報告或裝備的完整性存有疑慮的領導人不太可能冒險發動一場失敗將帶來戰略災難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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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摩擦：反腐敗運動分散了高層領導的注意力，減緩了採購速度，並助長了體制內的謹慎。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隊仍能維持在台灣周邊的施壓行動，但領導層的頻繁更迭會削弱複雜聯合行動所需的計劃和協調能力，尤其是在錯誤可能被解讀為政治不忠的情況下。

3)指揮層規避風險：當領導層倒台時，下屬會學會逃避責任。這種本能會削弱作戰能力，如果不加以糾正，就會抑製做出高風險、不可逆轉決策的意願。指揮官和政治委員之間微妙的權力平衡加劇了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作戰瓶頸。

4)時間和政治因素： 2027年的里程碑是能力目標，而非入侵期限。透過暴露內部運作失靈，這次清洗降低了北京選擇在2027年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它顯示中國在戰備方面仍有未解決的疑慮。

然而，阿特里爾與威爾福德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這次的清洗增加戰爭風險的可能性。他們指出，以下這些認為清洗會增加戰爭風險的理由並不十分充分，但也不容忽視。

1)精簡指揮系統：一種尤其令人擔憂的解讀是，這次清洗並非猶豫不決，而是在做準備。一位考慮升級局勢的領導人需要一條能夠毫不猶豫、不進行內部討價還價地執行命令的指揮鏈。清除高層人物，特別是那些擁有獨立關係網的人物，可以加強政治服從和中央控制，簡化決策流程，但代價是增加了作戰風險。

2)強制性地證明自身實力：領導層動盪之後，北京有動機向外界展示其軍隊仍具備作戰能力。這可能表現為在台灣週邊地區採取更強硬的軍事強制行動，包括更大規模的演習以及更密集的空中和海上行動。這增加了行動風險，因為高強度的軍事行動已成為常態，而且日常的脅迫行動也可能因誤判或意外事件而升級。

3)高層以下過度服從：持續的清洗表明，習近平並非鼓勵自主冒險，而是強制嚴格執行其戰略指導，懲罰那些行使獨立判斷或建立個人權力基礎的指揮官。這可能會促使一些野心勃勃的軍官在台灣週邊地區更公開、更頻繁地或更少地採取戰術克制的方式進行授權施壓行動。即使最終決策權仍牢牢掌握在習近平手中，在台灣海峽擁擠的作戰環境中發生意外事件或誤判的風險也會增加。

總而言之，這次清洗最好被理解為習近平為了增強對軍隊的信心和控制力而採取的糾正措施，而不是即將爆發戰爭的前奏，也是一種旨在瓦解軍隊內部不屬於其自身勢力範圍的權力基礎的政治策略。此舉反映出人們對自身準備狀況的疑慮，可能會降低近期（例如未來兩三年內）對台灣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此次清洗行動並非緩和局勢的訊號。它反而可能增加在未訴諸入侵的情況下施加更嚴厲脅迫的風險，並再次強調2027年並非入侵的既定期限。習近平將根據自身對局勢的信心和控制力做出決定。

阿特里爾與威爾福德結論說，這次清洗最好被理解為習近平為了增強對軍隊的信心和控制力而採取的糾正措施，而不是即將爆發戰爭的前奏，也是一種旨在瓦解軍隊內部不屬於其自身勢力範圍的權力基礎的政治策略。此舉反映出人們對自身準備狀況的疑慮，可能會降低近期（例如未來兩三年內）對台灣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然而，此次清洗行動並非緩和局勢的訊號。它反而可能增加在未訴諸入侵的情況下施加更嚴厲脅迫的風險，並再次強調2027年並非入侵的既定期限。習近平將根據自身對局勢的信心和控制力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