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火燒之後,不會僅剩灰燼。

1977 年的「中壢事件」,燒毁了大半個中壢警察分局,16 部警車,6 棟警察宿舍等。雖然隔天凌晨,這些車子房子的殘骸破壁被迅速清理。但是,台灣民主之火,自此生生不息,接下來的「美麗島事件」(1979 年)、「野百合事件」(1990 年)、「太陽花事件」(2014年)等,都是餘燼未熄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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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 7 點,情勢失控,警方發射催淚彈,群眾四散,又再聚集。黑暗中,警方從制高點射中中央大學學生江文國的頭部,死亡。另一19歲的學生張治平亦告不治,16歲的少年劉世榮重傷。

因為漆黑,現場混亂,沒人得知全貌。當年白色恐怖,人人噤若寒蟬。事後多人被嚴刑烤打,如牙醫邱奕彬,禁不起酷刑,咬舌自盡精神失常,以致沒人敢說真相。

電影「相片裡的我們」,就是根據「中壢事件」拍攝的。但當年相機不普遍,所以留下的驚悚畫面不多。不過,至少留下歴史紀錄。

「中壢事件」,不僅燒出了國民黨作票的黑幕,也燒出了台灣的民主生機,更喚醒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意識!

1977 年「中壢事件」的外溢效應,使得非國民黨人士贏得史上最多的 4 席縣市長和 21 席省議員。延續效應,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

「中壢事件」,扭轉了台灣的政治軌道,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事件主角,正是曾經兩度擔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

天命」是許信良的自傳。他成長的1960年代,正是台灣極權當政的時刻。因此,他的命運和台灣民主萌芽孵化過程,緊緊相扣。甚至,可以說,許信良是台灣民主化主要催生者之一。

留學英國,僅僅 2 年,許信良把悲天憫人的天性,當總統的志願和宏圖,作了深刻的學術探索。雖僅 2年,他認為他已經「得道」,是回鄉「行道」的時候了。

來英國之前,他的最大困惑在於民主是否適合台灣?

在英國兩年,他對民主政治的所有疑慮都雲消霧散了。

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民主政治是基本人權。這主軸,深植腦海。

而1960 年代,英國有全世界最早的完整社會福利制度。「國民保健系統法」、「國民保險法」、「國民援助法」等,保證所有英國國民免費享有醫療服務,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財務和實物。

這些社會福利制度,不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他的恩師艾可頓已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誤謬和不可行。另外一位社會主義大師歐文(Owen),到美國試驗「共產公社」,兩年後,徹底失敗了。

社會福利制度,可以說是他得「道」的核心。

「得道」而不「行道」,只是空話,甚至只是偽善!

「行道」才是真正道德,「人道」則是最高道德!

因此,他毫無猶豫,一秒不停,立刻回台。

回台之後,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並且開始在「大學雜誌」寫文章,批判國政,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對國民黨衝擊最大的是「台灣社會力的分析」這篇文章,從此,「大學雜誌」進入多事之秋。

他向張俊宏說:「知識分子要取得真正的政治影響力,必須走入群眾,而走入群眾最便捷的途徑就是參與選舉!」

他的恩師鄒文海極力反對,他認為,許信良是藝術家,不適合從政。

鄒文海也對也錯。政治確實殘酷,多沒有好下場。也因此,如果不是有藝術家那種「捨我其誰」的浪漫情懷,有誰會投入呢?

正如許信良向老師的回應:「如果您的學生都像老師,那麼,政治這門學問到底有多大用處?」

意志巳定,毅然投入。

1973 年順利當選省議員。雖然他是國民黨黨員,卻一再忤逆國民黨的政策,為農民請命,取消肥料換穀制度、降低田賦、提高穀價、為青年爭取降低學費等,回顧省議員四年所有的努力,總結在「風雨之聲」一書。

看看文稿,那在省議會振臂疾呼的年輕人,聲嘶力竭,猶如在耳。

從參與省議員的選舉,當省議員的建言,到投入桃園縣長的選舉等,雖已事過 40多年,仍舊熠熠發光,言論仍然擲地有聲。

「得道」太早是先知,「行道」過激多為烈士。

每個人都是天命的卒子,立志高遠,還是要受制於天命。

畢竟,「拼命」一生,80多歲,也該「認命」了,無愧「天命」!

(作者為台灣勵志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