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高雄市長黨內初選民調進入高強度期，市民的市話近來頻繁響起，拜票、問候、名人推薦、民調預判與區域強弱分析等各式電話交錯湧入，甚至混雜詐騙與商業廣告推銷，使得民眾反感情緒迅速累積。左楠市議員參選人薛兆基表示，觀察近來各陣營紛紛宣稱「民調第一」，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在接聽這些電話？在噪音充斥的過程中，更值得被討論的，是這種以市內電話為主的全民調制度，究竟在今日的通訊世代仍具備多少科學性與代表性？
薛兆基表示，以高雄的人口結構與居住習慣而言，能在白天、傍晚甚至晚間長時間接到市話者，往往以家中長輩居多。若有效樣本高度集中在特定年齡層，民調的隨機性與異質性便會大幅受到質疑，進而影響推估整體民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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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更關鍵的是，30到50歲核心打拼世代，由於工作性質、家庭與生活型態的限制，他們幾乎不可能在家中等待民調市話的到來。因此，當此族群長期被排除於樣本外，民調呈現出的數字自然與真實民意產生不小偏差。
值得警惕的是，市內電話在多數城市家庭迅速萎縮已是不爭事實，通訊生態正在改變，但民調制度卻多年停滯不動，始終未能大規模採用手機抽樣或混合式取樣。當科技與世代行為變遷如此劇烈，仍倚賴單一舊式通訊工具，便會使「第一名」的結果更像是在反映接電話者特質，而非社會整體的政治傾向。
薛兆基指出，在制度未調整下，可預期的後果是「接電話部隊」成為必然產物。當政治實力越雄厚、資源越集中者，更容易動員支持者在固定時間守著市話接聽，民調便逐漸從測量民意，轉變為測量陣營動員能力。這樣的結果並非偶然，而是制度設計造成的結構性偏誤。隨著選戰競爭加劇，各方組織化接聽也將愈發成熟，形成一種與科學調查原理相違背的「結果論循環」，進而弱化全民調制度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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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就有這樣的討論與疑慮，若將時間尺度拉長，10年後台灣的通訊環境只會更仰賴手機，市話普及率持續下降，跨世代使用差異更加懸殊！如果全民調仍停留在市內電話模式，是否還能稱得上「全民」？又是否只是替維持既有權力結構而設立的技術性門檻？這些提問不是政治操作，而是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要求：抽樣必須具有代表性，樣本不能被制度設計所扭曲，調查工具必須與時代同步。
因此，今日的民調亂象恐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長期忽視科技變遷所累積的必然結果。薛兆基強調，唯有正視市話民調的侷限、加速推動混合式抽樣、提升調查透明度，不管市長、立委或議員選舉，才能讓民調真正回到測量民意的本質，而不是成為選戰中最容易被操弄、卻又最難被檢驗的環節。
薛兆基(左一)認為在白天、傍晚甚至晚間能長時間接到市話者，往往以家中長輩居多。 圖：薛兆基/提供（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