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8日，中共重慶市公安局發出通報，指控台灣學者沈伯洋「涉嫌分裂國家」，將其創辦的「黑熊學院」指為「台獨組織」，並可能進一步通緝、缺席審判。這不是司法行動，而是一場赤裸的政治操作——披著法律外衣、行極權之實。

所謂「依法治國」，在中共語境下從來不是制度中立，而是「以法治敵」。《刑法》與「懲獨22條」這類條文，不是用來保障人民權利，而是成為打壓異議、製造寒蟬的工具。沈伯洋是否「有罪」根本不重要；中共真正要傳達的訊號是：哪怕你人在台灣，只要挑戰「統一」敘事，就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獵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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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審判是懲戒秀，不是司法程序

沈伯洋預判「下一步就是缺席審判」，說得一點沒錯。這並非正常法律手段，而是一種對思想與社會的心理戰。中共不是為了審判，而是為了塑造「罪犯」形象、製造恐懼氛圍，達到政治威懾的目的。

重慶市公安先發布通報、主導輿論，是中共典型的「先定調、後補法」操作套路：不是依法，而是先表演。

中共司法從來不是「法律第三權」

在中國，司法不具獨立性，更不是法治體系中的制衡機構。整個司法系統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導，從公安、檢察、法院到律師管理，全由一條「政治控制鏈」貫通。

是否立案、如何定性、是否起訴、如何量刑，沒有任何程序上的制衡。法律只不過是黨意的包裝紙，審判不是證據與法理的對決，而是政治訊號的表演。

實例證明：司法服從政治，形式僅為掩飾

過去的政治大案早已證明這點：

薄熙來案被指定到濟南審理，為的是切斷其地方勢力。

許志永與丁家喜案遠離北京，在山東秘密審判，隔絕輿論與家屬。

黎智英案成為《港區國安法》的樣板工程，法官名單由北京指定，程序透明度為零。

這些案例共同特點是：審判前劇本已寫好，法律程序只是掩飾政治整肅的表演。

不是個案，而是對台社會的全面威懾

中共對沈伯洋的指控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戰略恐嚇的一環。它不只針對一人，而是針對所有敢於推動民主、公民社會的台灣人。目的不在於真正審判，而是用懲罰訊號控制輿論、削弱信心、分化社會。

這反映出中共話語戰的挫敗：當說服無效，只能轉向恐嚇；當統戰破功，只剩下刑罰作為手段。

結語：沈伯洋案是警鐘，更是預警

這不是單一案件，而是一場「跨境極權投射」的實驗。台灣社會必須看清：中共透過所謂「司法」，正在測試能否越界操控輿論、壓縮民主空間。面對這種極權幻術，我們不能只關注被告，而應反思整個社會是否具備足夠的免疫力。

每一場針對思想的起訴，都是對台灣自由的試探。我們應該不分藍綠、不分立場、不分黨派對中共嚴厲抗議，唯有堅守民主價值、法治原則，以及我們自己定義未來的權利，才能真正捍衛不被威權定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