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委拋出將總統選舉改為兩輪決選制的修法倡議，這裡的修法是指修改《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將我國總統選制改為兩輪絕對多數制，引發社會各界熱議。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笑死 ! 藍白合就好了，還要修憲？」、「難道要改到國民黨當選為止喔」。
平心而論，按照兩輪的制度設計，小黨很容易在第一輪就被邊緣化，也就是被藍綠支持者「棄保」掉。尤其現在藍白合氣氛濃厚，如果沒有談好條件，柯文哲跟黃國昌恐怕只能繼續騎車謝票，看不到入場券。另一方面，羅智強自己也說，不靠民眾黨力量，下架不了賴清德；反過來講，民眾黨沒有國民黨也一樣難。所以這個提案，到底是想合作還是在卡住對方？真是耐人尋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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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釐清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現行憲法是否已經明確選擇了「相對多數決」？若答案是肯定的，則任何改採「絕對多數決」（不論是兩輪制或排序複決）的修法，都涉及憲法層級的制度扭轉，難以僅以法律修正逕行。以現在的國會結構，修憲案成案不易，除了必須立委1/4提案，3/4出席，出席3/4通過，修憲案複決門檻必須高達公民數50%。藍委若推動修憲必然不可能成功，最後還是只能強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法，建立「改革」的形象而已。
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 用語本身就是相對多數的技術表述
主張修改法律即可修改總統選制的論者認為，在兩輪決選制中獲勝的當選人，不論是在一輪選舉中即以過半數當選，或是在第二輪選舉中得票贏過對手而當選，也都是「得票最多」的候選人，仍符合《憲法》「以得票最多的一組為當選」的規定，因此藍營不用再推動修憲。
然而，《憲法》條文的規定是否有這樣的文義解釋空間？事實上，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憲法》規定由得票「最多」而非「較多」的候選人當選，即預設選舉中可能會有3組或以上的候選人存在，並由得票數排名第一的候選人當選。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明文規定「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選舉法學與立法技術上，這是典型的相對多數表述：只要名次第一即當選，未要求獲得超過有效票數半數。若立法者要採絕對多數，慣常做法是直書「過半數」、「逾二分之一」，或設置「未過半則進入下一輪」的條件句。換言之，文字既「只指名次、不問比例」，其規範意旨便是「相對多數即當選」。將此種用語硬解釋為可容納「絕對多數」的彈性條款，等於抹去選制語彙在立法技術中的既定分工，於文本語義上站不住腳。
若從憲法體系來解釋，憲法增修條文在需採「絕對多數」之處，向來明白書寫。例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第十二條等處，一旦涉及「特別多數」或「過半門檻」，文義即清楚標示。這種起草技術的穩定性，構成了解釋的體系脈絡：同一法典體系中，對不同決定規則以不同語句明確區分，是為可預期性與法的安定性服務。若在總統選制上忽然改採「得票最多」，但又暗含「需過半或另行決選」的看不見條件，等同破壞體系的一致表述。
兩輪制的合憲性問題不可迴避
若承認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確立相對多數，那麼改採兩輪決選制（其結果是要求當選者須在第二輪達到「過半」）即屬「從相對多數改為絕對多數」的規則更迭，原則上涉及憲法層級的制度變更。不可以單純只修《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或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來導入兩輪制，這將與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的技術規則發生衝突，構成違憲樣態。
從程序正當性與法治國原則出發，當憲法層級明確改寫決定規則，才能由選舉法完善第二輪的間隔、入圍門檻、經費上限、辯論義務、爭訟機制等細節。如此不但尊重憲法位階，亦可避免以法律偷渡重大制度工程的風險。若在未修憲的情況下逕以法律導入兩輪制，最終極可能由憲法法庭以「牴觸憲增第二條第一款」為由宣告違憲或限期失效。這將把國家投入高成本的制度過水一遍，卻又回到原點，對選務安定和社會信任傷害更大。
眾所周知，憲法法庭長期在重大制度爭議上欠缺即時性與可預測性，社會自然會質疑其作為「憲制守門人」的能力與意志。憲法法庭應明確釋示規則位階與程序要件，避免立法部門以低位階法律承載高位階變更，並以程序性判準維持選務安定。這種制度怠惰最終會反噬司法的權威，憲法法庭若不自救，沒有人能替它挽回憲政信任。因而，導入兩輪制並非「法律細節調整」，而是「憲法級制度變更」，正當路徑是修憲在先、法律配套在後，藍白故意挑起爭端，綠營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