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川普重返政壇，其「2.0時代」的關稅政策如重磅炸彈般，引爆全球股市，重擊國際貿易體系，並對全球製造業供應鏈帶來強烈衝擊。在川普口中的「解放日」，彷彿意味著全球化時代的終結。他再次以極具破壞力的反全球化手段，揮舞關稅大棒，狠狠針對以代工、製造業為主的國際貿易夥伴，透過美國的「有形之手」干預市場機制，試圖以政府力量重塑產業格局。
關稅2.0是豪賭？抗議民眾走上街頭
這場政策風暴不僅為全球經濟帶來重大下行風險，更可能反噬美國自身，引發通膨惡化、經濟衰退，甚至步入蕭條深淵。
台灣時間4月3日凌晨4點，川普重磅宣布對全球180個國家實施「對等關稅」，震撼全球政經格局。這不是一次常規的貿易政策調整，而是一記重拳，直接砸向過去30年以全球分工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隨後，中國貨櫃暫停出貨，越南工廠也陸續停止或取消對美出口，國際供應鏈陷入混亂。
這場「關稅革命」的背後，會是保護主義的回歸？還是全球化模式的根本動搖？
中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立即表態，揚言報復或要求協商。而在美國本土民間團體也發起名為「把手拿開（Hands Off）」的抗議活動，在全美50州舉行1200場遊行，數以萬計的抗議者走上街頭，表達對川普及其顧問馬斯克解散聯邦機構、加徵關稅等一連串舉措的不滿。這場貿易與民意的雙重對撞，為川普2.0時代拉開戲劇性的序幕。
美國曾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如今倒行逆施？
全球化，不是口號，而是一個深耕數十年的經濟體系。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企業主導了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透過外包、代工與技術輸出，大幅降低成本，享受了長達30年的低通膨紅利與穩定經濟成長。國際貨幣基金（IMF）定義全球化為：貿易往來、資本流動、人口移動與知識傳播四大支柱，美國無疑在這四個面向都是最大贏家。
據數字統計與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發表的「美國是貿易大贏家」指出，2023年美國的服務出口額超過1兆美元，占全球總額13%，2024年再成長8%；美國與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有服務貿易順差，2024年順差總額近3000億美元，包括金融、專利、娛樂、高科技等高附加價值項目。其中，光是智慧財產權的授權費與版稅收入就超過1440億美元，遠超其他國家，可說是在高附加值服務領域近乎壟斷，支撐起410萬個高薪崗位，平均時薪較製造業高出25%。數據會說話，美國真正的強項早已不在製造，而在服務。
然而，川普卻選擇對抗全球分工下的製造業，重啟貿易保護主義，聲稱唯有讓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才能恢復工作機會與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樣的論述表面上有其「愛國主義」號召，事實卻是政治人物以民粹言論包裝，刻意轉化為民怨出口。
關稅能帶來製造回流？現實恐是產業斷鏈
川普的邏輯顯得簡單又直接，卻少了通盤謹慎思維：若企業想享受零關稅，就必須在美國本土生產。然而，這無視了全球分工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整合生態體系。
美國人穿的Nike球鞋、用的iPhone、開的Ford汽車，雖然都是美國品牌，卻幾乎都在境外製造。這不只是為了成本考量而省錢，更因為全球供應鏈中的專業分工無可取代。若單純以關稅「懲罰」海外製造，結果可能不是工廠回流，而是成本飆漲、消費者買單，甚至讓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再次被削弱，亦可能引發國際拒買高價、抵制美國貨的風險，也可能使得出口商減少對單一美國市場的依賴，轉向布局其他國際市場。
更何況，美國已不再是典型的製造導向經濟體。當前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創新、品牌、科技、資本與智財權。川普指望透過提高關稅讓工廠回流，就像是頭痛醫腳，對症卻不對病。
再者，即便是製造業回流，缺乏足夠的誘因、政策補助，企業又如何負擔美國高勞力等生產成本？高關稅與高產製成本都是壓力，提高採購與售價是必然的路。然而可預見的是能抵抗的成本壓力的企業短暫戰鬥活下來；無法長期負荷成本、接不到訂單、失去競爭力的企業就面臨縮小規模、生存危機，最終如同多位經濟學家憂心整體經濟將走向衰退。
川普式邏輯：關稅換回製造？錯置的保護主義
當全球主要經濟體準備迎接AI、數位轉型與綠能革命之際，川普卻選擇用20世紀的工具應對21世紀的問題。他以為透過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政策干預、設限與懲罰，就能扭轉美國製造業的頹勢，卻忽略了現代經濟運作的關鍵早已從生產轉移至創新與服務。
川普反全球化的思維，其代價不僅是國際緊張升溫，更可能帶來全球經濟的下行壓力，尤其是供應鏈中斷、投資信心動搖與企業成本劇增的多重衝擊下，最終受害者或許不是他國，而正是美國自己。
雖然全球化為多數人帶來消費便利與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但真正該改革的是全球化的「制度設計」，而不是貿易本身。若一味訴諸關稅壁壘與民族主義，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推動世界走向更加封閉、分裂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