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在台灣國際空間的拓展上日益扮演關鍵角色。國會外交已是台灣經營自身國際空間不可或缺之一環。然而對於國會外交的討論在台灣尚未普及，更遑論對立法院長在其中所肩負之重任有所闡述。
國會外交是由民選的議員透過一系列涉外活動與其它國家的議會建立或加強現有關係的方式，旨在增進國與國間的相互理解；幫助彼此提升政府的治理品質和民意的代表性，特別是有助於政府間組織解決民主赤字之問題。國會外交也是促進志同道合的國家議會之間雙邊和多邊友誼暨合作的有效途徑。
Anne-Marie Slaughter在2004年曾指出，作為民主國家的支柱之一，國會實為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與者，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本國所面臨之區域或全球議題，成為一線傳統外交人員的小幫手。基於不少外交政策是國內政治的延伸，國會在相關法案和政策獲得批准之前本即不可避免地會参與外交政策。因此，國會外交的特色在於跟現行政府的涉外政策保持一致方向，並以深化本國和它國的民意聯結為目標。
由此可知，國會外交並不是對傳統外交的干預，而是在民意基礎上強化行政式傳統外交政策的民主正當性。因為國會不像一般的公務部門，它的核心成員（立法委員們）代表的是台灣民間多元的政治立場，經由民主的議會組織和議事規則來確保不同的聲音可以在民主的台灣被聽見。簡言之，國會是保護人民利益的場所，國會議長需公正理性持平的為不同民意發聲，進而在適當的國際交流場合建立台灣與其它民主國家在議案審查、立法程序、質詢內容上建立資訊交流與心得分享。這是高度以人民為中心的場域，所以國會被尊稱為民主的殿堂，議長故然有其所屬之政黨，但一旦肩負國會代表的重任，就必須展現宏觀之視野和尊重民意的操守。
職是之故，立法院院長除了有所謂的國際觀和全球視野之外，還要能夠懂得尊重人民，而人民是不可以有性別之分的。如果經常在公開場合表達「男人的生命是下半，女人的生命是上半」，或容易失言以「嫖妓生小孩」為笑話梗，或為了拉抬選情就當著百姓面前說「如果有多少工作機會，就親臉一下、以身相許、陪睡」，這樣的言論行止恐怕極度不適當，更難以適格去擔任立法院院長的要職。
2023年12月中旬，歐洲議會通過「歐盟與台灣貿易暨投資關係」決議案，強調台灣對歐盟及全球供應鏈至關重要，雙方在反經濟脅迫及確保經濟安全上有很多合作空間，期待彼此盡快洽簽雙邊經貿協定。而在2022年，台歐間的貿易總額逾750億美元。顯然台歐雙方在2024年及之後會繼續有不少交流與互動上之深化，當中便包含立法院與歐洲議會的互訪。然而，歐盟在國會外交上非常積極促進性别平等，這至少可在兩份重要文件中窺知；首先是「歐洲盟執委會和高階代表關於2021-2025年外部行動中的性別平等及婦女權行動計劃」，旨在強調婦女在國會中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台灣因為自2008年以來，立法委員的女性參選人數每屆均有所提升，而當選者從2008年的30.1%增加到今年的41.6%（與2020年相同）；女性國會議員已超過四成，位居亞洲第一，讓歐洲議會非常有興趣跟台灣交流及建立相關合作。第二份文件是，2020年10月歐洲議會關於「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決議」，旨在敦促歐洲議會與第三國互動時，能夠推廣性别平等的概念，並以實際行動支持性平目標之落實。
去年立法院院長會晤來台的「歐洲議會友台小組」時特別感謝歐洲議會長期對台灣的堅定支持，鑑於全球目前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民主國家間更需要加強合作，共同守護自由、法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性別平等即是人權的一環，台灣不僅可以從國會內部構築立法院本身的性别友善文化，更可以在國會外交上與外交部分進合擊拓展性别主流化。性别主流化在外交政策中作为一個相對較新的理念，可以成为台灣優化與歐洲議會合作的橋樑，將我們推動性別平等之具體成果展現於歐洲，並透過投射性別平等的軟實力，深化台灣在歐洲之良好國家形象。
立法院院長並不是簡單多數決的投票，而是需要投出一個過半數的結果。根據《憲法》規定，立法院正副院長投票當天需要有超過1/3的立委出席，然後在出席人數中達到過半數以上才能當選；若第一輪沒有過半，最高票的兩個組合就要再進行第二輪投票，由票多者勝出。這樣的選舉過程代表的是「全台灣的民意」；當選者不僅是代表多數黨，少數黨的民意也包含在內。所以，院長對外發言時，內容一定要理性、公允、持平，不能突顯個人意見，更不可以興之所至。
盱衡二月一日的立法院院長選舉，台灣需要的是有能力與它國議會交誼的領袖，要在延續既有的國會外交之餘，拓展新的性別平權與性別主流化外交，避免言語或失控的性別歧視行為辱喪台灣國會的民主價值與過去積累之良好聲譽。
文／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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