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院士這篇以經濟學論述陳吉仲、吳音寧的文章，寫得很好。但可惜「遺漏重要變數」。這不能怪朱敬一，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之一，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衝突，而來講清楚某些角度下的真實答案。其次，那些變數不是他最專長的地方，一旦涉入，就會引發衝突，也喪失本文的目的。

朱敬一遺漏的重要變數是：1.政治鬥爭；2.政治運作規範；3.仇恨值。朱敬一有提到第三點，卻沒有進一步闡述。

陳吉仲、吳音寧的下台，從來就不是政策對錯、執行成效問題，而是政治鬥爭問題。陳吉仲有沒有施行的政策錯誤？沒有。吳音寧有沒有執行成效問題？沒有。他們會有錯，就是修理他們之後，會得到很多政治利益。其他所謂擋人財路、堅持己見，不向藍軍妥協，僅是多出來的辯詞而已。我們看陳吉仲、吳音寧在社會上廣泛被注意討論那麼久，就是因為他們在民進黨這邊有龐大支持者，支持他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所展現出來的風格，像極了台灣人的自我圖像：敦厚、忠懇、努力做事，卻又不善言辭。藍軍打他們，就是打倒台灣人的自我圖像。否則農業部在行政院的份量、北農在台北經濟的重要性，都不值得花這麼多心力去打他們。藍軍能把他們打倒，除了媒體圍剿、部分企業聯合哄抬、鬥爭外，在藍綠鬥爭中有左右輕重的年輕人，也不清楚農業、農業產銷跟他們有何密切關係？媒體怎麼鬥，他們怎麼聽。同時民進黨中央也沒有花很多心力去捍衛他們。畢竟拉倒他們的議題，就經濟價值來說並不高，為農業投注龐大辯護心力，並沒有必要。當鬥爭陳吉仲、吳音寧的聲音深入人心，甚至讓年輕人覺得怎麼民進黨老是做錯事後，民進黨就等著苦嚐後果。這樣的鬥爭模式與結果，不僅是用在2018，也適用在2022。

陳吉仲與吳音寧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政治運作規範。陳吉仲的雞蛋進口政策及其執行到底有沒有問題？政策有沒有問題由部長、政務次長負責。政策執行有沒有問題則由常務次長及其以下的官僚體制問題。這是政府運作的權責架構。當政策方向沒有問題而執行出問題時，應該下台的是常務次長，不是部長、政務次長。這對曾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來說，應該不是很難理解的。然而藍軍的目的在政治鬥爭，他不討論政策對錯，僅討論政策執行問題，然後將責任推給部長。這是陳吉仲下台的原因。吳音寧的時候也沒有看出他有重大執行錯誤要負責，但卻被鬥下來。因此我們要討論的是國民對政治運作的責任問題，到底理不理解？而能理解的藍軍政治人物卻做出讓人難以理解的批判與要求時，國民應該要問的，不是陳吉仲的責任問題，而是在野黨的政治認知能力。

政治運作中，怎麼會出現仇恨值？我想很多西方人難以理解。政治鬥爭僅能讓旁觀者從中理解各種不同政策的得失。這其中僅有理性思考上的利弊得失，與仇恨無關。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基督教文化的特徵是原罪，日本文化的特徵是恥，那麼中國文化的特徵就是恨。要掀起中國人能有集體行動，最重要的方是就是掀起他們的恨。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恨發展出來的政治運動。同樣的，在藍軍操作的政治鬥爭中，就是透過恨來進行族群動員。深藍軍對李登輝、陳水扁的敵視就是這種文化的展現。他們面對台灣、以台灣為徵像的某些事物，也是以恨為起點。從深藍軍的那些人，為何阻止台灣人掌權、獨立，他寧願投降他的世仇中共。甚至願意讓自己的小孩離開所生所長的台灣，到歐美國家去「再逃難」（若說「再逃亡」也可以），也在所不惜。中共透過仇恨國民黨來凝結中國人，乃至為了取得台灣而發出願意毀掉西安以東的城市，這也是從恨發展出來的論述。陳時中的防疫貢獻之所以被恨，乃是他的成就彰顯出台灣的重要與價值，也相對反映出中共的無能與荒謬。在台灣-中國的對立關係下，在深藍軍的心目中，只有打倒台灣防疫代表人物的陳時中，才能讓心中的委屈受到抒解。陳吉仲、吳音寧的被仇恨值攻擊，就是台灣-中國架構下，對立與對抗。

從1945年到現在，經歷外省人、國民黨的大逃亡、數十年的經濟發展與蛻變、各種大家共同承受的國家危機、苦難與快樂，現在的台灣人的定義與質變，已經和1945年有相當大的差別。外省人的特質也融入，並共同成為台灣人。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深刻體會，仇恨特質也融入我們台灣人的特質之一。當藍軍上層、外省權貴不斷推動仇恨動員，並不斷得到呼應後，我想在互相學習與融入的反應中，或許也可能出現立場比較偏傳統台灣本地人的綠軍，也將可能推動仇恨動員。那樣的後果將讓深藍軍難以想像。當然，深藍軍上層及其子女或許都已經離開台灣，他們及其家人是不需要承受恨文化的後果。他們挑起仇恨，讓自己的支持者面臨如此的困境。實在很邪惡。但他們或許真的不認為自己邪惡。

讀者投書 作者 ： 林修正 ／退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