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來，研究者將〈漁歌〉焦點集中在「其一」的地點之爭，依史料所載，作品是張志和受邀於顏真卿湖州刺史任上一次聚會的即興之作，那麼，席間完成的五首作品，內容又觸及五個不同時空修道角色，理當是腹中有墨或腦內「印象」盤整之作。若非聚會之作，就有可能是在不同時間創作的作品，若真如此，待考證處勢必再添膠著。不可否認，作品描述地點對還原歷史現場極其重要，但因此失焦創作本意，抑辜負了原創核心？過於執著地點而忽略作家傳達的內核精神便顯顧此失彼，對受教的讀者更是一種損失。所以應該回歸作品的中心思想。
鶯脰湖登仙
小舟佇立在粼粼的湖心之上，舟上人緩緩朝著水面鋪下一捲席墊，隨即跨舟端坐席上，只見他身體沉墜時舉臂指天，以從容姿態向岸邊注視的道友灑脫揮別。
一路見證「預知死亡」過程的顏真卿，頃刻間，陷入張志和選擇以「水解」得道的思緒中，因著湖面傳來的鷺鳥叫聲清醒過來，他望向湖心那艘款款蕩漾的小船，從上空飛越而過的幾隻白鷺鷥感知，好友已然羽化登仙。他深知道家修道最重「道法自然」，能超越死亡的訣竅就是「齊生死」。生跟死其實一個樣，只是在自然中轉化作不同的存在形式罷了。
他帶著起伏心情執筆〈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在停停寫寫間不斷回顧，張志和實踐「無為」之心，通往成道之路，早已具體釋放在那次曲水流觴，即興風雅作〈漁歌〉的聚會上，聚者，無論自己、陸羽、徐士衡，還是李成矩，其作皆不如張志和貼近屈原〈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精髓，張志和的五詩五「不」，都不被外事外物侷限束縛，盡是順應時勢，從心所欲而行。
顏真卿讚嘆張志和的〈漁歌〉「淈其泥而揚其波」，詩詩相扣，既讓泥水溼身，也和天地混濁在一塊兒，詩裡體現的不須「歸」，是圓滿生命不「憂」、不「窮」、不「寒」的自由，那是老子闡揚「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的怡然自得；也是莊子「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的清靜無為，足與「仙」齊又何須羨仙！
【詩詞新譯】
細究張志和快意暢寫的〈漁歌〉組詩，在抒情寫景之外，富含著「以人為始」的深層「道意」，五首詩皆以「道」為本，從「現象」中論「道」，依附《道德經》基礎，藉由遠離世俗紛爭的不同時代人物，點出一系列逍遙於江湖的隱士典範。最耀眼手法，莫過呈現作品「靜動」、「有無」、「體用」的內核效驗，尤其跳脫唐一代詩作百年俗成的格律、音韻章法，將「七絕」幻化成「詞」，裂解第三句作三三句式，形成不同音律變化的七七三三七字五句排列的單調歌詞。詩人未曾料想，他隨興唱和道友的一組詩風，竟演變為後世文學歸類上的五闋詞作。
〈漁歌〉其一
范蠡 /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德經》第九章
范蠡師承老子門下玄元十子之一的計然（辛文子），習得計然所精通的戰略與經濟思想本領，助越王句踐復國後毫不眷戀權位，功成身退離開越國，其後，依《吳越春秋》記載，他「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足跡或以傳說，或載入地方志，遍及浙、魯、蘇、鄂、皖等地，尤以太湖南岸湖州轄內縣市鄉鎮（吳興、南潯、長興、德清）為最多。自古相傳范蠡常出沒苕溪，在輕風吹柳綠，細雨點桃紅的暮春時分，最喜泛舟垂釣於水上，經數日才返。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臨水那片淡濛濛深鎖蒼鬱的丘陵前，一群白鷺鷥正輪番飛舞嬉戲著，水岸邊桃林紛落的花瓣兒漂浮在波動的水面上，似化作水下無數肥碩鱖豚爭相大快朵頤的盤盤珍餚。瞧，頭戴笠帽、身披蓑衣的范蠡先生（漁父），已全然忘情溶入這幅春雨微風的景緻裡而不能自拔。
道家思想核心，牽涉萬物生成本原與存在本體，以及人生價值，範疇含括「道」與「現象」兩種層面下所觸及的「有無」、「動靜」和「體用」觀。詞作中，山、花、水流、笠帽、蓑衣盡是肉眼能見的「現象」，仰天上鷺鳥徜徉，俯水下魚兒肥碩，觀風雨中漁父佇足，又焉知鷺鷥因何橫飛？魚群是肥或瘦？漁父思歸不歸？倘若以己心度萬物之心，盡落「執念」則有違「道」心。
山沉「靜」，飛鳥「動」，山不動鳥動，靜動之間存在著矛盾對立的決定意識，意識主導內容決定形式，想在動中之靜的形上思維，做到符合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就須追求動靜相養，戒躁主靜的自然規律。桃花流水清晰「有」可見，難辨水底魚肥瘦，任憑想像俱為「無」之狀態。本句闡明宇宙事物皆由「有」和「無」構成，但兩者同作矛盾對立卻又相輔相成，「有」作為事物存在的條件，惟有與「無」結合，才能發揮應有功能，有和無相資相生，少了「有」就無所謂無，沒有「無」也就無所謂有。看見桃花流水或想像水底魚兒肥瘦，就是從現象發覺道的過程。
斗笠雨披為物，其本質謂之「體」，供人穿戴，動靜間可無畏風雨謂之「用」。在道家「體用觀」流變中，自唐前期經學家崔憬提出「天地圓蓋方軫為體為器，以萬物資始資生為用為道。動物以形軀為體為器，以靈識為用為道。植物以枝幹為器為體，以生性為道為用。」（《周易集解•繫辭》卷十四）之後，「體」形成實際的形質，「用」成為形質所有的作用，雖偏於「唯物」色彩，卻貼切反映出人處在本真自我中的經驗和感受。
一生致力求道的張志和，引范蠡漁隱之道，從「現象」觀察「靜動」、「有無」與「體用」關係，藉此論述「道」的真諦。
千年爭一回
「西塞山」一說在浙江湖州，另一說在湖北黃石。雖然南宋學者王楙早在八百年前已有詳實考證，且在著作《野客叢書》卷二十九裡說得明白，「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按《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溪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因作品在文學史上握有「詩」轉折為「詞」的重要脈絡，迄今，地點依然維持各有擁護的爭議性。
「鱖魚」又稱桂魚。「箬笠」即斗笠，是用竹葉或竹篾編製而成的寬邊帽子，可遮雨防曬。「蓑衣」係用草或棕編製的雨衣。「斜風」微風。「不須」不一定要。「歸」本指返回，此處抑指回朝堂。
宋代以來，研究者將〈漁歌〉焦點集中在「其一」的地點之爭，依史料所載，作品是張志和受邀於顏真卿湖州刺史任上一次聚會的即興之作，那麼，席間完成的五首作品，內容又觸及五個不同時空修道角色，理當是腹中有墨或腦內「印象」盤整之作。若非聚會之作，就有可能是在不同時間創作的作品，若真如此，待考證處勢必再添膠著。不可否認，作品描述地點對還原歷史現場極其重要，但因此失焦創作本意，抑辜負了原創核心？過於執著地點而忽略作家傳達的內核精神便顯顧此失彼，對受教的讀者更是一種損失。所以應該回歸作品的中心思想。
羽化非失足
開啟黃老之術質變為道教教義而成書於六朝以前的《老子想爾注》，把初始道教領入深層探索，視死後復生思想為一種獨特的神仙方術，藉此追求靈魂、肉體不死境界，其中《道德經》通行本第七章闡述的「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句裡「私」字，被擴及解釋為「屍」字，引注者（道教創始者張道陵或其孫兒張魯）直接更改句義為「以其無屍，故能成其屍。」自此，儒、道、釋等諸種信仰本已糾纏的龐雜體系，又添一條修道人以「自殺」求仙的路徑且影響甚鉅。六朝起，無懼自沉、火焚、兵殺、煉丹吞丹、服屍解藥的風氣，便成修仙者盲目求取永生的方式。
張志和因酒後置席水上表演助興，不慎落水而死，多見於持中立研究的文獻中，不過，從他散佚的主要著述名稱《玄真子》及《大易》可顯端倪，兩部作品必是他狂熱修道結晶，再對照《續仙傳》卷上「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運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這段敘述仔細推敲，當可明白為何目睹者無人伸手援救的疑惑，因為在場者皆尊重，張志和是以水解儀式淨化生命，完成升仙的目的。
【詩人簡介】
張志和，本名龜齡，字子同，自號煙波釣徒，道號玄真子。唐代東陽金華人。幼年受精曉道家思想父親薰陶而崇奉道流，終成著名道士。十六歲遊太學，後以明經擢第，曾獻策肅宗得賞識，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並賜名「志和」，遂改龜齡為志和。榮寵之際開罪朝堂，遭貶南浦尉，經量移他郡，又遇赦返京，因看破宦海，泯滅仕念，趁親喪辭官歸返本貫。肅宗賜奴、婢各一稱漁童、樵青，偕奴婢隱居於太湖流域，扁舟垂綸，以修道爲宗。大曆九年冬，與顏真卿諸道友遊平望，於鶯脰湖水解成仙。著有《玄真子》十二卷，《大易》十五卷，多散逸，今存詞五首、詩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