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talk新聞] 專訪/國史館長陳儀深： 從基隆228檔案彙編談到228轉型正義

自2017年起，國史館出版諸多二二八政府檔案主要是以縣市政府為單位，包括台中縣、彰化縣、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等，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接受新頭殼專訪時表示，今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三十冊也是循此脈絡，以基隆市政府檔案為主，兼及基隆要塞司令部等重要軍政機關檔案、1990年代政府對二二八的善後等，收錄範圍較寬。過去有關基隆二二八的政府檔案已經公開甚至出版不少，如原警總所存基隆要塞司令部報告有關綏靖清鄉種種案卷，已經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冊可以看到，讀者可以參看、但不會在這次檔案中重複。基隆市政府檔案係2009年始由檔案管理局徵集、時間較晚，較少為學界所關注，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增進社會大眾對當年鎮壓實況的理解。

民間說法vs.官方檔案

基隆是台灣頭，在二二八事件中，是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3月6日揮軍進入市區的另一場鎮壓市民行動，承受要塞部隊與增援國軍的首波掃蕩。過去有關基隆二二八的民間說法，如楊基振：「全島最慘者為基隆與高雄，高雄之情形不詳， 基隆遭虐殺者2千人以上， 屍體悉投棄於海中。」再查，1947年4月，〈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指出，基隆屠殺方法殘酷絕倫：「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3人或5人為一組， 捆縛一起， 單人則裝入蔴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有屍首浮出，……」。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民間紀錄，比較是從被害者角度的觀察，過去官方檔案少有此類記載。

這本書所收錄的官方檔案，則明確提到死因為：「槍決」、「國軍調查結果槍決」、「憲兵隊調查結果被死」、「被警員槍決死」；陳屍在「市場前」、「車站前岸壁」、「愛三路派出所後」、「南榮路派出所前」、「元町路上」、「水產公司附近」、「四號碼頭」、「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仁愛區忠三路」等市街及公共空間，亦充分顯露市民遭遇屠殺的慘狀。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離不開官方檔案的披露及民間口述史料的交互運用。這兩種材料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事實的相互辯證，也有彼此對話的必要。國史館所出版的官方歷史檔案，當然是提升二二八研究的重要材料。

蔣介石派兵鎮壓

陳儀深在專訪中表示，在1947年3月7日，蔣介石在其日記寫下這樣的字句：「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這說明了國家暴力與外來統治者的重要關連性。台灣人民在身歷二二八浩劫之後，大多噤若寒蟬不敢出聲，緊接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人民對過去黑暗歷史欲知而不可得。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前後，以民間為開端，嘗試衝破政治禁忌，追求真相與公義之行動，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陳儀深說，從1987年，台灣省議會要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調查二二八事件，文獻會乃自1991年至1994年出版《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三冊；1991年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展開官方調查，並且在1992年提出正式報告。不過民間團體對真相的追查較早於官方，也成立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他強調，官方民間兩小組成員不同、觀念角度也有異，不過在相互激盪，各有所見，對於歷史真相的辨明，可以說各有擅長。在1992年至1997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後將撰寫行政院報告所使用之檔案文書，出版為《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冊。1997年，國史館出版《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等三冊。

在政黨輪替以後，尤其自2002年以降，在已故張炎憲館長的大力規劃下，國史館致力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更出版《二二八事件辭典》，並投注相當心力整編首次政黨輪替後新出土的二二八檔案，迄今已經編撰廿九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這些21世紀新出土的檔案素材，不僅開拓研究者的視野，更是增進人民對當年二二八事件的深度瞭解。200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由張炎憲擔任總編輯，而有關蔣介石的責任部分是由陳儀深主筆，雖然當時蔣孝嚴曾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總編輯張炎憲、與執筆人陳儀深等三人，結果是不起訴。

國史館對二二八與轉型正義的關注

至於民間關切的轉型正義課題，無庸諱言以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最為迫切，主管的文化部在過去一年（2022）是先從展覽內容改良做起，例如減少崇仰蔣介石個人豐功偉業的早年生活、東征北伐、剿匪抗戰等，留下或著重來台以後、任職總統期間的事蹟紀錄，另一方面也將戰後台灣長期戒嚴下的人權受害，以及黨外雜誌、鄭南榕等追求100％言論自由的事蹟予以展示，這方面的改換當然有台派社團和學者的參與，目前為止應是肯定多於負評，陳儀深說，整體而言這是一種進步。

不過，無論從時代潮流或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都應根本處理「中正紀念堂」這樣的威權象徵。陳儀深說，國史館其實早有準備，在2007年張炎憲館長時代就出版了《走過權力的巔峰：美國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參訪錄》，去年（2022）8月陳儀深館長亦率三位同仁參訪韓國，歸來後整理為《他山之石——2022年「韓國總統圖書館」制度考察報告》已於2023年1月出版。簡單講，台灣經過總統直選以後，政治制度與韓國、美國的總統制接近，總統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其職權運作所產生的檔案文物應該特別立法管理，如2007年韓國通過《大統領文件法》，其「大統領紀錄館」（即總統檔案館）原隸屬於國家紀錄院（如我們的檔案管理局），2021年則獨立出來、且升一級直接隸屬於國家安全部，它擁有宏偉的建築、豐富的典藏、充沛的預算，顯示韓國作為一現代民主國家的氣魄。

館長陳儀深建議，直接把中正紀念堂改為歷任總統圖書館，一方面可以去除威權象徵，一方面展示從蔣介石以來歷任總統的檔案文物資料，將1949年以來從威權到民主的軌跡客觀呈現，對歷任總統有功說功、有過說過，這方面應如何廢法、修法的草案都有了；至於個別總統的圖書館或紀念館，也應像韓國一樣立法，鼓勵地方政府與個別總統的基金會去創立，國史館則扮演協助輔導、提供資料的角色。他認為，這才是帶著和解意涵的轉型正義，也是為國家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

國史館考察團於韓國金泳三總統故居前留影，右三國史館長陳儀深、右一為釜山辦事處林晨富處長。   圖：國史館提供

國史館長陳儀深（左四）考察團與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朴慶穆館長(右三)等合影.   圖：國史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