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國家裡，如果共產黨的鬥爭正在發展，他就要「轉變合法為非法」－叛亂。如果他受政府打擊，而不能不退卻，他就要向政府爭取合法地位。共產黨並不是不參加議會。列寧説得非常明白：「我們參加國會，不但無害於無產階級，而且使我們更容易向群眾証明，為什麼這種國會必須解散」。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 補編 第九章：合法地位與議會政治。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發表）
在1956年左右，中國正在發起「百花爭鳴」運動，要各民主黨派批評中國共產黨，來改善中共的執政缺失。有勇敢提意見的如儲安平在光明日報，公開批評共產黨控制國家如「黨天下」的專制體制。另有一些人熱烈建言，而大部份人不敢發言，中共幹部就半拖半拉硬要他們發言。結果到1957年，毛澤東就以「引蛇出洞」的陽謀，開始發起反右運動，當中直接被劃成右派人士有近56萬人，而私下被提撥「中右份子」的近140萬左右。
這些文化界、學術界之各領域精英，一夕間由高樓跌下地獄。此批鬥運動宣告文化大革命已蠢蠢欲動，所有被批鬥對象，流放的流放，打死的打死，更有一些人就為維持尊嚴而自殺。從此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宣傳完全終結，黨外人士被掃除後，毛澤東開始把鬥爭的目標朝向黨內同志。
也是約在相同的時期，台灣已和美國簽下反共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從1951年到1965年，美國每年提供台灣1億美元的民生援助，在雙方斷交前，美國更額外提供台灣約42億美元之軍事援助。因為在1950年代，杜魯門曾發表「對華白皮書」，宣稱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才導致共產黨佔領全中國。為回答此質問，蔣中正也開始和其文膽合作，於1956年發表《蘇俄在中國》一書，做為國民黨在中國潰敗之原因，將責任全推給共產國際及史達林的陰謀。因為當時蘇共及中共間的衝突還未全面爆發。所以在此書中，認為中共之叛亂行為，完全是毛澤東聽命於史達林之命令所致。
但現實上，恐比蔣及其幕僚所想像的更複雜。如國民黨抗日，本就是史達林將日本帝國主義之對外擴張，導向其和國民政府間之戰爭。另外毛澤東不斷以土地改革者之身份，及鼓吹美式民主之姿，來迷惑國內民主人士及美國人。所以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內戰時期，美方不斷推動聯合政府號召，數度派高級官員來協調，但都是無功而返。後共軍在東北獲蘇俄以日軍人員及武器奧援，同時美國杜魯門總統，已完全切斷對國民黨之軍事支援。雙方的形勢逆轉，從東北打到淮海戰役後，國民黨軍隊就兵敗如山倒，直到撤退至台灣。
整本《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精華，就在前面引言中所述，其素樸的反共經驗，很值得深思體會，不論在俄國或中國的共產革命，都有入木三分的深刻教訓。當年台灣的各級教育中，都不斷在強調此反共的主旋律，也是蔣中正留給國民黨信徒最基本的遺產（有如對抗共產病毒之疫苗）。對現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如暮鼓晨鐘之警訊，此鐘鼓之聲即不斷重複，你（妳）反共嗎？你（妳）反共嗎？
文／黃吉川（超級電腦專家、成大講座教授）
曾任成大教務長、研發長、現任為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講座教授，研發超級電腦「漢星一號」，曾多次獲得研究傑出獎，並投入時政與文學創作，為前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共同作者，筆名「江夏」，創作詩集著有《啟程》、《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