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國家裡,如果共產黨的鬥爭正在發展,他就要「轉變合法為非法」-叛亂。如果他受政府打擊,而不能不退卻,他就要向政府爭取合法地位。共產黨並不是不參加議會。列寧説得非常明白:「我們參加國會,不但無害於無產階級,而且使我們更容易向群眾証明,為什麼這種國會必須解散」。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 補編 第九章:合法地位與議會政治。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發表)

在1956年左右,中國正在發起「百花爭鳴」運動,要各民主黨派批評中國共產黨,來改善中共的執政缺失。有勇敢提意見的如儲安平在光明日報,公開批評共產黨控制國家如「黨天下」的專制體制。另有一些人熱烈建言,而大部份人不敢發言,中共幹部就半拖半拉硬要他們發言。結果到1957年,毛澤東就以「引蛇出洞」的陽謀,開始發起反右運動,當中直接被劃成右派人士有近56萬人,而私下被提撥「中右份子」的近140萬左右。

這些文化界、學術界之各領域精英,一夕間由高樓跌下地獄。此批鬥運動宣告文化大革命已蠢蠢欲動,所有被批鬥對象,流放的流放,打死的打死,更有一些人就為維持尊嚴而自殺。從此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宣傳完全終結,黨外人士被掃除後,毛澤東開始把鬥爭的目標朝向黨內同志。

也是約在相同的時期,台灣已和美國簽下反共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從1951年到1965年,美國每年提供台灣1億美元的民生援助,在雙方斷交前,美國更額外提供台灣約42億美元之軍事援助。因為在1950年代,杜魯門曾發表「對華白皮書」,宣稱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才導致共產黨佔領全中國。為回答此質問,蔣中正也開始和其文膽合作,於1956年發表《蘇俄在中國》一書,做為國民黨在中國潰敗之原因,將責任全推給共產國際及史達林的陰謀。因為當時蘇共及中共間的衝突還未全面爆發。所以在此書中,認為中共之叛亂行為,完全是毛澤東聽命於史達林之命令所致。

但現實上,恐比蔣及其幕僚所想像的更複雜。如國民黨抗日,本就是史達林將日本帝國主義之對外擴張,導向其和國民政府間之戰爭。另外毛澤東不斷以土地改革者之身份,及鼓吹美式民主之姿,來迷惑國內民主人士及美國人。所以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內戰時期,美方不斷推動聯合政府號召,數度派高級官員來協調,但都是無功而返。後共軍在東北獲蘇俄以日軍人員及武器奧援,同時美國杜魯門總統,已完全切斷對國民黨之軍事支援。雙方的形勢逆轉,從東北打到淮海戰役後,國民黨軍隊就兵敗如山倒,直到撤退至台灣。

整本《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精華,就在前面引言中所述,其素樸的反共經驗,很值得深思體會,不論在俄國或中國的共產革命,都有入木三分的深刻教訓。當年台灣的各級教育中,都不斷在強調此反共的主旋律,也是蔣中正留給國民黨信徒最基本的遺產(有如對抗共產病毒之疫苗)。對現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如暮鼓晨鐘之警訊,此鐘鼓之聲即不斷重複,你(妳)反共嗎?你(妳)反共嗎?

文/黃吉川(超級電腦專家、成大講座教授)
曾任成大教務長、研發長、現任為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講座教授,研發超級電腦「漢星一號」,曾多次獲得研究傑出獎,並投入時政與文學創作,為前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共同作者,筆名「江夏」,創作詩集著有《啟程》、《我們》。

成大講座教授黃吉川。 圖:黃吉川/提供
成大講座教授黃吉川。 圖:黃吉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