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打拼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節錄自文夏的歌曲〈媽媽請你也保重〉。

2022年4月7日《自由時報》報導〈國寶歌王文夏辭世 蘇貞昌感性追憶〉：

「台灣『國寶歌王』文夏昨晚因器官衰竭於睡夢中辭世，享耆壽94歲。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傍晚在臉書上說：

『文夏先生曾說，我們是聽他的歌長大的，而他是看著民進黨長大的。感謝文夏先生為台灣文化奉獻了一生，用他的創作將這片土地的故事一直傳下去』。」

文夏去世後，大多統派媒體在報導時，會尊稱他是「寶島歌王」。但一來「寶島」與「復興基地」類似，都是戒嚴時代統治階級在「客居」心態下，藉以區隔主僕尊卑的封建用語；二來「寶島歌王」的頭銜太浮濫，從已過世的洪一峰、郭金發，到還健在的葉啟田，都被年輕的媒體記者這樣隨意下標。

相形之下，標榜本土立場的《自由時報》，尊稱文夏為「國寶歌王」，似乎比較貼近事實。但台灣真的已經是個「國」了嗎？立場堅定的政治光譜兩端。無分統獨都還是不認同。因此從史學觀點來看，對文夏最客觀的謚號，應該還是「禁歌之王」。

文夏的歌為何會被「特別禮遇」？

文夏在戒嚴時代，曾經灌唱1200首以上的台語歌曲，卻有99首被國民黨列為禁歌，被稱為「禁歌之王」，絕對當之無愧。至於第2名，也是女子組冠軍的姚蘇蓉，被禁90首，稱為「禁歌之后」，也算名副其實。

但現在問題來了，姚蘇蓉的國語歌曲，就跟高凌風的類似，換誰當評審結果都差不多。因為完全符合國民黨查禁的指標：歌詞粗俗、輕佻淫穢、懷憂喪志以及靡靡之音。

然而文夏的歌就不一樣了，別說不像姚蘇蓉或高凌風的「歪歌」，連其他台語流行歌的「三八味」都沾不上邊。唯一歌詞裡與酒家有關的，也只有年輕時唱紅的〈男性的復仇〉。

很多年輕的鄉民就追問本魯，戒嚴時代那些審查流行歌曲的大老爺們，為何就是對文夏的歌曲有「特別禮遇」？

有人自作聰明的曲解為文夏的歌「東洋味太重」，但這種說法根本經不起考驗，台視《群星會》裡播出的國語歌曲，也是一大堆來自日本卻填了國語歌詞的「混血歌」。

1994年10月15日，台灣解嚴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台灣省長直選」前，民進黨提名人陳定南在嘉義市舉行「望春風音樂會」。

由於對手國民黨的省長提名人宋楚瑜，戒嚴時代擔任新聞局長與文工會主任，所有影視紅星（即使是台語掛）全都「西瓜偎大邊」，只有文夏文香與洪一峰愛玲這2對夫婦，有勇氣站出來「偎小邊」。

文夏說台語歌當年遭宋楚瑜壓制禁唱，他又不願妥協改唱國語歌，於是選擇不上電視節目，自我放逐到日本走唱。結果又因文夏的日語太標準，顧客不相信文夏是台灣人，要文夏唱他們聽不懂的台語歌。

文夏悲痛的控訴：「台灣人聽得懂台語歌，但台灣政府禁止台灣人唱台語歌；到日本卻又被聽不懂台語歌的日本人，指定要唱台語歌。」文香接著也補充：「當年在學校連不小心講了台語都會被罰錢，後來是到了日本才能唱台灣歌，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文夏的藝名為何會犯忌？

文夏為何在戒嚴時代會被國民黨「另眼相待」，一禁就是99首，成為全台「禁歌之王」？像先父這樣當年在日本統治下的中小學裡讀過日語，來台後又蹲過國民黨黑牢的倒楣山東人，一眼就能看穿。

文夏的日語讀音就是「文化」，日治時代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政治犯」或「良心犯」，當年就是「文化犯」。

1874年日本的第一個政黨成立時，呼籲全國議會「直選」的呼聲也同時開始。向來被禁止公開演講的政治家們，就用寫作詩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主張。歌唱者走街串巷，出售這些歌曲，這是「演歌」的起源。

後來表演者逐漸從街頭政治鼓動者，成為領取報酬的專業歌手。演歌的風格大多哀怨、憂傷，這與日本的民族情緒有關。日本治台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也沿用日本早期演歌傳統，巡迴全島用「演劇」來表達漢民族成為被殖民者哀傷的心聲。

1921年10月17日，在日本統治下已逐漸現代化的台灣，受到日本內地的「大正浪漫風」影響，加上西風東漸，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倡的「民族自決」，也引發亞洲各地的民族運動，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賢於是創立台灣文化協會。

當時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不像天安門前那些學生，喊些民主自由的空洞口號，或是什麼「打官倒」之類上告鬧劇。他們用愛情來影射中日台關係，而殖民政府派出懂台語的「特警」監看，只要劇團依照通過的劇本演出，絕不刁難。但演員一超過就制止，制止三次就宣布今天停演。跟戒嚴時代國民黨土匪無異的一律禁說禁演禁唱台語，見證了文明與野蠻的差異。

文夏的電影為何犯忌？

文夏的歌曲在戒嚴時代會被禁，除了這個帶著革命情懷的藝名以外，他始終以「台南人」的立場，去影射殖民統治階級所在的「台北」，這也是國民黨特務嘴裡不說，心裡卻一直隱含著「殺機」的起源。

戒嚴時代國民黨推動的「健康卻不寫實片」，外省人所導演的「台北」，例如白景瑞〈家在台北〉李行〈早安台北〉劉家昌〈民國66年在台北〉，反正「台北」這裡就是反攻堡壘、復興基地、鳥語花香、人間天堂。

但台語片導演卻喜歡「致敬」義大利新浪潮電影，把首都台北描繪的像羅馬一樣治安敗壞，是一個會將鄉下人吞噬的怪物。總之就是把鄉下形容成村姑，卻把台北隱喻為流氓。

像是1964年梁哲夫導演的《台北發的早車》，男主角陳揚就跟女主角白蘭說：「你一定要去台北嗎？那裡十分複雜。」最後白蘭到台北後成了舞女，被老闆強暴後憤而殺了她老闆，因此被判無期徒刑。

1960年代台語片興盛時，文夏一個人就主演了10集「阿文哥流浪記」系列。扣除仿西部牛仔片的《高原遊俠》，以及古裝的《流浪劍王子》，其他的《台北之夜》《台北之星》《再見台北》……，文夏扮演的「阿文哥」，都是背著吉他在台北流浪的遊俠，到處幫助落難的美麗女子，對抗「台北」這裡的吃人惡魔。

舉1962年「阿文哥流浪記」系列第一集的《台北之夜》為例，就是採用文夏和文娟、文雀、文朱、文鳳四姊妹（那時四姊妹裡還沒有後來的文夏嫂文香與音樂家黃敏的千金文鶯）在亞洲唱片專輯裡的八首歌，例如〈採檳榔〉〈賣花姑娘〉等在劇中演唱。

《台北之夜》開場就是阿文哥帶著吉他，跟著一顆破窗的球到了一個房間，發現女主角丁黛飾演的受傷女孩，於是阿文哥仗義找尋線索，最後終於打敗壞人，阿文哥又飄然而去，簡單說阿文哥就是一個拿著吉他，卻又看得見的台北盲劍客。

文夏這樣的藝名，以及這樣的電影，讓他那些明明歌詞就很正面積極的台語歌，卻都成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禁歌。文夏會在戒嚴時代被國民黨打壓成「禁歌之王」，自然也就沒什麼好奇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