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德大使謝志偉日前接受德國《機關明鏡》(Behörden Spiegel)月刊專訪，從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案、高端疫苗、共同的歷史與巨大的差別、美國的支持等，一路談到問題製造者(Problemat)與外交人員(Diplomat)。《機關明鏡》以「Der Graben wird immer tiefer(鴻溝越來越深)」為題，發表於12月月刊當中。
《機關明鏡》是德國為公務人員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月刊，每期達11萬2000份數。成立於1984年，總部位於波昂，主題聚焦於公共行政、地方自治及民營化任務等議題。讀者群除涵蓋公務人員外，國會立法機關、工商行會及外交使領館人士也會廣泛參考該刊提供的資訊。
台灣駐德代表處今天(9日)特別將全文中譯分享在臉書粉絲專頁；謝志偉不改幽默地說：要降低老共氣焰，同時增長他們身高的唯一方法：讓他們跳腳。
【駐德代表謝志偉大使專訪報導】中譯全文：
鴻溝越來越深(Der Graben wird immer tiefer)
機關明鏡月刊(Behörden Spiegel)2021年12月
作者：該刊編輯Peter Slama
與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教授對談
有些紀念日是沒什麼好紀念的，例如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通過50週年。1971年10月25日，該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此前還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列名聯合國創始國哩。自此，卻盡因「一中政策」而一碗閉門羹吃到今天。
這個人口約2,400萬、面積36,188平方公里的國家，與巴登符騰堡邦相當，自然就沒有260倍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樣的重要性了。這就是為什麼西方與台灣合作時，不能給人產生像是在承認台灣的疑慮，而必須九拐十八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緣故，以免因為疑似與「小國」有外交關係而危及到與大國的貿易，此奉「沉默是金」為圭臬之謂也。算算也只有15個國家如貝里斯、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或梵蒂岡等沒這麼做，而與該島國維持外交關係。儘管如此(或正因為如此)，台灣經濟的IT軟硬體非常強大且成功。例如，台積電(TSMC) 是與英特爾和三星並列的最大國際半導體製造商，而且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廠。
有效的疫苗
由「高端生物製劑公司」 (MVC)研發的高端疫苗已被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為有效。台灣的國產疫苗對Delta變種病毒有很強的免疫效果。這是透過部分冠狀病毒蛋白激發免疫效果的技術，很像流感疫苗。
此外，台灣還是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商之一(捷安特、美利達等)，也生產摩托車和汽車。
台灣的「潛艇」(U-Bot)
台灣面積小歸小，卻身為經濟繁榮的科技大國無誤。2016年8月起，該「蕞爾小國」在德國的代表再度由謝志偉教授擔任。儘管他代表的國家之外交地位頗具爭議，但66 歲的謝教授有時以「潛水艇」(U-Boot)為隱喻而自我嘲解其係“U-Bot”—地下大使(Untergrund-Botschafter)。「因為在歐洲，除了梵蒂岡，沒有一個國家承認我們是主權國家。」
關於台灣的外交代表
謝志偉熟知他交手的對象之習性，尤其是德國人。在台北學了德語後，他於1982年來到德國，並於 1987 年在波鴻魯爾大學以研究Theodor Fontane的論文獲得德語文學博士學位。直到擔任駐德代表前，他還在台灣擔任德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他熱愛德國，而此地大多數的外交官都「看待」他為具平等地位的同儕。
共同的歷史 巨大的差別
「當然，有一些也就只停留在『光說』但是「不練」的階段。有時候嘛，也會有些人瞻前顧後地考量『在不至會招惹北京不滿的情況下，能以多大程度成為但練無妨的行動者』。而在習近平主席時代，「北京不滿」的情況不會讓人等太久。習近平越來越不加掩飾地威脅要統一台灣，必要時甚至動武，即便台灣是一個自 1987年以來就已民主化的民族國家。此一涵蓋自決權的地位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中就已存在，也就是台灣擁有可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但北京當然不覺得受此約束。所以中國在相距僅僅180公里外的「叛離島嶼福爾摩沙」前舉行充滿挑釁意圖的空中軍事演習。這讓謝教授想起歌德的〈魔王〉：「我就是煞到你，你秀色可餐，對我魅力無法抵 / 你若不隨喜，我就霸王硬上弓，還有什麼不可以？！」「是的，挑釁事件的數量一再增加。中國戰機幾乎每天都進入我們的空域。」10月的第一周創下了149架戰機的記錄。北京展示武力就是為了回應台灣政府此前宣布要加入CPTPP跨太平洋貿易協定一事(包含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就連在地緣政治上向來友好、和平的立陶宛今年七月也大膽同意讓台灣開設(貿易)辦事處時(按：以「TAIWAN」為名)，就嚐到了苦果。立陶宛在北京的大使被驅逐出境。
會出現統一嗎？
幾年前，人們都還是問謝志偉，「中國大陸『是否』會武統台灣。最近，問題逐漸轉為「何時」而不是「是否」了。「大多數台灣人面對軍事威脅時的確會感到不安或恐懼，但也有憤怒和怨恨。 『我們在各方面都感到被中國逼到了牆角，我們之間的鴻溝比台灣海峽還要廣、還要深，幸好有這個海峽將我們與中國隔開。』台灣人擔心北京可能會尋找一個進攻的藉口，以轉移國內對政治災難的注意力，例如嚴重的經濟衰退或社會制度的危機。 「那麼，這是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外部敵人的典型作法。」
美國的支持
與此同時，美國一再派遣軍艦前往印太地區與台灣海峽，向台北的盟友保證在中國發動襲擊時會提供軍事支持。英國和法國已經在該地區進行了軍事活動，澳大利亞和日本也是如此，以阻止中國將其威權統治擴展到整個南海水域。這些行動不是僅具象徵意義而已，因為這些水域的海運航線之安全保障了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每個出口大國的國家利益。
「德國不久前才在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聯盟框架內，按照德國外交部的印太政策綱領，派遣巴伐利亞號巡防艦駛往中國宣布百分之八十為其領海的南海海域，這給德國帶來了麻煩。然而，中國人應該習慣「別人不可能老是屈服於他們的意志」這件事。有關怕惹中國生氣這回事。我想用海涅(Heinrich Heine)的那首題為「大小姐佇立海邊」的絕妙之詩(Das Fräulein stand am Meere)來安慰我的東道國：「佇立海邊的大小姐/ 憂傷地長嘆著 / 落日餘暉 / 深深打動她心扉 / 我的大小姐！ 開朗些 / 這是一齣老戲碼 / 前方太陽下墜成落日 / 後方它又升起成朝陽」。
「汝欲和平，必先備戰 / 不容怯戰」(si vis pacem, para bellum)
「中國對德國巡防艦、法國潛艇甚至英國航空母艦進入南海是氣得跳腳，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 相信我，一旦這種事情一再發生，中國會習慣的。然而，我們也準備好武裝自己以抵禦來自中國的任何可能的攻擊—因為我們想要和平。 所以：「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準備戰爭 / 不容怯戰)。但是，如果我說「台灣建造潛艇，就是為了避免『沒頂』」，那聽起來確是會令人為之一愣的。
亞洲的「先驅」
台灣人確實已在「美麗的島嶼」(西元1550年左右葡萄牙探險家給予台灣 Ilha Formosa這個稱呼)上著手建造潛艇。由於其多舛的歷史命運，台灣在許多面向上，擁有和亞洲其他國家相當不同的特質。特別是，他們比別人更包容。謝教授表示，「我們在2019年5月成了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亞洲國家。在我看來，這種寬容可以追溯到從上個世紀起，台灣人一直為身份認同的問題所困，所以人們在下述的問題上能展現更多包容與理解：『我是男人，女人，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抑或夾在中間？』。此外，島上歷來接受外來政權統治─無論是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國人─或是部分漢人面對原住民時懺悔的自我反省之極端邊緣經驗，在在都發揮了作用。台灣不僅是亞洲華人社會寬容和自由的燈塔，也是整個地區的一個小卻重要的典範。」
終點站杜伊斯堡
台灣在柏林的前線戰士謝志偉對超大型計畫「一帶一路」持批評態度。該項目穿越65個國家11,000公里後，在德國杜伊斯堡港口抵達終點。「中國的地緣政治工程是有為世界某些地區帶來了更多的繁榮，但實際上中國人的目的是在製造「經濟依賴」，為自己爭取最大的紅利。中國正在搭建21 世紀的殖民主義。如果你給魔鬼你的小拇指，眾所周知，它就會攫取你的整隻手。德國對此帽子戲法當有戒心，至少不要急於脫帽致敬又交心。」
謝志偉教授作為台灣在德國的「代表」近六年，能言善道、從不辭窮、勤奮幹練、嗅覺靈敏，再加上不拍馬逢迎，也不急於投人所好的外交姿態。我們脫帽致敬！
問題製造者(Problemat) 外交人員(Diplomat)
但他也有變得過於敏感的時候。有一回，他在一家旅館門口等人時，門房來問道：「Can I call you a taxi？」(字面：我可以叫你一輛計程車嗎？)，他竟酸酸但精準地回答道：「No, you call me ambassador」。(不，你叫我大使！)。謝說，他知道中國市場對德國的重要性。所以他只是盡其所能去作到讓台灣在德國被公認為中華文化圈裡自由和民主的燈塔。然後，「德國人就會與我們同舟共濟，所以我自稱為『Bootschafter von Taiwan』」(按：´Boot´為德文的「小舟」，´Botschafter´則為「大使」之意)。總而言之，「我希望看到一個和平的中國，一個人們得到應有的自由之國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也不由自主地盡可能，且公開地支持中國人、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 ─ 是的，還有蒙古人的民主化運動。而且我知道中國大使館已經多次向德國外交部抱怨我參與這些活動並指控我推動台灣獨立。但我對此並不在乎，在這種情況下，我寧願成為「麻煩」而不是「外交官」，因為我堅信，台灣是否是獨立國家不應該取決於中國的解釋。最主要的是，我們台灣人是自由的人。我們要的是無憂無慮(sorgenfrei)，而不是被放逐獵捕(vogelfrei)」。
最後，或許還可以補充一點，「您討厭的不是國王們，而是他們隨身所施加於人們的壓力」—正如Theodor Fontane在1848年寫給他的朋友Bernhard von Lepel的一封信中所寫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