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捷罷免案」投票倒數最後不到五天，這會是近期第二場直轄市議員罷免投票，本週六結果將會揭曉；不過，這次不同於過去罷免案的氛圍，挺捷、罷捷雙方進行強力動員的對決態勢相當激烈，甚至都出動各陣營的立委、民代站台催票。藍綠雙方有意在此戰中進行類立委單一席次選舉的組織規格，與過去被罷免方低調試圖降低投票率的策略有所不同，黃捷罷免案的熱度勢必會比王浩宇罷免案提高許多，會是各自政治算盤中的前哨戰。
黃捷罷免案熱度高 成功兩要件
從台灣的選制來看，地方民意代表包括縣市議員、鄉鎮市代表等採取的是「複數選區制」，不可轉移單票制（SNTV），簡單來說，就是選區內會有超過一人以上的應選名額，選民只有一張票可以投給一位候選人，依照票數高低依序應選名額的排名來決定，並輔以婦女保障名額來決定最後當選名單。此外，因為複數選區的制度設計，當選人的得票數通常不會過半，且少數當選會是常有的結果，這同時也保障了小黨與少數利益的代表性與參政權。
以黃捷的罷免案來看，如果以高雄市第九選舉區的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要罷免成功需要有兩個要件，首先必須「同意罷免」的票數多於「不同意罷免」，其次就是「同意罷免」的票數需達到選舉區選舉人的四分之一以上，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有7萬2,892人以上投「同意罷免」；然而，相較於一般選舉，罷免投票的總投票率通常不會太高，除非是在單一選區的層次，加上社會氛圍的凝聚，在強力動員下，才可能提高投票意願，但投票率仍低於一般選舉。
也因為在投票率可能不高的心理下，通常被罷免方會採取低調「不正面應戰」的方式，盡可能降低投票率，讓罷免投票無法超過門檻規定，畢竟會有意願投票的選民多是「支持罷免」的一方，再加上地方民代多是經營「小區」或「特定族群」，要動員「不同意罷免」的能力相當有限，多會持「息事寧人」的態度來面對。
不過，前車之鑑，經過王浩宇罷免成功的教訓後，「低調不正面應戰」恐怕不是最有利的作法，畢竟在「贊成投票」的動員也可能來自同選區內的其他不同陣營議員，以黃捷的選區來看，國民黨籍的市議員共有四名，在2018年的選舉中共獲得了9萬2,935票，換言之，若在藍營地方議員團結的前提下，被罷免成功的機率不是不可能；所以，可以理解在這一次的黃捷罷免投票中，被罷免方採取了「積極正面迎擊」的策略，以期「不同意」超過「同意」的結果。
罷免民粹化 不分藍綠人人自危
持平而論，正面來看，罷免本來就是民主選舉權的一部分，在民主的意義上，凸顯的是選民收回代議權力，在制度上，讓參政權與選舉權能更為完整，也就是說罷免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但是，猶如前述所言，在複數選區的制度設計之下，其本質本來就不是一個完整單一選區的概念，而且選出的民意代表又有少數代表的意義，是否產生以多數來否定或剝奪少數參政的結果，恐怕是地方民意代表罷免制度該省思的地方。
更直白來說，近兩次的議員罷免投票其背後有著政治報復的因素存在，以及某政黨組織運作動員試驗熱身的算計，透過不同的政治社會議題進行串聯與包裹下，罷免的意義與理由就相形弱化許多，這從提出黃捷罷免案的一方在陳述罷免理由中，以及在罷免說明會中的立論，便可以看出其荒謬不堪的一面，更不用說在罷免宣傳上出現讓人無法苟同的負面字眼。當然，制度上給予罷免的權利，但似乎也看到罷免在民粹化的結果可能是「去除良幣」。
黃捷罷免案在本周六將會進行投票，結果不只是黃捷的去留，也可能再次在高雄地方自治史上寫上新的一頁，如果罷免成功，該選區將在未來一年多失去一位議員席次，也可能帶來萬劫不復的政治結果，報復性的罷免案將可能成為流行，這恐怕會對台灣民主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許多地方民意代表不分藍綠將會人人自危。假若罷免失敗，從投票結果來看，這可能會創下罷免案的投票率與「不同意」票數新高，同時帶來重要的啟示：被罷免方可以採取「正面迎擊」的策略，讓自己重新接受民意檢視的機會。
只是，從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來看，接連兩次複數選區的罷免投票，無論本週六的結果如何，國內應該深檢討不同選制的罷免設計，必須回到選制規劃的宗旨與意義，尤以「單一選區」和「複數選區」在概念上與實質上都有所不同，用相同的標準進行罷免是否妥當？以及如何保障在複數選區中少數當選的代議功能？總言之，理想上，罷免是不可或缺的權利，但實務上，濫用權力可能出現的問題，是否會導致民主陷入民粹的情緒與對立之中？以及可能衍生的政治代價，恐怕需要加以反思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