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吉川觀點》學問之境界:台灣學術研究的反思(下)

新頭殼newtalk 文/黃吉川
1970-01-01T00:00:00Z
學術文化的興亡取決於體制及學風。   圖:取自免費圖庫unsplash
學術文化的興亡取決於體制及學風。   圖:取自免費圖庫unsplash

本文獲《六都春秋》同意轉載

四、台灣高等學術研究單位的挑戰

(一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挑戰

台灣今日號稱全國最高地位的研究單位,就是立於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這是1928年,國民政府立都於南京時,有感於中國當年學術研究實力薄弱,故集中政府資源,學習歐美在幾百年前建立科學院的精神所籌設的學術單位。但因在大陸戰亂不已,其發展不順風雨不止。國府遷到台灣後,於1957年才恢復其機構運作,並逐漸累積其研究成果。目前有27個研究所,6個研究中心,員工5千8百位,每年預算一百五十餘億元。但因不為行政院教育部所管轄,故不能正式收學生頒授學位,以致於無法順利轉型成為德國公立大學的理想。否則,加上台大,台灣就馬上會有二所,如當年日本帝大的高等學府。所以其目前角色,上不上下不下,既不能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那種單位相比擬,又不如美國家實驗室,那種負有具體國家科研任務的那種研究單位相看齊。以純學術研究之角色而言,台灣已有幾所著名的公立大學已在做同樣的工作,這又有何差異?法令禁止其收學生貢獻所學,並傳承學術薪火,那是十七世紀的想法,用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中實踐的結果,這是誰之過? 

中央研究院。 圖:翻攝維基百科
中央研究院。 圖:翻攝維基百科

每年院士選舉,好像是美國華裔學術界人士,在檢閲台灣學人的研究成果,表面上轟轟烈烈,但對台灣有何具體貢獻?有些院士,根本只是過過水,他們心中真有台灣嗎?以歐美慣例,一般海外院士,都只是榮譽職而沒有投票權,這是權利義務問題,百年大業可以如此馬虎嗎?要説講維持院士水準,我們只要委請全球曾獲諾貝爾獎的大師,來替我們挑選院士不就好了。

(二)  台灣公立大學的挑戰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可說是一路艱辛爬起。日本殖民時代,總督府一向禁止台灣有機會發展高等教育,縱有台北帝大,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台灣本土的菁英,想要攻讀大學,只能北渡日本本土去求學。戰後,國民黨政府,先恢復日本留下的基礎,如台大、成大、師範大學、中興大學。爾後在台北重啟政治大學,在新竹復校清華及交通大學以及中壢的中央大學。在六、七十年代,想要考進這幾所公立大學是非常困難的。那時的畢業生,想要攻讀更高的學位,往往選擇留學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日後在經濟起飛後,台灣就紛紛創建新的公立大學,如高雄的中山大學、台北的台北大學、嘉義的中正大學、及花蓮的東華大學。以台灣這幅員大小,容納這十幾所公立大學,基本上已是超飽和狀態。日後又讓各師專改制及各公立工專改成公立科技大學,就已進入爆炸時代。政府投入高教的資源即大大的被稀釋掉。想要辨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已幾乎不可能了。但這只是外緣性困境而已,真正的核心還在高等教育內在的體制與風氣出問題,才使台灣高等教育走向節節敗退之路。而這在台、成、清、交等名校上,更顯突出。我們先從體制性問題談起,在後面再來談學風問題。

早期國府到台灣後,雖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但對大學的思想控制非常嚴格,驅使台灣人盡朝醫學與工程領域發展。大學中的校長及各級主管全是政治任命,談不上研究,因大學錄取率低,基本上,大學聯考就將個人的社會角色確定下來。至於教育內容,只能維持在基本水準。這種對大學的政治控制,引來社會各界,在民主化運動中一波波的反擊。到八零年代就興起大學法改革運動,去除校園中的政治控制。問題是大學中的校長及各級主管,到底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政治權威,就以普選制為基礎的委任代表產生。政府與校方教授學生的權力互動,一直在增添校園政治的不良風氣。到最終發展出教授治校的口號。就系主任層級,大概都已走到全面普選的階段,而校長之遴選委員的選舉,激烈就如社會上的選舉一般,讓教授拉幫結派,形成利用選票權來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校園主管既由各種選舉產生,就無法形成首長辨學責任制。另一方面,更以校務會議儼如社會上的立法機關裁決所有的學校法令,質詢校方主管。整個學校一有重要決策,就將教授、職員、學生捲入對抗攻防中。衡之於近代西方高等學術單位的變革,從沒發生過這種校園政治模式,至少沒有這種選舉文化的體制發生,其後遺症就使得大學中學術發展,蒙上無力提昇的困境。

最可笑的是,為學美國大學模式,每逢系主任、院長、校長選舉,各公立大學都公開登報,有模有樣求賢於各方高手,但幾乎全是自己人在玩。除了校長遴選,沒有那個人敢去應徵,而外來校長大都是內神通外鬼模式在運作。這些選舉出來的主管,哪敢領導其下面的選民。最後都是開會決議了事。縱使回到中世紀那種傳教士自治的大學,或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從未見過這種領導學術發展的管理模式。

每逢教授升等爭議出現時,在國外,升等不過是很沒面子的事,當事者都會急著在緩衝期,快到另一單位謀事。很多被哈佛刷下來的助理教授,在其他名校也會爭著聘任。但國內因無競爭挖角之風,各校聘任私相授受者多。外來者表現太好,該單位同仁深怕競爭,就用各種理由擋掉。表現不顯眼,也沒人想深查其潛力,馬上回絕。若有升等不過教師,其就到處申訴,最後幾乎全告到法院,有的甚至爭訟到其退休還在糾纏。致使今日升等研究成績,就公定標準,教評委員無力也不敢多置一詞。當然各名校症狀不一,但多多少少有此病症。這等等事務,如何造就國際一流大學?大師如何養成?

 (三)台灣私立大學的困境與挑戰
 
早期台灣的私立大學不多,如淡江、文化、中原、東海及逢甲幾所而已,但所所盡黨國所控制。因當時大學總錄取率不高,其還能收到素質不錯的學生。後來因公立大學紛紛成立,其招收到的學生水準就日趨下落。到如今後段班的大學已因少子化,而紛紛面臨關門倒閉的危機。但核心的問題不在此,這有其歷史因緣,此原為社會科學最好的本土研究課題,但台灣的人文學者,提問都是跟著國外走,誰理這塊泥土上的事務。

作者認為早期大學總錄取率不高,私立大學還能收到素質不錯的學生。圖:翻攝自GOOGLE MAP
作者認為早期大學總錄取率不高,私立大學還能收到素質不錯的學生。圖:翻攝自GOOGLE MAP

從早期私立大學到各級私立專科學校,全都是國民黨各方大老,或老國代老立委依靠特權申請設立,現全落入其第二代及第三代家族掌控中。基本上,都將私校當成搞教育特權謀個人私利的單位。到廣設高中大學風潮一起,他們即水漲船高,在改制成科技大學後,要嘛自已謀財,要嘛高價賣給財團。其董事會權威很大,但通常是一堆不懂教育的人在操弄,而私校教師如高教界的二等公民,既要面對素質較差的學生,又要面對董事會種種無理要求。某方面,他們比公立學校的老師貢獻更大,但福利更差。基本上,如何把書教好,或把技術傳承好,是其最大的挑戰,但董事會心術不正,關起門來當土皇帝,此事怎會辨的好。筆者私下曾向友人慨歎,在台灣是懂教育的沒錢,而有錢的不懂教育。對學生要因材施教,有的學生英文程度,比國中畢業生還要差,如何教大學英文。其他科目亦有類似情形,但教育部卻訂下大專課程標準,做為考核備查,如此整個後班大學之教學,簡直是在鬼打架,集體打混戰。一般校方董事只在意收學費,其餘任老師去煩惱,學校主管一般更不懂問題出在那裡,此真當代儒林外史之怪談也。

以全球範圍來看,私立大學是美國辨的最好,日本次之,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及明治大學等都舉世聞名,但仍遠遠比不上東大及京都大學。台灣突然大大開放私立大學設立,政府和人民根本都沒準備好,就蒼促上路。所辨出的就如美國野雞大學般的那種種學店,當中只有幾所以醫學院為主的私立大學,才勉強跟得上公立大學的水準。

總的來説,台灣有中研院如十七世紀歐洲的科學院,也有公立大學卻浮濫到幾十所,更有上百所私立大學,卻間間似學店。高等教育的供給面,已遠遠超乎社會的需求面。樂觀一點來看,我們可將大學教育當成國民教育,而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才當成高等教育,但大家真準備好了嗎?

以上所談是台灣高等學術機構,體制性的困境。以下我們來談談大學教師生涯規劃的問題,這是內源性的價值抉擇問題,畢竟學術做為一種志業,並非每個人都能走上這條路,但凡走上這條路就無法迴避以下所討論的課題。

五、學術做為一種志業的挑戰

(一 )教授的志業:專業精通

進入大學任教,在現今制度下,是逐步由助理教授以升等程序,最後以達正式教授為一終極目標。因升等程序繁長,短則七、八年,長則十餘年,常常將學者的精神耗盡,而無法進一步成長,更別説什麼志不志業問題。但全球的學術競爭日新月異,每年諾貝爾獎發佈時,報紙媒體無不熱炒翻天,這是世界性的事務,我們無法迴避。這責任當然是這羣教授必須擔起的責任,一代不成二代,二代不成三代,但沒志向就永遠沒機會。更不用説每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選,無論如何總是美國華裔學術界,在對台灣學術界的一種考核,這挑戰更無法迴避。但歸根究底仍在學術成就的考核,其標凖就在那,學界中人,均心知肚明。為了鼓勵台灣本士的教授能更進一步提昇研究水準,長期以來,科技部都設有傑出獎的獎勵競爭制度,而這也成為各校爭取名譽的指標。但做為教授長年教學研究,到底要達何境界,才能步步向前進步。而這就是專業精通的一種能耐的培養。一般運動員,大概三十幾歲就無法在運動場上發揮,但學術做為一種志業,大概是四十歲,升完教授後,才開始啟動,真是一門四十而不惑的事業。那麼何為專業精通?

做為一位大學的教師主要工作,就是教學與研究,但到教授階段,此兩者的關係就更形緊密,即研究引領教學,教學深耕研究。這也是德國公立大學為提昇學術水凖,所創建的優越體制,今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喪失此教研相長的機會,大都很難進一步提昇水準。為什麽?

學問是一整體的關係,任何分科專業,都有其前後直屬關條,及左右親緣關係,做為一位教授一定會面臨,專業研究深入的壓力,以及跨領域研究的挑戰。若其對自身專業知識上下左右關係認識不清,就很難克服進一步的考驗。

専業深入的考驗

先從專業深度談起,任何研究都是最新的課題,大約五年後,才可能由期刊論文,被某位專家編入教科書。而既然是全球菁英近日的研究成果,必然是博士班課程所涉及的內容。其學理或方法必然是足夠困難,而無法在大學部或碩士班課程所輕易能掌握。所以做為一位教授就是能開授此種課程為一專業精通的指標。甚至其教材就是由最新的期刊論文所組合而成。這種前瞻性教學,才能帶領博碩生到達最新研究課題的前沿。只有透過講清楚最新研究成果,才能言其為精通其専業之教授。這當然也會認清其專業領域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何在?以核融合技術而言,外界只知目前還做不出有效的成果,但専家一定深知其電漿等離子體的基本方程式,除熟知分析、設計、製造、控制及最佳化等課題外,也深知國際團隊目前碰到問題何在?若其要投入研究此課題,要花費多少時間與資源。也就是其能真正洞識此問題的深度。同樣的問題放在量子電腦之研究上亦雷同。而這都須透過博士班教學,最能彰顯此能耐。至於成熟已五十年以上的大學部教學,或更進一步已在學界定論二十年的碩士班課程,當然難不倒専業精通的教授。但人的精力有限,最終決定重點要放在那裏而已。

跨領域研究的考驗

現社會上不斷強調學生要跨領域學習,大學也開了很多通識課程,但成效不佳,為什麼?首先是老師不先跨領域研究,如何帶動高等教育的跨領域學習風氣。其次是跨領域學習的方法錯誤,以為跨系修一些通識課程,就能讓學到跨域知識,其實都是皮毛,徒降低學習的深度罷了。至少老師想跨域研究,聽這些課,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台灣高教體系開一大堆課在通識教育上,也不看看外國怎麽做。如美國䒦加哥大學,很早就將生物學當成其大學部不分科系,必修的課目,而其深度和該校生物系,大一基礎生物學的內容完全一樣,這樣一個科目就夠了。因日後各系學生想往生科領域發展,自然有基礎去修讀更高等的生醫課程,簡單有效。其餘科目亦可如此思考。而這才是跨域學習的核心方向。

圖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示意圖。 圖:取自University of Chicago臉書
圖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示意圖。 圖:取自University of Chicago臉書

以現實學習困難的角度,正是數學、物理、哲學、及藝術,才是基礎知識,其他各科目,不論各領域都和這基礎知識有關,也就是這四基本科系,由大學、碩士、到博士修習之課程。所以要有跨領域之能耐,就須教師自己下功夫去研讀開授這些課目才有可能。如工程領域,只要數學、物理好,就能做任何科系的研究,而社會科學則是數學及哲學,人文領域則是哲學與藝術。這才是跨領域研究想要成功,最根源的途徑。國際名校,如哈佛大學,其所有工程相近科系,所研究都是應用數學及物理。劍橋大學,最著名的科系就是理論物理及應用數學系。而台灣、中國、及南韓等國家,其大學表現最好科系都是工程科系,久而久之就喪失在基礎科學上的各種進步。亞洲,只有日本謹守德國公立大學傳統,所以一流人才源源不斷投入基礎學科研發,最近才不斷有日本本土學者榮獲諾貝爾獎。台灣醫學院,可説是全天下最難考的科系,但醫學教育少數學及物理課程,故其日後研究成果全集中在臨床醫學上,相對的基礎醫學研究一向很薄弱。這也是台灣教育改革喊了幾十年,頂尖大學的預算也投入幾百億預算,但都只是衝論文數量而已。社會功利風氣,瞧不起基礎學科,教育及政治領袖,也都不知輕重緩急何在。所以一般教授,想要跨領域研究,幾乎不可能。

任何研究領域的應用課題,都有老化的一天,而其求新求變,均須基礎知識的滋養才可能。如台積電的三奈米制程及其元件物理原理,不涉及量子力學及統計力學可能嗎?那麽半導體相關教授準備好了嗎?更不用説量子電腦的開發,其根本就建立在量子力學的最基礎原理上,這對台灣最熱門的電機系教授而言,只是橫跨一小小領域,就須面對這數學物理的新挑戰。而現在熱門的太空軍種,則傳統的力學一定不夠用,那得涉及相對論力學。尢其從航空力學到太空力學,必須加入宇宙線等電漿物理。若我國要建太空軍種,以現有大學學風及研究,做得到嗎?而這正是大學教授,想要跨領域研究最大的挑戰,若連他們都做不到了,則全社會就沒機會了。學問源頭不試著學習掌握,研究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每位教授,都身經百戰的教學與研究歷練,但學術生涯能否層層向上,就會面臨愈來愈嚴苛的挑戰。尢其升上教授後,已較無後顧之憂,就可以面對此嚴肅問題。通過此考驗,才能迎上下一階段,面對講座教授的挑戰。

(二)講座教授的志業:一家之言

在我國的教授榮譽制度上,為表揚研究傑出之教授,各大學均設有講座教授之職位。一般都是以獲科技部三次傑出獎為標凖,再由校方授予此榮譽。其地位有如昔日德國公立大學,教授之角色。但在台灣這些講座教授除了名譽外,其權利義務和系上一般助理教授差不多。台灣又有一奇怪偏見,認為助理教授和講座教授合作,是無法表現其獨立研究的能耐,導致每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深懼和講座教授合作,這部分認知深受美制大學影響,但美國教授研究傑出時,底下十幾位博士後,幾十位博士生,比比皆是。

但在台灣研究資源相對缺乏,只能採用德國公立大學之傳統,在講座教授下面,要有一堆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及碩博士生集團,在其領導下,才能發揮集體學術能量的威力,而且學術經驗才能累積傳承,才能建立學派。現是放任助教授,在其年輕時,無任何人指點,盲目力拚,少數拚到講座教授後,才發現四邊無人。而且拚到此職位的教授,年紀已一大把,如何像年輕時那樣拚體力拚時間。此時其重要之經驗,就是要領導年輕教授群之學術成長,打戰略性學術成就。而不是像年輕教授般,只單打獨鬥,計較一篇兩篇論文之成果。深入來看,台灣徒有講座教授之名,而無講座教授之實。相信每位講座教授必感觸良多。大部分人,繼續發表很多論文,但本質上,其志業水準並未提昇。正如同很多博士,只是碩士多讀幾年那種情況一樣。體制及認知錯誤,讓台灣無法像歐洲及日本一樣,利用國立頂尖大學的講座教授帶領的教授群,來和美國私立大學競爭。此錯置認知,遺害深遠。

做為講座教授就是要有一家之言的學術成就,否則只是發表很多篇論文的教授而已。但何為一家之言?也就是在一重要學術領域,其已達世界第一的水準。而且以其成就第一的地位,能寫出經典性學術書籍著作。以中文世界的學術傳統而言,這還未形成風氣。以全球範圍來看,劍橋大學出版社,一直是學術著作出版最權威的單位,幾乎每一學術領域,都有教授,出版其一家之言下的著作。這是涉及該領域的定鼎之作。日本的學術出版業,早就跟上這潮流。所以對講座教授的期許,就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出版此類型之著作。1915年,愛因斯坦發表廣義相對論的學術論文,1923年在英國劍橋的終身教授愛丁頓就出版了「相對論的數學理論」。這本書被愛因斯坦認為是:「在所有語言中,表現這個主題最好的書」。這種學術標凖不會改變,雖然各種期刊論文,都是各領域最新成果發表的平台,但全面性的學術論述書籍,仍是學術定論累積的成果,而這是講座教授在學界留名的唯一的方法。

圖為愛因斯坦。 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圖為愛因斯坦。 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在中文語境的學術界,想要趕上英語世界的學術水準,就是如何在其學術領域,出版超越劍橋出版社同一課題的著作。這不但不為學界中人所體悟,更非中國、台灣、香港等政府所看重的課題。文化母體內涵的展現就需要這重份量的學術書籍。做為講座教授,最大的挑戰在此,他要寫什麼書,這書的定位何在,出版此書對學術發展有何貢獻。劍橋出版社已定標準在那裡,英語世界已無爭議,中文世界還停留在四書五經那傳統世界中,對現今世界一家之言的著作,仍茫茫然無知。沒有這種一家之言學術傳統的積累,就無法產生,以下所要論述的大師級人物,以及其所達的境界。也就是天才型人物,也須足夠豐富的泥土培養,才能開花結果。西方的近代學術積累也不夠三、四百年,日本更短約百年歲月,中文世界則剛起步而已。

(三 )大師的志業:典範轉移

人類的文化史才代表人這物種在地球上存在的特色,至於政治史中權力的爭奪,及軍事鬥爭之本性,無不源自動物界的根本屬性。正因人的智慧文化使得這些政治權力之變革,及軍事戰爭的內涵急劇地改變,而非純由生物遺傳所決定,這也是人類社會和各種群居性動物分野之處。各個文明體,也一貫由此延伸,將外族化為動物界的野蠻群體,而將自身群體想像成文明群體。但無可諱言,人群間的文化競爭,正代表成王敗寇的某一典範。我們無從預知,現今科學為主流之社會,其未來的命運是福是禍,但至少從歴史資料中,可以深知文化變革均來自於大師級人物,驚天地泣鬼神的創新與發明。在人類史上,此創新源源不絶,如各文明體的文字發明、車輪使用、印刷術、農牧技術、文學、帝國管理體制、到近代科學及產業革命等等。而歷代名人如中國諸子百家、司馬遷、李白、杜甫及西方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基里德、及哥白尼等等等。長期而言,正是文化的創造力,在決定文明的興衰。中國文明,大概在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出版後,即沒有全球性的天才型人物的創造成果。而西方從科學革命起,就不斷創造新文明,如笛卡兒、牛頓、達爾文、馬克斯威爾、高斯、愛因斯坦、海森堡等,持續到今,仍以諾貝爾獎及數學的沃爾夫獎等在獎勵科學文化的大師。

所以如果無法在數學、物理、化學、生醫及藝術等基礎領域,有所創新革命,造成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就無法被認定為當代的大師。通常這些創新都涉及該基礎知識最核心的問題,如數學中的無窮問題、物理中的最終原理、生醫中的人類壽命難題(如癌症、HIV、老人痴呆症之治療等等),及文學藝術中的劃時代創作。很多問題,對大部分人而言,連認識其內涵能力都沒有,更何況想要去解決之,很多大師也因未解其自身設定的難題,而抱憾終身。如愛因斯坦自從廣義相對論發表後,就沒新的創見發表,甚至到日後微分流形的數學原理,已超乎其熟知的張量幾何很遠,而令其無法掌握。到如今超弦理論,已幾乎是數學問題,而不是純物理最終理論問題。而這些大問題的攻克,也只有少數專家,才有能力理解其意義。想要成為當代大師,就要以自己的學養,由一家之言的能耐,直接進入這些大問題的脈絡中奮鬥。學界中人,當然很多人,直接在青年階段,就花其一生,攻克此大問題,但大都無疾而終。這裏所介紹之學術生涯境界,只是當中的某一條路徑,適合有志者摸索進步。但對真正的天才型人物,就大大不適用,然天才型人物,想落腳人間,也須這些努力的平凡之輩的呼應與欣賞,才能共同創造人類的新文化事業。所以想要成當代的大師,除了基礎學養外,就須對各領域的大問題有透徹的認知,及求解的意志。單單這種風氣的養成,就很不容易。

以上我們已介紹完學界中人由大學生到大師的各種存在情境。學術文化的興亡取決於體制及學風,兩者相互呼應,台灣經歴日本殖民五十餘年,又經三十八年戒嚴統治,民主化過程又跌跌撞撞,少有人思索這百年教育文化事業,要何去何從,西學東漸已百多年,前有古人,後有來人嗎?

文/黃吉川(超級電腦專家、成大講座教授)

曾任成大教務長、研發長、現任為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講座教授,研發超級電腦「漢興一號」,曾多次獲得研究傑出獎,並投入時政與文學創作,為前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共同作者,筆名「江夏」,創作詩集著有《啟程》、《我們》。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可說是一路艱辛爬起。

因當時大學總錄取率不高,其還能收到素質不錯的學生。

一般校方董事只在意收學費,其餘任老師去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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