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灣高等學術研究單位的挑戰
（一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挑戰
台灣今日號稱全國最高地位的研究單位，就是立於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這是1928年，國民政府立都於南京時，有感於中國當年學術研究實力薄弱，故集中政府資源，學習歐美在幾百年前建立科學院的精神所籌設的學術單位。但因在大陸戰亂不已，其發展不順風雨不止。國府遷到台灣後，於1957年才恢復其機構運作，並逐漸累積其研究成果。目前有27個研究所，6個研究中心，員工5千8百位，每年預算一百五十餘億元。但因不為行政院教育部所管轄，故不能正式收學生頒授學位，以致於無法順利轉型成為德國公立大學的理想。否則，加上台大，台灣就馬上會有二所，如當年日本帝大的高等學府。所以其目前角色，上不上下不下，既不能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那種單位相比擬，又不如美國家實驗室，那種負有具體國家科研任務的那種研究單位相看齊。以純學術研究之角色而言，台灣已有幾所著名的公立大學已在做同樣的工作，這又有何差異？法令禁止其收學生貢獻所學，並傳承學術薪火，那是十七世紀的想法，用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中實踐的結果，這是誰之過？
每年院士選舉，好像是美國華裔學術界人士，在檢閲台灣學人的研究成果，表面上轟轟烈烈，但對台灣有何具體貢獻？有些院士，根本只是過過水，他們心中真有台灣嗎？以歐美慣例，一般海外院士，都只是榮譽職而沒有投票權，這是權利義務問題，百年大業可以如此馬虎嗎？要説講維持院士水準，我們只要委請全球曾獲諾貝爾獎的大師，來替我們挑選院士不就好了。
（二） 台灣公立大學的挑戰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可說是一路艱辛爬起。日本殖民時代，總督府一向禁止台灣有機會發展高等教育，縱有台北帝大，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台灣本土的菁英，想要攻讀大學，只能北渡日本本土去求學。戰後，國民黨政府，先恢復日本留下的基礎，如台大、成大、師範大學、中興大學。爾後在台北重啟政治大學，在新竹復校清華及交通大學以及中壢的中央大學。在六、七十年代，想要考進這幾所公立大學是非常困難的。那時的畢業生，想要攻讀更高的學位，往往選擇留學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日後在經濟起飛後，台灣就紛紛創建新的公立大學，如高雄的中山大學、台北的台北大學、嘉義的中正大學、及花蓮的東華大學。以台灣這幅員大小，容納這十幾所公立大學，基本上已是超飽和狀態。日後又讓各師專改制及各公立工專改成公立科技大學，就已進入爆炸時代。政府投入高教的資源即大大的被稀釋掉。想要辨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已幾乎不可能了。但這只是外緣性困境而已，真正的核心還在高等教育內在的體制與風氣出問題，才使台灣高等教育走向節節敗退之路。而這在台、成、清、交等名校上，更顯突出。我們先從體制性問題談起，在後面再來談學風問題。
早期國府到台灣後，雖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但對大學的思想控制非常嚴格，驅使台灣人盡朝醫學與工程領域發展。大學中的校長及各級主管全是政治任命，談不上研究，因大學錄取率低，基本上，大學聯考就將個人的社會角色確定下來。至於教育內容，只能維持在基本水準。這種對大學的政治控制，引來社會各界，在民主化運動中一波波的反擊。到八零年代就興起大學法改革運動，去除校園中的政治控制。問題是大學中的校長及各級主管，到底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政治權威，就以普選制為基礎的委任代表產生。政府與校方教授學生的權力互動，一直在增添校園政治的不良風氣。到最終發展出教授治校的口號。就系主任層級，大概都已走到全面普選的階段，而校長之遴選委員的選舉，激烈就如社會上的選舉一般，讓教授拉幫結派，形成利用選票權來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校園主管既由各種選舉產生，就無法形成首長辨學責任制。另一方面，更以校務會議儼如社會上的立法機關裁決所有的學校法令，質詢校方主管。整個學校一有重要決策，就將教授、職員、學生捲入對抗攻防中。衡之於近代西方高等學術單位的變革，從沒發生過這種校園政治模式，至少沒有這種選舉文化的體制發生，其後遺症就使得大學中學術發展，蒙上無力提昇的困境。
最可笑的是，為學美國大學模式，每逢系主任、院長、校長選舉，各公立大學都公開登報，有模有樣求賢於各方高手，但幾乎全是自己人在玩。除了校長遴選，沒有那個人敢去應徵，而外來校長大都是內神通外鬼模式在運作。這些選舉出來的主管，哪敢領導其下面的選民。最後都是開會決議了事。縱使回到中世紀那種傳教士自治的大學，或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從未見過這種領導學術發展的管理模式。
每逢教授升等爭議出現時，在國外，升等不過是很沒面子的事，當事者都會急著在緩衝期，快到另一單位謀事。很多被哈佛刷下來的助理教授，在其他名校也會爭著聘任。但國內因無競爭挖角之風，各校聘任私相授受者多。外來者表現太好，該單位同仁深怕競爭，就用各種理由擋掉。表現不顯眼，也沒人想深查其潛力，馬上回絕。若有升等不過教師，其就到處申訴，最後幾乎全告到法院，有的甚至爭訟到其退休還在糾纏。致使今日升等研究成績，就公定標準，教評委員無力也不敢多置一詞。當然各名校症狀不一，但多多少少有此病症。這等等事務，如何造就國際一流大學？大師如何養成？
（三）台灣私立大學的困境與挑戰
早期台灣的私立大學不多，如淡江、文化、中原、東海及逢甲幾所而已，但所所盡黨國所控制。因當時大學總錄取率不高，其還能收到素質不錯的學生。後來因公立大學紛紛成立，其招收到的學生水準就日趨下落。到如今後段班的大學已因少子化，而紛紛面臨關門倒閉的危機。但核心的問題不在此，這有其歷史因緣，此原為社會科學最好的本土研究課題，但台灣的人文學者，提問都是跟著國外走，誰理這塊泥土上的事務。
從早期私立大學到各級私立專科學校，全都是國民黨各方大老，或老國代老立委依靠特權申請設立，現全落入其第二代及第三代家族掌控中。基本上，都將私校當成搞教育特權謀個人私利的單位。到廣設高中大學風潮一起，他們即水漲船高，在改制成科技大學後，要嘛自已謀財，要嘛高價賣給財團。其董事會權威很大，但通常是一堆不懂教育的人在操弄，而私校教師如高教界的二等公民，既要面對素質較差的學生，又要面對董事會種種無理要求。某方面，他們比公立學校的老師貢獻更大，但福利更差。基本上，如何把書教好，或把技術傳承好，是其最大的挑戰，但董事會心術不正，關起門來當土皇帝，此事怎會辨的好。筆者私下曾向友人慨歎，在台灣是懂教育的沒錢，而有錢的不懂教育。對學生要因材施教，有的學生英文程度，比國中畢業生還要差，如何教大學英文。其他科目亦有類似情形，但教育部卻訂下大專課程標準，做為考核備查，如此整個後班大學之教學，簡直是在鬼打架，集體打混戰。一般校方董事只在意收學費，其餘任老師去煩惱，學校主管一般更不懂問題出在那裡，此真當代儒林外史之怪談也。
以全球範圍來看，私立大學是美國辨的最好，日本次之，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及明治大學等都舉世聞名，但仍遠遠比不上東大及京都大學。台灣突然大大開放私立大學設立，政府和人民根本都沒準備好，就蒼促上路。所辨出的就如美國野雞大學般的那種種學店，當中只有幾所以醫學院為主的私立大學，才勉強跟得上公立大學的水準。
總的來説，台灣有中研院如十七世紀歐洲的科學院，也有公立大學卻浮濫到幾十所，更有上百所私立大學，卻間間似學店。高等教育的供給面，已遠遠超乎社會的需求面。樂觀一點來看，我們可將大學教育當成國民教育，而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才當成高等教育，但大家真準備好了嗎？
以上所談是台灣高等學術機構，體制性的困境。以下我們來談談大學教師生涯規劃的問題，這是內源性的價值抉擇問題，畢竟學術做為一種志業，並非每個人都能走上這條路，但凡走上這條路就無法迴避以下所討論的課題。
五、學術做為一種志業的挑戰
（一 ）教授的志業：專業精通
進入大學任教，在現今制度下，是逐步由助理教授以升等程序，最後以達正式教授為一終極目標。因升等程序繁長，短則七、八年，長則十餘年，常常將學者的精神耗盡，而無法進一步成長，更別説什麼志不志業問題。但全球的學術競爭日新月異，每年諾貝爾獎發佈時，報紙媒體無不熱炒翻天，這是世界性的事務，我們無法迴避。這責任當然是這羣教授必須擔起的責任，一代不成二代，二代不成三代，但沒志向就永遠沒機會。更不用説每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選，無論如何總是美國華裔學術界，在對台灣學術界的一種考核，這挑戰更無法迴避。但歸根究底仍在學術成就的考核，其標凖就在那，學界中人，均心知肚明。為了鼓勵台灣本士的教授能更進一步提昇研究水準，長期以來，科技部都設有傑出獎的獎勵競爭制度，而這也成為各校爭取名譽的指標。但做為教授長年教學研究，到底要達何境界，才能步步向前進步。而這就是專業精通的一種能耐的培養。一般運動員，大概三十幾歲就無法在運動場上發揮，但學術做為一種志業，大概是四十歲，升完教授後，才開始啟動，真是一門四十而不惑的事業。那麼何為專業精通？
做為一位大學的教師主要工作，就是教學與研究，但到教授階段，此兩者的關係就更形緊密，即研究引領教學，教學深耕研究。這也是德國公立大學為提昇學術水凖，所創建的優越體制，今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喪失此教研相長的機會，大都很難進一步提昇水準。為什麽？
學問是一整體的關係，任何分科專業，都有其前後直屬關條，及左右親緣關係，做為一位教授一定會面臨，專業研究深入的壓力，以及跨領域研究的挑戰。若其對自身專業知識上下左右關係認識不清，就很難克服進一步的考驗。
専業深入的考驗
先從專業深度談起，任何研究都是最新的課題，大約五年後，才可能由期刊論文，被某位專家編入教科書。而既然是全球菁英近日的研究成果，必然是博士班課程所涉及的內容。其學理或方法必然是足夠困難，而無法在大學部或碩士班課程所輕易能掌握。所以做為一位教授就是能開授此種課程為一專業精通的指標。甚至其教材就是由最新的期刊論文所組合而成。這種前瞻性教學，才能帶領博碩生到達最新研究課題的前沿。只有透過講清楚最新研究成果，才能言其為精通其専業之教授。這當然也會認清其專業領域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何在？以核融合技術而言，外界只知目前還做不出有效的成果，但専家一定深知其電漿等離子體的基本方程式，除熟知分析、設計、製造、控制及最佳化等課題外，也深知國際團隊目前碰到問題何在？若其要投入研究此課題，要花費多少時間與資源。也就是其能真正洞識此問題的深度。同樣的問題放在量子電腦之研究上亦雷同。而這都須透過博士班教學，最能彰顯此能耐。至於成熟已五十年以上的大學部教學，或更進一步已在學界定論二十年的碩士班課程，當然難不倒専業精通的教授。但人的精力有限，最終決定重點要放在那裏而已。
跨領域研究的考驗
現社會上不斷強調學生要跨領域學習，大學也開了很多通識課程，但成效不佳，為什麼？首先是老師不先跨領域研究，如何帶動高等教育的跨領域學習風氣。其次是跨領域學習的方法錯誤，以為跨系修一些通識課程，就能讓學到跨域知識，其實都是皮毛，徒降低學習的深度罷了。至少老師想跨域研究，聽這些課，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台灣高教體系開一大堆課在通識教育上，也不看看外國怎麽做。如美國䒦加哥大學，很早就將生物學當成其大學部不分科系，必修的課目，而其深度和該校生物系，大一基礎生物學的內容完全一樣，這樣一個科目就夠了。因日後各系學生想往生科領域發展，自然有基礎去修讀更高等的生醫課程，簡單有效。其餘科目亦可如此思考。而這才是跨域學習的核心方向。
以現實學習困難的角度，正是數學、物理、哲學、及藝術，才是基礎知識，其他各科目，不論各領域都和這基礎知識有關，也就是這四基本科系，由大學、碩士、到博士修習之課程。所以要有跨領域之能耐，就須教師自己下功夫去研讀開授這些課目才有可能。如工程領域，只要數學、物理好，就能做任何科系的研究，而社會科學則是數學及哲學，人文領域則是哲學與藝術。這才是跨領域研究想要成功，最根源的途徑。國際名校，如哈佛大學，其所有工程相近科系，所研究都是應用數學及物理。劍橋大學，最著名的科系就是理論物理及應用數學系。而台灣、中國、及南韓等國家，其大學表現最好科系都是工程科系，久而久之就喪失在基礎科學上的各種進步。亞洲，只有日本謹守德國公立大學傳統，所以一流人才源源不斷投入基礎學科研發，最近才不斷有日本本土學者榮獲諾貝爾獎。台灣醫學院，可説是全天下最難考的科系，但醫學教育少數學及物理課程，故其日後研究成果全集中在臨床醫學上，相對的基礎醫學研究一向很薄弱。這也是台灣教育改革喊了幾十年，頂尖大學的預算也投入幾百億預算，但都只是衝論文數量而已。社會功利風氣，瞧不起基礎學科，教育及政治領袖，也都不知輕重緩急何在。所以一般教授，想要跨領域研究，幾乎不可能。
任何研究領域的應用課題，都有老化的一天，而其求新求變，均須基礎知識的滋養才可能。如台積電的三奈米制程及其元件物理原理，不涉及量子力學及統計力學可能嗎？那麽半導體相關教授準備好了嗎？更不用説量子電腦的開發，其根本就建立在量子力學的最基礎原理上，這對台灣最熱門的電機系教授而言，只是橫跨一小小領域，就須面對這數學物理的新挑戰。而現在熱門的太空軍種，則傳統的力學一定不夠用，那得涉及相對論力學。尢其從航空力學到太空力學，必須加入宇宙線等電漿物理。若我國要建太空軍種，以現有大學學風及研究，做得到嗎？而這正是大學教授，想要跨領域研究最大的挑戰，若連他們都做不到了，則全社會就沒機會了。學問源頭不試著學習掌握，研究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每位教授，都身經百戰的教學與研究歷練，但學術生涯能否層層向上，就會面臨愈來愈嚴苛的挑戰。尢其升上教授後，已較無後顧之憂，就可以面對此嚴肅問題。通過此考驗，才能迎上下一階段，面對講座教授的挑戰。
（二）講座教授的志業：一家之言
在我國的教授榮譽制度上，為表揚研究傑出之教授，各大學均設有講座教授之職位。一般都是以獲科技部三次傑出獎為標凖，再由校方授予此榮譽。其地位有如昔日德國公立大學，教授之角色。但在台灣這些講座教授除了名譽外，其權利義務和系上一般助理教授差不多。台灣又有一奇怪偏見，認為助理教授和講座教授合作，是無法表現其獨立研究的能耐，導致每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深懼和講座教授合作，這部分認知深受美制大學影響，但美國教授研究傑出時，底下十幾位博士後，幾十位博士生，比比皆是。
但在台灣研究資源相對缺乏，只能採用德國公立大學之傳統，在講座教授下面，要有一堆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及碩博士生集團，在其領導下，才能發揮集體學術能量的威力，而且學術經驗才能累積傳承，才能建立學派。現是放任助教授，在其年輕時，無任何人指點，盲目力拚，少數拚到講座教授後，才發現四邊無人。而且拚到此職位的教授，年紀已一大把，如何像年輕時那樣拚體力拚時間。此時其重要之經驗，就是要領導年輕教授群之學術成長，打戰略性學術成就。而不是像年輕教授般，只單打獨鬥，計較一篇兩篇論文之成果。深入來看，台灣徒有講座教授之名，而無講座教授之實。相信每位講座教授必感觸良多。大部分人，繼續發表很多論文，但本質上，其志業水準並未提昇。正如同很多博士，只是碩士多讀幾年那種情況一樣。體制及認知錯誤，讓台灣無法像歐洲及日本一樣，利用國立頂尖大學的講座教授帶領的教授群，來和美國私立大學競爭。此錯置認知，遺害深遠。
做為講座教授就是要有一家之言的學術成就，否則只是發表很多篇論文的教授而已。但何為一家之言？也就是在一重要學術領域，其已達世界第一的水準。而且以其成就第一的地位，能寫出經典性學術書籍著作。以中文世界的學術傳統而言，這還未形成風氣。以全球範圍來看，劍橋大學出版社，一直是學術著作出版最權威的單位，幾乎每一學術領域，都有教授，出版其一家之言下的著作。這是涉及該領域的定鼎之作。日本的學術出版業，早就跟上這潮流。所以對講座教授的期許，就是在其有生之年能出版此類型之著作。1915年，愛因斯坦發表廣義相對論的學術論文，1923年在英國劍橋的終身教授愛丁頓就出版了「相對論的數學理論」。這本書被愛因斯坦認為是：「在所有語言中，表現這個主題最好的書」。這種學術標凖不會改變，雖然各種期刊論文，都是各領域最新成果發表的平台，但全面性的學術論述書籍，仍是學術定論累積的成果，而這是講座教授在學界留名的唯一的方法。
在中文語境的學術界，想要趕上英語世界的學術水準，就是如何在其學術領域，出版超越劍橋出版社同一課題的著作。這不但不為學界中人所體悟，更非中國、台灣、香港等政府所看重的課題。文化母體內涵的展現就需要這重份量的學術書籍。做為講座教授，最大的挑戰在此，他要寫什麼書，這書的定位何在，出版此書對學術發展有何貢獻。劍橋出版社已定標準在那裡，英語世界已無爭議，中文世界還停留在四書五經那傳統世界中，對現今世界一家之言的著作，仍茫茫然無知。沒有這種一家之言學術傳統的積累，就無法產生，以下所要論述的大師級人物，以及其所達的境界。也就是天才型人物，也須足夠豐富的泥土培養，才能開花結果。西方的近代學術積累也不夠三、四百年，日本更短約百年歲月，中文世界則剛起步而已。
（三 ）大師的志業：典範轉移
人類的文化史才代表人這物種在地球上存在的特色，至於政治史中權力的爭奪，及軍事鬥爭之本性，無不源自動物界的根本屬性。正因人的智慧文化使得這些政治權力之變革，及軍事戰爭的內涵急劇地改變，而非純由生物遺傳所決定，這也是人類社會和各種群居性動物分野之處。各個文明體，也一貫由此延伸，將外族化為動物界的野蠻群體，而將自身群體想像成文明群體。但無可諱言，人群間的文化競爭，正代表成王敗寇的某一典範。我們無從預知，現今科學為主流之社會，其未來的命運是福是禍，但至少從歴史資料中，可以深知文化變革均來自於大師級人物，驚天地泣鬼神的創新與發明。在人類史上，此創新源源不絶，如各文明體的文字發明、車輪使用、印刷術、農牧技術、文學、帝國管理體制、到近代科學及產業革命等等。而歷代名人如中國諸子百家、司馬遷、李白、杜甫及西方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基里德、及哥白尼等等等。長期而言，正是文化的創造力，在決定文明的興衰。中國文明，大概在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出版後，即沒有全球性的天才型人物的創造成果。而西方從科學革命起，就不斷創造新文明，如笛卡兒、牛頓、達爾文、馬克斯威爾、高斯、愛因斯坦、海森堡等，持續到今，仍以諾貝爾獎及數學的沃爾夫獎等在獎勵科學文化的大師。
所以如果無法在數學、物理、化學、生醫及藝術等基礎領域，有所創新革命，造成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就無法被認定為當代的大師。通常這些創新都涉及該基礎知識最核心的問題，如數學中的無窮問題、物理中的最終原理、生醫中的人類壽命難題（如癌症、HIV、老人痴呆症之治療等等），及文學藝術中的劃時代創作。很多問題，對大部分人而言，連認識其內涵能力都沒有，更何況想要去解決之，很多大師也因未解其自身設定的難題，而抱憾終身。如愛因斯坦自從廣義相對論發表後，就沒新的創見發表，甚至到日後微分流形的數學原理，已超乎其熟知的張量幾何很遠，而令其無法掌握。到如今超弦理論，已幾乎是數學問題，而不是純物理最終理論問題。而這些大問題的攻克，也只有少數專家，才有能力理解其意義。想要成為當代大師，就要以自己的學養，由一家之言的能耐，直接進入這些大問題的脈絡中奮鬥。學界中人，當然很多人，直接在青年階段，就花其一生，攻克此大問題，但大都無疾而終。這裏所介紹之學術生涯境界，只是當中的某一條路徑，適合有志者摸索進步。但對真正的天才型人物，就大大不適用，然天才型人物，想落腳人間，也須這些努力的平凡之輩的呼應與欣賞，才能共同創造人類的新文化事業。所以想要成當代的大師，除了基礎學養外，就須對各領域的大問題有透徹的認知，及求解的意志。單單這種風氣的養成，就很不容易。
以上我們已介紹完學界中人由大學生到大師的各種存在情境。學術文化的興亡取決於體制及學風，兩者相互呼應，台灣經歴日本殖民五十餘年，又經三十八年戒嚴統治，民主化過程又跌跌撞撞，少有人思索這百年教育文化事業，要何去何從，西學東漸已百多年，前有古人，後有來人嗎？
文／黃吉川（超級電腦專家、成大講座教授）
曾任成大教務長、研發長、現任為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講座教授，研發超級電腦「漢興一號」，曾多次獲得研究傑出獎，並投入時政與文學創作，為前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共同作者，筆名「江夏」，創作詩集著有《啟程》、《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