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不能掌控局勢，不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而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意願。
喬治·肯楠
愛國是讓自己的國家受到世界的尊重
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戰略家、被譽為「冷戰之父」的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是冷戰時代美國“遏制”政策的發明者，也是馬歇爾計畫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此計畫幫助西歐和日本完成了戰後的重建，從而遏制了蘇聯擴張的野心。在肯楠一百零一歲的長壽的生命中，持之以恆地寫了八十多年日記，他的日記被譽為“二十世紀美國的生活史”。
肯楠堅信自己是一名獨特的愛國者。他不認同那種狂熱而盲目的愛國主義。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雷根總統當選之後，美國重新燃起愛國主義的熱潮。雷根總統在西點軍校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復興愛國主義」演講，肯楠表示不能苟同。他設想如果雷根當面詢問他「肯楠，你是愛國主義者嗎？」他的回答是，「國家」是指土地還是人民？如果是土地，肯楠熱愛它，並希望一切自然美好的東西都不要被摧毀——他尤其對美國正在發生的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憂心忡忡；如果是人民，肯楠不認同對美國人的「理想化」——美國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人與眾不同，擁有別人所不具備的真理，擁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有資格自視為整個世界的領導者——如果是那樣，肯楠就會回答說：「絕不熱愛。」肯楠式的愛國主義是為國家服務，將自己的智慧奉獻給國家，讓美國在冷戰的驚濤駭浪中以最小的代價戰勝敵人。
肯楠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蘇俄問題專家，他的俄語講得比很多俄國人還好，被認為帶有俄國古典知識份子的腔調。他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和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對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肯楠的關注點一直在歐洲，因為歐洲是美國對抗蘇俄的主戰場。與羅斯福總統不同，肯楠對蘇俄政權從未存有一絲好感或幻想。他在一封給年輕同事的信中，談及極權主義最大的邪惡是對人性的毒化：「極權主義者可能比我們更瞭解人類的本性，但他們缺乏憐憫之心，所以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人類的本性為自己謀利。他們以一種平靜而狡猾的手段腐蝕著人類的品質，人們的品質越是低劣，越是有利於他們的統治。」蘇聯共產黨統治的七十年，對民眾的品格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至今俄羅斯及若干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仍未從這種傷害中恢復過來。
冷戰時代，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亞洲一直是美國的“戰略邊緣地帶”。肯楠自謙說，他一輩子研究蘇俄和歐洲，對於亞洲的事情，他連「旁觀者」都算不上。不過，在肯楠日記中有限的對亞洲問題的論述，無不閃爍著遠見卓識，如果美國的當政者及亞洲國家的領袖們及時採納他的建言，戰後的亞洲局勢一定會更好。比如，剛剛獨立的印度加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大合唱，肯楠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的日記中指出，如果有他機會見到印度領導人尼赫魯，會直言不諱地告訴對方說：“你們將通過一種艱難痛苦的方式認清誰是亞洲人的朋友，誰是敵人。你也會領悟到跟蘇維埃帝國主義玩火的遊戲，與跟更理性、更成熟的西方國家柔和、謙遜的合作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現在我們不想討好你，也不想扶持你，在國際問題上你還是新手，你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未來。如果你懷疑並譭謗一國人民動機，不能接受其經濟援助，因此感到非常痛苦，那我們無能為力。我們也不會跟你計較你的這種痛苦。當目前這種國際形勢變化之後，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們，你至少能夠學會尊重我們。”後來，印度果然自食其果，既欲蘇聯鬧翻，更與一度當做推心置腹的“第三世界兄弟”的中國發生邊界衝突，然後才全面倒向西方陣營。
肯楠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日記中早看穿了臺灣與中國的未來，其真知灼見，至今仍光芒四射。
美國若放棄臺灣，在亞洲將滿盤皆輸
當時，肯楠雖然沒有到過臺灣，但他早就發現臺灣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佔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美國不能任由共產黨掌控臺灣，「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提出我們要不畏艱險迎難而上，承擔起對臺灣島的責任」。
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外交界和軍方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出現了所謂「棄台論」。有一位地位顯赫的英國外交官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建議，西方盟國可以放棄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以此來換取中共的友善政策——其實，英國人是希望美國放棄臺灣，這樣中國或許就會對香港這個岌岌可危的英國殖民地稍稍友善一些。這種慷他人之慨的想法，無異於與虎謀皮——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被中共劣質殖民的悲劇性命運，給英國人好好上了一課。臺灣不是一件可以交易的物品，肯楠指出，不能簡單地把臺灣問題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必須當成整個遠東問題的一部分，臺灣雖小，但足以影響遠東大棋局的勝敗。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肯楠在報紙上看到北韓進攻南韓的消息，匆匆趕到國務院的辦公室。國務卿艾奇遜正在召集高級外交官開會，肯楠剛坐下不久，艾奇遜就徵詢其意見。肯楠的發言居然不是針對朝鮮半島的戰局，而是臺灣問題，在他眼中，臺灣比整個朝鮮半島還重要。他說，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必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確保臺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這比朝鮮的戰爭更為緊迫，如果共產黨控制了臺灣，可能會給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造成威脅。
次日，肯楠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一再強調，對臺灣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所動作，並指出這件事已經迫在眉睫。」他的堅定立場無疑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
肯楠對統治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並無好感。他根據友人、長期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大衛斯等所提供的情報，大致瞭解國民黨何以在中國潰敗。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不是美國的外交決策者，而是國民黨本身的腐敗無能。韓戰爆發之後第五天，蔣介石即向美國提出調動三萬人的部隊支持韓國的建議。艾奇遜詢問肯楠，美國該如何答覆蔣介石的建議？肯楠答覆說，蔣介石的軍事援助可能出於三種動機：第一，他希望借機進入美國和世界的視野，顯示自己羽翼已豐滿，可以結為戰鬥聯盟，趁機挽回聲譽；其次，希望將國民黨軍隊推向朝鮮戰場，一旦衝突升級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成功擊敗朝鮮和蘇聯軍隊，他的軍隊將有機會打進滿洲；第三，借機肅清島上部分非嫡系的國民黨軍隊，蔣介石對這些人的忠誠缺乏信任。肯楠的回答是：美方並不希望蔣介石的部隊介入，這些人不攜帶任何軍用物資和武器彈藥，空手而來，一旦遇到中國共產黨軍隊或他國部隊，他們的政治可靠性實在是無法讓人放心。
肯楠甚至對蔣介石能否守住臺灣都不抱有信心。他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嚴肅地考慮這個島嶼面臨的威脅，擔心我們過於輕信和依賴島上的國民黨部隊，默許軍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處。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國務院做三件事：一，務必讓國防部門全面瞭解，一旦中國共產黨軍隊成功進攻臺灣，造成後果的嚴重性；二，務必讓他們明白，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功登陸臺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三，要讓他們明白，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誤會和分歧，雙方就沿海岸進行偵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為的立場是一致的。」其核心論點就是，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保衛臺灣只能靠美軍的力量，國民黨軍隊不堪一戰。
肯楠主張，戰後地位未定的臺灣，可以由美國來直接統治，如同關島等美國的託管地那樣。後來，他仍然認為此一觀點未被美國當政者接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誤：「六年前，在華盛頓的高層官員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國政府將臺灣直接置於麥克亞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將其歸還給中國大陸。」（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也就是說，肯楠相信（事實也必定如此），美國直接管理臺灣，會比蔣介石政權更穩妥和更有效率。
對中國共產黨示弱只會招致羞辱
肯楠反對西方左派對中國的綏靖主義政策，認為羅斯福和杜魯門等美國總統把中國想像成「亞洲版的南斯拉夫」實在是過於天真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院宣佈，聯絡其他三十個國家，估計這些國家有領事或外交官駐中國，國務院請求他們向中共當局提出斡旋的建議，以便讓被中共以間諜罪逮捕的美國外交官安格斯·沃德及其同事獲釋。肯楠對這種做法不以為然，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是我們明知中國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還要把領事派到那裡去的，這本身是我們的錯”。美國作為一個大國，不應當向小國求助，“找上幾個夥伴來陪陪瑟瑟發抖的自己，然後假裝我們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這種做法讓美國失去了尊嚴。
韓戰爆發之後，肯楠將朝鮮半島、臺灣、中國和日本的局勢當做一個整體來評估，他在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不管誰說臺灣必須歸共產黨領導，以促成中國共產黨不受莫斯科影響形成獨立的外交政策，其實都無異於在說，如果為了同樣的目的，整個遠東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還包括日本，都應該歸共產黨領導。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賴。」
肯楠也是最早預見到中國會派兵參與韓戰的美國戰略家之一。當麥克亞瑟率領聯合國軍從三八線長驅直入朝鮮，迫近中朝邊境時，肯楠預測十一月至十二月災難會降臨到美國和韓國軍隊頭上。中國會大規模派出作戰人員，最終導致美國軍事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潰敗。肯楠善於從歷史中獲取經驗，他在給國務卿的建議中提及兩段歷史：其一是：“國際生活，其實跟私人生活一樣，最重要的不是一個遭遇到什麼事，而是他怎樣去面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正因為如此，從現在開始，重要的就是我們美國人如何去面對國家命運這一次必將遭受的失敗和災難。如果我們能從容而高貴地接受現實，決心吸取它帶給我們的教訓，那麼通過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變不利為有利，從頭再來；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採用珍珠港事件的復原模式。”他是第一位將珍珠港事件與中共參加韓戰並列的戰略家。其二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與英國過去長期面對的形勢非常相像，有時候完全憑藉政治直覺頑強堅持下去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時候任何軍事邏輯可能變得毫無意義。”這裡說的英國長期面對的形勢，指的是美國參戰前英國獨自抵抗納粹德國的險惡處境。
雖然沒有直接與中國共產黨打過交道，肯楠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比蘇聯共產黨更低，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就我的觀察，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對與其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有著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而中國共產黨恰恰相反。”共產主義本身就極為邪惡了，再添加東方專制主義的因素，其邪惡就變本加厲。亞洲的共產黨國家——中國、北韓、越南、赤棉，都比歐洲的共產黨更加殘暴。
肯楠即便在蘇聯外交官面前也不掩飾他對中共政權的極端厭惡。肯楠辭去在華府的公職、在普林斯頓大學開始學者生涯之後，若干政界的人物甚至敵對陣營的外交官仍時不時前去徵詢其意見。蘇聯駐美大使就與他交談朝鮮半島停戰的問題，並在交談中再三追問雙方在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日趨擴大的分歧，“說起他們是如何敏感，美國又如何冒犯了他們等問題”。肯楠回答說：“我認為低估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相信十年來我們對這個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政權一直保持著善意，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忘記了過去的事情。”當時，蘇聯大使不能理解肯楠這句話的含義，大概要到中國和蘇聯決裂之後他才恍然大悟。
美國只能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
肯楠對中國從來不抱一點期待。他晚年曾去過中國一趟，在其著述中僅有數百字記載，他是很少對中國絲毫不存有美好的「東方想像」的美國人之一。肯楠在意識形態上堅定反共，但在策略上又是現實主義者，他不主張美國以中國為敵，更不主張聯合中國對抗蘇俄——此種季辛吉式的戰略，在他看來，是雕蟲小技，更是飲鴆止渴。
肯楠主張，美國只需要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我們要儘量少與他們接觸」。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肯楠在日記中有一段集中論述美國的中國政策的文字：「在不得不接觸的領域，對待他們的態度不要低於他們對中美關係穩固程度的預期。這就要求我們不要低估貿易問題。我們應該防止我們的商界人士在中國展開過於深入廣泛的商務活動，即便這會迫使企業家們減少在他們所堅信的『巨大中國市場』中佔據顯著位置的渴望。」這句話宛如先知的預言，卻是“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儘管歷屆美國總統表面上都很尊重肯楠，老布希總統還向其頒發尊貴的總統自由勳章，卻都將他的建議當做耳邊風。在白宮的頒獎典禮上，肯楠直言不諱地表示，他的觀點與羅斯福以來的歷屆政府都不合拍；老布希總統有些尷尬地表示，頒獎給肯楠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肯楠在日記中哀歎：“我不禁懷疑這就是一個安慰獎，授予我不是為了承認我的成功，而是承認我的失敗。實際上，沒有這些失敗，我永遠不會獲獎。”
二零零五年，肯楠去世時，柯林頓政府早已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美貿易即將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雙邊貿易。過去二十多年來，用川普總統的說法就是，美國幾乎「重建」了中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損失慘重，美國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機會，美國的工業基地淪為“鐵銹地帶”。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特在《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中說：「簡言之，認為中國輕易就會服從像WTO這樣一個國際組織規定的觀點是誤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根本不是針對一個與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就已經喪失制衡中國的手段。」
如果從上世紀五零年代開始，美國的領導人就認真聽取肯楠的建議，何必到了今天才「悔之晚矣」、艱難地與中國脫鉤呢？如果美國將中國阻擋在另一個鐵幕背後，跟中國只維持最基本的交往，不讓所有中國製造的產品運到美國銷售，中國就不可能蛻變成比納粹德國和蘇俄更可怕的對手。那麼，又怎麼會出現今天的危機——中國病毒肆虐美國，給美國經濟帶來堪比一九二九年的大蕭條更致命的打擊呢？
無論如何，讓肯楠地下有知、稍感安慰的是，川普政府踩下剎車，並調轉車頭。川普早已毫不掩飾地說出對中國的基本看法：「有些人希望我不要把中國說成我們的敵人，可是他們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用低薪勞工摧毀了好幾個產業、搶了我們幾百萬個工作、刺探我們企業的情報、偷走我們的科技，還刻意讓他們自己的貨幣貶值，使得進口美國商品變得更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告說：「好消息是，川普總統意識到了這個威脅，我們正在正面回擊。無論是中國的強迫技術轉讓、網路襲擊還是南海行動，這些都給所有亞洲國家帶來威脅，這些是嚴重的威脅，川普總統正嚴肅對待。我們需要世界加入我們，一起應對。」
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上，肯楠還有一個石破天驚的論點。他認為：「對從來不知自由和人權為何物的人講自由和人權是毫無意義的。讓別人相信我們有實力比讓別人相信我們正確、善良、富於理想更重要。」這個說法與雷根總統的名言「和平靠實力維繫」有異曲同工之妙。肯楠強烈敦促美國政府，「堅定而徹底地摒棄一種想法，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要在因為人權問題而向中國政府施壓。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無關」。美國學者麥可·曼德爾邦回顧了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外交屢屢失敗的歷史後指出：“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會失敗是因為美國沒有力量執行它。控制中國境內大局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政府。美方盤算，進入美國市場對中國來講相當重要，中國會付出加強保護人權的代價來確保市場。但此事雖然重要，在中共的先後順序排序表上卻沒有維持其政治制度來得重要。他們從現存的政治制度獲得利益，而且他們相信這套制度保證中國富強。他們決心不重蹈歐洲各國共產黨的覆轍。”
作為一名曾經生活在中國的人權捍衛者，最初聽到這個說法，確實感到難以接受。但是，這又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真相——中國人的人權和自由，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爭取，而不能依靠美國人的賜予。如果中國人「自願為奴」，即便美國人將人權和自由像免費的禮物一樣帶到中國，中國人仍然不會接受並珍惜，從清帝國末期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了這個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