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今（7）日殉道屆滿31週年，但由於武漢肺炎影響，鄭南榕基金會宣布取消今年的追思紀念活動，並邀請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撰寫「一方做夢的田土」紀念專文。她表示，如果沒有鄭南榕，沒有無數的鄭南榕們，沒有無數的民間社會前行者，台灣可能至今還不能呼吸到自由的一點點氣息。
楊翠表示，1989年4月7日，鄭南榕以肉身鑄劍，為島嶼台灣煉造了自由的一線光隙。當時，她剛好在一家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的媒體工作，比一般人更近距離地感受到鄭南榕所點燃的那把召喚自由之火，向他自己、向我輩青年切膚焚燒，向台灣島嶼強力延燒的熱能。
楊翠強調，天空與地表不會自己發生裂變，威權統治者不會自己交出權力，不會主動停止壓迫，而是因為許多人的持續奮力衝撞，以肉身煉造，以生命之火點燃，我們才得以呼吸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才能有一方可以做夢的田土。
鄭南榕基金會表示，因來自中國武漢病毒（COVID-19）疫情擴大，因此取消原定的追思紀念活動，改以網路串聯的紀念行動「自由製造Made in Freedom——迎向100%言論自由」，並特別邀請促轉會主委楊翠撰寫紀念專文。
「一方做夢的田土」楊翠專文如下：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以肉身鑄劍，為島嶼台灣煉造了自由的一線光隙。
那年，我剛好在一家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的媒體工作，比一般人更近距離地感受到鄭南榕所點燃的那把召喚自由之火，向他自己、向我輩青年切膚焚燒，向台灣島嶼強力延燒的熱能。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1989年，是世界史上一個吞吐的新時代，天空出現缺口，地表迸開裂縫，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正在全面展開。
這年4月，中國的天安門開始聚集學生；5月，匈牙利打開邊界，鐵幕出現裂縫，而農權會的詹益樺，也在相送鄭南榕的道路上，自焚隨行；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學生濺血；7月，波蘭共和國發生劇變；11月柏林圍牆倒下，其後連動東歐一連串政局變化。
1989年，世界不僅僅是一張地圖發生裂變，我們的家園空間，空間裡的色澤與氣味，我們的呼吸吞吐，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從外到內，都劇烈改變。
然而，天空與地表不會自己發生裂變，威權統治者不會自己交出權力，不會主動停止壓迫，而是因為許多人的持續奮力衝撞，以肉身煉造，以生命之火點燃，我們才得以呼吸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才能有一方可以做夢的田土。
31年後的今天，在同一座島嶼上，我反覆思考著，我們從鄭南榕所煉造的這個光隙，從無數鄭南榕們所煉造的這一線線堆疊的光隙中，究竟又撐開了多少空間？灌注了多少真正自由的空氣？
答案是令人有點沮喪的。31年後，我們所面對的，是積累更長年月、更深沉的遺忘，甚至是恐懼，一種害怕想起來的集體恐懼，彷彿只要想起那些島嶼上曾經發生過的傷痛，太陽就會消失，島嶼就會沉落。
要與集體遺忘鬥爭，要與威權統治者在其生前死後，在台灣凝聚超過70年的威權意志與遺緒鬥爭，是一項艱難的全民功課。
2017年，立法院通過促轉條例，2018年5月31日，國家轉型正義工程上路，台灣社會期待，兩年，我們就可以一掃歷史陰霾，成功轉身，邁向清朗未來。然而，遺忘之長，恐懼之深，甚至是一種關於「遺忘」的文化慣性，已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深沉結構，不是促轉條例所規範的短暫兩年可以掃除。
更何況，相關法律工具薄弱不足，政府體制有如一具龐鉅而不協調的身體，要能達到各機關都具備轉型正義的觀念，政府一體，同步前行，我們還有漫長的道路。
這個過程中，我確實經常感到沮喪、無力、挫折。然而，我知道，不只是我，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氣餒，國家轉型正義工程的第一步，必然是困挫，這是我踏入其間早就必須準備好的覺悟。
覺悟必須面對困難，覺悟連一份檔案都必須溝通協商超過一年，覺悟一處不義遺址的保存，必須與權管機關來來回回，最後仍舊卡關，覺悟遍布全台灣的威權象徵，協商近兩年，方能微有所成。
因為，由國家所啟動的轉型正義工程，正是要體現現代民主法治國的精神，不同於過去的威權統治，不是一個指令，就可以改變世界。溝通協商本身，就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一環。
人民總是走在國家的前方。正如1989年鄭南榕以肉身劈開自由的光隙，在台灣以國家高度投入轉型正義工程之前，民間社會很早就開始，在國家還沒有投入任何資源，甚至連檔案都還沒有開放之前，民間就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在漫漫的歷史甬道中，打撈歷史的散亂碎片，一點一點拼湊歷史的圖像。
就是他們為我們打造了一方做夢的田土。如果沒有鄭南榕，沒有無數的鄭南榕們，沒有無數的民間社會前行者，台灣可能至今還不能呼吸到自由的一點點氣息。
最後的覺悟，不是覺悟要無奈地面對艱難、困挫、失敗，而是覺悟到，31年後，因為他們，我們還可以繼續在這方田土上，覺悟到，我們必須持續一起做夢，夢願同行，直到能夠真正自由呼吸的那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