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今(7)日殉道屆滿31週年,但由於武漢肺炎影響,鄭南榕基金會宣布取消今年的追思紀念活動,並邀請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撰寫「一方做夢的田土」紀念專文。她表示,如果沒有鄭南榕,沒有無數的鄭南榕們,沒有無數的民間社會前行者,台灣可能至今還不能呼吸到自由的一點點氣息。

楊翠表示,1989年4月7日,鄭南榕以肉身鑄劍,為島嶼台灣煉造了自由的一線光隙。當時,她剛好在一家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的媒體工作,比一般人更近距離地感受到鄭南榕所點燃的那把召喚自由之火,向他自己、向我輩青年切膚焚燒,向台灣島嶼強力延燒的熱能。

楊翠強調,天空與地表不會自己發生裂變,威權統治者不會自己交出權力,不會主動停止壓迫,而是因為許多人的持續奮力衝撞,以肉身煉造,以生命之火點燃,我們才得以呼吸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才能有一方可以做夢的田土。

鄭南榕基金會表示,因來自中國武漢病毒(COVID-19)疫情擴大,因此取消原定的追思紀念活動,改以網路串聯的紀念行動「自由製造Made in Freedom——迎向100%言論自由」,並特別邀請促轉會主委楊翠撰寫紀念專文。

「一方做夢的田土」楊翠專文如下: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以肉身鑄劍,為島嶼台灣煉造了自由的一線光隙。

那年,我剛好在一家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的媒體工作,比一般人更近距離地感受到鄭南榕所點燃的那把召喚自由之火,向他自己、向我輩青年切膚焚燒,向台灣島嶼強力延燒的熱能。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1989年,是世界史上一個吞吐的新時代,天空出現缺口,地表迸開裂縫,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正在全面展開。

這年4月,中國的天安門開始聚集學生;5月,匈牙利打開邊界,鐵幕出現裂縫,而農權會的詹益樺,也在相送鄭南榕的道路上,自焚隨行;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學生濺血;7月,波蘭共和國發生劇變;11月柏林圍牆倒下,其後連動東歐一連串政局變化。

1989年,世界不僅僅是一張地圖發生裂變,我們的家園空間,空間裡的色澤與氣味,我們的呼吸吞吐,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從外到內,都劇烈改變。

然而,天空與地表不會自己發生裂變,威權統治者不會自己交出權力,不會主動停止壓迫,而是因為許多人的持續奮力衝撞,以肉身煉造,以生命之火點燃,我們才得以呼吸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才能有一方可以做夢的田土。

31年後的今天,在同一座島嶼上,我反覆思考著,我們從鄭南榕所煉造的這個光隙,從無數鄭南榕們所煉造的這一線線堆疊的光隙中,究竟又撐開了多少空間?灌注了多少真正自由的空氣?

答案是令人有點沮喪的。31年後,我們所面對的,是積累更長年月、更深沉的遺忘,甚至是恐懼,一種害怕想起來的集體恐懼,彷彿只要想起那些島嶼上曾經發生過的傷痛,太陽就會消失,島嶼就會沉落。

要與集體遺忘鬥爭,要與威權統治者在其生前死後,在台灣凝聚超過70年的威權意志與遺緒鬥爭,是一項艱難的全民功課。

2017年,立法院通過促轉條例,2018年5月31日,國家轉型正義工程上路,台灣社會期待,兩年,我們就可以一掃歷史陰霾,成功轉身,邁向清朗未來。然而,遺忘之長,恐懼之深,甚至是一種關於「遺忘」的文化慣性,已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深沉結構,不是促轉條例所規範的短暫兩年可以掃除。

更何況,相關法律工具薄弱不足,政府體制有如一具龐鉅而不協調的身體,要能達到各機關都具備轉型正義的觀念,政府一體,同步前行,我們還有漫長的道路。

這個過程中,我確實經常感到沮喪、無力、挫折。然而,我知道,不只是我,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氣餒,國家轉型正義工程的第一步,必然是困挫,這是我踏入其間早就必須準備好的覺悟。

覺悟必須面對困難,覺悟連一份檔案都必須溝通協商超過一年,覺悟一處不義遺址的保存,必須與權管機關來來回回,最後仍舊卡關,覺悟遍布全台灣的威權象徵,協商近兩年,方能微有所成。

因為,由國家所啟動的轉型正義工程,正是要體現現代民主法治國的精神,不同於過去的威權統治,不是一個指令,就可以改變世界。溝通協商本身,就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一環。

人民總是走在國家的前方。正如1989年鄭南榕以肉身劈開自由的光隙,在台灣以國家高度投入轉型正義工程之前,民間社會很早就開始,在國家還沒有投入任何資源,甚至連檔案都還沒有開放之前,民間就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在漫漫的歷史甬道中,打撈歷史的散亂碎片,一點一點拼湊歷史的圖像。

就是他們為我們打造了一方做夢的田土。如果沒有鄭南榕,沒有無數的鄭南榕們,沒有無數的民間社會前行者,台灣可能至今還不能呼吸到自由的一點點氣息。

最後的覺悟,不是覺悟要無奈地面對艱難、困挫、失敗,而是覺悟到,31年後,因為他們,我們還可以繼續在這方田土上,覺悟到,我們必須持續一起做夢,夢願同行,直到能夠真正自由呼吸的那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