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新港社改宗基督教的受洗率已達百分之百，其他村落則未達三成；常年與荷蘭人敵對的麻豆社，受洗率甚至一成不到。我們今天無法推估當年改宗的實況，也不易揣摩新港社在荷蘭人離開後，是以何種方式傳承17世紀的接觸往事；但可以確定的是，新港社的後人雖不再信仰基督教，與荷蘭人有關的記憶仍流傳在他們的口傳歷史中，且在西方人與基督教再度現身時，成為應對新世界的經驗依據。
1865年秋天，在安平海關工作的英國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 1840-1907），前往新港社的舊地台南新市探訪。當地頭人不但興奮使用「紅毛親戚」（red-haired relation）相稱，還認為必麒麟如果前往新港社建立的其他村落，也一定受到族人的熱烈歡迎。這位新港社領袖還熱心承諾，願意派遣嚮導，協助必麒麟前往平原與山地的交界地帶，甚至進入生番地界，探訪當地的村落。有這麼好的機會，必麒麟立即夥同英國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等人展開旅程。
認識新港社
新港社是誰呢？翻開史冊，我們知道新港社就是17世紀中葉荷蘭文獻記錄的土著村落⸺Sinkan，當時大約居住在今台南市新市區番仔厝、社內一帶；既是西拉雅族的四大番社之一（新港、蕭壠、目加溜灣、麻豆），也以最早改宗、信仰基督教著稱。到了淸代的康熙末年，新港社分化出文獻紀錄中的卓猴社，部份社眾也陸續離開新市，往東移居丘陵地區；乾隆年間，他們的足跡已從新市擴展到今台南市的淺山地區如新化、山上、左鎭等地，甚至遠到高雄市的田寮、內門。新港社眾儘管分散遼闊，相距遙遠，但村落之間卻常有來往，形成一個跨區域的新港社網絡群。
新港社在台灣史上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回溯17世紀的荷蘭人宣教史，新港社在這批外來者1623年初登大員時，就有所接觸了。1636年，台南平原與屏東地區的村落一起歸順東印度公司。
隨同荷蘭東印度公司前來台灣的基督教牧師，為了對台南地區的原住民宣揚教義，首先選擇與荷蘭人關係較為良好的新港社（今台南市新市區）展開傳教工作。宣教師用羅馬字母教導新港社人拼寫自己的語言，這就是一般所謂的「新港語」，正是台南地區西拉雅族各村的母語。荷蘭人後來雖然離開了，但西拉雅族的後代仍繼續使用羅馬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拼寫姓氏、記錄帳目如米粉一斤多少錢的物價表，以及村落公約、百家姓等。當西拉雅人彼此之間或和漢人發生土地租借、買賣、金錢借貸等關係而必須訂立契約時，也會使用新港語來記錄或書寫。這些目前仍有少數存留的語言文獻， 就是著名的「新港文書」。
1639年，新港社改宗基督教的受洗率已達百分之百，其他村落則未達三成；常年與荷蘭人敵對的麻豆社，受洗率甚至一成不到。我們今天無法推估當年改宗的實況，也不易揣摩新港社在荷蘭人離開後，是以何種方式傳承17世紀的接觸往事；但可以確定的是，新港社的後人雖不再信仰基督教，與荷蘭人有關的記憶仍流傳在他們的口傳歷史中，且在西方人與基督教再度現身時，成為應對新世界的經驗依據。
事實證明，馬雅各與必麒麟在新港社頭人安排下前往金台南左鎭的崗仔林後，就受到當地居民歡快的接待。這些對「番仔」（Hoan-a）身分非常自豪的崗仔林人，因為祖先傳下的記憶，愛屋及烏，也對來自英國的兩位白種人親切款待。不僅如此，在往後經芎蕉腳（今高雄市楠梓區）到荖濃（今高雄市六龜區）的行程中，馬雅各一行都受到熱誠照顧。宣教師因此意識到，相較於漢人地區的傳教困難，熟番村落可能是有所斬獲的突破點。馬雅各與1867年抵台的牧師李庥（Hugh Ritchie, 1840-1879）遂特別著力於熟番村落的宣教，且在1870-1871年間，就在新港社後裔的主要移居地⸺木柵（高雄市內門區）、柑仔林（高雄市內門區）、拔馬（台南市左鎭區）、岡仔林（台南市左鎭區）開設了四所教會。
信仰傳到東部
當時，部份的西拉雅族人已遷往東部定居，因為與原鄉多有往來，虔誠的信徒遂跟隨前人的腳步來到東部，在新鄉的村落傳播福音。1875年，李庥牧師為了要訪問移居東岸的南部熟番，在阿里港教會（今屏東縣里港鄉）長老的陪同下，走海路在台東登陸，開始在南部熟番建立的村子裡宣教。這些村落的住民，有的在西部就聽過福音，甚至已經受洗，所以福音很快就傳開，也開始建立教會。
第一間教會設於蟳廣澳（今台東縣成功鎭），然後擴展到花東縱谷，以迪階（今花蓮縣玉里鎭三民里）為中心，傳遍附近的熟番村落，依續建立了迪階教會（後來遷到觀音山，即今花蓮縣玉里鎭加蜜山教會）、石牌教會（今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教會），1890年再分設出里壠教會（今台東縣關山鎭關山教會）。
根據1896年日籍調查者田代安定對傳道鍾文振的訪問，可以知道19世紀末英國長老教會在東部地區的信徒人數，約有四百餘人，分布在十幾個地方，且教徒以「平埔蕃居多， 漢人稀有，阿眉番言語不通，故不從道」。由於教會是信徒的聚會中心，我們可以將當時熟番的活動區分出三個空間：即花蓮大庄以北，以廸階教會「作禮拜」的信徒分布區；大庄以南，以石牌教會「作禮拜」的信徒分布區；以蟳廣澳教會「作禮拜」的教徒分布區。前兩者都在縱谷平原，第三則是在海岸地帶。
李庥牧師的夫人伊萊莎（Eliza C. Cooke），非常積極於推動婦女教育，儘管過程並不順遂，還是在朱約安（Miss Joan Stuart）、文安（Miss Annie E. Bulter）兩位女教士接手後，於1885年興辦了台南新樓長老教女學。次年（1886），教會開始在《台灣府城教會報》刊登招生廣吿，並在1887 年正式開學。第一屆招收了19位女學生，由於「要來讀的小孩要緊的是不可以綁腳，若是已經綁腳的，要先將它解開」等條件，能入學的多是不曾纏足的熟番女孩，在學校中學習拼羅馬字讀台語的白話字、寫字、算帳、做衣服、織襪子與讀聖經。熟番女孩不纏足，成為她們與一般閩南女性最大的差別；20世紀人類學家在台灣調查訪問時，還能以「阮番仔沒綁腳」（gún hoan-á bô pát-kha），作為尋訪報導人的契機。
總體來說，19世紀末的南部台灣，儘管還算富庶與安定，但種族、語言、文化都是相對少數的熟番，卻過著頗為艱辛的生活。以新港社群來說，他們散居在地形崎嶇、耕地狹小、資源貧乏、常遭山地原住民獵頭威脅的邊區；雖然可以自給自足、自我防護，卻不得不成為官府收編的武力，捲入官民衝突引發的戰爭或地方社會的利害關係。自成村落的「番仔」（hoan-á），與自稱「人仔」（lâng-á）的周邊漢民之間，雖有土地、收租與交易的社會經濟往來，但對彼此係分屬不同人群的認知與認同，並不曾模糊與曖昧；雙方偶有子女送養的關係，但通婚的意願與實例則不多。換句話說，在主流的漢社會環伺下，熟番雖不易傳續語言、實踐傳統文化，但因聚居、不綁腳、通婚有限等人群邊界的維繫下，仍能在與外人接觸兩百多年後，保持明確的認知與認同。
中部地區的宣教
另一個宣教的重點地區是中部的岸裡社群。這個在族群分類中歸屬巴宰族的社群，是以「岸裡大社」為主、包含岸東、岸西、岸南、葫蘆墩、西勢尾、麻里蘭、樸子籬、阿里史、烏牛欄、掃束等社的大社群。在歷史上，因擔任土目的潘敦與粵籍通事張達京組成「六館業戶」，訂立「割地換水」契約，使粵籍墾戶趁修築水利之便，得以拓墾台中平原；今台中神岡地區的大社族人，因此很早就與漢人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也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但19世紀下半，岸裡社卻因有族人接觸到宣教師，而將基督教義引入神岡的大社，進而隨著岸裡社群的社會網絡進入埔里，促成岸裡社群改信基督教的變遷。
1871年，基督教長老教會即仰賴岸裡社群的社會網絡，先後建立了五所中台灣最初的教會，分別是台中神岡的大社、苗栗三義的鯉魚潭，與埔里的烏牛欄、牛眠山、大湳教會。
在岸裡社人與漢民混居的村落中，由於多數的漢民信奉民間宗教，在觸及宗教問題時，他們總是會說：「伊姓潘的才有信耶穌，咱人沒有信那種宗教」；或者在苗栗鯉魚潭，同村漢民也會以「持香」與否作為區別的界線。換句話說，在民間社會，即使不以「人」、「番」直接辨識彼此的同異，也會以信仰的差異拉出一條隱而未顯的邊界，而形成族群性的認知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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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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