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13》 野百合學運 提出四大訴求(二)

新頭殼newtalk | 文/晏山農
1970-01-01T00:00:00Z
野百合學運對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發揮臨門一腳作用。   圖:邱萬興/攝
野百合學運對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發揮臨門一腳作用。   圖:邱萬興/攝
《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發生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一場學生運動,同時在政治發展史上也佔有非常重要的一頁,上一集談到六天的發展經過,這一集將繼續介紹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抗爭的四大原則、組織以及對台灣民主政治所產生的影響。

首先談到四大訴求:1.解散國民大會;2.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3.召開國是會議;4.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之前提到過,在學運後期,以台大為主從「自由之愛」到「編研會」,到了1988年就已經把方向放在憲改改革方面,所以野百合的這些訴求並不是新的主張,只是在運動過程中更具體化。而之所以會受到很大的重視,是因為在3月18日那天,學運已經成形,而在另一頭的國家音樂廳,民進黨集會也是針對國民大會召開的問題,召開群眾大會。可是因為當時成立不久的民進黨被媒體塑造成「暴力黨」,因此,就算同樣的主張,只要由民進黨提出,媒體就會加以扭曲,所以由學生自主提出這樣的主張,反而對民進黨是有幫助的。因此,就算這四點訴求非常「政治」,但是由學生提出反而能夠得到媒體及社會大眾的注意。

3月18日,決策中心提出「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四大原則貫穿的精神就是學生對主體性的追求。其中很重要的也值得一談的就是教授的地位與扮演的角色,因為教授是在廣場中,唯一非學生身份而能夠參加會議的群體,尤其從20日起,由教授負責的「民主講座」,由夏鑄九等教授,脫離教室,慷慨激昂的在廣場上對學生講述,將所學所思與學生及週邊群眾宣導,所以教授在野百合學運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野百合學運中引發正反不同意見且爭議最大的是那條隔離學生與群眾的「糾察線」。這條線起初是為了要隔離民進黨,後來也把所有非學生的群眾隔離在外,因此,有人批評野百合學運太過凸顯學生的純潔性,結果喪失了與群眾會合的能量,以致於後來被「摸頭」,運動無法持續下去。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要維持和平抗爭,也有人認為這是不得不然,這是糾察線所引發的爭議。

到了3月21日,野百合學運開始思考要如何撤退的問題,因為前一年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學運,就是第一批北京的學生要撤離,可是外地來的學生不願意撤,後來導致「六四天安門」的悲劇,也造成1990年3月學運在尋求撤退的過程中,也要思考如何全部撤離,不留下少數學生。這些後來都引起很大的討論,而前一年的北京學運就是重要參考,而且不只是學生,對政府部門來說也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接下來談野百合學運的組織,畢竟運動期間長達六天,且發展到後來有好幾千人在現場,所以當時現場的組織分為合法部門:校際會議。校際會議基本上是每所學校推派一位,但因為台大學生人數較多,所以有兩位以上參與者。還有決策部門:決策委員會。接下來是執行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包括:指揮中心和秘書處。校際會議有點像立法院,但因為不是實際決策者,所以比較像是「門面」。真正的決策中心是決策委員會。決策委員會是在3月17日晚間組成,前後共有三屆,產生的時間分別是:第一屆於3月17日組成,共有七位成員,分別是:台大范雲、周克任、北醫呂明洲、東海郭紀舟、中興法商陳尚志、輔大廖素貞、文化林德訓。第二屆是在19日下午組成,因為第一屆有多人體力不堪負荷,因此台大增加兩名:鄭文燦與汪平雲,北醫林致平,中央何東洪、文化曾若愚、中興法商丁勇言、成大彭建智。第三屆是20日晚上組成,增加東海郭紀舟(後由王時思代理),輔大江斐琪,清大李彥甫、東吳李威霆、南神謝懷安。

後來增加五名教授顧問團,分別是:瞿海源、賀德芬、張國龍、夏鑄九、鄭村祺,三位研究生則是曾旭正、吳介民、李建昌。而在執行部門方面,當時廣場上最耀眼的無疑是掌握麥克風的指揮中心成員,18日的總指揮有三人,分別是輔大廖素貞、北醫呂明洲、台大范雲。後來因為體力問題,慢慢有中原翁章梁、台大鄭文燦、東吳李威霆幾人輪替,而當時最受矚目的是台大的范雲及中原的翁章梁。秘書處則在19日成立,分為:文宣組、財務組、庶務組、糾察組、生活組、器材音響組以及醫療組。後來2014年的318學運,也多是沿襲野百合這樣的組織架構,這也是野百合學運的重要影響,它提供後來的學運組織參考的依據。

此外,野百合學運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絕食團」。絕食是廣場學生自行發動,但領導部門的態度是不鼓勵、不禁止,19日中午本來只有10人,到21日晚上已經增加到60人。

而在群眾動員方面,17日晚上大約只有兩百多人,18日突破五百人,19日下午突破千人,之後都是數千人的規模,原因包括了學運團體和學生自治組織的脈絡,加上媒體報導以及國民黨開始動員。但也因為人數過多,使得後來的指揮系統也產生了重大變化。因為在運動的過程中,有三條路線的鬥爭,一是新憲法路線,屬於新青年;另一派是屬於台大系統,主張國是會議路線;第三是政經改革路線,是屬於「民學聯」。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情況,也在運動過程中不斷發酵。

最後總檢討三月學運在學運史上的意義,包括四點:一、開始有學生群眾的出現,必須正視草根經營的問題;第二、各股學運力量形成恐怖緊張,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情況在這裡完全發揮出來;第三、八0年代學運的特色是一種「身份制」的運動,野百合運動把這種特質推到極致,也就是非學生不能參與;第四、學運正當性的確立。因為前一年的北京學運經驗,使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可能鎮壓,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政爭,必須肯定學運的發展,而這樣的肯定也為後來的學運奠定良好基礎。

如果放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來看,三月學運是國民黨統治者首次面對群眾抗議的變數,導致後來九0年代國是會議的發展,都是沿襲學運的方向。此外,學運代表的是全民請願,也是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這是野百合學運在整個學運史及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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