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上週節目已經提到八０年代學運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突破期」，期間是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首先提到的是台大部分，從鹿港反杜邦到成立「自由之愛」，這個星期要繼續談非台大部分，主要是從「大革會」到「民學聯」的經過。
突破期的期間剛好是社會解嚴、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所以台灣的大學不管是政大、台大、高醫、輔大、北醫、中興法商、中央、東海、逢甲、成大、東吳、中原，無論大小，都有學運產生。而因為有學運，所以就有共同的想法慢慢出現，當時主要是透過一個「共同生活營」，這是由之前提過的台大學運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現今台聯主席劉一德所舉辦，他當時已經畢業開始從事工運，成立了《南北通訊》，許多非台大系統的學運團體就組織了各種營隊。
1987年7月2日到4日，他們在高雄大寮舉行生活營，就決定開始籌組一個跨校團體叫「大革會」(大學法改革促進會)，該年7月16日成立籌備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後正式成立。一直到1988年2月28日宣布解散，改組成「民學聯」(民主學生聯盟)。
「大革會」成立前後7個半月時間，主要針對大學法的改進，而就「大革會」的性質而言，第一、是採取身份制，也就是只有學生才能參與；第二、是採取社團制，所以沒有個人會員，都是屬於校園的社團成員；第三、是採取議題性加盟，有自主行動權，但涉及大學法議題時，必須集體行動；第四、是採取民主集中制，所以設立一個主席團，主席團成員有五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當時已經就讀東吳社會系，而之前是輔大「文化社」和「創造社」成員的曾昭明，其他還包括周家齊、陳俊生、陶宗瑋與黃國城。但是因為主席團成員散居各地，無法南北奔波，不容易召開主席團會議，於是活動也逐漸減少。
「大革會」除了內部聯繫之外，也從事各種抗爭活動，包括：有關大學法的行動、以及支援各校園的抗爭行動，但仍以大學法的行為最多，也針對大學法進行各種傳單的散播。而有關社會參與方面，主要有兩件：一是參與林正杰狂飆一週年的社會運動說明會；一件是在1987年9月9日，到嘉義參與原住民所發起的抗議吳鳳神話，批判漢族沙文主義活動。但是1987年7月開始，國民黨開始在立法院主導大學法修法，使得外面的學生社團無法再採取主動，於是慢慢「大革會」也進入停滯狀況，導致1988年2月28日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後，決定解散成立「民學聯」。
之前談到，「大革會」是採取民主集中制，但是因為散居各地，不容易時常聚會，因此，到了「民學聯」時代，就採取區域制，也是對「大革會」組織的一種反省，降低組織成本，增加組織彈性。另外，也因為大學法的修法已經由執政黨採取主導，所以也把方向轉移擴大到整個社會議題的參與，這也是「民學聯」與「大革會」不一樣的地方。此外，到了1987年年底，社會運動到達一個高峰，農運開始興起，學生投入也越來越普遍。
除了「民學聯」之外，台大的學運傳統原本就比其他學校強，到了1987年9月「自由之愛」重新復出後，也開始尋求新的學運整合，一個所謂「編研會」(學生刊物編輯研習會)的嚐試就開始進行。在這樣的過程中，以台大為主的社團，在1987-1988年舉行了好幾次研討會，到了1988年4月17日於台中東海大學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的時候，台大與輔大成員針對議題發生爭執，主要是針對教科文預算的國會衝突，台大認為這凸顯國會結構的不合理，於是想把議題推到「國會全面改選」；而以輔大為主的「民學聯」系統則認為，運動的議題還是應該停留在「教科文預算違憲」上，於是導致雙方無法繼續合作。
等到1988年5月4日，雙方正式衝突後，台灣的學運就演變為雙元領導，一個是以台大為主，沿著「編研會」的脈絡，從事國會全面改選的活動；另一條則是以輔大為主，沿著「民學聯」的脈絡，以教科文預算的活動為主。
當時兩股人馬的差異性，被認為有許多的分裂，譬如：台大VS民學聯；台大VS非台大；左派VS右派；草根VS精英…等。種種的標籤，都是兩股學運系統曾經有的分別，但其實就當時的社會脈絡來看，學運之所以無法整合有兩個因素：一是、道德性和理想性過高，因此常用道德性的標準衡量對方，只要有點妥協就認為違反學運初衷，這也導致了第二個因素─溝通不良。雖然有一個平台，但是這樣的平台也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是用來策略運用而非用來整合運動能量。在這樣的情況下，雙方難免互不信任，衝突也因此發生。
有關1988年5月4日的衝突，就是當天以「民學聯」為主的團體前去抗爭，但是他們打出的名號不是各大學的社團，而是打出學校名稱，當打出「台大」名稱時，以「自由之愛」為主的台大系統心生不滿，發表聲明反對，導致雙方無法再進行溝通。而這個事件也是影響台灣學運發展很重要的一件事，它是學運興起之後，為尋求一個共同方向，使學運可以成為獨立於社會力量的行動，但因為團體認同感的差異，而無法整合成功。從此之後，八０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變成各自為政，走向派系化。
再進一步針對「五四衝突事件」組織和路線的差異來分析，在如何擴大組織網絡而不再限於地下社團，雙方有差異；在既有的組織網絡下如何繼續運作，雙方的認知也有差異。以「民學聯」為主的成員比較傾向第二個，也就是在既有的網絡下重新運作，而以台大為主的力量則傾向於如何擴大組織網絡，「編研會」想用整合學運，憑籍著國會改造的運動方向全面推展。就因為雙方無法溝通，導致互不信任，八０年代的台灣學運就走向派系化。使得1990年三月學運，雙方並非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合作，導致三月學運紛擾非常多。
而在運動路線上，由於大學法失去主動，必須另外尋找運動方向，台大「編研會」希望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而「民學聯」則希望發展更多的社會議題、社會參與。變成「編研會」等於國會全面改選、等於資產階級民主、等於右派；另一方面「民學聯」等於社會實踐、等於關心弱勢、等於左派的刻板印象就因此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