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4》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四六事件

新頭殼newtalk | 文/晏山農
7523-11-28T07:32:40Z
作家藍博洲所寫關於四六事件書籍。   圖:晏山農/提供
作家藍博洲所寫關於四六事件書籍。   圖:晏山農/提供
《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上集談到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雖然事後被關、被殺的大多是地方士紳、民意代表以及老師,學生相對來說較少,但在自首過程中,很多資料被警方或特務機關做為日後監控學生的重要依據,成為黑名單,這些人後來在白色恐怖期間也受到警察和特務的嚴密監控,這集節目要談的是發生在1949年的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被認為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因為在同一年的5月20日,台灣隨即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所以,四六事件可以說是台灣在80年代進入民主化以前,一段長期黑暗期之前的最後一道微光,因此也非常重要。

在談到四六事件之前要先談事件發生的背景。當時中國大陸已經陷入國共內戰的紛擾之中,台灣在二戰後仍處於統制經濟的範疇中,導致通膨現象嚴重。根據經濟史學家劉進慶分析台灣戰後惡性通貨膨脹的型態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終戰至1948年金圓券改革;第二個時期是金圓券改革至1949年6月新臺幣改革;第三個時期是新臺幣改革以後至1951年美援重新開始的時期。到第三個時期台灣政治和經濟自中國本土脫離,通膨因美援重新開始而逐漸收縮,台灣經濟又進入另外一個比較和緩的階段,但整體而言,從戰後至1951年間的台灣經濟共同特徵,是不斷的通貨膨脹,尤其以第二個時期最為嚴重。

在這段期間,學生的生活也非常困苦,1949年2月17日,當時台灣大學還在寒假時期,但因為省外停止匯兌,領不到戶口米等問題,學生向學校請求協助度過難關,要求配給米及代金,並比照立法委員進行省外匯兌接濟,這種經濟的壓力也是四六事件背後重大的經濟因素。

而在社會及文化因素方面,二二八事件看起來很快被壓制,但血氣方剛並帶有理想性的青年學生對國民政府非常憤怒、不快,因此,很多人很快接受左翼思想,並在校園裡傳播。不管是各校自治會團體或是一些重要社團,例如台大的「麥浪歌詠隊」,裡面有很多共產黨員或左翼份子,傳唱當時共產黨所流行的一些「紅歌」,慢慢地左翼思想在這個團體裡就有重要影響力,因此作家藍博洲也寫了《麥浪歌詠隊─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

除了社團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生也跟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牽扯密切。從1945年年底開始,因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所大學、中學聯合大罷課,反對內戰,要求美軍撤離,呼籲國共組織聯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結果軍警進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校園,爆發血腥鎮壓的「一二一事件」,隔年又發生包括聞一多、李公樸等知識分子被暗殺的事件,激起更多青年學生的憤慨。1946年2月北京「沈崇事件」,引發各地反美學潮。

1949年國共戰爭進入白熱化,4月1日示威學生與軍警終於爆發正面衝突,此即「四一事件」,而這起事件也很快傳到台灣學生耳中。而在四六事件之前,1949年3月20日晚上9點15分左右,臺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毒打一頓,並押往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今大安分局)拘押。之後臺大與師院數百名學生知道此事,包圍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聲援同學,並提出五項要求: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當天警方只得釋放兩名學生。

3月21日,臺大與師院的學生選派代表前往台北市警察局總局請願,陪同請願的學生與民眾超過1000人並包圍警局,致使警方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引發當局高度關切,認定校園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3月29日,台大法學院由葉城松主持舉辦營火晚會,晚會中演唱幾首「紅歌」,會後並擬以反飢餓反迫害為主軸於五月四日舉行全省學生大會,消息傳到當時派任臺灣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陳誠決定鎮壓學生運動、下令當時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緝拿「主謀份子」。

4月6日,警備總司令部電令指名逮捕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劉茂己等七人,遭到學生阻擋拒捕,軍警便包圍臺灣大學宿舍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 時任臺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傅斯年極力保全涉案學生;少數遭逮捕的學生,傅斯年也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他們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復學。因此台大在四六事件中受創較輕。相對地,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則高度配合政府,甚至協同軍警一同前往逮捕學生,使得師範學院在四六事件中有三、四百人被捕。

整個逮捕過程如下:4月6日警總先發布第一波14人名單、稍侯又電文23人逮捕名單,也就是第二波;到了4月7日又公布逮捕21人名單,6月6日又公布包括潛伏本省之「奸邪份子」20人名單,總共四波逮捕名單。而這四波名單的共同特色是:第一、警總在進入校園行動前雖然已擬具一份黑名單,但逮捕名單不斷在改變、擴大。第二、被列入逮捕名單的人未必真正就逮,因為可能照片與本人不符合,或是跑掉。第三、逮捕名單乍看之下可能跟四六事件有關,但事實未必如此,就如同二二八事件,根本沒有參加只是因為事前得罪某些人,於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遭殃。第四、這些名單跟台大「麥浪歌詠隊」沒有直接關係,可是事後麥浪歌詠隊有16個學生後來逃往中國大陸。

四六事件中,因為師範學院反抗最激烈,有三百多人被捕,台大則是30-40人,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總共有台大學生10人、師院學生4人被起訴,其中刑期最長的是台大學生周自強被判五年,實際執行六年,還有當時建中學生張光直,他是台灣文學很重要的人物張我軍的兒子,他透過摰交楊肇嘉協商,獲得交保,此後張光直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來赴美讀書,成為國際知名考古人類學家。

1949年5 月19日,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台灣開始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從此校園進入言論自由受到控制的時代。

本文經中央廣播電台授權轉載

當時台灣大學因為省外停止匯兌,領不到戶口米等問題,學生向學校請求協助度過難關,這種經濟的壓力也是四六事件背後重大的經濟因素。   圖:晏山農/提供
當時台灣大學因為省外停止匯兌,領不到戶口米等問題,學生向學校請求協助度過難關,這種經濟的壓力也是四六事件背後重大的經濟因素。   圖:晏山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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