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守得很緊，完全沒有讓北京佔到便宜；他們大，我們小，哪有辦法斤斤計較？我們是錙銖必較。
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
1987年11月2日政府允許榮民返鄉探親，正式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在交流事務不斷增加，以及交流方式由「只去不來」的單向，轉而為「有來有往」的雙向後，由於兩岸間是一個特殊的關係，加上制度的迴異，一方面須確保台灣的安全及民眾的福祉，不因交流而受到傷害，一方面又須處理兩岸因交流所衍生的諸多問題，非有一個專責的單位加以統籌不可，因而乃有行政院陸委會之成立。
特別是1991年，海基會、海協會相繼成立，並就「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程序性問題」進行商談，既告別了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與「三不政策」的和平對峙階段，包括1981年中國方面提出葉九條，台灣方面則是「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從以往的個案接觸，例如1986年華航貨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華航與中國民航的「兩航談判」、到1990年7月22日與8月13日兩次遣返意外，兩岸乃由雙方紅十字會於9月11日至13日在金門協商，簽署「金門協議」，確立偷渡人員遣返之交接制度；以至正式進入兩會協商的時期，包括1992年的香港會談，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第1次辜汪會談等等。
中共起初並不願意成立海協會，1991年底籌組後，兩岸兩會溝通運作的模式終告建立，闢建兩岸人民服務的窗口，也開啟了兩岸官方授權中介團體協商的模式。
然而，受限於兩岸的思維邏輯及價值觀等等的重大差異，兩岸交流始終不是一帆風順，我從1991年接下陸委會主委的工作，直到1994年底離開的那一段期間，亦復如此。
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偷渡來台及其遣返，兩岸文書認證、海上走私、搶劫、漁事糾紛及罪犯潛匿對方的遣返，假結婚真賣淫等問題，均逐一浮現，甚至造成我方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重大缺口；故而如何在堅持對等、尊嚴、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以務實、前瞻的作法，積極透過兩會的協商，尋求解決問題之道，進而建立兩岸交流秩序，創造平穩的兩岸關係，是當時陸委會必需面對、處理的艱鉅任務。
同時，從彼此敵對到溝通交流，由於兩岸在土地、人口及資源上的不對稱，中共以大欺小，以中央對地方的心態至為明顯，而對等分治、互不隸屬則是我方堅持的原則，因此，兩岸的政治定位正是兩會協商時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與困難。
樹立談判原則──錙銖必較
因此，那段期間的談判非常重要，一開始如果沒有樹立原則，後面就會失去準頭，因此我們很謹慎，很認真，海陸的同事都知道，談判過程要堅持的問題，我是非常的堅持。美國與中國尚未達成協議前，大小談判有幾百場，而我們更要寸土必爭。事實上，我們也守得很緊，完全沒有讓北京佔到便宜；他們大，我們小，哪有辦法斤斤計較？我們是錙銖必較。
記得在談判期間，中國對我們的資訊傳遞，監控得很厲害，例如針對雙方僵持的議題，陸委會經過討論後，有些資料要傳給前線談判隊伍，卻始終傳不過去，待同仁破口大罵後，不久就順利傳成。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陸委會與海基會之間的傳遞，對岸也企圖破解，無孔不入，為了防範洩密，我們於是採取兩套作業，陸委會傳給海基會一套，海基會傳給陸委會又一套，談判期間，國安局還特地進駐陸委會提供技術協助。此外，主談的許惠祐出發前，也會先與我們建立暗語默契，例如「阿嬤出院了」，是表示談判順利，這樣做，就算後方與前線打電話，也比較不怕竊聽。
當時，陸委會同仁的工作十分忙碌，早上七點就到辦公室，經常中午、晚餐，都留守吃便當，同仁當時戲稱省了許多餐費，「可以要太太退伙食費啦！」；不過吃久了，有天葉金鳳副主委還是忍不住告訴負責安排伙食的秘書處同仁：「你們可以叫同一家店，但是能不能請他們至少把擺菜的位置給換一換，不要連位置都固定一成不變，好不好？」
同時，因為業務繁忙，常須加班，尤其談判期間，通宵未眠更是常事，導致睡眠不足，同仁於是說「什麼是補，睡覺最補」；又因事忙加班，往往無法在半夜十二時以前上床睡覺，他們又說：「真希望有一次可以一次睡兩天」！
這些工作點滴，至今記憶猶新，令人難忘。我也從而深刻體悟，從事以小搏大的兩岸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能正確的認識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之所在，以及要有體力、耐力及意志力兼具的人格特質，才能不為急功近利而自失立場，也才能維護國家與人民的尊嚴於不墜。而兩岸情勢詭譎多變，處理兩岸事務，當然也有一些可變性與不可變性，但上述原則，則是絕對不能，也不應該改變的。
個人在陸委會服務期間，就是秉持這些原則推動兩岸交流與協商的，也曾獲得若干具體的成就，諸如4項協議的簽訂，及多項交流的持續推進等，那幾年仍被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是兩岸關係最有進展的時代。
書名：新時代的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黃昆輝、鄒景雯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定價：3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