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日在台灣周邊實施自命「正義使命–2025」的演習，但真正值得國際社會與國內輿論關注的，不僅在於軍事層面的兵力動態，更在於中國如何透過一套高度協調的官方話語，展開一場重定義「誰在製造危機」的敘事工程。從外交部、國防部到國台辦，相關表述在時間節點、語言結構與責任指向上展現了驚人的一致性，顯示這並非對個別事件的臨時反應，而是一場事前精密設計、事後系統鋪陳的政治行動。
做賊喊捉賊：將主動施壓包裝為被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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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開訊息可見，中國官方反覆套用嚴厲懲戒、正當必要之舉、外部勢力以台制華等固定語法。這套話術的核心功能，在於中國將主動發起的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包裝成不得不為的被迫回應。這並非傳統的防衛性語言，而是一種「做賊喊抓賊」的自我正當化操作，目的就是隱藏軍事施壓的主動性，將其轉化為一種維護秩序的假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這套敘事中，系統性地進行責任推卸。在中國的敘事框架下，台灣被描述為火藥桶與彈藥庫，執政當局被描繪為危機製造者，而外部支持勢力則被描繪成拱火滋事。透過這樣的標籤化，中國試圖建立一種邏輯：即便軍演涵蓋陸、海、空與火箭軍，即便實彈射擊落彈點逼近二十四浬鄰接區，其依然能宣稱自己是在回應挑釁，而非升高衝突。這正是權力敘事的典型操作：先人為製造不穩定，再反過頭來指控他人破壞穩定。
無差別指向與「不針對廣大台灣同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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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敘事工程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結構性矛盾，即體現在「不是針對廣大台灣同胞」的宣傳上。一方面，中國宣稱軍事行動僅針對「分裂活動與外部勢力干涉」；另一方面，實際執行的卻是環台實彈演訓、多管火箭射擊、海空封控與聯合作戰演練。
軍事行動所造成的風險與影響具有無差別指向，無論是航運成本增加、民航安全威脅，還是整體社會心理壓力，皆無法精準地篩選特定人與政治立場。當壓力被無差別地施加於台灣周邊海空域時，再聲稱「不針對廣大台灣人民」，本身就是一種敘事上的自我矛盾。這種修辭僅是為了規避國際道義責任，但在實踐層面卻完全站不住腳。
威嚇治理：將軍演轉化為政治工具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正在做的並非立即發動衝突，而是試圖將威嚇制度化，將軍演轉化為一種常態性的政治治理工具。在這種「威嚇治理」的架構下，軍事行動不再僅僅是備戰演訓，而是被納入對外溝通的環節，用來測試底線、傳遞訊號、塑造責任歸屬。
這種治理的核心，在於讓對方長期承受高度的不確定性，同時透過話語操作，將所有風險合理化為他人的責任。中國試圖讓國際社會接受一種新常態：只要台灣不接受其政治前提，任何軍事脅迫都是「正義」且「必要」的。
以事實對抗話術：國防部的透明化反制
面對中國一邊發動軍演、一邊操作敘事，我國國防部的即時作為顯得格外關鍵。在認知戰的戰場上，「事實」是拆解「話術」最強而有力的武器。國防部透過透明、具體且即時的資訊揭露，向國內外清楚說明共軍射擊位置、兵力運用以及對國際航安的實質影響，不僅穩定了台灣社會的心理預期，也有效戳破中國試圖淡化軍事行動風險的煙幕。
所謂「正義使命–2025」這個名稱，本身更充滿了諷刺的象徵意義。當實彈射擊衝擊區域穩定、威脅民航空運安全時，卻自己冠以「正義」之名，這種語言與現實的反差，恰恰暴露了中國敘事工程的本質：假正義之名，行不義威脅之實。理解這一點，並非為了陷入情緒化對立，而是為了看清中國如何試圖透過話語，重塑台海風險的責任結構。
風險管理與實質防衛的必要性
從國際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不能被動承受壓力，必須強化實質防衛準備。國防特別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其意義並非對外挑釁，而是對既存威脅的制度性回應。其目的不在於升高緊張，而在於透過提升防衛實力來降低衝突發生的機率。
唯有讓中國清楚理解，動用武力的成本極高、後果難以承擔，交流與對話才有穩定存在的空間。這不只是軍事選項，更是台灣在當前安全環境下，必須堅守的基本風險管理決定。
（作者為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