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今天要繼續談1990年野百合學運。上集談到媒體的角色、以及野百合學運是如何開始的，今天要來講講教授。
上集談到在報紙用紅色標題慶賀國民黨內鬥結束後，原先答應出席討論國會全面改選議題的教授紛紛打了退堂鼓，但是，還是要給教授一個公平的評價，因為實際上教授在校園民主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之前提過的李文忠遭校方退學，教授組成的教授團是站在李文忠這邊的，還有我擔任學生會長時期所推動的一些議題，相當多的教授，包括長期從事環境運動的張國隆教授，還有張忠棟教授，這兩位教授不管學生情況有多不好，街頭有沒有人聽，都會前來支援和聲援我們。還有賀德芬教授、夏鑄九教授、張則周教授等等，張教授是農業化學系教授，我最近才從一些白色恐怖的小故事中得知，他當時因為參與讀書會遭牽連而被關過，還有黃武雄教授這一些。
成大老師出錢 讓學生們包車到中正紀念堂參加學運
當然，不只台大的部分，其它學校也有相當多的老師，包括教台灣史的楊碧川教授等等，很多校園內都有老師願意給學生養分。當時參與野百合學運的成大學生，現在已經在成大教書，他說當時是老師們出錢，讓學生們可以包車到中正紀念堂參加三月學運。三月學運的現場，教授們也組成了教授團，我們也給了教授一個靜坐區，許多演講也是請教授上台。後來變成名嘴的謝志偉，當時就是因為口才非常好一炮而紅，他當時在東吳大學也是屬於比較自由派的教授。
教授們很快的參與三月學運，並且在3月16、17日活動很危急，不知道能不能撐下去的時候，教授們發動了罷課行動，稱為「民主週」，請大家到中正紀念堂上課。當年這個行動很有用，所以在後來的「太陽花學運」，我也發起了這樣的行動，因為學生不上課還是會有壓力，學校的保守勢力也會記學生曠課，教授罷課也等於給了這個運動正當性。老師們就開始排班上台講憲政、民主體制等問題，對學生的幫助也很大。甚至學生在論述上被攻擊時，教授們也會動員寫文章。
不過，當教授參與後也發現他們完全不知道學生在做什麼？因為決策小組每天都躲在國家劇院或是音樂廳下面的空間開會，後來學生也認為應該要讓教授以及研究生的聲音一起參與，所以教授就組成了「教授顧問團」，學生投票通過聘請了張國隆、賀德芬、夏鑄九、瞿海源還有鄭村棋這幾位老師。瞿海源老師其實之前在台大學生行動中參與不多，會選擇他是因為聽說他與李登輝有協商過的經驗，當時的學生代表覺得可能也需要跟總統府方面討論，是否能接受我們的訴求。那為什麼有「研究生顧問團」？研究生不是本來就是學生嗎？可是當時學生的主力，像我當年是大四生，很多社團幹部都是大三生甚至是大一、大二學生，研究生因為平常比較沒時間參與社團活動，所以也不會是社團幹部，因為專心做研究，也比較不可能選上學生的校際代表，所以當時就覺得應該把一些很有能力與策略思考的研究生納入，組成「研究生顧問團」，來協助思考運動的方向。
學生和教授衝突 是「結構未知的必然」
當然這中間不是沒有發生過學生和教授的衝突，我認為這是「結構未知的必然」，因為教授年紀比較大，不能像學生一樣撐很久，而且在他們所處的位子上也覺得必須要對學生負責，就會傾向保守。因為我們當學生的不會想到自己的安危自己要負責，但教授很容易會想到學生的安危他們也要負責，所以在行動上相較於學生就會比較保守。在活動中有一、二個教授和學生的衝突，一個是針對學生所提出訴求的專業度，教授們對學生訴求的文字內容比較堅持，但是教授只是顧問團，不能參與表決。三月學運是台灣的街頭社會運動，甚至全世界群眾運動當中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因為它的決策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未來或許會有時間談談野百合學運現場的權力結構與民主機制。
有一次學生決定派人去見李登輝，在討論要提出什麼訴求和條件的過程中，就有教授堅持要用教授的版本，因此與學生起了衝突，引發學生抗議。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學生和教授的權力關係也有一些緊張，教授可能覺得他們比學生有經驗，但是卻忽略了學生可能覺得「民主」比較重要，學生已經做成決定，就算教授比較權威也不應該再來翻案。
再講到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最早確實是台大賀德芬教授所提出，現場的版本又做了一些修正，這個修正的故事也很有趣，我們之後再談。教授在校園的議題上其實是和學生結盟的，因為有學生權、大學自主、教授治校等議題，這部分是結合在一起，共同面對校園的黨國體制。可是教授又有自己的行動，譬如以台大為例，當年自由派的老師們組成「台大教授聯誼會」，但後來被國民黨的教授搶去了，因此自由派的這些教授就沒有再籌組組織，直到現在我們又回到台大擔任教授後，才有一個真正的教師工會，也就是「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因為教授雖然聽起來高高在上，但其實也是大學體系的受雇者，也有一些大學內部的勞動權益的問題，尤其現在很多學校都要衝「頂尖」、衝「卓越」時，老師的權益經常會受損。
在校園內老師和學生可以結盟，但走出校園後，教授的立場卻不必然與學生一致，但是華人社會有一種尊重知識份子的傳統，例如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運動，大學教授因為平時與學生有情誼與思想上的交流，也在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台灣也有這種知識份子參與的傳統，因為相對於政黨來說，知識份子佔的優勢是沒有所謂「既得利益」。當時的民進黨也常被抹黑為爭取權力，反而教授和學生因為在形象上代表著知識份子參與政治、批評時政的傳統。也因此教授與學生在台灣重要的國會改造行動上，反而有了共同的位子，但回到師生關係，又有一點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專業上教授比較有權威，學生則受了西方民主的訓練和思維，認為民主比較重要，與教授之間應該是平等的，而且這個運動是學生運動，應該以學生為主，這些問題很有趣也很微妙，但是在三月學運上，教授其實扮演了重要角色。
教授在校園民主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管學生情況有多不好，街頭有沒有人聽，都會前來支援和聲援我們。 圖：邱萬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