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含去世兩個月了，社長臉書預告的「跳樓搞直播」也一周了。事過境遷後，重新再讀社長自己公開的信件，以及奕含生前在臉書提到的退稿。兩相對比，不爭氣的眼淚掉下來了。就算坐在網路前的你，從來不曾出過書，也沒當過編輯，但只要懂中文，也能比較出在退稿的互動中，奕含的情緒比社長節制多了。
奕含生病了，她在稿子裡就直言無諱，社長看過也一定知道，而且在「你什麼都可以告訴我」的循循善誘下，一定說的比寫的更詳細。無奈台灣出版圈太小，圈內人心知肚明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情緒勒索」伎倆，但又鄉愿的不予置評，最後當然只剩網路上的無知鄉民在亂戰。
本來「有多少權力，擔多少責任」是最簡單的職場倫理，如今卻在出版業成了絕響。因此掌握權力的主子，對於不聽話的新人，下手能這麼狠，卻又包裝得這麼溫柔，事後還要撇得一乾二淨，面對各種質疑，仍九「死」（無論真假）不悔的永遠以先知及完人自居。
任何職場裡的當權者，都有三個面向，一是對喜歡的人或不敢得罪的人，二是對不喜歡且敢得罪的人，三是對不相干的人。所以急忙趕來護駕的作家們，不斷形容社長是個怎樣完美的大善人，就像在輔大性侵案裡，夏林清的門生們持續轟炸：「不會啊！教主平日對我就是這麼好，所以教主是大善人，她一定不是這樣講（或這麼想）的」。
沒錯，教主賞識的門徒，看到的第一面向就是如此，那不是教主裝出來的，也不是門徒有心說謊。但有點職場經驗的人就知道，當權者的第一面向，絕不等於第二面向與第三面向，換誰來當權也一樣。偏偏在本案中，奕含是在第二面向（雖然一開始也在第一面向），要不對社長有怨是很難的；而我等鄉民案發前，對教主則是不相干的路人甲乙丙，歸屬第三面向。
因此，無論護駕作家們的文筆多華麗，故事多曲折，永遠感動不了像伊格言這樣位於第二面向的作家。至於對第三面向的鄉民來說，這些護駕作家的抒情文，都只能當作文範本。甚至即使同在第一面向的作家，也可能不屑；「幹，比我還會捧！」或「糟了，怎麼比老子動作還快」。
（一）出版業該怎樣「在商言商」？
出版無法迴避商業，尤其組織到了寶瓶這樣的規模，勢必「在商言商」；但除非是只出寫真書或藝人書的出版社，對文學作者的「在商言商」仍要包裝。然而無論怎麼包？怎麼裝？一開始的話術，就必須坦白承認。無奈的是，社長去年面對奕含與今年面對鄉民，為了站在道德制高點，始終只能堅持自己是完美的、至高的與純愛的，以致陷入了今日這困局。
出版社要「在商言商」，退稿就不該拐彎抹角。社長若害怕奕含的身心狀況無法配合出書後的行銷，應該直接對作者都表達「我害怕，因為你無力配合」，或「這是公司的共同研判，怕你配合不上」。
編輯害怕是正常的，就算沒精神病的性侵受害者，也不見得能承受公開身分後行銷的沉重壓力；更何況一個資深編輯面對新人作者與她的書，擁有的是不對等的權力，因此更不該隱瞞自己的害怕。
但社長對奕含退稿時，始終不願這麼說。因為一旦說出了「我怕」，就顯示第一︰「我」之前的看稿不週全；第二︰「我」前幾次接觸作者時，看人不夠精準；第三：「我」在公司內擁有的不是絕對的權力。這些也都是社長至今仍在堅持的完美形象。
每個當權者對權力的眷戀程度與運作方法都不同，所以社長退稿時，選擇的是躲在權力背後，反覆裝模作樣的關心，到最後一刻還堅持「這不是退稿」，或「我是為了你好」，甚至「我不幫你是因為我要幫你」。
要見主治醫生究竟是社長先提？還是奕含先提？社長後來對《報導者》解釋的也前後不一，可見她也警覺了這舉動很荒謬。但即使奕含都說沒關係了，願意承擔出書後的一切，甚至跟主治醫生談也無妨。社長這時乾脆耍賴，即使已找過奕含先生了，仍丟出「怕你父母無法承擔」的推託理由。
其實這時社長心意已決，所以就算奕含父母也同意，社長仍會再找三姑六婆，只要奕含身邊有一個人遲疑，她就不用承擔退稿的責任。因此社長要用各種「溫柔關心」的語氣，歸咎於奕含有病，歸咎於奕含的家人不放心，反正只要能逼奕含自己乖乖知趣，拿回稿子的責任就不在於「我」，這不就是職場裡當權者有權無責的行為模式嗎？
（二）出版業該由誰來退稿？
在商業考量下，社長可以名正言順的退稿，但她又不想承擔掌權者誤判與反悔的罵名，也怕之後有人笑她的行銷提案市儈低俗。其實只要一篇制式退稿信，或是讓公司另一個人去轉達，寶瓶也不是只有她一人，往上有發行人，往下有小編，人人都能代勞。
但退稿找其他人做，社長就無法在這事上合理卸責，所以，最後用的是不惜麻煩，自己出馬以「準備好了沒？」來逼奕含知難而退。出版不就是作者只負責文字，至於交了稿之後有沒準備好，應該是問出版社，不是問作者吧？但經驗老道的社長，為何又要反覆這樣問？
奕含年輕貌美，文采又高（但絕非頂尖也是事實），偏偏又不聽擺布，對書籍行銷有自己的想法。換成醜男如我，還不致太挑戰社長的權威；但對美人遲暮的社長來說，奕含這麼做就犯了天條。所以社長不用制式退稿信，要反覆用自以為是的上帝視角，或者父權的姿態，指責奕含有病，讓她自己知趣拿回稿子，這不就是出版界對新人作者的權力運作第二面向嗎？
事後檢討起來，奕含與社長顯然都有情緒障礙。但好強且擁有絕對權力的社長，不願承認自己在商業上的誤判，寶瓶內部也沒有這樣的權力制衡與檢討機制。結果奕含的書在游擊出版後，沒用社長原來那套庸俗的行銷模式就5刷了（去世後更無法計數），讓感到挫敗後的社長更失去了理智。
（三）出版業該怎麼退稿？
每一個被退稿的作者都會積怨，不是有精神病的作者才會這樣。從前我在文經社當編輯時，因為願意為新人出書，僥倖大賣後會引來更多的新人投稿，所以我們退的稿比接的稿要多3至5倍。
公司規定編輯退稿時一定要有詳細紀錄，尤其是擬了出版企劃案或與作者洽談之後才退的，紀錄的項目更多，但多年來我也看過很多年輕且比我有才華的編輯頑抗或輕忽。退稿後仍要追蹤，萬一投稿者日後在別家出書，第一時間立刻電話或MAIL向作者恭喜，甚至還要向新出版社恭喜。新書發表會有空就一定參加，還要第一個買了書請作者簽名。
但社長這種不服輸的人，大概也不會這麼做。她若在奕含出書時，立刻獻上祝福，今天絕不是這種局面。好強的她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寶瓶的商譽。她會好強到連《報導者》這樣沒點名的報導都自覺被辱，反覆強調自己才是深思熟慮的幕後大善人，這套「精神病出書就會死，奕含果然死了，我做的才對吧！」的奇怪邏輯，讓她最後變成左手打右手，自我毀滅。
《報導者》是一些主流媒體放逐者組成的非商業網媒，游擊文化是一群年輕人瞎湊出來理念型出版社，伊格言是個金字塔頂讀者群的作家，這三股力量在網路加起來，也不及過去的九把刀與今日的朱學恆一人，究竟要怎樣發動鄉民？就算能發動，社長麾下的作家與交往的記者何其多，無組織的鄉民是要怎麼霸凌她？
但矛盾且可笑的就是護駕作家們，反覆呼籲鄉民別再發動道德聲討，出版業有商業考量很合理；偏偏社長卻又堅持站在道德制高點，強調自己不為奕含出書是先知、是大善人；暗指接手出版的游擊文化，才是害死奕含的兇手。這就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釋昭慧穿著袈裟，詛咒檢討慈濟的人都會得喉癌舌癌。反差太大的言行，必然引來鄉民的反撲；無論過去做過多少好事，一夕之間也化為烏有。
到了今天這地步，社長真的應該好好檢討，她身邊真正愛她的人也應幫她檢討，尤其寶瓶內部更應嚴肅檢討，在這次事件裡，編輯與作者的互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權力運作會失控到比無組織的鄉民還「暴走」？就算什麼也不做，最少也要為編輯開一門「怎樣寫退稿信」的課程，而不是有權無責的一味將退稿原因歸咎於新人作者。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奕含已息了地上的勞苦，回到那不再有病痛折磨她的國度。經歷了這段風風雨雨，奕含短暫的一生，能提醒我們的就是社長送給奕含的那句話：「歡迎來到成人的現實世界」。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