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平面媒體當過攝影記者的謝三泰，最近剛出版一本攝影集《走拍台灣》，在翻看每一張照片時，腦中一直想起德國導演溫德斯在他的攝影文集《一次》中說過的：「每一張照片都可能是電影的第一個鏡頭」這句話，對照謝三泰觀景窗下的一張張充滿台灣各種生命姿態的風景，觀看的人彷彿也能想像照片中那些人、那些事，以及他們等著被開啟的人生故事。
《走拍台灣》不是謝三泰第一本攝影集，之前都是由政府或者NGO幫他出版，但這本則是第一次由出版社幫他出書。看到允晨文化出版的新書有一點被嚇到，封面用磅數很重的硬紙鑲上一張原住民小女孩俏皮在鏡頭前舞動肢體的相片，整本書的設計，就像是一件被精美裝幀的相框。
要出這本《走拍台灣》，謝三泰也有自己的掙扎，一方面很怕朋友為了出書而賠錢；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東西不是很有信心，總覺得「好的照片要有歷史意義！」再加上攝影從底片相機發展到數位相機，甚至到手機相機，要進入攝影的門檻相對低了，每個人都可以在社群媒體發表自己的作品，謝三泰就說，「我一直覺得，我拍了一張照片，po在臉書，那就是發表了」。
如果說是被什麼觸動一定要出這本《走拍台灣》，謝三泰說，每天在臉書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一些地方打卡，上傳美食、旅遊照，這些都無可厚非，但他一直在想，拍照都這麼普及了，若能鼓勵大家拿起相機關心你的周遭、關心家人、朋友，把一張影像建構到有意義的地方，那就是這本書存在的價值了。
謝三泰說，拍照本來就是為了能夠傳遞一些訊息，同時透過鏡頭去了解你所要關心的事物。尤其現在媒體這麼發達，大家都可以在家發展自媒體，喜歡拍照的人，面對這個優勢，更應該利用相機去講自己的心情、關注這個社會的很多議題。
一個一開始是用底片認識世界，到後來面對數位相機、手機相機的相繼出現，謝三泰提到自己其實也有莫名抗拒這些東西的時候，因為技術門檻變低了，「你只要會按快門就好了」。過去那種裝填底片、在觀景窗琢磨很久最後按下快門、進暗房沖洗，等待照片洗出的過程，以及看到成品瞬間的某種成就感，是現在用數位相機的人很難體會的。
雖然曾經歷過抗拒期，但終究他還是隨身帶著數位相機。「我已經10年沒拍底片了」。不過，謝三泰仍有老派的堅持，就是不用手機拍照。「我還是喜歡透過觀景窗，在框框裡，思考的焦點比較集中，這是習慣。」
談到這本攝影集中的作品，謝三泰提到中華商場那張照片，26年前，博愛特區被鐵蒺藜封鎖，他從中華路跨過天橋，突破人群、突破封鎖線，想要回報社發稿，看到那幕非常感動。當時抗議現場在中山堂，那天裡面吵吵鬧鬧非常熱鬧，對國家來講，那是一件大事，包括主張總統直選跟國會全面改選的民眾都圍在中山堂外面，老實講，那天的新聞焦點應該在那裡。
謝三泰當時在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他說，「我出來之後，經過中華路，看見那一幕，哇！這些小朋友終於擁有他們家的門口埕，在一輛車都沒有的中華路上打棒球，他們一輩子可能只有享受這一天的自由，所以我按下快門。」回報社跟總編輯力爭，建議用這張當頭版照片，總編輯最後被他說服了。
來自澎湖的謝三泰，也紀錄了不少家鄉勞動的身影。拿著簡單的耙子，在自家附近的潮間帶採集海螺、蚌、海菜、海蟹的婦女；或者是在吹著強烈東北季風的空曠公路上，只見一群將自己從頭到腳包裹緊緊的、前後擠成一條縱隊的婦女，透過身體交錯所形成的風阻勉力前行。
謝三泰說，「這些都讓我想起自己的父母，他們過去的生活就是這樣。」對於所看到的人物或事物，會觸動自己去按下快門，是內心有些感動，那或許是過去經歷過的生活背景、生命過程，卻在某一天在不同的地方呈現同樣的場景，「你會想把它複製下來，等於在複製你的心情。」
被問到最喜歡的攝影師，謝三泰沒有思索太久就給出答案，是曾到日本熊本縣水俁市長期拍攝水銀中毒的尤金史密斯。謝三泰說，「把問題點出來就好！」藉由影像讓大家有一個反省或了解的空間，那就夠了。
採訪後記：
還沒去採訪三泰前，就聽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提過，為了出這本《走拍台灣》，他還曾被約到pub，一邊喝酒、一邊被三泰「口試」好幾個小時，「逼問」他對編輯圖像書的概念，最後才讓三泰點頭，同意允晨出版。
採訪當天，為了拍一張被訪問者的照片，拿了還沒成書的大樣、順手翻了一頁當前景。這時，三泰開口說「這張不適合」，他自己翻了一張小男孩站在海邊公車站牌下等待的照片，然後說「這張比較像我」。所以就有了這張照片。
這些，都很像三泰。外表給人隨和的印象，但內心卻有種莫名的堅持。就像，人手一機，大家都用手機在拍照、傳輸到電腦，就可以立即發布，追求速度的現在，他仍堅持不用手機，一定要透過相機的觀景窗看世界。那或許，也是老派抵抗科技世界的另一種浪漫堅持。
由允晨文化出版的《走拍台灣》，整本書的封面設計，就像是一件被精美裝幀的相框。 圖：劉桂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