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學運期間,最嚴重的警民衝突莫過於3月23日爆發學生、群眾佔領行政院事件,被視為事件「主角」魏揚的媽媽、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回顧去年學運的過程時表示,太陽花學運在過程中應該要避免「英雄迷思」,並貫徹「退回服貿」的運動主訴求,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去年3月23日,為了協助佔領立法院議場學生動能弱化的困境,上千學生與群眾晚間衝進行政院,還佔領部分樓層,但24日凌晨隨即遭警方強勢驅離,許多人甚至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當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召、清大社會所學生魏揚剛從新竹回到台北,在得知行政院被攻佔後,魏揚趕到現場臨時接下指揮棒,意外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甚至一度被警方與檢察官視為「首謀」。

楊翠對於兒子在佔領行政院事件後,一度被議場內學運指揮系統切割依然十分介意。她認為,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學生,很多人事後都沒有公開出面喊冤,這些人的情操反而更偉大,值得敬佩。

以下為楊翠接受《新頭殼》專訪的主要內容:

問:318學運滿周年,現在看起來妳覺得運動算不算成功?

楊翠:318的訴求最後沒有達成,就不算成功。但運動過程確實對社會影響很大,像是性別等議題就有更多人關心,去年底大選也看到很多年輕人出來投票,顯示年輕世代跨越藍綠意識形態框架的台獨論述,正逐漸跟世代正義論述相結合。

問:觀察318學運以來一年的變化,你覺得運動當下是否有決策失誤之處,或者可惜未能達成的目標?

楊翠:318學運後期的發展似乎變成按照主流媒體期望的腳步前進,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學運一開始被罵、汙名化,但隨後當社會開始恭維「你是英雄」後,運動就走入迷思。社會高度關注後,反而讓原本堅持要退回服貿的訴求倒退,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在立法院外面,其實有很多籌碼可運用,當初如果把「退回服貿」的訴求咬得更緊、不要退縮,其實是有可能達成的,但現在卻只講「兩岸監督條例」,有點可惜。

另外,台灣媒體也有很多問題,以前社運不會依賴媒體,也不會要求主流媒體報導運動的訴求(因為媒體根本不會報導),但反而可以讓行動做好。318學運期間,在媒體開始關注之後,一定有部分行動會變成「展演」。另外,3月30日遊行有高達50萬人上街,最後反而也成為一種壓力,媒體好像開始用「人數」來定義運動的成功與否。例如去年6月26日魏揚與夥伴在烏來阻擋張志軍的事件,明明就是秘密行動,卻總有人問我說為什麼只有幾個人去參加!

問:剛剛提到的「英雄迷思」,指的是什麼?

楊翠:「英雄迷思」對運動有很大傷害,在323行政院事件中,魏揚算是擦槍走火,是無法自我決定的,但318是可以自己決定行止的,英雄要不要一直站在媒體前面?舉例來說,當時議場發言人一開始是黑島青的黃郁芬,但其實她沒有在核心圈裡,這就很奇怪。此外,英雄迷思也涉及權力分配和個人展演的問題,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3人的口才都不錯,但他們卻沒意識到「英雄化」的現象已經造成,我是蠻遺憾的,他們應該要自制。

要避免「英雄化」有很多辦法,像發言人可以輪流,避免某人從頭到尾在媒體面前,雖然媒體會一直去找林飛帆等人,但若他們不對媒體說話,媒體也無可奈何。在整場運動中,有些人其實有點惆悵,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找不到清楚的定位。

有關英雄意識的部分,魏揚比較有自覺,比較沒那麼突出,行政院事件後,議場那邊其實曾找魏揚回議場,接受大家的歡呼,但魏揚就反問「為什麼要回去?」最後也一直都沒回議場。其實,魏揚沒那麼喜歡面對媒體,也討厭談話性節目(因為往往話講到一半就被剪掉了),所以他一開始就選擇離開議場,後來手機掉了之後,他也乾脆換掉號碼讓記者找不到。但我覺得,他有時候表現得也太「over」了,因為魏揚身為總召,對黑島青這團體還是有責任,若媒體始終找不到團體的負責人,會誤以為黑島青垮了,所以這時候,「個人的突出」還是必要的。

行政院行動那天,魏揚一開始被極度汙名化,當時我還很擔心魏揚會不會被K、暗殺,因為我發現路上每個人都在罵魏揚,沒想到魏揚被無保請回後,媒體輿論轉向,路人就突然變成對魏揚豎起大拇指,還稱讚他「勇敢!勇敢!」當時我就覺得這種演變很可怕,原來媒體對人的影響那麼大。

問:行政院事件發生時,議場內一開始採取「切割」的態度,對於魏揚被切割的想法?

楊翠:這事情我到現在還是很care,很生氣。如果可以為香港的佔中運動去聲援,那行政院就在立法院隔壁,為什麼還要切割?一直到事發12小時,隔(3/24)天下午議場才開記者會表白,要跟行政院同伴站在一起,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議場內的人就是去查魏揚倒底有沒有參與策劃佔領行政院,在發現魏揚沒有參與策劃後才開記者會,最大的傷害應該是這個(切割)了。但魏揚在看到那麼多人遭警方毆打後,他覺得被議場內夥伴切割已經不是最嚴重的事情了,但參與行政院佔領行動的人在當下發現被切割時,都是很在意的。

問:對於切割,事後林飛帆和陳為廷曾多次公開道歉,可接受嗎?

楊翠:不是說因為我兒子在裡面,這要去問運動者怎麼想,這是他們的問題。但從運動倫理來說,你(議場)說別人沒有運動倫理,其實當時自己也沒有;當你說國民黨這樣,但自己卻也同樣一般。

事過境遷之後,我很佩服這些被邊緣化的學生,他們做的事不會比議場內的幹部少,反而才是做得久,也有很深刻的思想。例如社科院派學生在行政院事件後不僅完全潰散,還要承受社會罵名,壓力非常大。事後,我私下觀察這些學生,發現他們就算有怨念,也僅會在臉書上自嘲一、兩句,不會公開出來講,還有人自己躲起來養傷,修為非常好,若是我一定辦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們,這些人才是更偉大的英雄。

問:魏揚事先有沒有跟你講烏來的行動?

楊翠:從2013年7月31日反服貿行動之後,魏揚對所有行動都不會事先跟我說。我也是在烏來事件後才發現,原來行動前那幾天魏揚都沒發臉書,而黑島青成員賴品妤也公開徵求鐵鍊,這些跡象間接透露了訊息。

當時記者拍的烏來現場影片中,看到警察強拉鐵鍊、麻繩時覺得相當震撼,但也明白他們(黑島青)事先有分工、場勘、理性籌劃,是一場有覺悟的行動。張志軍來台的抗議行動其實到處都有,不過,烏來這場行動事後證明,蠻有效的,也凸顯很多問題,包括警察妨礙媒體採訪權等。

問:兒子常常從事高強度的社會運動,會不會因此而怪兒子?

楊翠:不會,因為我瞭解前因後果後,知道這些都是思考周延的行動,也瞭解這是秘密行動。雖然煩惱一定有,這一年來我每天都還是很煩惱,但認同跟煩惱是2件事情,作為母親,不能讓兒子不做任何事,不論從事社運或是談戀愛都一樣。

烏來事件當天深夜,魏揚從北檢被放出來後有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問魏揚為什麼這樣做?他笑笑回答說,「社運有各種策略,這是我們思考過後的決定。」我想,他們可能把辦大型活動的經費都花在自己保金上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