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協議在學生霸佔立法院與五十萬人上街後，總算讓馬英九總統不管是真情也好、是假意也罷，態度已不再像當初這麼野蠻。但回頭看這起爭議的起源，早在 去年國策顧問郝明義就因協議造成出版印刷業的衝擊，多次溝通無效後而辭職抗議了。 　　

然而至今別說是其他行業，連出版業本身都有些先進與官方口徑一致，只是老調重彈的要我們「不要怕競爭」，甚至寶瓶的朱亞君小姐還說：「我們很多作品都 在中國銷售啊!! 我們的教養書，心靈勵志書，全部都在中國出版啊，並沒有因為意識形態而賣不過去啊!!」 　　

雖然朱小姐也是出版業的先進，但既然對出版業裡台灣的白色恐怖或對岸的紅色恐怖都沒經歷，就不該越界來談論這件事。我深恐外界不理解我們出版業實務， 以及言論自由在這島上是前輩們怎麼辛苦爭取來的之前，就被這些業界先進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給「河蟹」過了，只好來當個烏鴉。 　　

我寫過十本以上的書、當過二十幾年的編輯，少年時還當過撿字工與印刷工，在這行業裡也不算太資淺了。因此討論出版業裡這些白色恐怖史時，也就不來搞什 麼溫良恭儉讓的矯情姿態，有得罪處先致歉。 　　

大家別以為出版業打著文學的名號，就能免於白色恐怖。隱地的《漲潮日》、王鼎鈞的《文學江湖》與蔡文甫的《從０到９的九歌傳奇──天生的凡夫俗子》， 三位外省籍作家的回憶錄裡，都提到自己被兩蔣鷹犬糾纏的經驗，尤其王鼎鈞描寫的案例得更多更詳細。但在討論言論自由史之前，請容我說幾段親身經歷。 　　

戒嚴時代兩蔣在學校裡抓學生說「方言」（其實就是只抓台語），我們班有幾個同學因為在家裡長輩都說台語，他們幾個只要在一起，台語就常脫口而出，所以 很容易就被罰。但另有幾個眷村來的孩子，因為根本不會說台語，所以從未被罰過，每次都還去檢舉同學（就像馬英九當年在美國留學時、對保釣、台灣同鄉會同學 幹的那種「大義滅親」）。 　　

三十多年後在同學會上，有位同學提起當年在班上說台語被處罰的往事，旁邊這位專程從美國回台的眷村同學，就堅持校方只是推行國語，沒有說方言被罰這種事，因為他從未見過，也從未被罰過。兩個人從一開始還都用國語爭論，到最後變成一個用國語、一個用台語對罵，沒有我們幾個人眼明腳快的擋在中間，他們早就打起來了。之前就算是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我們的同學會也從不曾爆發過這麼不愉快的事。 　　

當場我不發一語，幸好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寫日記，回家後我找出當年的日記掃描後，在我們的網路社團裡公布，大多數同學留言也都接受了我的看法，當年班上真的有過語言迫害，同學之中也有「落扒仔」。（不過那位眷村同學從此沒參加過同學會，連我們的網路社團也退出了。） 　　

有些業者的出版品，從沒在對岸被禁過，那是他們的「本領」，我佩服，卻也有點惋惜。但人各有志，這部分可略而不提。然而就像神豬家族持股的小銀行能在 對岸拔得頭籌，不代表台灣其他金融業在對岸都有此榮幸，籌畫更久、花錢更多的富邦與中信這兩家，早就心裡在淌血了。不會說台語的眷村同學，堅持從前不會有人因為說台語被罰，這種鬼話有人能信嗎？ 　　

台灣從前與對岸現在的出版檢查，就跟從前電影檢查、流行歌曲檢查一樣，都是那些鷹犬在胡搞，完全沒有邏輯、沒有標準。有些業者為了怕麻煩，乾脆自我閹 割，本來入宮當太監只規定要割掉陰莖，後來被搞到大家連睪丸也自己先割了。對岸審書別說新疆、西藏、法輪功到恢復本聖經不能出、同性戀的書不能出，連談女 性性高潮的書都在被禁之列。 　　

我編的《女醫檢師現身說法-教妳高潮一直來一直來》，作者李雨薇是專業人士，任職於教學醫院，還是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理事。書也經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副會長與清華大學玉泉醫院性醫學科主任醫師馬曉年審閱推薦，本來在大陸國營出版集團出版，書號有了，編好都要上機印了，忽然被喊停。 　　

這本書在海外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我們手上，出了正體字版，在台灣銷沒多少，但出口香港卻多了好幾倍（上萬本都是賣斷），先後也有三家大陸版權代理公司來談，但兩年後仍然沒一家談成。可笑的是作者卻在淘寶網上買了大陸幾種不同的盜版，我們相視只能苦笑。中國出版業的現況，就跟台灣戒嚴時代一樣，但一談到出版，業界總是有太監要來指導皇帝怎樣享受性生活，讓我既無奈又悲憤。 　　

先父的同學汪廷瑚，出身皖南書香世家，隨軍來台後因寫作得罪高官，被警總保安處抓去後，不經軍法處審判就直接羈押於綠島。鷹犬逼他寫了悔過書就放他回家，但他脾氣倔強，始終不寫，就這樣沒判決卻被關在綠島。 　　

十五年後，綠島指揮官換了脾氣更倔的周書府（就是周錫瑋的爸爸），要求汪廷瑚在被釋放回台前一晚，一定要寫下悔過書；汪廷瑚不從，周書府竟派眾多槍兵，以槍托圍毆擊斃，詭稱當夜暴斃，立即火化。在台同學們專程去碼頭接他，迎來的卻是骨灰一罈。 　　

《柏楊回憶錄》裡提到過汪廷瑚遇害的經過，我編的《科學，從好奇開始》，作者郭中一是東吳物理系副教授，他在序中也提到父親與汪廷瑚不只是同學，還是同鄉，因而親見原本要接人，卻接到骨灰的「鬧劇」。 　　

汪廷瑚不是政治人物，與先父一樣只是個流亡在台的外省賤民，多年來除了謝聰敏，我也沒聽過任何綠營政治人物提到過他，但他卻是比鄭南榕更早為台灣人言論自由而犧牲性命的烈士。台灣的出版自由，是歷經多少人的犧牲，才換來我們現在這點小確幸。未來台灣出版業的言論自由空間，是否會因中資或明或暗的登台而縮減，我不敢說，但我也不想冒這個險，我再也不要回到兩蔣那個苦悶的年代了。 　　

其他同業要賺錢，我管不著，那是他們的「本領」；但我不忍見堅持言論自由的汪伯伯，這麼一個外省知識份子的鮮血，白白流在綠島上，今日卻還要忍受台灣 其他出版業的先進，在此說風涼話。我就是不相信台灣人的良心，會比不上出版業其他先進在大陸賺到的那一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