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外長王能祥 憨膽催生台灣關係法

新頭殼newtalk | 孔德廉 台北報導
1970-01-01T00:00:00Z

1979年台美斷交、風雨飄搖之際,美國卻在數月間制定了一部「台灣關係法」,確立了台灣往後30多年的政治穩定格局。在其間斡旋促成聽證會舉行和此項立法,有台灣地下外交部長之稱的王能祥透露,當年主持法案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Claiborne Pell),曾在二戰之後差一點就當上台灣民政長官,「他如此投入促成立法,可能跟這段經歷有關。」

新頭殼開放編輯室節目今(30)日專訪台灣旅美民主人士王能祥,高齡已經80歲的他,談到當時他在美國促進「台灣關係法」的種種歷程時,仿如歷歷在目,更首度披露了當時不為人知的一些運作內幕。

王能祥表示,在台美斷交之前就已經出現許多傳言,他對國際政治外交並不很懂,憑著一顆愛台灣的心和憨膽,他透過朋友找到當時還是菜鳥的眾議員李奇(Jim Leach),向他說明了當時台灣內部的種種狀況,熟悉國際政治的李奇也非常熱心,願意一手包辦。

不僅如此,王更找上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Claiborne Pell) (當時為資深參議員)就台灣要求民主自由的立場進行商討,並以「郭雨新」的名義寫了一份報告;透過這份報告,王能祥不僅在「台灣人權聽證會」上向美方表示,台灣人的將來應由台灣人自己決定,更強調美國應該主動照顧逐漸興起的台灣進步政治勢力。

王能祥說,二次大戰後,美國對台政策有兩套版本,分別是海軍版和陸軍版,如果採取海軍方案,當時在海軍服役的裴爾將會成為台灣第一任「民政長官」,但後來美國政府選擇了陸軍方案,也就是由麥克阿瑟主導,因而與台灣錯身而過。

王能祥表示,當初他找裴爾協助時,並不知情這些過往,知道後,才理解裴爾為何如此用心為台灣關係法而努力,可能是為了彌補後來台灣發生228事件、白色恐怖的遺憾。而且,裴爾當時決定以「國內法」立法,讓他大感不解,後來看到此法對美國形成必須承擔保護台灣的義務,讓中國無法插手的情形,讓他更加佩服。

大學時代就讀台大政治系,到美國改行成為會計師的王能祥表示,他小時後印象最深刻的是,家裡掛了兩面國旗,一面是日本的太陽旗,一面是日本人所謂的狗旗,也就是清國旗。

這讓他對台灣的國籍問題從小就感到困惑。

後來到美國留學,當時在美國只有一個「中國同學會」,而由其他台灣人組成的「台灣同學會」則不被學校所承認。在王能祥接任這個地下同學會會長不久,他向催促學校召開了「聽證會」,接受口試,竟取得所有30個委員的認同,將原本地下的台灣同學會轉變為真正的台灣同學會,大家都稱他是台灣人的「黃埔軍校校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3年他擔任台獨聯盟外交部長,開始與美方進行交涉,並積極尋求美方的援助;首先,王能祥便提出「政治台灣化」的主張,針對台灣的「萬年國會」問題,他向時任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表達了應該改革的意見,透過美國的壓力,促成了上未全面改選之前的台灣國會議員「增額補選」制度。

王能祥表示,後來,在一場美國國會對辛巴威的「多數政治」外交政策宣示的場合,該位外交委員會主席藉這個機會,表達了不只非洲有少數人把持政治的情況,在亞洲的台灣,同樣出現這種現像。他這一席話,讓王能祥十分感動。

前外交部長黃志芳日前在一場王能祥的八十壽宴場合中,公開推崇王能祥,認為雖然他是地下外交部長,卻比他們這些好幾任的正式外交部長的貢獻還更大。篤信基督教的王能祥表示,以往的人多各掃門前雪,但台灣人應該要「兼善天下」,互相照顧經營台灣的未來。他相信沒有什麼難關是過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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