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法國政治學者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出版了《風和日暖》一書，探討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改變，引起很多的迴響和討論。2011年底，他又出版《中華「鄰」國》一書，從海峽兩岸的歷史、認同政治以及地緣政治三個面向，重新詮釋台灣歷史際遇和身分變遷。高格孚今(4)日接受開放編輯室專訪時表示，他不同意在與中國交往過程中被「邊陲化」或「邊緣化」的說法，他在書中所謂的「台灣閾境性」讓台灣也成為可以自己決定未來的「主體」。
高格孚比較了1680年代明鄭時期的東寧國和現在的中華民國，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相同的是在台灣都存在一個由大陸帶來中國認同的政權，都面對一個在中國大陸日益強盛的統治者，都曾經想要「光復大陸」，卻因為相對變弱，面臨必須調整對中國大陸政策的難題。當然一定的「地緣政治邏輯」也還在繼續運轉。
不一樣的是，當時大清康熙皇帝還沒有「收復失地主義」，原本想的只是要把鄭克塽的東寧國，「掃到歷史垃圾堆」裡，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視台灣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台灣方面，高格孚指出，最大的不同在於中華民國已經有主權不能放棄的問題，然後更重要的是台灣已經有了民主體制，不是鄭克塽一個人說了算。
高格孚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年明鄭時期，馮錫範與陳永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勝利的是馮錫範強硬的「反攻大陸」路線，卻在澎湖一役戰敗後轉為「投降路線」。在相似處，高格孚提到現在執政的國民黨「親中不反統」的政策。不過，高格孚認為，國民黨的調整更為困難，它不像鄭克塽不須向人民負責，如果它不堅持主權，就有可能被選民換掉。台灣有選民、在野黨、媒體、甚至台商，都會對政府決策造成影響。
高格孚說明台灣對中國所具有的「閾境性」。他說，雖然「閾」指「門檻」，但他所說的「閾境性」，比較接近人類學「中介時期」或地理學上「中間地帶」的意思，不是建築物的一部份。他所研究的一個重點是想探討，台灣與中國特別關係中的「特別」，究竟是什麼。
他說，台灣海峽夠小，讓中華文化很容易進入台灣，但卻也保障台灣有自己的發展，而對中國抱持一種「批判性」的看法。過去四百年台灣所受到的影響，中國文化仍然是最重要，但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承認這一點，不管紅、藍、綠，都比較可以找到共同的空間。
高格孚強調，根很重要，但作為「主體」，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