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法國政治學者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出版了《風和日暖》一書,探討台灣外省人國家認同的改變,引起很多的迴響和討論。2011年底,他又出版《中華「鄰」國》一書,從海峽兩岸的歷史、認同政治以及地緣政治三個面向,重新詮釋台灣歷史際遇和身分變遷。高格孚今(4)日接受開放編輯室專訪時表示,他不同意在與中國交往過程中被「邊陲化」或「邊緣化」的說法,他在書中所謂的「台灣閾境性」讓台灣也成為可以自己決定未來的「主體」。

高格孚比較了1680年代明鄭時期的東寧國和現在的中華民國,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相同的是在台灣都存在一個由大陸帶來中國認同的政權,都面對一個在中國大陸日益強盛的統治者,都曾經想要「光復大陸」,卻因為相對變弱,面臨必須調整對中國大陸政策的難題。當然一定的「地緣政治邏輯」也還在繼續運轉。

不一樣的是,當時大清康熙皇帝還沒有「收復失地主義」,原本想的只是要把鄭克塽的東寧國,「掃到歷史垃圾堆」裡,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視台灣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台灣方面,高格孚指出,最大的不同在於中華民國已經有主權不能放棄的問題,然後更重要的是台灣已經有了民主體制,不是鄭克塽一個人說了算。

高格孚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年明鄭時期,馮錫範與陳永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勝利的是馮錫範強硬的「反攻大陸」路線,卻在澎湖一役戰敗後轉為「投降路線」。在相似處,高格孚提到現在執政的國民黨「親中不反統」的政策。不過,高格孚認為,國民黨的調整更為困難,它不像鄭克塽不須向人民負責,如果它不堅持主權,就有可能被選民換掉。台灣有選民、在野黨、媒體、甚至台商,都會對政府決策造成影響。

高格孚說明台灣對中國所具有的「閾境性」。他說,雖然「閾」指「門檻」,但他所說的「閾境性」,比較接近人類學「中介時期」或地理學上「中間地帶」的意思,不是建築物的一部份。他所研究的一個重點是想探討,台灣與中國特別關係中的「特別」,究竟是什麼。

他說,台灣海峽夠小,讓中華文化很容易進入台灣,但卻也保障台灣有自己的發展,而對中國抱持一種「批判性」的看法。過去四百年台灣所受到的影響,中國文化仍然是最重要,但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承認這一點,不管紅、藍、綠,都比較可以找到共同的空間。

高格孚強調,根很重要,但作為「主體」,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