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協助彭明敏於1970年出逃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將他在台灣救援政治犯的經歷撰寫成書，並以當年美國國務院嘲諷他的字眼「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作為書名。
對於當年美政府支持蔣介石政權、漠視當地實施的白色恐怖，以及如中國通費正清等人或美國大學要求學生不要研究、發表台灣政治現況等行為，唐培禮昨（8）日特別以二戰後批評教宗庇護十一世忽視基督徒受害的「陰謀的沉默」（Conspiracy of Silence）一詞來來形容。
1937年出生於美國的唐培禮，1965年奉衛理公會來台傳教。他不僅曾協助彭明敏於1970年出逃，1971年捲入一場事前不知的爆裂物運送案；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甚至回到美國後還被禁止取得護照，成為當時台美政府的眼中釘。
唐培禮說，來到台灣傳道，並非他的首願。書中提到，過去美國主流社會對於蔣介石夫婦的看法，主要是受「時代雜誌」（Time）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影響：是高貴的中國人在救星蔣介石領導下，力抗日本蠻族入侵。同樣地，他所屬的衛理公會的宣教雜誌「世界瞭望」（World Outlook）也曾以蔣氏夫婦做為封面人物，並以「基督徒統治中國」這樣口號為國民黨歡呼。
他說，直到他在柏金斯神學院從圖書館看到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和安娜麗.賈柯貝（Annalee Jocoby）合寫的「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談到中國政府的腐敗與無能後，才第一次挑戰了他對整個中國的看法。也因此，當他剛決定要到華人世界傳道時，他並不想來到這個蔣介石統治的台灣。但衛理公會最後還是把他們夫婦派來這裡。
等到他們來到台灣跟彭明敏教授會晤，親身體會蔣介石政權的白色恐怖後，他懷疑，為什麼多數的美國人並不知道這個實情。
唐培禮說，有一度他還認為，如果國務院知道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實情，他們應該會改變態度。但最後他發現，國務院其實是很瞭解的，甚至他們還對他說，「我們是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來決定的，我們需要台灣來抵抗共產主義」。
但當他來到這裡沒多久後，他就知道很多台灣人其實不認為所謂的「自由中國」，既非「中國」也非「自由」。
他也質疑為什麼有這麼多官員、美國學界、傳道士在台灣，卻沒有說出實情。有的還告訴他，不要去討論台灣的政治，否則會影響到他們來這裡的目的。很多優秀的美國大學還告訴他們到台灣做研究的學子「不要寫台灣的現狀」。這其中包括知名的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學生表示，費正清不希望他的學生惹上麻煩，以致於危害隨後學弟妹來這裡學習語言的機會。
同樣地，唐培禮也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傳道士來到這裡後，可以閉上眼睛不願意面對問題，卻說自己不願意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
因此，他以「陰謀的沉默」（Conspiracy of Silence，記者註：這是對於當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刻意忽視基督教徒在納粹、共產黨統治地區所遭遇到的迫害之質疑）一詞，來形容美國政府對於蔣介石政府高壓統治台灣的態度。
唐培禮說，他並沒有直接介入當地政治，去改變台灣人民對於他們政府的態度；他做的只是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他要告訴其他美國公民他在這裡的所見所聞，並讓他們看到台灣不同的面向。
1966年唐培禮在朋友引薦後，開始跟剛從獄中釋放出來但卻被24小時監控的彭明敏，保持密切互動。甚至還協助他於1970年以假護照搭機離開台灣。這段過程，不管當時的台灣、美國或中國都不知道。
哪知1971年，唐培禮夫婦卻在不知情下，因一件日本台獨聯盟幹部宗橡隆幸透過日人阿部賢一交付爆裂物原料給謝聰敏一事，遭逮捕並遣送出境。這也是當時首宗美國傳道士遭蔣介石政權驅逐的事件。
事後，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周書楷向美國國務院抗議說，「唐培禮與台灣人錄音帶裡內容說，唐一直鼓勵台灣人參與暴力反抗政府及其他顛覆行動。據稱唐還提供協助取得爆裂物」。
而國務院中國事務處長休史密（Thomas P. Shoesmith）則在他們的案子裡寫著：「在特別的不恰當時間點上，嚴重破壞（兩國）關係」，「在當今（在台灣的）美國留學生、傳教士當中，不乏對台灣獨立高度熱衷，心甘情願投入者，還以為自己是勇敢的一群撲火飛蛾呢！」
事後，美國政府不僅禁發護照給回國的唐培禮，還要求香港、菲律賓政府不要讓他入境。對此，唐培禮說，這跟當時的時空背景有關。他說，60年代末期，反戰興起，美國幾乎處於內戰狀況。
從解密後的資料，唐培禮也說，情治單位也在他的檔案上加註他是「恐怖份子」。而當他過去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們來到美國後，也都被 FBI約談問說，唐培禮是不是一個炸彈製造客？這個情形從他回到美國後，至少持續了5到6年。
唐培禮說，離開台灣後，1971-73年期間，他本來也有意到香港、菲律賓傳道，但國務院卻要求這些政府不要核發簽證給他。而他也認為，再跟台灣友人接觸，可能會危害他們，所以他也死心決定留在美國工作。
直到1990年，當他要跟兒子去倫敦度假，重新申請護照，卻一直等不到；最後透過三個參議員跟國務院查詢；結果參議員辦公室打電話來問，「你到底在台灣做了什麼？居然有很多關於你的禁止參議員接觸的檔案？」
美國政府當時是否有監督他們在台灣的行為？唐培禮說，2008年台灣駐華府資深記者王景弘告訴他，美國國家檔案局裡關於唐培禮的機密檔案就有一整疊。而檔案裡寫到當台灣政府非正式控告他協助製造炸彈時，美國大使館檔案裡加註，「根據我們瞭解（唐培禮）的大使館官員認為，他雖然傾向台獨，但不會是個暴力份子」。他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美國大使館監督他，但他認為，他們一定很嚴密的監督當時他在這裡的作為。
根據過去美國對台政策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忽視了台灣人的利益；而對於最近美國媒體有人投書，為了美國國債也可以犧牲台灣。對此，唐培禮說，從「陰謀的沉默」角度來看，這都可以以「符合國家利益」為藉口來做。
他不知道台灣會遭犧牲的可能性有多高，但美國怎麼可以說，犧牲、不顧一個民主國家、一個全世界第26大經濟體的台灣，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呢？他不認為美國可以決定台灣的前途；只有台灣人民可以決定他們的未來。他相信，這也是美國人民的信念。
到底當時美國政府僅是保持沉默，還是刻意支持台灣的白色恐怖？他說，從他所熟悉的國務院官員、CIA官員談話，在共產威脅下，他們認為先是韓國、後是越南，對美國來說必須不計代價的維持蔣介石政權不被共產黨掌握。他們當然瞭解蔣介石政府在這裡做了什麼。他們可能希望蔣介石不要這樣統治，但也沒有企圖去阻止，甚至還出售複雜的監控科技設備給台灣。
因此，他認為謝聰敏說過的話是對的：「美國政府不僅是保衛台灣海峽，也是保衛蔣介石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