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總幹事邱建生昨(4)日在台北的一場中國沙龍活動中表示，中國自從工業化之後，中國民工的問題日益嚴重，在城市和位居附近的城中村兩地，簡直是天上地下之別。他們成立社區大學，希望透過提供民工教育機會的方式，讓他們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
社區大學在台灣近年來蓬勃發展，成為社會進步的指標，但是在中國，也有一個具有中國原型的社區大學，即在民國20年由晏陽初發起的平民教育工程，這個平民教育的精神，結合社區大學的方式，近來在中國也日益受到重視。
邱建生此行到台北，主要來向台灣取經，拜訪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及南北幾個社區大學，了解實際的運作經驗。他表示，希望能夠透過教育的方式，改善中國民工的命運，不再遭受工業化之後的嚴重剝削。
不過，諷刺的是，邱建生說，多數的民工都在台企工作，而台企也是剝削中國民工最嚴重的地方。
邱建生在這場以NGO和媒體工作者為主的小型沙龍上表示，根據官方估計，沒有戶口的的民工約2億5千萬人，但實際上可能超過3億人。他們的特點是年輕，一般大約十幾歲，初高中就外出到城市工作，而且女工居多；工作項目主要是工廠、建築和服務業。其中以工廠為大宗，建築業則多年長一點。
邱建生說，中國推動所謂的新四化:市場化、自由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這四化，對農村文化衝擊非常大。農村沒有公眾生活，農業也不再生態環保，尤其在農村教育和人力資源上有很大衝擊。他比喻說，教育部就像信用社一樣，信用社從農村吸收資金，教育部則如抽水機，從農村抽離人才；教育產業化的結果，使農村走向破產。
他表示，農村的主力部隊大多跑到城市來工作，住在城中村裡面，隨便一個城中村都有幾十萬人。例如在廈門就有一個約十萬人口的城中村，生活環境非常的差。居住在周邊是工廠的地方，非常擁擠，住在一個小小的空間，沒有任何的去處。
邱建生說，這種城中村，可說是工業化後的產物。當地土地被徵收了，居民有的在路旁加蓋房子靠出租房過日子，這種出租房可以加蓋好幾層，一出門密密麻麻的都是，路都很小。邱建生說，這是另外一個中國；雖然離城市很近，但兩個地方，簡直是天上地下。
邱建生也表示，目前中國的社區大學成立工友之家，協助工人，但在中國還不是很普遍，非常少數。他也說，中國關心這些問題的，最早是圍權組織，從珠三角地方開始，那邊的勞工環境更惡劣，每天斷手指的事件以成千上萬計。
邱建生表示，圍權組織主要維護他們的勞動權益為主，例如討薪。但是資方往往和政府勾結，廣東前年還發生圍權組織發起人被老闆毆打的事件，也沒人在意。
邱建生說，圍權組織比較敏感，社區大學則是改良式的另一種方式，不直接對抗，希望透過教育，讓工人獲得公民意識，自己改變，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
邱建生說，他是在學校畢業後，偶然的機會接觸到晏陽初的思想，才投入社區大學的工作。至於目前的資金來源，他表示，主要來自海外的基金會，但即使如此，往往基金會一年捐了五萬元人民幣，過了今年，明年是否會再捐助，都是未知數。因此經營上也十分困難。至於中國大陸本身的企業，對此議題則更是很少關心。
晏陽初是中國著名的平民教育家，1920年他回到中國後，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製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轉到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並在長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不久他籌資組建了200所平民學校，先後招生2500餘人，在長沙實驗的全國識字運動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理論的第一次大規模實驗，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邱建生，1972年生，北京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總幹事，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副秘書長。曾擔任中國改革雜誌社從事編輯記者工作，在此期間組織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活動，舉辦鄉村建設論壇及沙龍。2003-2006年，籌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負責農村綜合發展實驗區工作，開展以合作經濟和可持續農業為主題的全國農民培訓，建立以促進城鄉公平貿易為主旨的城鄉互助合作網路。
從2007年至今，邱建生負責廈門平民教育促進專案，籌建廈門國仁工友之家、工人夜校，探討在城市化背景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新興產業工人的教育和發展問題。2009年籌建福建福前鄉村建設中心，主要面向南方農村開展以合作經濟及可持續農業為主題的培訓工作。
台灣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高如萍(右一)和多位NGO及媒體工作者，和邱建生進行對話，了解中國社區大學的發展。圖片來源:莊豐嘉攝影
中國沙龍發起人何宗勳與邱建生合影，並贈上由他書寫的「中國第一平民教育」書法給邱建生。圖片來源:莊豐嘉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