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主席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欲性侵下榻飯店的女服務生不成，反遭到紐約警方逮捕關進監牢，也因此錯過了與歐洲財政部長們在布魯塞爾的會議。這事件除了當政治醜聞來看之外，外界更關注的是誰將接掌史特勞斯卡恩可能丟掉的主席位子，這個話題讓IMF內部權力分配的爭議再度浮上檯面。
各國中央銀行是國內金融問題發生時的救星，但若各國央行都無法解決因國際金融行為所造成的金融危機時，IMF將扮演世界最後救星的角色，提出放貸計畫，挹注資金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協助其度過難關。
IMF最終目標並非營利，而在於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幫助各國維持匯率穩定，解決各國債務問題。但是IMF貸款常伴隨著條件，例如要求借貸國在收到第一筆貸款之前，必須先制訂並通過IMF能夠接受的國家預算，用以節制開支。這種「附帶條件式」的借貸政策被批評為帶有濃厚的國際政治味，尤其是IMF的放貸決策被抨擊為盡在滿足最大股東美國的要求，當發生危機國家的金融秩序與美國金融市場息息相關時，IMF會用最優惠，且附帶條件最少的借貸方式協助該國。
在1995年IMF對墨西哥的貸款就有這種現象，美國希望IMF能夠立即解決墨西哥的金融危機，降低對鄰近美國金融市場帶來的衝擊，然而其他大股東卻沒多大的興趣，大股東們對墨西哥危機的利益觀點不同，為當時各國IMF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s）的代表之間帶來濃濃的火藥味。
IMF各項決定需要執委會的通過，各國在執委會中投票的影響力是依據各國對基金投入的多寡所決定，因此票數加權後，前五大股東幾乎掌握IMF五成的影響力，大股東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法國，而其他大股東大多是已開發的西方國家，因此若金融危機將嚴重影響西方已開發社會的話，通常IMF會以較寬鬆的條件，大量地借貸，但若申請貸款的國家無關緊要，則貸款條件通常比較嚴厲，且金額不高。前者國家像是南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後者像是中美洲、中東與非洲國家。
根據學者Mark Copelovitch的分析，IMF前五大股東間的政治的確影響了IMF的借貸政策，他的證據顯示當國際上的金融危機將嚴重影響五大股東的集體利益時，貸款相對容易；然而，當對五大股東的集體利益影響不大或五大股東間的利益觀點差異大時，則IMF的經濟學家依據各國狀況所開出的藥方，則能夠脫穎而出，這種貸款常有嚴格的附帶條件，批評IMF的聲音認為IMF需要的正是這種獨立與客觀分析下的藥方，而非國際政治權力運作下的假藥。
也因此，當國際社會呼籲改革IMF的決策體制，期望增加大型發展中國家在IMF的決策力量時，Copelovitch認為這並非良方，原因在於歷史上IMF的決策模式是根據前五大資金投入國的利益在運作，即便因中國成為IMF的第三大股東，而提升北京的決策影響力，IMF依舊是前五大股東的政治舞台，「政治性」考量依舊難以被「專業性」或「獨立性」所取代。
在史特勞斯卡恩醜聞爆發後，許多歐洲國家不願對此事表態，因為史特勞斯卡恩是IMF持續拯救歐元區國家的重要推手，若IMF被非西方國家力量所取代，則歐元區陷入金融危機的國家恐將面對一個不友善的IMF。如同歐美國家對金援中美洲小國興趣缺缺一般，發展中國家對於金援愛爾蘭、希臘、葡萄牙等國可能有相同態度。若IMF由開發中國家主導，或加強開發中國家的決策力道，或許難以呈現出支持改革人士期待的IMF獨立性，而將帶來新的開發中國家間、或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的股東政治。
